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内频发的实验室安全事故看似不同，却均将矛头指向了同样的问题——实验室管理不善。或许放眼其他国家的实验室管理，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国内实验室安全事故不断。
200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所实验室两名工作人员感染SARS，以致安徽、北京先后发现新的SARS病例；2010年，东北农业大学师生使用未检疫羊做活体动物实验，结果感染布鲁氏杆菌传染病；今年4月份，复旦大学一名研究生，将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宿舍，投入饮水机中毒害了室友。
诸次事故看似不同，却均将矛头指向了同样的问题——实验室管理不善，规章执行不严。
美国实验室人性化的培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10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访问学者项目的支持下，石云得到了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习的机会。
这是石云的第一次出国访问，一切都那么新奇。这里有各种繁盛到令人惊艳的花木，有胆大又喜爱与人共处的松鼠。
而最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实验室的大门并没有立刻向他敞开。根据实验室的要求，只有经过了安全培训和考试流程，才有资格进入。
这次安全培训尽管来得意外，却并没有令石云失望。
按照要求，石云向专职人员申请了安全培训和考试。很快，他拿到了一个电子版的安全教育手册和一个网上考试链接。
安全教育手册很厚，在这本手册中，石云不只一次看到这样的句子——“如果你感觉事故局势超出你的控制能力，应迅速关好门离开，并去最近的电话地点求助，同时要及时通知附近的同事撤离。”
石云发现，这里与国内的一些实验室安全教育很不同。“安全教育手册里没有强调安全事故处罚措施，如做错了什么样的事会罚多少钱，做错了什么样的事会记过，做错了什么样的事会被开除，做错了什么样的事会造成多少钱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而是写满了紧急情况下如何求助，受伤时如何紧急处理，如何正确放置、运输、转移化学药品、气瓶等，以及有毒化学药品的具体伤害及中毒表现等信息。”
持续一周时间的安全教育，不仅没有给石云“走过场”的感觉，反而让他倍感温暖。
3月13日，石云通过了安全教育考试。在专职人员的指导下，他还认真地填写了一张登记表。这一天，他拿到了材料系课题组Gary Messing实验室的钥匙和门卡，三个月的访问学习正式开始。
英国实验室严格的管理规范
和石云一样，高海也经历了一场安全培训。
2007年11月，高海远赴英国杜伦大学生物学学院，他所在的MarkKnight实验室里有大约10位研究人员。
这场安全培训同样持续了一周，但与石云的经历不同，高海所经历的安全培训内容，除了以讲课的形式介绍实验室部门构架、安全注意事项之外，还有讨论和参观活动，讨论具体危险情境下如何处理等问题。
一周后，高海签了一份确认培训完成的协议，并承诺会维护实验室安全。
高海所在的实验室，很少出现剧毒药品。
尽管如此，他在配置挥发性药剂的时候，还是会被要求进入通风橱。“在国内，乙醇这种挥发性试剂是可以在普通操作台上使用的，但是在这个实验室，只要是使用带有挥发性的试剂，就必须进入通风橱。而且每个月，都会有专人检查通风橱的安全状况。”
如今，高海是国内某国立研究所重点实验室的一名研究人员，但这个重点实验室并没有开展过他在国外经历那种安全培训。
“国内实验室的培训形式与国外不太一样。”高海说，国内的实验室往往会把培训的相关工作下放到各个课题组，由具体实验室相关的人“带”，“带”的人就会给新人讲解相关的注意事项。
德国实验室手把手的传承
并非所有的国外实验室，都会要求实验人员事先通过安全教育考核。廖婉琴所在的德国实验室，反而与国内实验室的安全教育方式有着相似之处。
廖婉琴，温州医学院基因组医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博士毕业于德国最大规模的著名公立大学——明斯特大学，读的是细胞生物学。
2007年1月，硕士毕业的廖婉琴走进了明斯特大学。尽管德国拥有十分严格的实验室安全条例，但实验室安全培训并没有成为她进入实验室前必须跨过的门槛。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她的导师将实验室里所有的研究人员召集到一个会议间，等大家坐定后，导师摊开一本厚厚的册子，逐句将册子里的德语翻译成英语朗读出来。这一天，廖婉琴接受了第一次安全培训。此后，这样的安全培训每年一次。
“我一共参加了四次，每次都有点‘走过场’的感觉。”廖婉琴笑道。
由于实验室里没有剧毒的药物或试剂，也没有感染性和危害性极强的病毒或细菌，“走过场”式的安全教育，并没有给廖婉琴带来实验室安全方面的担忧。在这里，她能想到的最危险的地方，是一间用来做放射性同位素实验的小房间。
刚到实验室不久，廖婉琴就被带进了这个小房间。
房间有两道门，在前辈的指导下，她打开了第一道门和一台机器，测试房间内放射性的强度。在确认房间内安全后，她才被允许进入第二道门，在一块隔板后开展实验，这块隔板用以避免身体与放射性物质的直接接触。
实验完成后，廖婉琴按照前辈的指导，把废弃物扔进一个专门用来装危险废弃物的垃圾桶里。这些带有放射性的废弃物，最终会被管理人员收集到一个上了锁的房间，搁置半年至一年的时间，直至放射性元素衰变完成。
“‘走过场’的安全培训并不表明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不完善，实验室的前辈会很详细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以往的管理经验和运行方式足以保证实验室的安全。”廖婉琴说。
“实验室还时常开展防火演习，不管实验人员手头在做什么工作，一旦防火演习开始，都必须按照要求立刻行动。”
国内实验室安全事故不断。
200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所实验室两名工作人员感染SARS，以致安徽、北京先后发现新的SARS病例；2010年，东北农业大学师生使用未检疫羊做活体动物实验，结果感染布鲁氏杆菌传染病；今年4月份，复旦大学一名研究生，将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宿舍，投入饮水机中毒害了室友。
诸次事故看似不同，却均将矛头指向了同样的问题——实验室管理不善，规章执行不严。
美国实验室人性化的培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10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访问学者项目的支持下，石云得到了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习的机会。
这是石云的第一次出国访问，一切都那么新奇。这里有各种繁盛到令人惊艳的花木，有胆大又喜爱与人共处的松鼠。
而最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实验室的大门并没有立刻向他敞开。根据实验室的要求，只有经过了安全培训和考试流程，才有资格进入。
这次安全培训尽管来得意外，却并没有令石云失望。
按照要求，石云向专职人员申请了安全培训和考试。很快，他拿到了一个电子版的安全教育手册和一个网上考试链接。
安全教育手册很厚，在这本手册中，石云不只一次看到这样的句子——“如果你感觉事故局势超出你的控制能力，应迅速关好门离开，并去最近的电话地点求助，同时要及时通知附近的同事撤离。”
石云发现，这里与国内的一些实验室安全教育很不同。“安全教育手册里没有强调安全事故处罚措施，如做错了什么样的事会罚多少钱，做错了什么样的事会记过，做错了什么样的事会被开除，做错了什么样的事会造成多少钱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而是写满了紧急情况下如何求助，受伤时如何紧急处理，如何正确放置、运输、转移化学药品、气瓶等，以及有毒化学药品的具体伤害及中毒表现等信息。”
持续一周时间的安全教育，不仅没有给石云“走过场”的感觉，反而让他倍感温暖。
3月13日，石云通过了安全教育考试。在专职人员的指导下，他还认真地填写了一张登记表。这一天，他拿到了材料系课题组Gary Messing实验室的钥匙和门卡，三个月的访问学习正式开始。
英国实验室严格的管理规范
和石云一样，高海也经历了一场安全培训。
2007年11月，高海远赴英国杜伦大学生物学学院，他所在的MarkKnight实验室里有大约10位研究人员。
这场安全培训同样持续了一周，但与石云的经历不同，高海所经历的安全培训内容，除了以讲课的形式介绍实验室部门构架、安全注意事项之外，还有讨论和参观活动，讨论具体危险情境下如何处理等问题。
一周后，高海签了一份确认培训完成的协议，并承诺会维护实验室安全。
高海所在的实验室，很少出现剧毒药品。
尽管如此，他在配置挥发性药剂的时候，还是会被要求进入通风橱。“在国内，乙醇这种挥发性试剂是可以在普通操作台上使用的，但是在这个实验室，只要是使用带有挥发性的试剂，就必须进入通风橱。而且每个月，都会有专人检查通风橱的安全状况。”
如今，高海是国内某国立研究所重点实验室的一名研究人员，但这个重点实验室并没有开展过他在国外经历那种安全培训。
“国内实验室的培训形式与国外不太一样。”高海说，国内的实验室往往会把培训的相关工作下放到各个课题组，由具体实验室相关的人“带”，“带”的人就会给新人讲解相关的注意事项。
德国实验室手把手的传承
并非所有的国外实验室，都会要求实验人员事先通过安全教育考核。廖婉琴所在的德国实验室，反而与国内实验室的安全教育方式有着相似之处。
廖婉琴，温州医学院基因组医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博士毕业于德国最大规模的著名公立大学——明斯特大学，读的是细胞生物学。
2007年1月，硕士毕业的廖婉琴走进了明斯特大学。尽管德国拥有十分严格的实验室安全条例，但实验室安全培训并没有成为她进入实验室前必须跨过的门槛。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她的导师将实验室里所有的研究人员召集到一个会议间，等大家坐定后，导师摊开一本厚厚的册子，逐句将册子里的德语翻译成英语朗读出来。这一天，廖婉琴接受了第一次安全培训。此后，这样的安全培训每年一次。
“我一共参加了四次，每次都有点‘走过场’的感觉。”廖婉琴笑道。
由于实验室里没有剧毒的药物或试剂，也没有感染性和危害性极强的病毒或细菌，“走过场”式的安全教育，并没有给廖婉琴带来实验室安全方面的担忧。在这里，她能想到的最危险的地方，是一间用来做放射性同位素实验的小房间。
刚到实验室不久，廖婉琴就被带进了这个小房间。
房间有两道门，在前辈的指导下，她打开了第一道门和一台机器，测试房间内放射性的强度。在确认房间内安全后，她才被允许进入第二道门，在一块隔板后开展实验，这块隔板用以避免身体与放射性物质的直接接触。
实验完成后，廖婉琴按照前辈的指导，把废弃物扔进一个专门用来装危险废弃物的垃圾桶里。这些带有放射性的废弃物，最终会被管理人员收集到一个上了锁的房间，搁置半年至一年的时间，直至放射性元素衰变完成。
“‘走过场’的安全培训并不表明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不完善，实验室的前辈会很详细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以往的管理经验和运行方式足以保证实验室的安全。”廖婉琴说。
“实验室还时常开展防火演习，不管实验人员手头在做什么工作，一旦防火演习开始，都必须按照要求立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