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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正式作为汉语书面语言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随着清末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汉语中使用统一的标点符号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没有标点，汉代以来用“、”和“↓”符号表示句子的停顿，到元代把“↓”改为“。”，但这种符号不能表示语气、词的性质与作用，经常产生理解上的困难，甚至误解。例如，从前有个财主生性吝啬，在聘请教书先生时讲明膳食微薄，并与教书先生写下一张没有加标点的合约为据。合约写道：“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财主理解为“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欣然签了字。哪知吃第一顿饭，教书先生就大喊大叫起来：“怎么全是素菜，没有荤菜？我们不是约定了‘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吗？”弄得财主哭笑不得。
中国开放的大门被打开以后，派驻国外的留学生渐多，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标点符号亦被介绍到中国。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位列其中。他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他在《再述奇》（现名为《欧美环游记》）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符号的文字：“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虽然张德彝并非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1897年，广东东莞人王炳耀最先根据我国原有断句方法，吸收国外新式标点，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即“，”读之号，“。”句之号，“O”节之号，“V”段之号，“：”句断意连之号，“—”接上续下之号，“？”诘问之号，“！”慨叹惊异之号，“<>”释明之号，并倡议采用。
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最早使用外国标点符号的书籍《英文汉诂》。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引进使用好几种标点符号，并新创两种符号，还在“略例”中专门介绍书中使用的标点符号。1918年5月，语言学家陈望道在《学艺》杂志上发表《标点与革新》一文，全面系统地引进并介绍了西洋10种标点符号。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5月起全部以白话文编排，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一时间，标点符号风靡全国。
1920年，北洋政府根据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6位北大教授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发布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由此诞生。
但新式标点符号的地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巩固，例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家书局发稿子按字数算稿费，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于是，鲁迅先生有一次给这个书局寄去的稿子，既没划分段落，更无一个标点，书局无可奈何，只得写信给鲁迅：“请先生分一分章节和段落，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鲁迅回信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标点，可见标点和空格还是必要的，那就得把标点和空格也算字数。”书局只得认输。
新中国成立后，标点符号的引进和使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标点符号在全国的统一用法，共14种。1990年4月17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了修订的《标点符号用法》，由14种符号增至16种。至此，我国的标点符号统一和完善起来。
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没有标点，汉代以来用“、”和“↓”符号表示句子的停顿，到元代把“↓”改为“。”，但这种符号不能表示语气、词的性质与作用，经常产生理解上的困难，甚至误解。例如，从前有个财主生性吝啬，在聘请教书先生时讲明膳食微薄，并与教书先生写下一张没有加标点的合约为据。合约写道：“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财主理解为“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欣然签了字。哪知吃第一顿饭，教书先生就大喊大叫起来：“怎么全是素菜，没有荤菜？我们不是约定了‘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吗？”弄得财主哭笑不得。
中国开放的大门被打开以后，派驻国外的留学生渐多，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标点符号亦被介绍到中国。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位列其中。他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他在《再述奇》（现名为《欧美环游记》）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符号的文字：“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虽然张德彝并非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1897年，广东东莞人王炳耀最先根据我国原有断句方法，吸收国外新式标点，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即“，”读之号，“。”句之号，“O”节之号，“V”段之号，“：”句断意连之号，“—”接上续下之号，“？”诘问之号，“！”慨叹惊异之号，“<>”释明之号，并倡议采用。
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最早使用外国标点符号的书籍《英文汉诂》。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引进使用好几种标点符号，并新创两种符号，还在“略例”中专门介绍书中使用的标点符号。1918年5月，语言学家陈望道在《学艺》杂志上发表《标点与革新》一文，全面系统地引进并介绍了西洋10种标点符号。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5月起全部以白话文编排，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一时间，标点符号风靡全国。
1920年，北洋政府根据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6位北大教授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发布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由此诞生。
但新式标点符号的地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巩固，例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家书局发稿子按字数算稿费，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于是，鲁迅先生有一次给这个书局寄去的稿子，既没划分段落，更无一个标点，书局无可奈何，只得写信给鲁迅：“请先生分一分章节和段落，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鲁迅回信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标点，可见标点和空格还是必要的，那就得把标点和空格也算字数。”书局只得认输。
新中国成立后，标点符号的引进和使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标点符号在全国的统一用法，共14种。1990年4月17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了修订的《标点符号用法》，由14种符号增至16种。至此，我国的标点符号统一和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