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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注唐修《晋书》文本背後反映的不同种类文献间的交流，希望跳出四部分类法设定的框架，思考中古时期历史编纂与史部文献的发展脉络。考察唐修《晋书》以前的旧晋史的情况，《晋中兴书》的家族传编排受到郡书家传的影响，而束晋的国史列传则应有编年记事的史源。这意味着从《晋中兴书》到臧荣绪《晋书》的晋史文本系统本来与束晋官修史关系疏离，处於边缘，但後来却由唐修《晋书》发扬光大，汇为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