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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叶企孙，名字后面总是跟着一连串这样的字眼：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开拓者，中国物理学会创建人，清华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教育方面的成就更是引人瞩目：出入叶企孙门下有50多位院士；10余位“两弹一星”元勋。
他的学生、中国物理学史家戴念祖与叶老的师生缘分，随着各自命运的起起落落，虽然短暂，却难以磨灭。叶企孙口吃，一着急就说不清楚话，说起英文来却行云流水；他终生未婚，可他的学生都将之视为亲人；他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事后却绝口不提……在叶企孙诞辰11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戴念祖回忆起恩师昔年往事，一再对记者说：“叶先生的故事，真的要好好地写一写。”
难忘1964年初见恩师
戴念祖与叶企孙的师生缘分，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1964年，刚刚从厦门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戴念祖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到所约两周后的某天，忽然接到通知：叶企孙先生要来。叶企孙时任北大物理系的教授，兼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叶企孙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就发生在这一年。
戴念祖说：“我们都知道他是大家。所以午睡起来就赶紧准备桌椅茶杯，打来热水。我除了准备这些东西，还把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戴震译的《考工记》放在桌子上。这两本书我已经读了一些时候，准备叶老询问我读什么书时好做回答。”
戴念祖记得很清楚，当年的叶老师甫一下车，先到了图书馆，询问最近新进了什么书，某本书有没有买；随后去数学组跟同事寒暄几句，又去天文史组辅导他唯一的研究生陈美东。在这之后，才走进戴所在的物理化学史组。叶企孙果然问及戴念祖读书情况，听说在看《考工记》，他马上略带口吃地说：“《考工记》要好好看，里面关于弓箭制造的部分，可能涉及弹隍定律的记载。”
“中等身材，弓着腰，手里抱着几本书，很缓慢地走进来。口吃很严重，讲到激动的时候马上就大舌头，说不清楚——‘考、考、考工记里，有弹、弹、弹性定律……’虽然说话结巴，但你要是慢慢听完，他的每句话肯定都有用。”这就是戴念祖对叶老师的最初印象。他说，很奇怪，叶企孙“说中文结巴，说外文时就非常流畅。他每说一句，还要用英语解释一遍，说得很快。我那时刚大学毕业，一旦跟不上就听不懂了”。
戴念祖说，刚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时，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要研究的“科学史”究竟是做什么的。叶企孙先生从零教起，告诉学生科学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他说：“我没有做好叶老师的吩咐。叶老让我找出《考工记》里的弹性定律，我最终没能完成。因为我一直在看戴震的《考工记图》，却没认真读读《十三经注疏》。”说到这里，戴念祖起身，从书橱里找出《十三经注疏》，翻到《冬官考工记》，一字一字地指着原文给记者看。又找出《考工记图》，对比着说：“那时候年轻，《考工记图》注释简单、易读，不像《十三经注疏》注释繁琐。可只有《十三经注疏》里，才有详细的解释说明、具体的数字这些内容，所以我一直没能找到。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南长沙国防科大力学系的老亮教授发表论文，说《考工记》里有英国人胡克的弹性定律。我看到很后悔自己没读这本书，也很高兴有人完成了我没能做到的事。”
他看人非常准且有魄力
“叶先生自然科学造诣精深，而且对教书育人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教学生查对文献，往往在学生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教会你了。比如说起某一本杂志，讲了什么事，他会把这本杂志找出来，翻到要讲的那一页，指着某一段给学生讲解文中含义，一边计算。他不仅自己做到‘言必有出处’，也这样要求学生。他会告诉学生做研究怎么找书，如何查资料，翻书先翻看哪一部分。如今带研究生的老师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就像是木匠师傅教徒弟一样手把手地教你刨花，只要一次，学生就学会了。所以很多人都对他很难忘。”
提到叶企孙的教育方式，戴念祖讲了—个耐人寻味的故事。1958年，国内“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第二年（1959年）开始，所里的不少人就不怎么做研究了，转而写一些科普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赚取稿费。甚至有一个研究员几乎不做研究，也不写论文，专门写科普文章。颇高的稿费标准使他每个月能增加不少收入。天文史组另一个研究员恰好相反，坚持读书研究，叶老说什么地方很重要，他就找来相关的著作研读。叶老深为欣赏——如果大家都去写科普不做研究，还要研究所干吗？所以叶老在1960年的时候把这位研究员提升了两级，1961年又提升了一级。这才让其他人‘收了心’，意识到必须端正做研究的态度。”戴念祖说，叶企孙就是这样教学生的：你做得好，他都看在眼里；做得不好，他也不会直言批评，但总有办法让你自己意识到。
天文史组的研究生叫陈美东，1964年叶企孙招收他的时候，很费了一番周折。戴念祖说：“当时前来报考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学青年教师，第二个在本所工作过、曾经是叶老的同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大学毕业生。三个人的考分在伯仲之间，相差不足十分。第一个青年教师考得最好，按理说应该录取。第二个自1958年就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是国家分配来的研究人员。1961年，党号召下放，当时我们所只有十几个人，也得下放一个。经过动员，这位年轻人同意了。他被下放到广西，由广西再次分配。对他来说，听从党的指挥愿意下放是很了不起的。所领导认为如果通过招生把他再调回所里，对日后展开工作很有帮助：再有类似需要下放的情况，动员工作会简单很多。对被下放的他来说，也是成人之美。如此，所里的党政人员都希望叶企孙录取第二个。”
“第三个是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叶企孙拿着三个人的试卷，沉思有日。最后他说，我就要这个大学毕业生。理由是，试卷上有一个题目，这个大学毕业生用一种新的解题方法回答无误，这种方祛连叶老自己也没有想到。叶老说，只有他可以造就，将来会有所建树。这个学生就是陈美东。”
不出叶企孙所料，二十多年以后陈美东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每一个朝代都会颁布天文历法，计算一年有多长，区分出大月小月，计算日食的时间等。古代的算法跟现代不同，不会把公式算法写出来，也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搞明白很困难。日本天文学领域的专家曾认为自己在解读天文历祛上无人能出其右，他们也确实有做得好的，如薮内清和他的学生。陈美东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后，接二连三发表论文，日本人很惊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研究更为出色。”后来陈美东历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发表中国天文学史和科技通史方面的论文200多篇，对中国科学史尤其是天文学史研究做了很大贡献。
戴念祖感慨道：“叶先生门下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五十多个院士，十几个‘两弹一星’元勋？就是因为他看人非常准，也有魄力。在一个‘一切跟党走’的年代，录取大家都不看好的陈美东是很难的。”
另外两个考生，叶企孙鼓励他们说，明后年再来考取也是一样的。谁知世事难料，第二年的考试再也没能举行。次年，“四清”运动开始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
戴念祖说：“有件小事，我总是忘不掉。‘四清’运动刚开始时，叶老像往常一样从北大来研究所，听完我们汇报后，沉默良久，心事重重。他没有做任何评论，甚至没有讨论科学史的问题。临走前，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下、下乡，四……四清，你们听、听领导的。业务暂、暂时搁、搁下，以后，回、回来，我……我给你们补、补上。但是，你、你们不、不妨带上一……本小、小词典，外……外语，不、不要丢、丢了，有空、空时，拣、拣几……几个单词。啊！’
“如今回想老师这番临行嘱咐，真是体会到这个老人为年轻人成才、为学术的忧虑。我当时确实按叶老的吩咐，在自己衣箱里塞了一本小词典：无奈从下乡到返京两年间，时势逼人，竟至从来不敢拿出来看一眼。”
邢大军据《中华读书报》郭倩/文整理
他的学生、中国物理学史家戴念祖与叶老的师生缘分，随着各自命运的起起落落，虽然短暂，却难以磨灭。叶企孙口吃，一着急就说不清楚话，说起英文来却行云流水；他终生未婚，可他的学生都将之视为亲人；他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事后却绝口不提……在叶企孙诞辰11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戴念祖回忆起恩师昔年往事，一再对记者说：“叶先生的故事，真的要好好地写一写。”
难忘1964年初见恩师
戴念祖与叶企孙的师生缘分，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1964年，刚刚从厦门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戴念祖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到所约两周后的某天，忽然接到通知：叶企孙先生要来。叶企孙时任北大物理系的教授，兼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叶企孙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就发生在这一年。
戴念祖说：“我们都知道他是大家。所以午睡起来就赶紧准备桌椅茶杯，打来热水。我除了准备这些东西，还把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戴震译的《考工记》放在桌子上。这两本书我已经读了一些时候，准备叶老询问我读什么书时好做回答。”
戴念祖记得很清楚，当年的叶老师甫一下车，先到了图书馆，询问最近新进了什么书，某本书有没有买；随后去数学组跟同事寒暄几句，又去天文史组辅导他唯一的研究生陈美东。在这之后，才走进戴所在的物理化学史组。叶企孙果然问及戴念祖读书情况，听说在看《考工记》，他马上略带口吃地说：“《考工记》要好好看，里面关于弓箭制造的部分，可能涉及弹隍定律的记载。”
“中等身材，弓着腰，手里抱着几本书，很缓慢地走进来。口吃很严重，讲到激动的时候马上就大舌头，说不清楚——‘考、考、考工记里，有弹、弹、弹性定律……’虽然说话结巴，但你要是慢慢听完，他的每句话肯定都有用。”这就是戴念祖对叶老师的最初印象。他说，很奇怪，叶企孙“说中文结巴，说外文时就非常流畅。他每说一句，还要用英语解释一遍，说得很快。我那时刚大学毕业，一旦跟不上就听不懂了”。
戴念祖说，刚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时，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要研究的“科学史”究竟是做什么的。叶企孙先生从零教起，告诉学生科学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他说：“我没有做好叶老师的吩咐。叶老让我找出《考工记》里的弹性定律，我最终没能完成。因为我一直在看戴震的《考工记图》，却没认真读读《十三经注疏》。”说到这里，戴念祖起身，从书橱里找出《十三经注疏》，翻到《冬官考工记》，一字一字地指着原文给记者看。又找出《考工记图》，对比着说：“那时候年轻，《考工记图》注释简单、易读，不像《十三经注疏》注释繁琐。可只有《十三经注疏》里，才有详细的解释说明、具体的数字这些内容，所以我一直没能找到。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南长沙国防科大力学系的老亮教授发表论文，说《考工记》里有英国人胡克的弹性定律。我看到很后悔自己没读这本书，也很高兴有人完成了我没能做到的事。”
他看人非常准且有魄力
“叶先生自然科学造诣精深，而且对教书育人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教学生查对文献，往往在学生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教会你了。比如说起某一本杂志，讲了什么事，他会把这本杂志找出来，翻到要讲的那一页，指着某一段给学生讲解文中含义，一边计算。他不仅自己做到‘言必有出处’，也这样要求学生。他会告诉学生做研究怎么找书，如何查资料，翻书先翻看哪一部分。如今带研究生的老师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就像是木匠师傅教徒弟一样手把手地教你刨花，只要一次，学生就学会了。所以很多人都对他很难忘。”
提到叶企孙的教育方式，戴念祖讲了—个耐人寻味的故事。1958年，国内“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第二年（1959年）开始，所里的不少人就不怎么做研究了，转而写一些科普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赚取稿费。甚至有一个研究员几乎不做研究，也不写论文，专门写科普文章。颇高的稿费标准使他每个月能增加不少收入。天文史组另一个研究员恰好相反，坚持读书研究，叶老说什么地方很重要，他就找来相关的著作研读。叶老深为欣赏——如果大家都去写科普不做研究，还要研究所干吗？所以叶老在1960年的时候把这位研究员提升了两级，1961年又提升了一级。这才让其他人‘收了心’，意识到必须端正做研究的态度。”戴念祖说，叶企孙就是这样教学生的：你做得好，他都看在眼里；做得不好，他也不会直言批评，但总有办法让你自己意识到。
天文史组的研究生叫陈美东，1964年叶企孙招收他的时候，很费了一番周折。戴念祖说：“当时前来报考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学青年教师，第二个在本所工作过、曾经是叶老的同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大学毕业生。三个人的考分在伯仲之间，相差不足十分。第一个青年教师考得最好，按理说应该录取。第二个自1958年就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是国家分配来的研究人员。1961年，党号召下放，当时我们所只有十几个人，也得下放一个。经过动员，这位年轻人同意了。他被下放到广西，由广西再次分配。对他来说，听从党的指挥愿意下放是很了不起的。所领导认为如果通过招生把他再调回所里，对日后展开工作很有帮助：再有类似需要下放的情况，动员工作会简单很多。对被下放的他来说，也是成人之美。如此，所里的党政人员都希望叶企孙录取第二个。”
“第三个是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叶企孙拿着三个人的试卷，沉思有日。最后他说，我就要这个大学毕业生。理由是，试卷上有一个题目，这个大学毕业生用一种新的解题方法回答无误，这种方祛连叶老自己也没有想到。叶老说，只有他可以造就，将来会有所建树。这个学生就是陈美东。”
不出叶企孙所料，二十多年以后陈美东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每一个朝代都会颁布天文历法，计算一年有多长，区分出大月小月，计算日食的时间等。古代的算法跟现代不同，不会把公式算法写出来，也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搞明白很困难。日本天文学领域的专家曾认为自己在解读天文历祛上无人能出其右，他们也确实有做得好的，如薮内清和他的学生。陈美东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后，接二连三发表论文，日本人很惊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研究更为出色。”后来陈美东历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发表中国天文学史和科技通史方面的论文200多篇，对中国科学史尤其是天文学史研究做了很大贡献。
戴念祖感慨道：“叶先生门下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五十多个院士，十几个‘两弹一星’元勋？就是因为他看人非常准，也有魄力。在一个‘一切跟党走’的年代，录取大家都不看好的陈美东是很难的。”
另外两个考生，叶企孙鼓励他们说，明后年再来考取也是一样的。谁知世事难料，第二年的考试再也没能举行。次年，“四清”运动开始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
戴念祖说：“有件小事，我总是忘不掉。‘四清’运动刚开始时，叶老像往常一样从北大来研究所，听完我们汇报后，沉默良久，心事重重。他没有做任何评论，甚至没有讨论科学史的问题。临走前，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下、下乡，四……四清，你们听、听领导的。业务暂、暂时搁、搁下，以后，回、回来，我……我给你们补、补上。但是，你、你们不、不妨带上一……本小、小词典，外……外语，不、不要丢、丢了，有空、空时，拣、拣几……几个单词。啊！’
“如今回想老师这番临行嘱咐，真是体会到这个老人为年轻人成才、为学术的忧虑。我当时确实按叶老的吩咐，在自己衣箱里塞了一本小词典：无奈从下乡到返京两年间，时势逼人，竟至从来不敢拿出来看一眼。”
邢大军据《中华读书报》郭倩/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