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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探秘逍遥游”领队郭永发，在武吉知马山脚意外发现疑似野生甘蜜的踪影，另外队友黄耀天也在汤申自然公园看到疑似野生甘蜜。新加坡的甘蜜故事终于从想象变成活体。
19世纪的新加坡曾经是个世界较强的甘蜜出口国。
叫人纳闷的是，20世纪初改种橡胶树和黄梨后，遍布全岛的甘蜜树竟然似乎销声匿迹。去年上旬，国家公园局和新山的甘蜜达人萧开富合作，在福康宁山麓新设的法夸尔花园栽下甘蜜树苗。该树苗源自吉里汶岛的昆杜尔岛（Kundur），相信跟昔日本地的甘蜜树同种。此外，植物园也有一棵2012年做档案记录的甘蜜树，算是保留曾经叱咤一时，可供人寻根的时代脉络。
武吉知马山下丛林中冒出的甘蜜树
民间组织“寻根探秘逍遥游”领队郭永发兴致勃勃地说道，他在武吉知马七英里武吉知马山脚意外发现，疑似野生甘蜜的踪影，相约一同观赏。野生甘蜜重见天日，跟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阻断措施不无关联，由于人烟少了，我们可以从容地寻找甘蜜的芳踪。无独有偶，我们的队友黄耀天也在汤申自然公园看到疑似野生甘蜜长到羊肠小径来。皇天不负有心人，新加坡的甘蜜故事从想象变成活体。
甘蜜树的特征
甘蜜是一种野生灌木，叶子呈椭圆形，有明显的叶尖，有一根主脉与五六对侧脉，枝茎的刺弯曲如钩。
甘蜜从发芽、开花到结果共110天，跟榴裢的生长期相似。甘蜜叶和枝茎熬煮数小时后，除了可当“保济丸”外，也用来医治牙痛和蚊虫蛇咬。从前马来人配合槟榔一起咀嚼，因此也称槟榔膏。甘蜜果没有特别的工业或医疗价值，不过传宗接代就全靠它。
我们将疑似野生甘蜜跟法夸尔花园和植物园的甘蜜做比较，外形与生长方式都十分相似。此外，甘蜜树开花的生长点会变异成钩，野生甘蜜亦有此明显的特征。
甘蜜和钩藤出自一家，同属茜草科植物。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钩藤气味甘、微寒、无毒，主治小儿惊热和班疹。对比之下，从前本地将甘蜜叶和茎枝一起熬制，传统中医则只以带钩的茎枝部分入药，天麻、钩藤煲黑鸡汤，可以平肝祛风。
19世纪中叶种植概况
关于19世纪的本地甘蜜业盛况，英国航海家乔治温莎伯爵的“The Eastern Seas”，记述于1832年～1834年间在东印度的游历，可能是最早提到甘蜜的工业价值的民间记载。
他笔下的新加坡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廉价劳工，比美洲的奴隶劳工还便宜至少三分一，主要农作物为甘蜜、胡椒和甘蔗，甘蜜叶和润芽放在铁锅里煮糊后倒入容器晒干。马来人将这些黄褐色像乳酪的“蛋糕”跟槟榔一起嚼食，不过多数输往英国，作为纺织染料和皮革鞣化的用途。熬过甘蜜的渣滓用作胡椒树的肥料。
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19世纪30年代意外发现甘蜜的工业用途后全力發展。1840年左右，甘蜜园已经从市区缘扩展至远郊，占地两万多英亩（约1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本岛面积的两成。扣除约占2/3未开发森林面积，剩下的少许土地用作商贸、民居与其他农耕用途。
1855年5月17日的《新加坡自由报》报道，新加坡的75个甘蜜园区共种植1200多万棵甘蜜树与160万棵胡椒树，比例约8：1，其中七成甘蜜树因长年砍伐变为“老弱残兵”。当时种植园聘请约5000名员工，同时兼顾3万多棵豆蔻树。
栽种30万棵甘蜜树以上的种植区包括中部的大巴窑、宏茂桥、竹竿山、Tay BuSu;北部的新邦港、讲水港、巫许港、烂土港、陈厝港、刘厝港、朱厝港、林厝港;西部的蔡厝港、秉江、登格港;东北部的后港、杨厝港。其中规模最庞大的是宏茂桥、克兰芝河畔的巫许港，以及实里达河流域的汫水港，各种植超过100万棵甘蜜与胡椒树。
竹竿山应该是武吉知马圣若瑟天主教堂一带，这座1846年由法国传教士创建的教堂，俗称竹竿山天主堂，对象为甘蜜园的员工，因此武吉知马山下的疑似甘蜜或许跟竹竿山甘蜜园有关。至于汤申自然公园的疑似甘蜜树，可能就是宏茂桥甘蜜园的遗物。
《新加坡自由报》报道中，殖民地官员引述1850年的数据，甘蜜的年产量3.9650万担（约2400吨），总值13.4050万元（西班牙元）;胡椒2.3374万担（约1400吨），总值15.7775万元。胡椒产量虽少，市值却比甘蜜高。
虽然甘蜜园占据新加坡半壁江山，但含金量比例不高。当时新加坡的总出口额为1600万元，甘蜜胡椒不及2%，但已足以使一些商人如甘蜜大王佘有进家族富甲一方。
登嘉楼首是甘蜜的生产地
新加坡耕地有限，加上柔佛苏丹向华人发出港契，一个甲子间开发出130多条港，成为世界最大的甘蜜生产地，跟新加坡与廖内三足鼎立。新加坡作为区域商贸的集散中心，柔佛的土产必须海运到新加坡出口，两地一衣带水，关系格外密切。
登嘉楼曾经是马来半岛的主要海港，小型甘蜜活动跟新加坡同期发展，至少比柔佛早了20多年。文西·阿都拉的《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1838年）记述，他在新加坡受邀到吉兰丹时途经登嘉楼，发现当地甘蜜的年产量两三千担，折算起来约180吨。根据高斯林（L.A.P.Gosling，1964）的“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Rural Chinese in Terengganu”，1820年已有一批于马浪河畔定居的华人（福建人居多）种植甘蜜和胡椒，用大象运载产品到登嘉楼河上游销售或运到外地，进入20世纪后才由其他行业取代。当地甘蜜业的命运受到西方工业所主宰，跟新柔何其相似。（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编辑/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