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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本刊编辑部
□ 执行/本刊记者倚天 陈姗
我们谨以此专题策划献给每一位梦想创业、正在创业和渴求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人。
温州和温州人
温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隶属浙江省管辖。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在改革开放前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
温州人，在改革开放前，不是务农就是打渔，是典型的贫下中农。因此，在历史上，相当一批海盗，来自中国温州。80年代以前，温州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人均耕地仅0.41亩。
“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当年，此类层出不穷的民间歌谣，传递出的都是温州人一穷二白的无奈。在人多力量大的文革时代，温州因人口猛增贫穷到没有饭吃，为了生存，温州人开始流亡全国各地。
当时的中国，随便走过某个城市的一条小巷，总能听到“铮——铮——铮”的弹棉花的声音，也常能看见温州鞋匠们正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手中的鞋，各式发廊里，传出的是略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声音……
甚至在偏远的新疆阿尔泰山地区，温州人跟在四处放牧的牧民后面，就是为了给牧民们修鞋、擦鞋。当时，就有有识之士惊叹：温州人真行！
果然，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温州已骄傲地成为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温州为什么能从一个资源稀缺、交通闭塞的弹丸之地而成为了民营经济的排头兵呢？关键在于人，是温州人创造了这个奇迹。
温州商人性格特征：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温州商人也因此成为了当代中国商人中最能赚钱、最会赚钱的优秀群体，并获得了“东方犹太人”的美誉。
从国内的“土财主”到世界的“大商人”，温州人那种吃苦、务实、团结的温州精神，也正在影响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商人们。
“温州商规”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成为中国商人的商规,值得你、我、他每一位经商的人学习、参考、借鉴。
温州人赚钱揭秘
有人说，“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创业精神是温州人先富起来的核心秘密。
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
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
穷则思变
温州地处浙闽交界，环山背海，人多地少，交通不便，改革开放前是贫困地区。
有人说贫困而相对封闭的环境，导致温州人穷则思变，纷纷走出去闯天下。这种温州模式起因的解释是滑稽的。改革开放前，和温州一样穷甚至更穷的地方有的是，穷的地方都思变。但是，思变不等于能变。温州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能变”。
温州为什么穷则能变呢？第一个功臣是“弹棉帮”。
当年，温州很多乡里人靠弹棉花，行走全国城乡。计划经济时代，日常生活用品极度短缺。“弹棉帮”将市场短缺小商品的信息反馈回家乡，家乡就搞起小作坊，生产纽扣之类小商品，借助足迹遍布全国的“弹棉帮”将小商品推销出去。温州民营经济就是靠纽扣起家的。
检验一下这个起家故事，其中关于“弹棉帮”将信息反馈回家乡的重要性显然是被夸大了。在那个时代，人人都知道日常生活用品短缺。关键在于，温州人为什么敢于搞地下生产这一违法勾当？温州起家的特殊性，还不仅仅在于它在计划经济时代敢于非法生产小商品，这样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出现过，温州的特殊性在于，其他地方的地下工厂很容易被扑灭，扑灭之后也难以再起，而温州的地下工厂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温州地下工厂的动力来自哪里？
这就是“弹棉帮”的功劳了。
遍布全国的“弹棉帮”是一张足有成效的全国分销网。“弹棉帮”的身份是穷苦农民，他们利用上门弹棉花之机，顺便推销小商品，使推销活动既有成效又隐蔽，难以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小商品顺利推销出去，利润就有了保证。利润有了保证，后方的小作坊，即使在一场运动中被政府抄家没收了，风头一过，照样又悄悄干起来。
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很容易扑灭其他地方的地下工作，却无法扑灭温州地下工厂的根本原因。
“弹棉帮”这张全国分销网，使得温州地下工厂的利润大于风险，跟着干的人越来越多，干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也越来越难以镇压。
“弹棉”是计划经济时代温州人生存下来的最佳武器。
当计划经济松动，政府默认了小商品的生产销售活动之后，“弹棉帮”就扔掉了弹棉花的那张弹弓，转变为遍布全国的专业销售人员，渐渐他们财大气粗开始进军占据城市里的商场。
“弹棉帮”消失了，温州人组成的全国分销网却更强大更有实力了。
如今这张网已经布向了世界。
基于“信”字的民间借贷
有人曾这么问，温州当年不是穷乡僻壤吗？当年穷的连肚子也吃不饱，他们办小工厂的资金哪里来的？
这秘密就在于温州一直保持的民间标会传统（即民间集资）。
民间标会，尽管非法，实际上各地一直存在，甚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底层，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民间标会。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地方的民间标会，只是邻里乡友之间，为了一时的救急互助，资金规模很小。而温州的标会却不仅仅是为了度过婚丧嫁娶之类的一时之急，更多的是为了抓住商机的股金聚集。
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作为富翁的标志，还只是绝大多数人的梦想，温州的民间标会就可以轻易集聚起几万元的资本，如今标会规模更是可以大到几千万甚至上亿。
正是标会将社会散钱集聚为资本，使温州人能迅速抓住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出现的商机。近年来媒体不时提及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股团，很多都是标会的资本。
救生活之急的标会与为了抓住商机而集资的标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标会。前者不能增加财富，况且参与者所拿出的资金，也只是余款的一小部分；而后者由于所需资金量大，参与者常常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投入进去，有的甚至是借债投进去。这种标会涉及到利益和风险复杂分配形式，其前提是对主持人的信任。虽然偶尔也会出现借助标会欺诈他人钱财的丑闻，但总的来说，温州标会的信誉是可靠的，这才使得温州的民间标会经久不衰。温州的地下钱庄也运转良好，十分兴旺。
标会和地下钱庄兴旺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牢靠。这才是温州所特有的现象。
在中国道德普遍沦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温州为什么能建立并保持社会信用？
以笔者之见，温州各地教会无意中成了凝聚社会信用的场所。温州地区有三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温州信教人数众多。温州民间标会和地下钱庄基本上在邻里乡亲和同一个教派的教友中产生和运作。世界上虔诚信徒有很多，教堂更是随处可见，绝大多数教堂里的教友，出了教堂就互不相干了，为什么温州教友之间能建立起牢靠的信用关系？
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必然对所有参与成员的忠诚有很高的要求。假如动辄出现告密者，温州地下经济就会轻易被查获破坏。考虑到地下经济通常都是在同一个教会的教友之间发生，而当时温州的宗教也是地下的。我们就可以大概明白其中的情形：信仰非法宗教，在政治上已经背叛了当时的政府，而非法信教者之间合作搞非法地下经济，又犯下了破坏计划经济罪。这双重犯罪无疑加强了教友之间的忠诚度。出卖教会、出卖教友，损人不利己，相互忠诚却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好处。经济上的好处反过来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仰，更加强了对教会和对教友的忠诚。
忠诚既是他们人身安全的保障，也是获得财富的保障。正是这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共谋，使得温州教友之间建立起牢固可靠的信任关系。这样的信任关系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就成了一笔巨大的社会信用资本。这笔社会信用资本，全中国除了温州没有第二个地方拥有。这才是温州人容易发财致富的秘籍。
通过对温州教友的经济、金融活动分析，教会在温州，不仅仅是精神信仰，它同时还具有经济组织功能。正是这经济组织功能，使得教友与教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和牢固。领袖被抓捕被流放甚至被枪毙了，教会一时被取缔了，但是教友对该组织已经高度依赖，不久他们又会重新集聚起来。教友对教会的忠贞和虔诚，反过来又鼓舞了新的宗教领袖，更坚定了他们的意志和勇气。
在上帝眼中，看到的是虔诚的温州教民，在温州教民心中，信任上帝可以得到上帝的保佑——上帝给他们带来了财富。
因此，信教对温州人来说不仅仅只是个精神信仰问题，同时还意味着加入到哪张商业人际网络的问题。有这张互相信任、互相提携、互相帮助的人际网络，个人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就大多了。既然个人的成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张以信用为原则的网络，反过来就促进网络中的每个人去自觉遵守和捍卫信用原则。
那些将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作比较研究的文章，都认为苏南模式是集体经济，温州模式是个体经济。这是停留在所有制形式上作比较的结果。经过对温州模式层层剥笋式处理之后，我们看到，温州的经济模式才是集体参与型。
没有外资投入、没有专门政策扶持，温州依靠社会信用资本，迅速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经济增长的速度始终在全国前列。
温州的成功告诉我们，社会信用比外资更加重要。
温州人赚钱故事摘录
据了解，在温州755万人口中，有60%到70%的人在经商，这些人中又有200多万人走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跨出了国门，轰轰烈烈地赚起外国人的钱来。
温州人的生意经，值得每一位创业、求富的人们思索和借鉴。
故事一打火机
温州的街上，几乎没有大型商场，有的是一家连着一家的专卖店，当然有很多逐渐被人们接受的品牌，它们无一例外都写着温州制造。这里除了皮鞋和服装，让温州人自豪的还有打火机这样的小商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日本制造的数百元一只的高级防风打火机作为奢侈品进入中国市场之际，温州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便动脑筋研究其结构。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温州打火机就以价廉物美、品种繁多的优势彻底打破了日本、韩国、欧洲等一些国家垄断世界打火机市场的局面。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温州已年产打火机近十亿只，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占国内市场份额的94%。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因为温州打火机的存在，曾经是世界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的日本、韩国、台湾，已有80%的厂家关门。日本甚至从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变成最大的打火机进口国。但是，温州的打火机并没有卖出好价钱。
徐先生是温州打火机生产商，他说起一件事，“我去过韩国，我的打火机给它是9元钱，它卖多少呢？280元。差别就这么大，这个对我打击很大，打火机是我造的。那里服务员说中国人造不出来这种打火机，我火了，我把所有的资料给他看，名片给他看，把我的打火机也给他看，他相信了，他卖到人民币280元。我买了两个打火机回来，我给员工开会说，为什么我们的附加值这么低呀？”
原因很简单，温州的打火机没有自己的品牌。这些年，大多为国外厂商做贴牌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但徐先生还是灵醒过来了，“十多年的历史，现在我们才醒过来，我们也曾想过做品牌，可是我没有条件，一是质量不过关，一是各方面的情况还不够成熟，现在应该是成熟了，我们应该光明正大地打上自己的品牌，我想不久的将来，世界打火机还是温州人说了算数。”
今天，温州打火机无论在低端还是高端市场，都无疑是世界打火机王国里的龙头老大。
阅读提示：①温州打火机发展过程，发现商机——模仿制造——超越对手。②小商品一样能做成大产业。
故事二美特斯·邦威
温州的某些制衣厂几乎看不到车间和厂房，以生产休闲服为主的美特斯·邦威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在它的总部，除了几间业务洽谈室和几台电脑，看不到太多的东西，公司总经理周先生称之为虚拟经营。他说，其实虚拟经营是一种借力，象美特斯·邦威能在短短的这几年迅速地发展起来，主要就是用了虚拟经营的生产方式。特点是它能避开大而全、小而全的重复建设，走专业化分开之路。
对美特斯·邦威来说，现在全国共有70多个具备生产能力的专业厂家为它提供生产方面的支持，这些企业大多分布在广东、上海、苏南、苏北一带。而产品销售则由专业化的销售队伍通过500多家专卖店去完成。总部的工作人员只需通过这几台电脑来了解和监控。当然，新产品的设计开发由总部整体把握，这种方式有些类似于耐克鞋的运作模式，那么，美特斯·邦威为什么会采用呢？
周先生讲：“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工商户，在积累的资本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有可能就走不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公司成立只有6年的时间，这么多工厂都要自己去建的话，肯定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那么，不算时间，每家生产企业至少要几千万的投资，有70多家生产企业，那算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
正是因为对自身实力有清醒的认识，美特斯·邦威才通过虚拟经营的方式，使自己从最初2千万元的销售规模快速发展到今天9个亿的销售额，6年增长了45倍。
阅读提示：连锁并模仿、借鉴先进的经营模式，是美特斯·邦威从一个个体工商户发展到国际知名品牌的核心因素。
故事三奥康皮鞋
奥康集团是一个由家庭式小作坊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大公司。
在奥康集团的皮鞋生产车间，充满了现代化大工业的气息，每一只皮鞋都要经过固定的程序才能完成，各种辅料按要求摆放在指定区域，地上见不到任何边角废料，因为工人的脚下都配有垃圾桶，那些纸、抹布脏了就要放进桶里，必须放在里面才行，如果不放就要警告，你应该放好。
现在奥康集团员工人数上万人，年生产皮鞋1000多万双，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同行业前3位。企业大了，管理的作用更加突出。
管理讲起来很好讲，但要从细微的地方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对这一点，老板王先生感受最深，比如车间里面的摆设，包括物品的堆放、员工的就位，每个地方都要按标准来作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管理也会减少成本、降低成本。企业生产成本就要最低化、销售利润最大化。
管理的强化，来源于温州人对品牌意识的觉醒。从自筹的3万元资金起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王先生通过一场品牌革命，把奥康从一个农村小作坊，变成了一个净资产６亿多元的鞋业集团。
王先生说，近几年来，包括好多国外的品牌其实都在温州这些鞋厂加工，也就是同样的产品，它起码卖得比我们贵好几倍。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了。
阅读提示：在温州，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大公司，并不少见。然而，在公司发展壮大后，能够继续前进的似乎并不多。开源节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公司扩大后应该思考的首要问题。
有关温州
一、 温州的自然特征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是浙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温州总面积为1178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71千公顷。总人口750多万人，人均耕地0.36亩。境内有39个少数民族，其中以畲族人口为多。温州有海外华侨、华人25万人，分布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温州属丘陵地带，山区占总面积的78.2%；东部是平原水网的江南鱼米之乡，占总面积的17.5%；沿海自北至南有436座岛屿（500平方米以上）星罗棋布，对温州形成群星拱月之势，海岛面积占1.5%；江河水面占2.8%。通称“七山一水两分田”。
温州港是个河口港和海湾港兼具的天然良港，周围有鳌江、瑞安、清水埠、盘石、洞头等港，构成了大中小结合、多功能的综合性港口体系，是浙南、闽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对温州港的开发曾寄予很大的希望：“温州在浙江省之南，瓯江之口。此港比之宁波，其腹地较广，其周围之地区皆为生产甚富者，如使铁路发展，必管有相当之地方贸易无疑。”
二、 温州的由来
温州古为瓯地，战国时属越，秦统一全国后属闽中郡。汉惠帝三年（前192年）为东海王都地，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始置永宁县，是为温州建县之始。
东晋太宁元年（323年），置永嘉郡，建郡城于瓯江下游南岸（今鹿城区）；相传筑郡城时，有一只白鹿，衔着鲜花急奔而来，把花吐在城墙上，然后，化住一团祥云徐徐飞入天际。白鹿跑过的地方，处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鸟语花香，繁荣昌盛。故又称“白鹿城”，又称“鹿城”。是为建郡之始。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置州，因地处温峤岭南，“虽隆冬而恒燠”，故名温州。
此后，一直以永嘉县为郡、州、府治，成为浙南、闽北的经济中心和浙南政治、文化中心。
此后，温州行政区划及其辖地几经变动。建国后，设温州专（地）区、温州市，1981年9月，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称温州市，实现市管县体制。
温州人赚钱线路图
温州人赚钱线路：卖苦力、卖技术含量低下的手工艺——生产、倒卖小玩艺，诸如纽扣、鞋子等——作坊式加工生活日用品，比如打火机、衣服、皮鞋等——规模化生产，公司化运作，比如“红蜻蜓”、“正泰”——资本运作，搞“钱生钱”的买卖，比如炒房。
（一）1978年-1992年穷则思变
1978年-1992年，这个时段，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宏观上讲，是从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市场经济过渡。具体微观上讲，在这一阶段，温州人由于自然资源的制约和生存的需要，纷纷开始了摸索式的商品交易体制。其中，以家庭作坊式和原始商品买卖代表，最终形成了以 “小商品、大市场”为特征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
温州人是被逼出来的
计划经济时代，温州可是被遗忘的角落。
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在温州投资仅6亿余元（为全国同等城市平均水平的1/7)，加上自然条件差，人多地少(当年人均耕地仅0.41亩)，又无大城市依托(离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均在500公里以上)，交通不便(一面靠海，三面隔江)，集体经济薄弱(197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仅18.9亿元)。因此，人民贫困，农民人均收入113元(当时折合美元19元)，连肚子都填不饱。所谓穷则思变，这个时候温州人为了生存开始走出去。可喜的是，他们赶上了好时代：恰逢改革开放的大背景。这个时候，他们形成了自然的供销大军，他们来自千家万户，走了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用了千方百计，只是为了生存。还有另一类人，他们运用传统的手工艺“五把刀子”（即菜刀——饮食业、剪刀——缝纫业、劈刀——皮革业、剃头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走遍天下，应该来说，这是一种本能的求生方式。
曾有民间歌谣“高山峡谷有小城，有城就有温州人”，就是那个时代温州人四处奔波的生动写照。
1.从小处着手
轻袍善舞，温州人初选较容易的产品。
温州没有重工业国企，首先走出去的是一些技术含量低下的手工艺活。比如制鞋，有2000多年历史。当时，温州有技术和产业基础，成为当年众多创业者首选；还比如打火机，温州打火机现已占全世界90%以上的份额。当初，温州人就是从日本带回几个打火机，然后拆开研究，很快掌握了技术并予以实践制作。再次就是温州人“拾遗补缺”走上发达之路。所谓拾遗，即收旧利废，发展再生行业——再生布、再生塑料、再生胶、再生毛……等等。从城市、农村、工厂、家庭、学校收购破旧废料，把垃圾变废为宝，重新清洗、分类、粉碎、加工、制作，如编织袋、塑料鞋、再生布等。所谓补缺，即补大工业、大企业、大工厂不能生产、不好生产、不愿生产的小五金、小电器、小配件、小纽扣……之缺。
这一阶段，温州已基本上形成了 “前店后厂，上厂下店”的市场经济模式。
2.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丑小鸭变白天鹅，眼光很重要。即使强如“正泰”、“康奈”、“神力”之类的大企业，当初也不过是胡同里的小作坊。康奈集团副总经理周津淼认为，小作坊尽管在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扩大规模上存在“瓶颈”问题，但船小掉头快，在产品转型方面有极大优势，最终形成“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意识。
3.一瓶矿泉水里的“小狗经济”
“小狗经济”的专业化分工是由市场抉择的。
拿矿泉水来说，一家做矿泉水，肯定有数家跟着做瓶体，你钱少，那么你做盖，他去印商标。做好一瓶水（饮料），需要众多的厂家合作。
这个时候，质量是关键，你不行你就被淘汰。而“小狗经济”能超常规发展的原因在于，产品成本低又能保障质量。
实例：打火机
提起世界打火机行业，不能不看占据全球八成左右市场的温州。而温州打火机行业，少不了提到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
单从业绩来讲，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并不是很突出：温州现有600～700家打火机厂，年出口5亿只打火机，销售额为30～40亿元。而周大虎的公司年产打火机约1500万只，价值在2亿元左右。所以，尽管周大虎的公司在温州打火机厂家算是数一数二的，但并没有鹤立鸡群。
周大虎之所以会受到关注，缘由不是拥有超过3亿多元的身价，而是以下两点：一是在温州打火机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的时候，周大虎并没有随波逐流；二是温州产品近些年在国际市场上饱受阻难，打火机是其中一个典型，周大虎也因此被推到前台，成为这一产品的代言人。
早在1985年前后，温州就已经有人在开始生产打火机。而他进入这一行也是因为迫不得已。1991年，周大虎妻子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她领到了5000元的安置费。“我发现，做打火机比较方便。这主要是当时温州打火机的零部件生产厂家多，我们只要投入少量资金就可以生产出打火机。”依靠这笔安置费，周大虎招了三五个工人，将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腾出一间做厂房。工作之余，周大虎替妻子跑销售，结果发现打火机市场利润丰厚。于是，他在一年后干脆辞职。1992年，周大虎租下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招了100多个工人，自己开始正式创业。
在他进入这个行业没多久，温州打火机市场进入了一个癫狂的状态。1993年上半年，温州从原先的一二百家打火机厂家急速发展到3000家。“温州打火机只要10元钱，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生产的打火机要300～500元。价格相差实在是太大，温州到处是前来收购打火机的老外。
就在市场如此火爆的情况下，周大虎却濒临破产。原因在于，在市场如此癫狂下，温州不少打火机厂家抱着“快捞”的想法，生产劣质打火机。周大虎不肯糊弄客户，坚持产品质量，结果上游供应商拒绝给周大虎供货，除几个骨干外，100多个工人跑个精光。
1993年下半年，吃够劣质产品苦头的外国商人开始将目光盯住周大虎。周大虎的订单一下子多起来了，一天5000多只的生产能力能够接到5万～6万只的订单。而原先3000家打火机厂家，如同秋风扫落叶，倒闭了九成。
如今，尽管温州的打火机以质量和价格赢得了全球市场，但近年来仍屡屡遭到阻击，如欧盟的CR法案和反倾销法案等。“温州的打火机竞争实在是太强，所以老是在世界上遭到别人的阻难。我们除要进行积极的应诉外，还要想办法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知名度，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周大虎坚信，只要自己有毅力和耐力，坚持到底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二）1992年-2000年温州模式
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同，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期，这近十年时间里，温州商人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处在一个转型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很多温州商人靠擦皮鞋、弹棉花，赚取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们又靠沿街叫卖纽扣、打火机等小商品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了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温州人在经济领域方面逐渐建立起了新的秩序，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一批科技型、外向型、集团型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明显增多，形成了“小资本、大幅射”的特色经济现象，从而创造了被经济学界和社会公认的“温州模式”。
实例：鞋
20世纪90年代初期，温州制造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电器、服装、打火机等产业形成规模经济，家庭小作坊逐渐成长为大企业集团。1994年，温州全市乡村工业的总销售额猛增到300多亿元，约为10年前的50倍。
1980年，郑秀康从当地国有机械企业辞职，凑起数千元开办了一家皮鞋小厂。和其他皮鞋作坊一样，他的产品几乎全部由商贩收购，摆上市区来福门鞋革市场的摊位，专业市场的沉浮维系着无数小企业的兴衰。10年后，郑秀康与人联手投资100万元，挂出了长城鞋业公司的牌子。到1993年，长城公司已成为年产40万双皮鞋、总产值2500万元的经济“小巨人”。同年，该公司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评为全国首届“十大鞋王”之一，所注册的“康奈”品牌被评为浙江省男式皮鞋中惟一著名商标，不久又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郑秀康的事业火了，他的牛皮鞋也当仁不让，真正“牛”起来了：在每年由中国百货协会举办的全国鞋帽订货会上，长城公司和为数不多的国有鞋类企业被排在了一起；北京王府井、上海一百等著名商厦，纷纷邀请长城公司前去开设精品专柜；广州、武汉、南京……一家家“康奈”专卖店先后攻城掠地。由于有厚利可图，温州来福门鞋革市场的摊主仍千方百计争销“康奈”皮鞋，但其销售额已降至不足长城公司总产值的5％。创办人郑秀康说：“我们已经丢开了曾经赖以生存的专业市场这根拐棍。”而在温州，像长城鞋业公司这样的“命运两部曲”，绝非独一无二。
从以上两个创业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温州曾以生产假冒伪劣商品闻名，但聪明勤奋的温州人很快意识到仅靠抄袭模仿是永远无法将企业做大做强，要想成为商界的领军者必须拥有自己的品牌。
在温州4千多家皮鞋民营企业中，实行品牌经营的就有900家。众所周知的“红蜻蜓”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家，它不仅注重品牌，而且还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鞋文化博物馆。
从家庭作坊向现代企业过渡，并积极实施品牌战略已成为温州企业的共识，无论是做打火机的、做鞋的，还是做服装的、做电器的，温州人都兢兢业业，在老实本分的同时而又勇于大胆创新。品牌、效益、现代管理、虚拟经营，这些现代企业的常用名词被越来越多的温州人所接纳和理解，也正是这些，推动着他们一步步走出家庭作坊，走出假冒伪劣，走上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
没有政府的特殊政策，全靠自身的努力并发展得相当不错，从全国范围看，仅温州一家，其经济现象被经济学家誉为“温州模式”。于是乎，有人高呼“温州模式”应该在全国推广。
（三）2000年-至今资本运作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物价也在跟着上涨，比如房价。
有人说，房价的上涨，和一个人群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群就是“温州炒房团”。
钱生钱
生意做到一定的程度上，利润就降下来了。
近年来“温州炒房团”可谓是路人皆知的资本运营商，他们在推动中国商品房发展的同时，从中牟取了不可量化的暴利。
事实上，早在2000年温州人就联合起来，扛起了炒房大旗，所到之处，攻城略地，房价急升。由于炒房收益巨大，温州炒房团的规模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从杭州到上海、北京，再杀到“长三角”的二三级城市，又转战西部。泱泱中华，随处都可看到拿着袋子赚钱的“温州炒房团”。
在赚钱扩张的同时，温州炒房团的组织也在不断的嬗变。从单一的大小老板，到一般的工薪阶层，几乎都参与了炒房买卖，据说，有4万温州买房人在全国游走，有几百甚至上千亿元的温州游资在炒楼。有人说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有人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似乎个个都具有灵光的商业头脑。在温州人的眼里到处都是金钱，他们往往能独具慧眼，发现别人看不见的市场，他们都具有很强的投资意识，同时又敢于冒险。
这些天生的生意人为什么会把投资目光集中在房产项目上呢？俗话说“衣、食、住、行”，“住”就排在了第三位。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房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而这个温馨舒适的家如果要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一个好的房子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硬件要求。中国人口的密集，土地稀缺，房屋的需求和供应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更为要命的是，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地涌向城市，原本狭窄的城市变得更加拥挤不堪，房屋奇货可居。
于是，房价直线飙升。
精明的温州人似乎超前一步看到了这一点，再加上他们的资本实力和商业头脑，“钱生钱”的炒房买卖应运而生。
实例：炒房
炒房团成员之一，周芳在24岁时开始炒房，5年后她的身家已经超过了百万。
温州女孩周芳，在1999年获得“第一桶金”时就想到了投资，但是什么样的投资才能赚钱呢？当时才24岁的周芳，既不太懂相关的专业知识，又从没认真动脑筋盘算过。懵懵懂懂中，她想起以前看书翻杂志，看到很多富翁都是做房产起家的。于是，在对“暴富”的一种模糊憧憬中，周芳去了第一个房展会。
当时温州还没有兴起炒房热，房展会上，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自住的多，投资的少。那次周芳看中了一个楼盘，位于温州新城，地段很偏。但周芳不介意，她的想法是，温州老城区差不多都建好了，市区肯定要往新城发展；而且当时温州没有太多成片的小区，而这个小区的盘子较大，造型也很漂亮。左思右想，周芳把心一横：反正自己还没房子，买就买了，投资不行也可以自己住。135平方米的房子，周芳首付了30%，其余选用了银行按揭。令周芳又惊又喜的是，不过四五个月时间，房价很快从每平方米3380元涨到了4300元。这就等于她前期投资13万，最后拿到手里26万，翻了一番。此后，周芳就跟随炒房团征战南北，29岁时的她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了。（策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