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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前后，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一年多的我被湖南沅陵县商业局任命为县蔬菜公司人秘股副股长（以工代干）。
1971年10月17日，我像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去公司上班。走在大街上，耳边传来街头高音喇叭播放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也一路跟着哼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步入公司。
下午快下班时，县蔬菜公司党支部书记、公司革命委员会王主任（后来撤销革命委员会后改称公司经理）走到公司政工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向，今天上午，县委（扩大）会议在一中召开，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反党叛国的文件，这个重大事件发生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因谋害毛主席事情败露后，林彪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境内坠毁，摔死在温都尔汗。上级要求按部署进行，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层层传达。”
闻此消息，我目瞪口呆。
林彪，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林副主席”，给人们的印象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那时，全国各地到处可见满大街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林彪题词。在当时的报纸、广播中，几乎每篇文章、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讲话和对他的“祝福”。
我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人物竟会背叛伟大领袖毛主席，会在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而最终落得粉身碎骨，抛尸异国。
我突然想起清晨街头高音喇叭还在热播的激昂歌声，本能地脱口而出：“王主任，怎么今天早上街上广播还在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啊？”
王主任立即封住我：“你听哪个说的？”
“不，我没有听哪个说，是在今天早上街上广播里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听到了这首歌。”我郑重说明。
“我告诉你，小向，此事你再不能对任何人说。”王主任警告我。
我立即回答：“我知道，王主任你放心，我就只对你一个人说过，我不会再对任何人说的。”
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我第二天上午8点去公司政工组上班时，公司革委会王主任早已坐在办公室。办公室里还坐着一个人，那就是将我招工到县副食品公司的钟主任。两位主任开门见山宣布，受组织委托，要我将昨天所说的事情讲清楚。
随之，接连三天三夜，我被告知不得离开办公室。他们反复追问：你听哪个说的广播里在放《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为什么这几天别人都没有听到这首歌，只有你听见了？你有没有对其他人说过这件事？
时年二十出头的我一下子蒙了，无法面对这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我自从到公司政工组工作以来，一直是以专干的身份，按领导安排，投入到“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去的。在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气氛中，这下说不清，就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年轻的我，岂不前途尽丧？
但是，我坚信自己没有听错。我反复向钟主任解释，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只对公司革委会王主任讲过。
钟主任反复启发、开导我，要我说实话，年轻人要知错改错。钟主任说：“于政委（时任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说，幸好是你。换了别人，不是这般搞法。你要想清楚，如實把问题讲清楚。”而我自始至终坚持以上说法。我也很清楚钟主任所说的“于政委说，幸好是你”的意思，可能是指当时我的堂姐夫是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干事、县公安局军管小组副组长。此事钟主任知道。
所幸第四天上午，两位主任满面笑容地走进办公室，进门就说：“好了！小向，你没事了，照常工作吧！”
“不是还没有审查完吗？”我倔强地说。
“你这小子，还挺倔的，解除你的审查还不好吗？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告诉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停止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三天之后，今天早上又开始播放了。所以你没事了。”他们给我解释道。
事后我得知，林彪反革命集团反党叛国事件发生后，当时各级党委、行政部门遵照上级指示，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盯紧阶级斗争新动向，密切注视，一旦有关林彪的言论说道和动向，立即向上级报告；二是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报纸宣传中立即去掉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把有关林彪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再广播出去；三是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全国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回家后，我害怕别人说我保留林彪照片，心有余悸地在家中翻箱倒柜，将所有有关林彪的照片、文字全部清除处理。
从念初中时就开始集邮的我，拿出珍藏的一枚贴有文2—7“毛主席与林彪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合影纪念邮票的实寄封，将邮票从信封上面撕下来，为表示“革命”的坚定性，我还在邮票上林彪的头像打了一把叉。然后，我将这枚已经“作废”的邮票悄悄放入邮册。如今，那枚邮票仍放在我的邮册中，却因为那年的恐惧和愚昧，给我收藏的“文革”期间的珍贵邮品实寄封留下了终生遗憾。
1971年10月17日，我像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去公司上班。走在大街上，耳边传来街头高音喇叭播放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也一路跟着哼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步入公司。
下午快下班时，县蔬菜公司党支部书记、公司革命委员会王主任（后来撤销革命委员会后改称公司经理）走到公司政工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向，今天上午，县委（扩大）会议在一中召开，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反党叛国的文件，这个重大事件发生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因谋害毛主席事情败露后，林彪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境内坠毁，摔死在温都尔汗。上级要求按部署进行，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层层传达。”
闻此消息，我目瞪口呆。
林彪，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林副主席”，给人们的印象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那时，全国各地到处可见满大街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林彪题词。在当时的报纸、广播中，几乎每篇文章、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讲话和对他的“祝福”。
我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人物竟会背叛伟大领袖毛主席，会在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而最终落得粉身碎骨，抛尸异国。
我突然想起清晨街头高音喇叭还在热播的激昂歌声，本能地脱口而出：“王主任，怎么今天早上街上广播还在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啊？”
王主任立即封住我：“你听哪个说的？”
“不，我没有听哪个说，是在今天早上街上广播里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听到了这首歌。”我郑重说明。
“我告诉你，小向，此事你再不能对任何人说。”王主任警告我。
我立即回答：“我知道，王主任你放心，我就只对你一个人说过，我不会再对任何人说的。”
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我第二天上午8点去公司政工组上班时，公司革委会王主任早已坐在办公室。办公室里还坐着一个人，那就是将我招工到县副食品公司的钟主任。两位主任开门见山宣布，受组织委托，要我将昨天所说的事情讲清楚。
随之，接连三天三夜，我被告知不得离开办公室。他们反复追问：你听哪个说的广播里在放《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为什么这几天别人都没有听到这首歌，只有你听见了？你有没有对其他人说过这件事？
时年二十出头的我一下子蒙了，无法面对这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我自从到公司政工组工作以来，一直是以专干的身份，按领导安排，投入到“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去的。在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气氛中，这下说不清，就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年轻的我，岂不前途尽丧？
但是，我坚信自己没有听错。我反复向钟主任解释，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只对公司革委会王主任讲过。
钟主任反复启发、开导我，要我说实话，年轻人要知错改错。钟主任说：“于政委（时任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说，幸好是你。换了别人，不是这般搞法。你要想清楚，如實把问题讲清楚。”而我自始至终坚持以上说法。我也很清楚钟主任所说的“于政委说，幸好是你”的意思，可能是指当时我的堂姐夫是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干事、县公安局军管小组副组长。此事钟主任知道。
所幸第四天上午，两位主任满面笑容地走进办公室，进门就说：“好了！小向，你没事了，照常工作吧！”
“不是还没有审查完吗？”我倔强地说。
“你这小子，还挺倔的，解除你的审查还不好吗？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告诉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停止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三天之后，今天早上又开始播放了。所以你没事了。”他们给我解释道。
事后我得知，林彪反革命集团反党叛国事件发生后，当时各级党委、行政部门遵照上级指示，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盯紧阶级斗争新动向，密切注视，一旦有关林彪的言论说道和动向，立即向上级报告；二是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报纸宣传中立即去掉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把有关林彪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再广播出去；三是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全国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回家后，我害怕别人说我保留林彪照片，心有余悸地在家中翻箱倒柜，将所有有关林彪的照片、文字全部清除处理。
从念初中时就开始集邮的我，拿出珍藏的一枚贴有文2—7“毛主席与林彪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合影纪念邮票的实寄封，将邮票从信封上面撕下来，为表示“革命”的坚定性，我还在邮票上林彪的头像打了一把叉。然后，我将这枚已经“作废”的邮票悄悄放入邮册。如今，那枚邮票仍放在我的邮册中，却因为那年的恐惧和愚昧，给我收藏的“文革”期间的珍贵邮品实寄封留下了终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