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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校长开房案，至今余波未平。它似一个爆炸口，把若干年前和最新近的类似案件，一桩桩引爆出来：安徽舒城男教师猥亵7岁女生、山东青岛幼儿园保安猥亵儿童、河南桐柏54岁教师猥亵女生、广东深圳老师猥亵4名学生……
“不管是权利者还是相对弱势的社会底层，都把孩子当做了泄欲的最弱势群体。”有心理学家分析说。有父母、长辈、师长保护的孩子，为什么反倒成了社会最弱势的一环？主持人杨澜的临场调查露出真相的一角。在主持《天下女人》的时，她问现场观众：“小时候被父母告知是捡来的请举手。”现场几乎都是90后，他们中的80%举起了手。
如果给予的爱，从来都缺乏严肃的安全教育意识，那份爱自然不能保护孩子。
愚昧尴尬的性教育课
爱的教育，理所当然应该包括性的教育。家长和老师要引导孩子去认识自己的身体，唤醒保护自己的意识。
但生物课永远和性教育课分离，爱的课程更是与不带偏见的性学脱节。70后80后大都从网络获取性知识，他们的父母继承了更老一代人的“谈性色变”观念。有80后回忆：小时候看电视，画面刚出现男女抱在一起的镜头，我妈就赶紧捂住我眼睛，我爸就赶紧换台。
而开始为人父母的80后们，总体上也不比自己父母那代更开明。多数家长依然对性教育难以启齿，在校长开房事件爆出后，广西的一位母亲和念初中的女儿谈起此案时才知道，女儿竟然在小学六年级时险些被陌生人猥亵。震惊后怕之余，她心里也有深深地懊悔：“只教过她生理期来了要怎么处理，更多的我们从来没想过。一方面是觉得没必要，她的主要活动场所就是家和学校，出门都有大人带着，家里很安全，我对学校也很信任，从没想过她这么小就可能会受到侵犯。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她讲，觉得她慢慢长大，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我从哪里来？”孩子们小时都问过父母这个问题。“胳肢窝里掉出来的”、“垃圾桶里捡来的”、“网上下载来的”，答案千奇百怪富有想象力，却都回避了生理常识。当父母们认为“不谈它=孩子就不会遇到它”时，下意识地也绕开了“我的孩子有一天也许会……”的坏预感。
不会保护等于第二次伤害
不带歧视色彩的性教育课已经缺席，更系统化的自我保护课，自然不会在孩子受到伤害前就出现。
“如果你遭到性侵、猥亵该如何应对？”在发达国家，针对此有专门的义工在学校和社区进行讲座，教孩子如何与父母说这件让自己“感到羞耻、自责”的事，如何向警方报警，如何接受社会援助和心理辅导等。
家庭、学校、社会，是保护孩子不受伤害的三道防线，但性侵幼女案频繁发生，意味着前两层防线已经失守。而居于第三重防线位置的社会，成了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人，哪怕它的本意并非如此。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视台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曾在本地的都市节目中报道过一个在公共厕所被猥亵的小女孩。孩子7岁，报道中的化名叫芳芳。做这期节目时，编导和记者都很激动，有愤怒，也有怜悯；他们认为做这样的报道能唤起人们对孩子的同情，引起其他父母的警惕。
该注意的，似乎都注意了。6年前的儿童节那天，《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还有第五十八条：“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按照这些规定，制作组在视频的后期处理时，给孩子和父母的脸部打了马赛克，对声音做了变声。但节目播出后不久，记者接到芳芳母亲的电话，非常生气和委屈，话语间有诸多无奈。
马赛克和变声都没有用，凭借大体的体貌轮廓，凭借新闻中模糊化的事发地点，邻居和学校猜出了芳芳一家人的身份。于是一出门就有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同学拒绝和芳芳一起玩，小区里不懂事的孩子一见到芳芳，就嚷嚷着要和她玩“抓流氓”的游戏。
芳芳一家最后搬走了，做母亲的还托人去派出所给孩子换了个名字，把能引起人联想的那个“芳”字改成另外的字。
在公厕里被流氓猥亵，是第一重伤害；经由媒体报道引发的议论是第二重伤害，而且更深。即便没有人指责记者和编导“你们是帮凶”，但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自责，“虽然也能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比如社会风气就是这样，现代人道德沦丧，但当时真的是职业精神大过了良知，如果不是为了比其他媒体抢先报道，很多暴露隐私的细节当初其实都可以处理得更严谨的。”
虽然告知真相、以舆论引发人们对类似事件的关注，甚至进而让律法完善，是媒体人的职责；但对于孩子本身，记者和那些制造和传播议论声的人，是不是忘记了自己同样也是孩子的父亲/母亲。
最称职的父母，最强力的保护
称职的父母，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一个人就能担负起对孩子的多重保护功能。
称职父母首先会做的，是用积极的态度看待性教育课：让孩子树立性观念，教导健康的性知识，和他们一起探讨什么情况下可以让父母或者老师碰自己的身体，决不允许陌生人在任何情况下有任何形式的碰触。
更具体一点，还包括通过角色游戏和演练，让孩子逐渐掌握保护自己的要领。比如让爸爸设计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境，向孩子提出问题，请熟人帮忙一起进行实景测试，训练孩子的反应力等。
第二重保护是在受到伤害之后。如果伤害已经造成，父母还能做什么？
他们可以断然拒绝媒体的采访，因为这样做只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他们会打开孩子的心扉，让她明白这不是自己的错，无需因此自卑，对世界失去信任；他们更须做的，是让这段回忆不被别人所知，让女儿淡忘那段记忆，而不是成为别人的话题。
事实上，许多接受了媒体采访的父母，他们多半无力拒绝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权拒绝：当记者们守候在学校门口、小区门口、家门口时，他们往往无处可逃。而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父母，还抱有这样天真的希望：媒体的报道能帮他们赢取公道和赔偿。
关于最称职的父母，在一次媒体圈人闲聊时，一位女记者出人意料地说起往事：“虽然知道要靠法律来惩罚那些烂人，但我更希望看到有女孩的父亲可以像我爸爸那样。”
二十多年前，当她还是小女孩时也被猥亵过。父亲闻之，很快打听到流氓工作的工厂，让女儿藏在大门角落，看他用瘦弱却充满愤怒力量的拳头把对方揍趴在地上，“爸爸会保护你。”他牵着女儿走在回家路上时说。
这是最好的父亲。
“不管是权利者还是相对弱势的社会底层，都把孩子当做了泄欲的最弱势群体。”有心理学家分析说。有父母、长辈、师长保护的孩子，为什么反倒成了社会最弱势的一环？主持人杨澜的临场调查露出真相的一角。在主持《天下女人》的时，她问现场观众：“小时候被父母告知是捡来的请举手。”现场几乎都是90后，他们中的80%举起了手。
如果给予的爱，从来都缺乏严肃的安全教育意识，那份爱自然不能保护孩子。
愚昧尴尬的性教育课
爱的教育，理所当然应该包括性的教育。家长和老师要引导孩子去认识自己的身体，唤醒保护自己的意识。
但生物课永远和性教育课分离，爱的课程更是与不带偏见的性学脱节。70后80后大都从网络获取性知识，他们的父母继承了更老一代人的“谈性色变”观念。有80后回忆：小时候看电视，画面刚出现男女抱在一起的镜头，我妈就赶紧捂住我眼睛，我爸就赶紧换台。
而开始为人父母的80后们，总体上也不比自己父母那代更开明。多数家长依然对性教育难以启齿，在校长开房事件爆出后，广西的一位母亲和念初中的女儿谈起此案时才知道，女儿竟然在小学六年级时险些被陌生人猥亵。震惊后怕之余，她心里也有深深地懊悔：“只教过她生理期来了要怎么处理，更多的我们从来没想过。一方面是觉得没必要，她的主要活动场所就是家和学校，出门都有大人带着，家里很安全，我对学校也很信任，从没想过她这么小就可能会受到侵犯。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她讲，觉得她慢慢长大，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我从哪里来？”孩子们小时都问过父母这个问题。“胳肢窝里掉出来的”、“垃圾桶里捡来的”、“网上下载来的”，答案千奇百怪富有想象力，却都回避了生理常识。当父母们认为“不谈它=孩子就不会遇到它”时，下意识地也绕开了“我的孩子有一天也许会……”的坏预感。
不会保护等于第二次伤害
不带歧视色彩的性教育课已经缺席，更系统化的自我保护课，自然不会在孩子受到伤害前就出现。
“如果你遭到性侵、猥亵该如何应对？”在发达国家，针对此有专门的义工在学校和社区进行讲座，教孩子如何与父母说这件让自己“感到羞耻、自责”的事，如何向警方报警，如何接受社会援助和心理辅导等。
家庭、学校、社会，是保护孩子不受伤害的三道防线，但性侵幼女案频繁发生，意味着前两层防线已经失守。而居于第三重防线位置的社会，成了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人，哪怕它的本意并非如此。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视台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曾在本地的都市节目中报道过一个在公共厕所被猥亵的小女孩。孩子7岁，报道中的化名叫芳芳。做这期节目时，编导和记者都很激动，有愤怒，也有怜悯；他们认为做这样的报道能唤起人们对孩子的同情，引起其他父母的警惕。
该注意的，似乎都注意了。6年前的儿童节那天，《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还有第五十八条：“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按照这些规定，制作组在视频的后期处理时，给孩子和父母的脸部打了马赛克，对声音做了变声。但节目播出后不久，记者接到芳芳母亲的电话，非常生气和委屈，话语间有诸多无奈。
马赛克和变声都没有用，凭借大体的体貌轮廓，凭借新闻中模糊化的事发地点，邻居和学校猜出了芳芳一家人的身份。于是一出门就有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同学拒绝和芳芳一起玩，小区里不懂事的孩子一见到芳芳，就嚷嚷着要和她玩“抓流氓”的游戏。
芳芳一家最后搬走了，做母亲的还托人去派出所给孩子换了个名字，把能引起人联想的那个“芳”字改成另外的字。
在公厕里被流氓猥亵，是第一重伤害；经由媒体报道引发的议论是第二重伤害，而且更深。即便没有人指责记者和编导“你们是帮凶”，但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自责，“虽然也能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比如社会风气就是这样，现代人道德沦丧，但当时真的是职业精神大过了良知，如果不是为了比其他媒体抢先报道，很多暴露隐私的细节当初其实都可以处理得更严谨的。”
虽然告知真相、以舆论引发人们对类似事件的关注，甚至进而让律法完善，是媒体人的职责；但对于孩子本身，记者和那些制造和传播议论声的人，是不是忘记了自己同样也是孩子的父亲/母亲。
最称职的父母，最强力的保护
称职的父母，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一个人就能担负起对孩子的多重保护功能。
称职父母首先会做的，是用积极的态度看待性教育课：让孩子树立性观念，教导健康的性知识，和他们一起探讨什么情况下可以让父母或者老师碰自己的身体，决不允许陌生人在任何情况下有任何形式的碰触。
更具体一点，还包括通过角色游戏和演练，让孩子逐渐掌握保护自己的要领。比如让爸爸设计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境，向孩子提出问题，请熟人帮忙一起进行实景测试，训练孩子的反应力等。
第二重保护是在受到伤害之后。如果伤害已经造成，父母还能做什么？
他们可以断然拒绝媒体的采访，因为这样做只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他们会打开孩子的心扉，让她明白这不是自己的错，无需因此自卑，对世界失去信任；他们更须做的，是让这段回忆不被别人所知，让女儿淡忘那段记忆，而不是成为别人的话题。
事实上，许多接受了媒体采访的父母，他们多半无力拒绝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权拒绝：当记者们守候在学校门口、小区门口、家门口时，他们往往无处可逃。而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父母，还抱有这样天真的希望：媒体的报道能帮他们赢取公道和赔偿。
关于最称职的父母，在一次媒体圈人闲聊时，一位女记者出人意料地说起往事：“虽然知道要靠法律来惩罚那些烂人，但我更希望看到有女孩的父亲可以像我爸爸那样。”
二十多年前，当她还是小女孩时也被猥亵过。父亲闻之，很快打听到流氓工作的工厂，让女儿藏在大门角落，看他用瘦弱却充满愤怒力量的拳头把对方揍趴在地上，“爸爸会保护你。”他牵着女儿走在回家路上时说。
这是最好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