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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经济综合部门都交给我来管，真正把我当作分管领导来使用，而不是把我们当花瓶。”
五一刚过，余力行便急匆匆地从浙江老家赶赴湖南，此时，他的身份己不再是浙江省淳安县副县长，而是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副区长了。
就在一个月前，湖南省委组织部牵头与浙江省委组织部进行了一次跨省干部交流，浙江省共选派28名处级干部到湖南省常德、益阳、岳阳和张家界4市所辖县(市、区)任职，余力行便是其中一员。
为了更快地进入角色，余力行在假期也没休息，他在浙江老家接待了4位浙江民营企业的老板，非常认真地向他们介绍湖南的情况，力邀他们去湖南投资。这也正是湖南组织这次跨省干部交流的意图之一——希望借浙江干部的人脉吸引浙江企业前来投资，为湖南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他们也真正放手让我们做事”
自2005年年末以来，湖南开始在干部选拔机制上打破常规，先是2006年湖南省10名县乡干部直升省厅， 2007年3月，又有北京的8名博士后主动请缨到湖南工作，现在湖南又在积极组织与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四川六省市交流干部。
主导此次干部交流工作的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工作处处长黄爱华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2006年，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富民强省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多措施和方法，但人才是第一要素，没有人才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此背景下，湖南省委主动提出了与发达省市互派干部任职、挂职的交流工作，这项工作包括聘请一批发达省市的优秀年轻干部来湖南任职，同时，湖南也将选派一批同级干部到发达省市挂职锻炼。
与中共中央组织部每年组织的跨省干部交流不同的是，此次湖南主导的干部交流的对象级别不高，都是分管经济工作的处级干部，而且时间较长，任期为3年。“我们需要分管经济工作的干部，这些省市也非常支持湖南的工作，比如浙江派来的都是具有民营经济和招商经验的优秀干部。”黄爱华说。
正因为这次是湖南主动招贤，所以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多次对这项工作做出指示，并亲自与这6个省市的主要领导联系。
湖南省委组织部更是像接新娘一样，把这28名干部接到湖南，并组织了一次非常务实的座谈会，省委组织部长黄建国在座谈时诚恳地说，“希望来湘任职的干部，能够充分发挥观念、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为两省的交流与合作牵线搭桥，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余力行现在到任还不足一个月，但他明显地感受到了湖南强烈的发展意愿，“他们也真正放手让我们做事”。余力行现在已经通过了岳阳楼区人大的任命，分管发展改革局、经济发展局、招商局和循环工业园区。“他们把经济综合部门都交给我来管，真正把我当作分管领导来使用，而不是把我们当花瓶。” 余说。
“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浙江选择赴湘任职的干部有三个标准：一是45周岁以下，二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三是任过乡镇主要领导。
余力行今年43周岁，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后在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班进修两年。从余力行的工作履历看，他应该是湖南这次干部交流的理想人选——曾任浙江省淳安县第二中学副校长，1998年参加干部公开选拔，被选为淳安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四年后，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2003年4月，调至淳安县汾口镇任党委书记，2007年3月调任淳安县副县长，一个月后，“省里决定派出28名干部到湖南任职，我的条件正好符合要求，组织上就找我谈话了。”余说。
其他27名干部的条件也基本与余力行相似，他们平均年龄40.6岁，最小的33岁，有8位是研究生学，绝大多数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
应该说，他们都是浙江优秀的年轻干部，派他们到湖南工作，既是对跨省干部交流的支持，也是一次锻炼青年干部的机会。正如余力行所说，湖南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湖南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整个湖湘文化要比浙江的古越文化深厚得多，浙江无非是在市场经济方面早走了一步，而湖南的文化产业却是在全国领先，这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湖南崛起中部的意愿和态势无疑是有识之士施展才华的理想舞台，但是当杭州市委组织部找余力行谈话时，他还是犹豫了一下，毕竟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家人3年，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放不下。“不过有机会到湖南工作，对自己的人生阅历肯定有好处的，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像是读3年书。”想到这些，余力行就痛快答应了。
“有浙江强大的组织支持，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余力行除了出任岳阳市岳阳楼区副区长外，还有一个不公开的身份——在岳阳任职的浙江干部组的组长，他要经常与其他浙江干部交流经验和感情。
对于这28名入湘干部来说，最放不下的就是家庭，如果得不到家里的支持，他们将很难安心工作。浙江省委组织部为了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做了很多细致的安排，他们的工资福利还是由浙江发，一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我们可以回浙江，家属也可以来湖南。”
浙江省委组织部还给他们和家属发了可以网上视频聊天的摄像头，工作之余他们可以经常与家属面对面地聊天，用余力行的话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安排”。
已无后顾之忧的28人，在被选为入湘干部后就全力以赴地把心思用在了湖南。原浙江省杭州市吴兴区副区长、现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副县长陆伟强，在来湖南之前就上网查阅了大量的澧县资料，他要尽快地结合以前的经验，把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邹宇明，在浙江宁波担任过镇长、江山区副区长，现任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副县长，在这次来任职的浙江干部中，他所处的县是条件最差的。桑植县是国家级贫因县，邹宇明的压力很大，但他有信心，因为他得到了“娘家”的全力支持，“我的办公经费都是从浙江带来的，我们市长还把他的车送给我做办公用车。”
带着车和经费来湖南任职，邹宇明已经是为桑植县干了点事了，但他仍然保持着浙江干部谦虚务实的风格。他对《小康》说，“我们是怀着崇敬之心奔赴领袖的故乡和政治家的诞生地，身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机会难得’，我有浙江强大的组织支持，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桑植县的发展尽绵薄之力。还是三句话：‘到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力所能及干点事’。”
“引进发达省市的干部，可以形成湖南干部 ‘杂交’优势”
余力行到岳阳楼区上任刚刚一个月，几位在湖南其他城市发展的浙江企业家就主动找他了解岳阳楼区的招商政策。“浙江的干部到湖南任职，至少让浙江的老板会感觉到湖南有个根，在这里投资会比较踏实。” 余力行说。
对于入湘任职的28名干部，湖南和浙江组织部都没有给他们下达任何指令性的任务，毕竟招商引资和壮大民营经济不是靠几个人的力量就能达到效果的，余力行认为，跨省干部交流对湖南发展的效果是要慢慢显现的，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效果。
这种象征意义在于，浙江干部可以把浙江的一些做法和思路提供给湖南当地的领导，让决策层有一个参考，有一个比较，有一个看问题的不同角度。比如，余力行已经把淳安县的工业园区、招商引资、民营经济的资料带了过来，一是可以作为他分管工作的模本，二是可以成为当地领导的决策参考，这样，湖南观念和措施就会逐渐与浙江等发达省市接轨。
对于湖南的发展，余力行认为，湖南的区域位置、交通条件、资源状况与浙江相比并不差，最大的不同在于浙江是草根经济，是自下而上的，是老百姓推动政府去做事。而湖南是自上而下的，湖南一些主要领导的理念和创新意识并不比浙江差，只是到了执行层面，以及再向下的环节，效率和观念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其实，湖南主导此次跨省干部交流的另一个目的，也是希望通过引入发达省市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来改变湖南的干部结构，从而缩小这种差距。对此，黄爱华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每一个地方的干部都有各自的优点，我们当地的干部也有当地的优势，引进发达省市的干部，可以形成湖南干部的‘杂交’优势，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促进湖南经济和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五一刚过，余力行便急匆匆地从浙江老家赶赴湖南，此时，他的身份己不再是浙江省淳安县副县长，而是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副区长了。
就在一个月前，湖南省委组织部牵头与浙江省委组织部进行了一次跨省干部交流，浙江省共选派28名处级干部到湖南省常德、益阳、岳阳和张家界4市所辖县(市、区)任职，余力行便是其中一员。
为了更快地进入角色，余力行在假期也没休息，他在浙江老家接待了4位浙江民营企业的老板，非常认真地向他们介绍湖南的情况，力邀他们去湖南投资。这也正是湖南组织这次跨省干部交流的意图之一——希望借浙江干部的人脉吸引浙江企业前来投资，为湖南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他们也真正放手让我们做事”
自2005年年末以来，湖南开始在干部选拔机制上打破常规，先是2006年湖南省10名县乡干部直升省厅， 2007年3月，又有北京的8名博士后主动请缨到湖南工作，现在湖南又在积极组织与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四川六省市交流干部。
主导此次干部交流工作的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工作处处长黄爱华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2006年，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富民强省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多措施和方法，但人才是第一要素，没有人才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此背景下，湖南省委主动提出了与发达省市互派干部任职、挂职的交流工作，这项工作包括聘请一批发达省市的优秀年轻干部来湖南任职，同时，湖南也将选派一批同级干部到发达省市挂职锻炼。
与中共中央组织部每年组织的跨省干部交流不同的是，此次湖南主导的干部交流的对象级别不高，都是分管经济工作的处级干部，而且时间较长，任期为3年。“我们需要分管经济工作的干部，这些省市也非常支持湖南的工作，比如浙江派来的都是具有民营经济和招商经验的优秀干部。”黄爱华说。
正因为这次是湖南主动招贤，所以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多次对这项工作做出指示，并亲自与这6个省市的主要领导联系。
湖南省委组织部更是像接新娘一样，把这28名干部接到湖南，并组织了一次非常务实的座谈会，省委组织部长黄建国在座谈时诚恳地说，“希望来湘任职的干部，能够充分发挥观念、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为两省的交流与合作牵线搭桥，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余力行现在到任还不足一个月，但他明显地感受到了湖南强烈的发展意愿，“他们也真正放手让我们做事”。余力行现在已经通过了岳阳楼区人大的任命，分管发展改革局、经济发展局、招商局和循环工业园区。“他们把经济综合部门都交给我来管，真正把我当作分管领导来使用，而不是把我们当花瓶。” 余说。
“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浙江选择赴湘任职的干部有三个标准：一是45周岁以下，二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三是任过乡镇主要领导。
余力行今年43周岁，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后在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班进修两年。从余力行的工作履历看，他应该是湖南这次干部交流的理想人选——曾任浙江省淳安县第二中学副校长，1998年参加干部公开选拔，被选为淳安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四年后，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2003年4月，调至淳安县汾口镇任党委书记，2007年3月调任淳安县副县长，一个月后，“省里决定派出28名干部到湖南任职，我的条件正好符合要求，组织上就找我谈话了。”余说。
其他27名干部的条件也基本与余力行相似，他们平均年龄40.6岁，最小的33岁，有8位是研究生学，绝大多数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
应该说，他们都是浙江优秀的年轻干部，派他们到湖南工作，既是对跨省干部交流的支持，也是一次锻炼青年干部的机会。正如余力行所说，湖南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湖南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整个湖湘文化要比浙江的古越文化深厚得多，浙江无非是在市场经济方面早走了一步，而湖南的文化产业却是在全国领先，这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湖南崛起中部的意愿和态势无疑是有识之士施展才华的理想舞台，但是当杭州市委组织部找余力行谈话时，他还是犹豫了一下，毕竟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家人3年，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放不下。“不过有机会到湖南工作，对自己的人生阅历肯定有好处的，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像是读3年书。”想到这些，余力行就痛快答应了。
“有浙江强大的组织支持，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余力行除了出任岳阳市岳阳楼区副区长外，还有一个不公开的身份——在岳阳任职的浙江干部组的组长，他要经常与其他浙江干部交流经验和感情。
对于这28名入湘干部来说，最放不下的就是家庭，如果得不到家里的支持，他们将很难安心工作。浙江省委组织部为了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做了很多细致的安排，他们的工资福利还是由浙江发，一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我们可以回浙江，家属也可以来湖南。”
浙江省委组织部还给他们和家属发了可以网上视频聊天的摄像头，工作之余他们可以经常与家属面对面地聊天，用余力行的话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安排”。
已无后顾之忧的28人，在被选为入湘干部后就全力以赴地把心思用在了湖南。原浙江省杭州市吴兴区副区长、现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副县长陆伟强，在来湖南之前就上网查阅了大量的澧县资料，他要尽快地结合以前的经验，把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邹宇明，在浙江宁波担任过镇长、江山区副区长，现任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副县长，在这次来任职的浙江干部中，他所处的县是条件最差的。桑植县是国家级贫因县，邹宇明的压力很大，但他有信心，因为他得到了“娘家”的全力支持，“我的办公经费都是从浙江带来的，我们市长还把他的车送给我做办公用车。”
带着车和经费来湖南任职，邹宇明已经是为桑植县干了点事了，但他仍然保持着浙江干部谦虚务实的风格。他对《小康》说，“我们是怀着崇敬之心奔赴领袖的故乡和政治家的诞生地，身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机会难得’，我有浙江强大的组织支持，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桑植县的发展尽绵薄之力。还是三句话：‘到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力所能及干点事’。”
“引进发达省市的干部，可以形成湖南干部 ‘杂交’优势”
余力行到岳阳楼区上任刚刚一个月，几位在湖南其他城市发展的浙江企业家就主动找他了解岳阳楼区的招商政策。“浙江的干部到湖南任职，至少让浙江的老板会感觉到湖南有个根，在这里投资会比较踏实。” 余力行说。
对于入湘任职的28名干部，湖南和浙江组织部都没有给他们下达任何指令性的任务，毕竟招商引资和壮大民营经济不是靠几个人的力量就能达到效果的，余力行认为，跨省干部交流对湖南发展的效果是要慢慢显现的，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效果。
这种象征意义在于，浙江干部可以把浙江的一些做法和思路提供给湖南当地的领导，让决策层有一个参考，有一个比较，有一个看问题的不同角度。比如，余力行已经把淳安县的工业园区、招商引资、民营经济的资料带了过来，一是可以作为他分管工作的模本，二是可以成为当地领导的决策参考，这样，湖南观念和措施就会逐渐与浙江等发达省市接轨。
对于湖南的发展，余力行认为，湖南的区域位置、交通条件、资源状况与浙江相比并不差，最大的不同在于浙江是草根经济，是自下而上的，是老百姓推动政府去做事。而湖南是自上而下的，湖南一些主要领导的理念和创新意识并不比浙江差，只是到了执行层面，以及再向下的环节，效率和观念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其实，湖南主导此次跨省干部交流的另一个目的，也是希望通过引入发达省市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来改变湖南的干部结构，从而缩小这种差距。对此，黄爱华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每一个地方的干部都有各自的优点，我们当地的干部也有当地的优势，引进发达省市的干部，可以形成湖南干部的‘杂交’优势，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促进湖南经济和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