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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修辞立其诚”出自《周易》，从先秦开始作为一种修辞观影响后世文学创作和艺术审美倾向。强调道德修养与儒家思想，须言之有物，且看重文辞纯正平之美。韩愈作为古文运动代表人物，提倡“文以载道”的散文理念。在其散文创作中，论说性散文尤其是说体文熔铸儒家思想、政治理想，对现实进行针对性批判，与“修辞立诚”的修辞观具有天然的结合基础。韩愈说体文说理透彻严谨，思想高古，文辞或恳切平白，或委婉掩蔽，是对“修辞立诚”修辞观继承的体现。
【关键词】修辞立诚；说体文；文以载道；修辞观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修辞立诚”出自《周易·乾·文言》引孔子语：“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辞立诚被认为儒家修辞学的原则性思想，重点强调道德修养与立言修辞之间的关系。进德修业总领出内在德性与外在实践的统一性，随后阐释儒家“忠信”为德性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根本途径，“修辞”是通过语言表达来完成“居业”，即以语言为工具，使个人德性参与到社会文化构建。孔颖达《周易正义》疏：“‘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古云‘居业’也。”孔颖达将修辞提为文教，是政治教化的范畴，希望通过文辞发扬儒家经典，进行教化。“修辞立诚”的文学原则将文学与儒家政治理想和观念联合在一起，坚持这一原则，则两者几乎不可分割。
“修辞立诚”的具体要求中一般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文辞与道德修养相结合，如孔子提倡“有德者必有言”，荀子“不顺礼仪，谓之奸言”等，但是，可能在具体的文学体裁、题材或者其他条件的审美中，也并不一定指单纯的个人道德伦理；二，言词有信实的内容，如《周易》提出“言有物”，老子主张“言有宗”等；三，在文辞审美的要求上倡导纯正、平易的醇雅之美，需要“文质彬彬”，加工而不过分雕琢华饰，向“温柔敦厚”看齐。
韩愈作为中唐“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古文运动领袖，在古文运动中明确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来达到“文以载道”的古文功用。他还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强调“道”是写古文的目的：“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才彤序》），《答李翊书》中：“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即“立诚”与“修辞”是根与实、膏与沃的关系。还指出道需要“正醇”，不得掺入佛家、老庄等思想。韩愈坚持“修辞立诚”的修辞观使得其说理性散文具有强烈的道学气和复古色彩：
“他讲‘修辞’有着浓厚的社会功利色彩，与他恢复古道的愿望结合为一……韩愈主张文以载道，以文化和文章作为明道的途径或是工具。‘立诚’在此表现为：在追求儒家古道的基础上净化自身道德修养，使儒家之道与自身之道合二为一……‘修辞’是立诚的一个重要途径，修辞当然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更重要的是，修辞本身就是在推行着自身道德实践。只有通过修辞的力量，才能推行自身的道，才能将自己的道德主张、政治主张变成现实。所以，‘修辞’就是韩愈的文教思想。”
在韩愈的散文创作中，主要有两种阐明儒道的方式：一是直接阐述儒学道理，或正面立论，或反驳、批评“邪说”，维护儒道；二是依据儒家原理和儒家的礼法观念和道德意识来干预现实社会，用古义释疑去惑、惩恶扬善。“说”体文就属于第二类。
“说”这种文体属于论说文。
“说”实际上与“论”性质相近，《说文》：“说，释也。从言兑声。一说谈说。”吴讷《文章辩体》认为：“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
“说”体的源起来自《说卦》、后来许慎的《说文》。晋代陆机认为“说，炜哗而谲狂”，目的是为了劝说人、打动人，因此必须注重辞采。由此可见，说体文一方面有说理的要求，需要阐明道理、言之有物来让人信服，一方面有文辞要求，文辞不够有力，一样难以让人信服。由此可见，说体文与“修辞立诚”的修辞观之间，存在着结合共通的基础。
韩愈说体文有《杂说》四首、《师说》，其中《师说》最具代表性。《师说》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师道传统，批驳当时士大夫耻于相师的社会风气。《师说》首先开门见山指出主旨：“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然后接着化用孔子语句提出惑当从师而解：“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既然有惑当解，从师是为了修道解惑，于是接着提出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说理清晰，井然完备。 其后针对现实进行批判，说“今之众人耻于学师”，通过反面例证，请童子之师“小学而大遗”，只学了句读知识，而不能明道。再举“巫医乐师”不耻相师的例子，与士大夫“位卑而足羞，官盛则近谀”论调进行对比，增强说服力。说理同时还间杂强烈表达对师道不存的痛惜：“嗟乎！师道之不传者久矣，欲人知无惑也难矣”，还有“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将充沛情感蕴含在理性论证中，使得文章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师道”与“解惑”的关系。随即又举出孔子“圣人无常师”“问道有先后”，加强论证。在最后以“六艺经传皆通习之”的李蟠对比今之学者耻于相师。层层对比，不断递进。
整个《师说》在结构上周密严整，层次关系严谨流畅，说理条分缕析，尤其是多处化用孔子语句，反复在文中阐述孔子观点，尤为醇厚正统。在语句上，平和晓畅，仁义蔼然。开头层层说理清晰而诚恳，设问句化用孔子语句平易近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随即谆谆解答，流畅自然。例证陈述情感收敛平和而见美恶褒贬，个人感叹深沉痛惜，委婉潜致。文章立论高远，思想纯正深刻，说理深入人心。一方面化用孔子语录，以儒家观点直接融入文章，体现道德情操和正统思想，一方面情感恳切和缓，用词造语平和雅正，是韩愈对“修辞立诚 ”修辞观继承的体现。
《杂说》四首中更有特色的两篇《马说》《龙说》，尽管是讲述阐明道理的“说”体，但看似好像寓言故事，并且全篇并不能直接看出有什么道理。实际上《马说》《龙说》条理也十分清晰，逻辑严整，而且做到了用形象化的写法来阐述道理，不给读者强加信息观点。《龙说》先说龙神通广大，上天入地，随后转到云和龙互相依存，龙也离不开云，最后用《周易》的话简短收束以结尾，表达希望实现君臣际会，贤臣明君、人才得用的政治理想。《马说》开篇一二句一正一反提出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接着写出三层：“虽有名马”，写识别人才；“马之千里者”，如何培养人才，给人才机会；“策之不以其道”，写理解、善用、礼遇人才。最后做“不知马”的感慨，回应开头。文章处处说马，但实质谈论人才，讽刺现实中人才不得任用的事实。两篇结构缜密，说理辟透，层层下来，具有孟子“浩然之气”般充沛的气势。虽然意在抨击社会现实，但是两篇都短小含蓄，清张裕钊评论说：“道古而波折自由，简峻而规模自宏，最有法度，而转换变化处更多。”《马说》《龙说》作为《杂说》四首的代表，表现了韩愈的儒家君臣际会的政治理想。在文辞上，这种委婉曲折、掩蔽寄意的论辩文气韵情深而未有过分直接感伤。清代林纾在《古文辞类纂》中评价其“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同样体现了对“修辞立诚”修辞观的坚守。
古人言：“有德必有言”，“修辞立其诚”的思想类似于道德和文章的合一。韩愈的说体文作为坚持儒家思想而对现实进行抨击的文体与“修辞立诚”的修辞观不谋而合，继承了儒家“修辞立其诚”的修辞观，并顺理成章地成为文以载道的古文理论在修辞观上的表现。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李瑞卿.中国古代文论修辞观[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3]周振甫.周振甫講古代散文[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熊禮汇.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5]康震.中国散文通史·隋唐五代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
[6]闵泽平.唐宋八大家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易心婧（1996-），女，湖北仙桃，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院文学2014级，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修辞立诚；说体文；文以载道；修辞观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修辞立诚”出自《周易·乾·文言》引孔子语：“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辞立诚被认为儒家修辞学的原则性思想，重点强调道德修养与立言修辞之间的关系。进德修业总领出内在德性与外在实践的统一性，随后阐释儒家“忠信”为德性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根本途径，“修辞”是通过语言表达来完成“居业”，即以语言为工具，使个人德性参与到社会文化构建。孔颖达《周易正义》疏：“‘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古云‘居业’也。”孔颖达将修辞提为文教，是政治教化的范畴，希望通过文辞发扬儒家经典，进行教化。“修辞立诚”的文学原则将文学与儒家政治理想和观念联合在一起，坚持这一原则，则两者几乎不可分割。
“修辞立诚”的具体要求中一般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文辞与道德修养相结合，如孔子提倡“有德者必有言”，荀子“不顺礼仪，谓之奸言”等，但是，可能在具体的文学体裁、题材或者其他条件的审美中，也并不一定指单纯的个人道德伦理；二，言词有信实的内容，如《周易》提出“言有物”，老子主张“言有宗”等；三，在文辞审美的要求上倡导纯正、平易的醇雅之美，需要“文质彬彬”，加工而不过分雕琢华饰，向“温柔敦厚”看齐。
韩愈作为中唐“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古文运动领袖，在古文运动中明确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来达到“文以载道”的古文功用。他还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强调“道”是写古文的目的：“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才彤序》），《答李翊书》中：“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即“立诚”与“修辞”是根与实、膏与沃的关系。还指出道需要“正醇”，不得掺入佛家、老庄等思想。韩愈坚持“修辞立诚”的修辞观使得其说理性散文具有强烈的道学气和复古色彩：
“他讲‘修辞’有着浓厚的社会功利色彩，与他恢复古道的愿望结合为一……韩愈主张文以载道，以文化和文章作为明道的途径或是工具。‘立诚’在此表现为：在追求儒家古道的基础上净化自身道德修养，使儒家之道与自身之道合二为一……‘修辞’是立诚的一个重要途径，修辞当然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更重要的是，修辞本身就是在推行着自身道德实践。只有通过修辞的力量，才能推行自身的道，才能将自己的道德主张、政治主张变成现实。所以，‘修辞’就是韩愈的文教思想。”
在韩愈的散文创作中，主要有两种阐明儒道的方式：一是直接阐述儒学道理，或正面立论，或反驳、批评“邪说”，维护儒道；二是依据儒家原理和儒家的礼法观念和道德意识来干预现实社会，用古义释疑去惑、惩恶扬善。“说”体文就属于第二类。
“说”这种文体属于论说文。
“说”实际上与“论”性质相近，《说文》：“说，释也。从言兑声。一说谈说。”吴讷《文章辩体》认为：“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
“说”体的源起来自《说卦》、后来许慎的《说文》。晋代陆机认为“说，炜哗而谲狂”，目的是为了劝说人、打动人，因此必须注重辞采。由此可见，说体文一方面有说理的要求，需要阐明道理、言之有物来让人信服，一方面有文辞要求，文辞不够有力，一样难以让人信服。由此可见，说体文与“修辞立诚”的修辞观之间，存在着结合共通的基础。
韩愈说体文有《杂说》四首、《师说》，其中《师说》最具代表性。《师说》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师道传统，批驳当时士大夫耻于相师的社会风气。《师说》首先开门见山指出主旨：“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然后接着化用孔子语句提出惑当从师而解：“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既然有惑当解，从师是为了修道解惑，于是接着提出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说理清晰，井然完备。 其后针对现实进行批判，说“今之众人耻于学师”，通过反面例证，请童子之师“小学而大遗”，只学了句读知识，而不能明道。再举“巫医乐师”不耻相师的例子，与士大夫“位卑而足羞，官盛则近谀”论调进行对比，增强说服力。说理同时还间杂强烈表达对师道不存的痛惜：“嗟乎！师道之不传者久矣，欲人知无惑也难矣”，还有“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将充沛情感蕴含在理性论证中，使得文章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师道”与“解惑”的关系。随即又举出孔子“圣人无常师”“问道有先后”，加强论证。在最后以“六艺经传皆通习之”的李蟠对比今之学者耻于相师。层层对比，不断递进。
整个《师说》在结构上周密严整，层次关系严谨流畅，说理条分缕析，尤其是多处化用孔子语句，反复在文中阐述孔子观点，尤为醇厚正统。在语句上，平和晓畅，仁义蔼然。开头层层说理清晰而诚恳，设问句化用孔子语句平易近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随即谆谆解答，流畅自然。例证陈述情感收敛平和而见美恶褒贬，个人感叹深沉痛惜，委婉潜致。文章立论高远，思想纯正深刻，说理深入人心。一方面化用孔子语录，以儒家观点直接融入文章，体现道德情操和正统思想，一方面情感恳切和缓，用词造语平和雅正，是韩愈对“修辞立诚 ”修辞观继承的体现。
《杂说》四首中更有特色的两篇《马说》《龙说》，尽管是讲述阐明道理的“说”体，但看似好像寓言故事，并且全篇并不能直接看出有什么道理。实际上《马说》《龙说》条理也十分清晰，逻辑严整，而且做到了用形象化的写法来阐述道理，不给读者强加信息观点。《龙说》先说龙神通广大，上天入地，随后转到云和龙互相依存，龙也离不开云，最后用《周易》的话简短收束以结尾，表达希望实现君臣际会，贤臣明君、人才得用的政治理想。《马说》开篇一二句一正一反提出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接着写出三层：“虽有名马”，写识别人才；“马之千里者”，如何培养人才，给人才机会；“策之不以其道”，写理解、善用、礼遇人才。最后做“不知马”的感慨，回应开头。文章处处说马，但实质谈论人才，讽刺现实中人才不得任用的事实。两篇结构缜密，说理辟透，层层下来，具有孟子“浩然之气”般充沛的气势。虽然意在抨击社会现实，但是两篇都短小含蓄，清张裕钊评论说：“道古而波折自由，简峻而规模自宏，最有法度，而转换变化处更多。”《马说》《龙说》作为《杂说》四首的代表，表现了韩愈的儒家君臣际会的政治理想。在文辞上，这种委婉曲折、掩蔽寄意的论辩文气韵情深而未有过分直接感伤。清代林纾在《古文辞类纂》中评价其“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同样体现了对“修辞立诚”修辞观的坚守。
古人言：“有德必有言”，“修辞立其诚”的思想类似于道德和文章的合一。韩愈的说体文作为坚持儒家思想而对现实进行抨击的文体与“修辞立诚”的修辞观不谋而合，继承了儒家“修辞立其诚”的修辞观，并顺理成章地成为文以载道的古文理论在修辞观上的表现。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李瑞卿.中国古代文论修辞观[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3]周振甫.周振甫講古代散文[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熊禮汇.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5]康震.中国散文通史·隋唐五代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
[6]闵泽平.唐宋八大家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易心婧（1996-），女，湖北仙桃，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院文学2014级，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