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经济实力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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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至1953年发生的朝鲜战争,是当时世界上各强国参与的二次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支撑军事交锋的又是各方的经济实力。美国敢于在朝鲜内战爆发后便出兵干预,并乘机控制中国领土台湾,就是依仗有全球最强的经济和科技力量。苏联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因核力量和经济实力不如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再退缩。此时新中国刚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立,毛泽东便敢于出兵朝鲜,除有大无畏的胆略,也是靠在贫弱的经济基础上充分挖掘了潜力,又得到苏联的援助,因而才能在这场战争中越战越强。新中国以弱势的经济实力搏击强敌,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均势,其重要的历史经验很值得后人吸取。
  
  美国依仗强势使苏联退缩,更漠视新中国的警告
  
  进入20世纪后,机械化战争成为世界军事舞台上的主角,拥有发达钢铁、能源、机械工业的国家就拥有军事优势。1945年美国研制成功原子弹,1949年苏联也进行了核试验,核武器自此成为人类最具杀伤力和威慑力的武器。美国自1880年起便在工业产值上跃居全球第一位,二次大战后又依仗最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自诩要“领导世界”。1945年大战结束后,美国因军民普遍的和平愿望,于两年间将军队数量由1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在亚洲只常驻四个陆军师(驻日本)。但美国拥有很强的后备动员能力,朝鲜战争爆发后就能迅速投入强大力量,并挥舞核武器进行讹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对美国干预的可能性判断错误,因而当美军迅速投入朝鲜战场后便表现退缩。当时在毛泽东身边任秘书的胡乔木曾回忆说“苏联领导人紧张到普通人不易想像的程度,但表面上又故作镇定。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给中国一封电报,大意是说中国是朝鲜的惟一希望。”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说明,1950年10月5日斯大林召集领导人开会研究朝鲜战争时,都主张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为此宁可放弃北朝鲜。
  当时苏联是世界上惟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但实力也明显处于劣势。至于中国的国力,与美国相差更为悬殊。1950年度的统计数字,能大致表明三国的实力对比。
  
  在当时美苏军事力量对比中,核武器有最大威慑力,美国核弹数量和投掷能力占有绝对优势,使苏联的恐惧心更强。不过美国对苏也有畏惧,如仁川登陆后便观望苏联是否会出兵,发现无此迹象后才敢越过三八线。双方近乎于“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至于新中国一再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入侵台湾以及在朝鲜扩大战争,美国却不理睬,因为白宫首脑最讲究实力,认定新中国根本不敢参战,对台湾和中央情报局送来的“中共即将出兵朝鲜”的情报也不相信。直至中美两军前锋已交战,美国首脑还认为是“象征性”举动,以致美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因狂妄冒进、险陷包围而狼狈南逃400千米,被称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以战术灵活、人力和政治优势弥补装备弱势
  
  现代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决定了军队装备水平,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装备。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军的武器大多数还属战争中缴获的“万国牌”,且自身还没有零配件补充及弹药保障能力。从编制装备的统计表中,便可看出中美双方在装备上的差距。
  
  此表中所载中方数字,还是按照当时装备最好的原第四野战军部队统计,其它野战军的装备水平更差。而且所列仅是数量对比,若论及质量差距同样巨大。美军师属榴弹炮为155毫米、105毫米口径的新火炮,志愿军师属火炮则多为75毫米口径的日制旧式火炮。按一次弹药投射量计算,美军一个陆军师的火力强度超过志愿军一个师几十倍。志愿军的一些将领入朝后都感叹自己一个军火力不如美军一个团。1951年春季以后志愿军开始以苏式装备逐步换装,主战装备的数量和技术水平同敌差距有所缩小,却仍处于落后状态。此外,美军在战区有强大海空军参战,中方无海军参战,空军也只能有限掩护后方目标。
  朝鲜战争时期的火力较量主要以弹药和钢铁的倾泻为标准,战时美军共消耗弹药330万吨(其中航弹69万吨),相当于其二次大战中弹药消耗量一半。志愿军在战争中共消耗弹药25万吨(大部分从苏联进口),这表明火力强度尚不足敌十分之一。朝鲜战区的制海权、制空权和地炮火力优势一直为美军掌握,这也是双方经济实力所造成的难以改变的状态。
  至于中美两国官兵的装具和生活条件,在当时也近乎有天壤之别,如养兵费和军人收入相差竟达百倍。当时美军士兵平均月薪130美元(按购买力合现在800美元),折合500元人民币。中国士兵每月津贴费仅2-3元人民币,主要靠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指战员。
  战争的基本规律是以强胜弱。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装备和经济支撑力远弱于美方,却也有自身的优势,那便是战斗精神强,人力多,战略战术指导胜于敌人。当时中国军民刚经历过二十多年革命战争,战斗意志完全压倒养尊处优、厌战贪生的美军,能以近战、夜战取得多数短兵相接的胜利。美国因全球战略所限,投入朝鲜战场的兵力最多为34万人(连同战区海空支援兵力最多为54万人),韩国军队最高动员额为65万,其它“联合国军”则只有象征性部队。志愿军在战场最高可保持130万兵力,还有朝鲜人民军45万人,而且后备兵源数量为世界最多。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青年报名要求参军的多达2 000多万,被选中入伍者仅十分之一,社会上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人称“比挑女婿还严”。美军便叹息“共产党中国拥有几乎无限的人力”,认为除使用核武器简直无法打赢。志愿军的战术又比敌灵活,经常能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用穿插迂回和小分队出击避开敌强大火力,在攻防中能取得多数战斗的胜利。新中国的这些优势基本能与美国的实力强项相抵,最终形成战场上势均力敌。
  以朝鲜战争中军人的损失数对比,也可看出敌方火力虽强,而双方人员伤亡基本相当。志愿军战时统计牺牲14.8万人,战后添加上民工、伤病复员人员和失踪者的死亡数,至2008年统计出的抗美援朝烈士为18.3万人。朝鲜人民军伤亡共26万人,其中死亡数约8万左右。美军战时死亡统计数为3.3万人,战后统计为5 4万人(也添加了战场外的死亡数),韩国战后统计其军人死亡达22万人。加上“联合国军”其它成员国,其军事人员死亡总量为28万人,还略多于中朝方面。战争中双方被俘人员数量也相差不多,只是因中朝方面将南朝鲜军战俘大都补充入人民军,才造成遣返的战俘数远少于敌。这些对比清楚说明,中朝军队在战斗技巧和意志上远强于敌,美军只是依仗火力和技术优势才能把朝鲜战争打成平局。
  
  从苏联以半价赊购武器,欠债不多却引发不愉快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生产,钢铁、石油这样的基本需求都不能自己解决,因此主要靠苏联支援武器和多数工业品。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时,斯大林在同周恩来、林彪的会谈中表示可提供所需武器,随后又表示这些武器要按成本费由中苏两 国“共同负担”,中国按“出厂价五折”付钱。鉴于当时中国经济困难,苏方所供武器算作对华贷款,年利为1%。这若是按和平时期的交易可算是优惠,然而与苏联宣传的慷慨无私却不相符。当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审看宣传文稿时,凡是发现有称“苏联的无私援助”一词,都会提笔把“无私”二字划掉。
  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华提供的武器中,只有空军装备比较先进,陆军装备大都是二次大战中使用过的旧货,由此引发了中方不满。为了弥补这些不愉快并显示政治姿态,战争期间经斯大林特许,苏联也曾几次无偿地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如1951年中国从苏联订购了37个步兵师装备后,因朝鲜人民军武器不足而将其中3个师装备无偿地转送。斯大林看到中国这一高风格后也决定有所表示,随即决定无偿送给中国20个步兵师的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只有少部分属于赠送,多数要按成本的半价归还本息。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折合13亿美元,占50年代中国所欠苏联57.4亿元债务(后来归还时加利息后为59亿元)中的一半以上。从1954年至1959年间,中国归还了苏联债务33亿元,即已经把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军火债还完,平均每年还款额5亿多元,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5%。1960年至1965年,中国又归还了对苏联欠债的余额23亿元,平均每年还债4亿多元,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2%,而且主要是以矿物而非农产品还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对苏联还债额在国家支出中占比例很小,且不存在“逼债”。当年国内曾出现一种内部和民间传说,把向苏联归还军火债说成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中国政府任何正式公报和文件中均无此说法),这明显是鼓动“反修”和推卸“大跃进”指导错误责任的不实之辞。
  中国对苏武器欠款额虽不算多,却在两国关系中产生过不愉快。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战,不仅付出大批人员牺牲,而且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提供的多数武器还要按“五折”记账,在当年习惯于军事共产主义的中国领导人眼中自然显得风格不高。不过中国得到这些武器毕竟使入朝作战有了重要保障,其中部分武器特别是战斗机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新中国军队在战争中学会掌握这些武器,对迅速提高自身的战术技术水平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过:“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4页)
  截止1954年,中国用苏制武器和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换下来自十几国的杂乱武器,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标准化、序列化,并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彭德怀对这一装备进步曾总结说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站到第一线,让苏联处于第二线,也相应得到了一些军事上的答谢。特别是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幅提升了对华军援水平,1954年后改为提供现役最新装备,还度在世界上打破常例给予了核武器和核技术援助(不过至1960年中断)。若没有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奋战,就不能想像苏联会有这样的回报。
  
  发扬人民战争传统,“边打边建”增强国力
  
  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后,进行人民战争有了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依托,支援前线的能力同旧中国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尤其令后人赞叹的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虽然有相当的花费,经济恢复的速度还能创造历史最高纪录。
  旧中国政权因腐败无能,不仅国力衰弱,而且在战争中通常都是越打越穷。国民党政权在抗战前经济全盛的1936年度,也只有11.7亿元法币财政收入(当时仅折合4亿美元),国民收入大都进入豪绅和官员的私囊。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丧失了大半国土和多数财赋收入,靠苏美英给予20亿美元援助和海外华侨约6亿美元捐款,才能坚持八年等到抗战“惨胜”。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廉洁政府,有了最强的动员能力和全国统一的税收,在内战未完全停息的1950年就有100亿元人民币国家财政收入(相当24亿美元)。从1951年至1953年,国家通过“边打边建”,在境外进行战争的情况下还能在国内有效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其成果通过下表便能充分显示出来。
  
  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中国经济情况,也能看出名符其实是“越战越强”。取得这一骄人成就的主要原因有三项一是共产党充分动员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二是广大群众踊跃支前,三是得到了苏联的援助。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新中国还如同一个久病未愈的巨人,满目仓痍,半数以上群众的温饱尚未解决,却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有着崇高的威望,全国各界人民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奋力投入了国家建设。至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的最高水平,并在朝鲜尚未停战时便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由于国内很缺乏现代化支前工具,东北地区便按传统方式动员了数十万民工赶着大车、挑着扁担随军一同跨过鸭绿江,在汽车等运输工具损失严重的情况下,以落后的人力、畜力运输方式完成了支前任务。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提高了支前水平,按现代运输方式的要求组织了志愿援朝汽车大队、志愿铁路运输队。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也有大幅提高,如战争开始时国内弹药的自给率不过10%左右,到停战时已达到45%。
  为了解决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国家财政困难,当时全国人民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1951年夏至1952年春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大家一分一厘地省出了血汗钱,捐献给“最可爱的人”。仅在一年之间,全国人民就捐献人民币新币5亿多元,按当时一架米格战斗机价值15万元计算,可购买3700架。这场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所得金额相当于一年作战费的四分之一,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特别值得后人称道的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仍特别注意节省军费,强调“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搞工业建设。1950年10月下旬志愿军参战时,因战争是否扩大前景未定,中央确定的财政开支方针是战争第一,稳定物价第二,建设第三。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10月间抗击敌人“秋季攻势”又取得了重大胜利后,中共中央便决定把经济建设放到第一位,要求将全军总额由627万人减少到341万人,并把在朝兵力减少26万人。1952年的国防费为57.8亿元,而同年经济建设费达到73.2亿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经济建设费用首次超过了军费。采取这种经济建设和财政开支的方针,体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远见,也使抗美援朝战争在总体上并未影响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
  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时“边打边建”的成功,从外部因素看也有苏联援助的作用。除了得到武器、军事技术方面的帮助外,新中国得到的最大外援是苏联自1952年以后同意帮助建设的人称“156项”的重点工程,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这些项目在斯大林时期议定了141项,赫鲁晓夫又追加了15项,最终真正落实了150项。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能用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基础,这又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156项”作为苏联对华的最大战略性援助,并不是无偿的,设备要付成本价且以贸易形式偿还,来华专家要付工资,不过双方议定了不讲技术转让费和任何专利费,苏方教会中国人后任由自主生产。1950年主管经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于80年代回顾苏联的援助时曾说:“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那时中苏之间能有这种情谊,也是由于中国进行抗美援朝在战略上帮助了苏联。
  战争又是经济力的较量,中国能成功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也是经济力增强的结果。中国在朝鲜战场消耗各种物资为560万吨,直接战费62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折合26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2%。这一负担虽不算轻却可以承受。相比之下,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消耗物资7 500万吨,直接战费为200亿美元。这一战费额虽只占其年度政府财政支出的5%,不过美国实行的是全球战略,军费总额高达政府财政支出的40%,而且多用于西欧防务。这一沉重负担在当时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广泛不满,也是迫其最终停战的原因之一。
  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绩说明,新中国要改变过去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建设强大的军队和发达的经济基础。战争期间新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都有了极大提升,虽然在总体上仍远不及美国,却能在朝鲜这一局部战场达成某种平衡,因而能最终迫敌达成妥协停战。同时历史也证明,中国要真正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经济上、军事上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还需要付出许多年的努力,强国的目标随着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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