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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中组部专门印发通知，要求“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此一举动，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势将对地方官员的施政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地方间的竞争，尤其是GDP的较量，曾被经济学家解读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确实，大到欠发达国家，小到欠发达县市，要想摆脱贫困、快速崛起，必然会产生做大做强GDP的冲动。但是，当中国经济已坐稳全球第二把交椅，还去过分追求GDP增速，就将犯“历史的错误”。因为，这场竞争激烈的“GDP赛跑”，负面效应正在愈益凸显，诸如大肆举债、盲目招商、产业雷同，都已成为当下地方政府绕不过去的独特难题了。
这一问题，在2013年尤其紧迫。例如，在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河北省独占7席。为了治理雾霾，全省一口气关闭了8000多家企业。尽管如此，有的市县政府仍舍不得“割肉”，暗中在为一些利税大户撑腰。又如，2008年以来，“聪明”的地方政府发现，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刺激本地经济发展。哪个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债务与金融杠杆，就可以在“GDP赛跑”中一路领先。这也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相互竞争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行为主体，会根据制度环境给予它的行为空间以及制度激励、制度约束，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
进而言之，从制度环境看，财权的下放与分税制的实行，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获得了发展区域经济、谋取地区经济利益的权力和能力。而这些权力，更多地集中于“一把手”。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更是加剧了其逐利动机，极力寻求自身利益的独立化和最大化。从激励角度看，地方官员具有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双重特征，且后者要大于前者，会更多地关注政治晋升、政治利益。这就诱导一些官员铤而走险，甚至“跑官买官”。湖南官场频现“火箭官员”，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那么，如何规制地方竞争，促其走向竞合，最终实现共赢？毫无疑问，应当多方发力、多措并举。
地方政府层面，不妨更多借重市场力量。打造地方经济升级版，形成地方竞争新优势，前提是必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地方间的竞争，应从政府竞争，逐渐让位给市场、企业竞争，而政府则应在打造发展环境上一较高下。比如，为了吸引人才和技术要素的流入，地方政府可以加大教育、医疗等社会性支出比重，提高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软实力。
中央政府层面，目前的思路是，改革和完善地方官员的考核评价体系。中组部的《通知》，虽然只有8条规定，但条条都切中要害。这就反映出考核部门已经注意识别和制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和纠正以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换取经济增长速度。而“不以GDP论英雄”，不是不要GDP，而是要高质量、不含水分的GDP，这对地方官员是一个更严峻挑战。
对此，也有一种担心，就是新规能否落到实处。这当然面临诸多的难题。其一，将一些不易量化的指标加以量化，会有测量误差；其二，指标体系越复杂、越全面，在执行中就越主观，激励效果势必随之降低；其三，显绩容易考察，潜绩往往滞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而，新规如何进一步细化、操作，对组织部门也是考验。
由于体制原因，地方官员更多受上级约束，而较少受民众制约。因此，规制地方竞争，还需要打出一套“组合拳”。比如，让公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进入官员的考核过程；进一步强化人大监督职能和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必要时对官员进行问责；适度引入差额选举方式，让民意同样能够影响地方官员的升降去留。
地方间的竞争，尤其是GDP的较量，曾被经济学家解读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确实，大到欠发达国家，小到欠发达县市，要想摆脱贫困、快速崛起，必然会产生做大做强GDP的冲动。但是，当中国经济已坐稳全球第二把交椅，还去过分追求GDP增速，就将犯“历史的错误”。因为，这场竞争激烈的“GDP赛跑”，负面效应正在愈益凸显，诸如大肆举债、盲目招商、产业雷同，都已成为当下地方政府绕不过去的独特难题了。
这一问题，在2013年尤其紧迫。例如，在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河北省独占7席。为了治理雾霾，全省一口气关闭了8000多家企业。尽管如此，有的市县政府仍舍不得“割肉”，暗中在为一些利税大户撑腰。又如，2008年以来，“聪明”的地方政府发现，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刺激本地经济发展。哪个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债务与金融杠杆，就可以在“GDP赛跑”中一路领先。这也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相互竞争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行为主体，会根据制度环境给予它的行为空间以及制度激励、制度约束，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
进而言之，从制度环境看，财权的下放与分税制的实行，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获得了发展区域经济、谋取地区经济利益的权力和能力。而这些权力，更多地集中于“一把手”。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更是加剧了其逐利动机，极力寻求自身利益的独立化和最大化。从激励角度看，地方官员具有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双重特征，且后者要大于前者，会更多地关注政治晋升、政治利益。这就诱导一些官员铤而走险，甚至“跑官买官”。湖南官场频现“火箭官员”，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那么，如何规制地方竞争，促其走向竞合，最终实现共赢？毫无疑问，应当多方发力、多措并举。
地方政府层面，不妨更多借重市场力量。打造地方经济升级版，形成地方竞争新优势，前提是必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地方间的竞争，应从政府竞争，逐渐让位给市场、企业竞争，而政府则应在打造发展环境上一较高下。比如，为了吸引人才和技术要素的流入，地方政府可以加大教育、医疗等社会性支出比重，提高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软实力。
中央政府层面，目前的思路是，改革和完善地方官员的考核评价体系。中组部的《通知》，虽然只有8条规定，但条条都切中要害。这就反映出考核部门已经注意识别和制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和纠正以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换取经济增长速度。而“不以GDP论英雄”，不是不要GDP，而是要高质量、不含水分的GDP，这对地方官员是一个更严峻挑战。
对此，也有一种担心，就是新规能否落到实处。这当然面临诸多的难题。其一，将一些不易量化的指标加以量化，会有测量误差；其二，指标体系越复杂、越全面，在执行中就越主观，激励效果势必随之降低；其三，显绩容易考察，潜绩往往滞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而，新规如何进一步细化、操作，对组织部门也是考验。
由于体制原因，地方官员更多受上级约束，而较少受民众制约。因此，规制地方竞争，还需要打出一套“组合拳”。比如，让公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进入官员的考核过程；进一步强化人大监督职能和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必要时对官员进行问责；适度引入差额选举方式，让民意同样能够影响地方官员的升降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