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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深受“武士道”毒害、冥顽不化的日军俘虏转化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战斗士，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通常需要经年累月，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逐渐完成争取日军俘虏的6个阶段。
第一阶段还有怕被八路军、新四军杀害的恐惧心理。
第二阶段是不愿为八路军、新四军所用。
第三阶段是担心日本失败之后会变成殖民地。
第四阶段是对共产党没有信心，怀疑共产主义是否能在日本实现。
第五阶段是已经认识到共产党的光明前途，只愿回到日本去革命，不愿牺牲在中国战场上。
第六阶段，要求到前线去帮八路军、新四军工作。
“日本八路”大多经历了上述6个阶段。
比如，有着“日本白求恩”之称的佐藤猛夫，原名山田一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人，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编者注）医学系。1939年8月2日，在梁山战斗中，他所在的田敏江大队被八路军打得大败。这一仗，八路军俘虏日军24名。时任中尉医官的山田一郎，因头部负伤昏过去而被俘。
为避免日本军国主义对俘虏士兵家属进行迫害，八路军总部规定，凡被俘的日军士兵，都要改一个新的名字，山田一郎被俘后改名为佐藤猛夫。佐藤是一个顽固的家伙，他曾组织同时被俘的其他5个人一起出逃，又被八路军抓了回去。秋去冬来，他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
八路军调佐藤到设在辽县（今左权县）羊角村的野战医院工作。他表面上说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也在医院做些简单的工作，内心却坚定地不抛弃自己的信念：逃跑、暗杀八路军领导……在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后，佐藤得了伤寒病，昏睡了几天。在八路军医生的救护下，他终于躲过死神的追捕，醒来时，惊讶地发现129师师长刘伯承来看望他。从护士口中，他得知，刘伯承知道他得了伤寒，已经看望他几次了，还专门吩咐把医院仅有的西药都给他用，今天又从百里之外踏雪而至，送来一桶珍贵的酱菜。佐藤心想，一位八路军高官，管着几十万人的将领，居然对一个死不悔改的日本兵如此照顾，共产党、八路军如此仁义，自己为什么还一直坚持要逃跑呢？
佐藤被这种官兵一致的作风感化了，他回忆说：“在这种关怀和照顾下，我不久又穿上了白大褂，为伤员治病，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与八路军站在同一立场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后的自由支配时间里，我读《贫乏物语》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晚上，我把油灯拨亮，记笔记，往往精读到深夜。”
此后，佐藤拼命地为缺医少药的八路军服务，因陋就简，制作了医疗器械，救助的伤员成百上千，被边区军民誉为“日本八路军”。他还出席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成为晋冀鲁豫边区唯一的日本籍参议员。1943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兼卫生学校讲师。在反“扫荡”战斗中，他多次带领医护人员到战斗的最前沿去抢救伤员，受到军区的表彰。
松野觉的转变始于同新四军1师3旅旅长陶勇共进的一顿饭。得知要同旅长一起吃饭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司令官请我吃饭，可能吗？”在等级森严的日军中，士兵在长官面前大气也不敢出，还动辄挨骂挨打，更不可能与长官一起吃饭。
吃饭时，松野觉僵坐在桌前，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他疑惑不解：在日本军队中，长官总是对士兵说，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俘虏格杀勿论，士兵一旦被俘，就要抵抗到底，为大日本天皇尽忠，现实却不是这样。
森垣的转变缘于经历了被新四军师长让马的事。森垣等3名日本战俘在行军中，由于脚上长了水疱，一瘸一拐地走着。张爱萍师长发现后，把马让给森垣骑。森垣刚开始以为马的主人是一名营长，后来才知道是师长。得知张爱萍的脚背上有伤，宁可自己走路，也把马让给他骑的刹那间，他心头涌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口中这才迸出一句：“谢谢您。”他恭恭敬敬地向张爱萍鞠了一躬。
秋山良照的转变则是缘于西瓜和烧饼的小事。1941年夏的一次反“扫荡”中，秋山走到一个西瓜窝棚旁，正想拿个西瓜吃，冀南敌工部干部兼翻译职叔敏对他说：“可不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八路军的纪律。日军抢老乡的东西，而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只能保护人民的利益，不能侵犯他们的利益。”职叔敏给秋山做工作，直到老乡来了，把钱给了老乡，秋山才得到瓜。老乡一见八路军，便呜呜地哭诉日军占领村子的暴行。老乡说：“你们就随便吃吧。这是我们的西瓜，甭客气……”
两天后，秋山他们被分到一个村民家里吃饭，村民给他们端出来的是烧饼和小米粥。秋山把一块烧饼递给孩子吃。孩子的父亲劈手从孩子手中夺过烧饼，还给秋山，说：“这烧饼是给八路军吃的，家里的孩子不能吃。你们为了我们离家去打仗，这是政府和百姓拿出来的粮食，吃不完留着饿时再吃。”
一个西瓜、一个烧饼，事虽小，却使秋山受到一场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深刻教育。从此，他彻底转变了对八路军和中国农民的印象。
（王世全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胜利密碼》一书，王 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