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软件业是IT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把我国建设为“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将对地方经济形成强大的拉动力。但是，我国各省市在软件产业上取得了很多成绩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失衡的局面。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对软件产业是福是祸？各级地方政府、各个软件企业在
选择发展道路的时候，应该具备怎样的视野与方法？
编者按:“聚焦软件业”系列报道到本期暂告一段落。
自本报于6月5日推出“聚焦软件业”系列报道以来，引发了读者与有关部门的强烈关注。本报记者通过深入采访，通过《软件百强沉浮》、《大连追赶班加罗尔》、《东软模式能走多远》、《IT外包回潮》、《ERP并购大潮即将落幕？》，以及本期的《中国软件业东西失衡》6篇独家报道，分别从产业、企业、外部环境、区域经济等多个方面对我国软件行业的现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立体的、深刻的报道与探讨。
这只是本报对软件产业持续关注中的一个落脚点。以后，本报将继续以更丰富的视角、更多样的方式对软件业予以关注。
6月25日，在大连举行的第四届软件交易博览会上，东部省份展台前门庭若市，与中西部省份展台门庭冷落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与信息产业部发布的一项数据非常一致。这项数据表明，中国软件产业区域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东西部地区软件产业差距仍在拉大。
2005年1～12月份，全国软件收入超过100亿元的省市共有10个，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辽宁、陕西、福建和天津(后3家为新增地区)。据统计，这10省市软件收入合计达到3422亿元，占到全国软件收入的87.7%，而其余19个省市的软件收入只占12.3%，软件产业的区域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了。
而在这10个引人注目的省市中，来自中西部的省份竟然只有陕西省一家。
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统计，2005年，全国有7个省市软件收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而这7个省市全部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的长三角、珠三解和环渤海区域。
数据显示，北京和广东两省市的软件企业认定数均已超过了2000家，200人以上的软件企业也分别超过了100家。其次，上海、江苏、浙江、辽宁等省市的软件企业基本上在500-1000家之间，200人以上的企业分别有30家到100家不等。相比之下，西部省份则显得“瘦弱”许多。
在软件人才的分布上，东西部地区差距也十分悬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统计结果显示，光北京市占有的软件开发人员就接近全国软件开发人员总数的近20％，而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软件开发人员的聚集地。在这项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的数据统计中，西北地区的众多城市（包括软件产业发达的西安市）的软件开发人员仅占全国的3%，西南地区的城市（除成都和重庆之外）所有的软件开发人才比重仅为2%，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显而易见。
让人担忧的是，东西部在软件业上的差距正呈现出逐步加大的趋势。尽管中西部省市对软件业的扶持逐年加大，但面对东部地区软件业的迅猛增长，仍然难以望其项背。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分别在东部与西部选取了近10个中西部省市区进行了调查。而采访结果表明，我国软件业已经呈现出东西部严重失衡的局面。
上篇 东部快跑
漫步在大连软件园园区，海风徐徐，蓝天白云，灰色简约的建筑阴影林间，穿梭着各种肤色的人士。一时之间，让人很难分清这到底是硅谷，还是大连。
被列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大连软件园，入驻的企业已经超过了230家，其中不乏HP、GE、DELL这样的跨国公司。此外，也有东软、中软、信雅达、大连海辉这样的本土软件领头羊。在这230多家企业里，超过37%的企业具有外资背景，超过一半以上的企业在从事对日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业务。2005年，这些企业为大连软件园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带来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两亿美元的出口额。在大连软件园的带动下，辽宁省在2005年的软件产业销售收入达到了203亿元人民币，软件出口额达到了3亿美元。
相比中西部那些年软件产业收入只有几千万元人民币的省份来说，东部与东南部的发达省市、沿海省市，如北京、广东、辽宁、浙江、江苏这样的地区，可谓是软件产业绝对的老大。而东南部与中西部的对比，已经升级为了数量级上的差距，发展的不均衡，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抓住了机遇
“浙江的软件业之所以能有突出之处，‘机遇’占了很大的因素。”浙江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蔡小富说。
浙江的软件企业多数为民营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一个群体。“这不像是很多地方是在‘18号文件’颁布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由于较早地抓住了机会，在“18号文件”颁布以后，浙江的软件行业更是如虎添翼。2005年，浙江省软件收入达到了251亿元人民币，全省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软件企业达到了29家，其中，浙大网新的年销售收入更是达到了44.5亿元。
“浙江的软件企业比较注重资本运作”，蔡小富说。如今，浙江全省已经上市的软件企业达到16家，甚至超过处在第一梯队的北京。“上市可以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蔡小富认为。
“‘18号文件’颁布以后，通过资本运作，浙江的软件企业成长很快，而且可以将资本市场的资金不断注入新产品研发活动中，形成良性循环。”杭州市的一家软件企业的老总在大连软交会上对记者表示。
从2002年开始，浙江的软件企业纷纷意识到了上市对企业的重要性，这有力地帮助浙江省在软件业上形成了较明显的区域优势。
不仅是浙江，大连的崛起也和机遇不无关系。1998年，大连的房地产公司亿达公司和东软公司一起，开始为软件工程师们建立生活和工作基地——学清园。学清园的前身是东软公司的一个软件工程师公寓，“当时主要是为了方便东软的外地员工来大连出差住宿。”东软董事长刘积仁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入住和公寓楼的修建，亿达修建起了要凭“文凭”购房打折的学清园。“院士买房有很高的折扣，然后按博士、硕士、学士往下排，折扣也相应往下排。”虽然这是企业行为，但这在无形中吸引了最初的一拨软件人才。后来，东软利用亿达提供的配套硬件设施开始办学，吸引了更多的软件人才。而东软的另外一个当时被用做孵化器的公寓，后来也成了整个大连软件园的孵化器。
在东软的带动下，大连市软件业的规模效应逐渐形成。在政府尚未插手之时，学清园已初具软件园架势。之后的几年中，其他软件企业、日韩、欧美的软件企业开始纷纷往大连集中，大连愈来愈具备了成为一个软件之都的基本条件。
大连的成功，有必然，也有偶然。而机遇，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说，这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起步早，在初具规模后又搭上了‘18号文件’的东风，自然发展就快了。”蔡小富的话说明了东部沿海地区在软件上的优势，很大一部分是得益于较早开放的政策。
内需拉动成长
浪潮软件的所在地山东省也是一个软件大省。2005年，山东省的软件产品及系统集成销售收入达到269亿元，具有一定规模的软件产业园达到了6家，其中，齐鲁软件园更是国家十一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
在齐鲁软件园中，有三个不同的软件行业联盟，都是山东省的软件企业自发地针对不同的目标行业而形成的，分别是国际合作联盟、交通运输企业联盟和电力软件联盟。不同的联盟针对不同的行业客户，齐鲁软件园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刘杰介绍说。
据刘杰介绍，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山东省的传统制造业十分发达。在国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政策引导下，山东省在高科技产业、特别是软件行业上的需求远会比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加明显，这在无形中刺激了省内软件业的发展。
和山东相似，纺织业大省浙江也提供了一个内需丰富的市场环境。现在，浙江省的一些针对纺织服装业的应用软件已经走出了浙江，走向全国，如浙江民营软件企业爱科电脑的服装CAD软件在全国市场占有率名列全国第二。而大量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存在，也造就了浙江在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金融财务等软件上有所建树，新中大公司就是全国三大财务软件供应商之一。
而中国软件市场第一梯队领头羊的北京市和广东省，其内需优势也体现得十分明显。2005年，北京软件产业总营收达到780亿元人民币。由于北京市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从而积聚了全国的许多重要资源，包括人才、资金、政策等等。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是众多高科技企业无法回避的市场，北京也凭此在软件版图中占据了冠军位置。
在标准领域，从闪联标准、TD-SCDMA、AVS到Linux操作系统，从Office软件到应用软件，北京软件行业的发展不仅面广，而且程度很深。
外包：边走边看
虽然在很多地方有着相似性，但东部沿海省市在软件外包业务上却呈现不同的势态。
软件外包包括IT服务外包和软件外包，各省市虽然都有所涉及，却也都有所侧重。
在今年年初信息产业部的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指出，我国发展软件业应借鉴印度软行业的发展道路，根据我国的特色发展IT外包行业。现在来看，大连在IT服务外包上走在了前面。
在大连外包模式成功的带动下，东部沿海的一些省份也在摸索着自己的软件外包之路。刘杰说，山东省也要努力发展对日软件外包，除了具备地理优势外，“山东还具有成本优势，也可以承接来自北京与上海的软件外包单子。”
而在广东省，人才优势则显得特别突出。南海软件园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广东省在软件外包领域也很有想法，“因为广东的人才很少外流，可以找到很多人才来帮助客户完成软件项目。”
但是，也有把外包晾在一边的地方。在浙江，“我们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行业软件上，”蔡小富说，浙江在行业软件上拥有很多成功经验，“浙江人做事求稳，没有太多把握，不会贸然行事。”
下篇 西部快赶
跟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软件产业起步明显较晚，而且起点低，产业规模弱小。
规模小 层次低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才开始有企业涉足低端软件业务，而更多的小公司则以倒卖计算机配件和耗材为主，再稍大一些则以系统集成为主，纯粹的软件公司几乎为零。直到现在，宁夏整个自治区内涉足软件产业的企业也仅有10余家，有一定规模的只有两三家，而这两三家还是专注于某一特定行业。200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整体软件产业收入仅有4600万元，尚不抵东部地区一家中型企业的收入。
而另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是，中部经济大省河北竟然没有一家收入过亿元的软件企业，这跟河北省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六的地位极不相称。河北省软件行业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河北省的整体软件环境都不行。
河北省的软件产业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和唐山等地区。其中，保定市有一些专注于电力行业的软件企业；秦皇岛市则依靠燕山大学而在电子政务方面有所建树；而石家庄市的软件企业整体上都不突出。
作为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没有一家上规模或者具有知名度的软件企业。石家庄的一家软件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河北省没有大软件公司，软件公司业务也都集中在系统集成和服务上，很少有面向全国进行销售的。此外，这些小型的软件公司基本以做嵌入式软件为主，行业依赖性较强，跟保定的情况很相似。河北省信息产业厅信息化推进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5年，河北省的软件收入大概是25亿元，而且，这25亿元尚无法确认到底是所有软件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还是软件企业中来自于软件产品销售和服务的收入总和。
在中西部地区，多数软件企业都是以做计算机主机和配件起家，并逐渐发展成系统集成商的，稍有实力的才涉足软件企业。这些企业多专注于某些行业或者电子政务等领域，层次有限。石家庄市某民营软件公司的一位人士说，很多企业都是跟政府关系密切，能够拿到单子才得以生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宁夏希望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希望）虽然号称宁夏地区最大的软件企业，却基本上只做电子政务，而且只专注于当地的著名企业宁煤集团。而宁夏当地另一家较大的软件公司方达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达）则专注于医保系统。
在安徽省，当地的龙头软件企业科大讯飞以语音系统开发为主，这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但电子政务却也是该公司的非常重要的业务。
电子政务的市场需求对国产软件具有极大的拉动作用，政府采购也催生了一大批软件公司。但是，经调查发现，很多本土软件公司的产品都处于电子政务的低端，集中在办公自动化、网上行政审批、网站系统等领域，并有严重的同质化竞争特点。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某一个城市，可能拥有数千种办公自动化软件产品。对真正的高端应用软件业务，如大型行业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等，中西部省份能参与其中的软件企业寥寥无几。
记者发现，中西部地区发展比较好的软件类型是嵌入式软件，而其一般是与硬件捆绑进行销售的。而且，几乎在每一个嵌入式软件企业背后，都有一个与之关系甚密的用户。在河北省处于领先地位的保定华仿科技有限公司起源于华北电力大学，其过程仿真系统多应用于电力系统。而吉林省的一汽启明公司去年的销售收入超过了7亿元，是吉林省的龙头软件企业，但它是脱胎于一汽公司的信息化部门，而其用户也集中于汽车制造业企业。
在一些中部省份，如湖北、吉林、安徽、河南、黑龙江等，虽然软件业年收入只有从20亿元到50亿元不等，但却都也有一个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龙头软件企业。
但是，总体而言，这些省份的软件产业规模都不大，产业链也未完全形成，处于产业的低端，缺少带动全局的大项目和大型骨干企业。此外，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政府扶持有限
在内蒙古，软件产业主要集中在包头市的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包头曙光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一家著名的嵌入式软件企业。该公司总经理兼内蒙古科技大学副教授周先谱发明了一种芯片，可以使家电在待机状态下的能耗为零。内蒙古科技厅曾组织专家对该芯片进行鉴定，认为这是一项终结性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手握这项技术的周先谱却非常无奈。他告诉记者，他只有技术却没有钱。包头曙光是由周发起成立、注册资金只有几十万元的民营企业，要把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资金缺口非常大。
据周先谱介绍，包头曙光目前从政府获得的资金支持仅有35万元。到明年一月底，周先谱申请的这项技术的国际专利优先权就要到期了，如果再次申请，则需超过200万美元的费用。
在吸引外来资金方面，周先谱一无所获。他曾试图与一些彩电厂商和计算机厂商洽谈，但最终无一成功。此外，周曾与大连市相关部门进行过联系，对方表示非常欢迎，但周除了无形资产什么都没有，洽谈只好中断。
相比之下，安徽合肥的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则要幸运得多。科大讯飞的产品来自于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成果，1999年公司成立时获得了300万元的注册资金，该公司副总裁陈燕对记者说：“对一个软件企业来说，300万元太少了，我们还需要投入巨额经费进行技术开发，而公司也一直没有盈利。”为此，一个股东建议将公司迁往福建，以寻求更好的外部环境。安徽政府闻讯后，紧急筹措3000万元资金注入科大讯飞，才将该公司留在了合肥。
“如果我们是在上海或者北京，肯定会有非常好的应用案例，公司前景将会更好。”尽管如此，陈燕还是感慨道。
在东北，黑龙江省的软件收入在2005年达到了39亿元。黑龙江省软件协会秘书长苏晓东介绍说，跟2000年的7亿元相比，增长了6倍。但是，苏晓东认为，这无法与东部地区相提并论。“黑龙江的软件力量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和大庆两市，其他地市的力量非常小。”一家位于哈尔滨的软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哈尔滨市对软件产业并不是十分重视，在哈尔滨比较吃香的是机械制造工业，并且被引以为自豪。
跟宁夏希望临近的芳达公司也是一家民营企业，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他们也难以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他抱怨说，一些国有控股或者股份制的软件公司却在申请资金支持上有很大的优势，这让他感到很无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即使在一些东部发达城市，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些创新基金也不能完全保证能落实到企业身上。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虽然中西部省份政府都对软件产业给予支持，但与东部省份相比，支持力度还是显得太小了。
政府缺乏产业规划
前些年，安徽省的信息产业一度处于中游位置。但现在，其软件规模和软件销售额却位列全国20位左右。除了少数几家大的软件企业之外，很多软件企业规模小，重复建设严重，都在走下坡路。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多数人都有一项共识，即当地政府对当地软件企业的市场保护力度不够，受到的外来冲击比较严重。
宁夏希望的一位人士向记者介绍说，稍微大一点的单子都会引来很多外地企业，这大大削弱了当地软件企业的竞争力。
安徽科大讯飞的陈燕也认为，政府在当地软件企业的保护力度有待加强。她分析说，安徽与江西相邻，江西除对当地企业进行资金支持外，还给予了足够多的市场保护。她认为，在某些市场里，政府对当地企业进行保护要比给一些经费更有意义。
甘肃的一位软件企业负责人则表示，政府虽然有支持，但在总体上，主要体现在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规划不足。
此外，中西部地区的软件公司大都是民营企业，如何使他们之间能进行分工合作，难度很大。“产业群体效应发挥不出来，就会越来越落后于东部软件企业。”陈燕介绍说，安徽省曾希望在本省软件行业内建立一个合作平台，但到目前，如何建、建成什么样尚无定论。
人才东南飞
在河北省，为什么河北省能成为经济大省却不能成为软件大省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很多业内人士。
河北省软件协会的一位负责人想了想，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做软件的人都跑到北京和天津去了。”
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高考考生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一家软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正因为河北离北京太近，结果人才全跑到北京去了。据记者了解，多数河北考生都向往考到省外名校去，京津地区的高校尤受欢迎。此外，一些软件人才在河北工作了一两年之后，也会纷纷选择离开。
遭遇这种尴尬的还有黑龙江省，据苏晓东介绍，黑龙江省的人才流动正处于负循环状态中。
湖北省的科教实力位居全国第三，有诸多重点院校。然而，这仍然难以留住人才。湖北省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李智勇对此显得十分无奈：“由于湖北高校口碑很好，外省市每年都要来要人，优秀毕业生不愁在东部甚至国际知名软件企业找到好工作。”
东部地区的高薪资水平，是导致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来自上海的一项数据显示，2005年，上海从事基础编程工作的计算机程序员年平均工资为4.8万元，高者则可以达到8.2万元。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数据显示，在“北上广深”四地，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年薪一般在12万元左右，高收入者能达到17～20万元。
这样的工资水平，在中西部地区很难实现。在石家庄，软件人员的工资收入一般是2000元左右。在合肥，软件开发人员的工资只有两三千元，超过5000元的凤毛麟角。
在漫长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深深地感觉到，我国中西部软件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差甚大。虽然软件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偏小而且分散，重复建设情况十分严重，基本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而且，多数软件企业处于产业层次末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多企业多年停滞不前，呈现衰退迹象。
然而，我国中西部地区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有些方面甚至在全国也名列前茅，机遇仍然存在。
软件产业是一个大工程。一位专家向记者表示，软件产业东西部失衡现象的形成，既有历史性原因，也有很多企业自身的问题。“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只是盲目地鼓励软件产业，却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有战略性的方案和计划，反而会耽误本地软件业的发展。”
软件产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国家与各地政府全面统筹规划，更需要各个软件企业积极拓展自身生存空间，“尤其不能再抱有希望政府给饭吃的想法”。
东部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承担着中国软件行业向更高层次迈进的使命。而西部，则成为中国软件行业的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与产业基础。在东西部的关系上，这位专家指出，东部企业在积极拓展成熟市场的同时，其实更应该有意识地培育中西部地区的潜在市场，“形成良好的产业环境，对大家都是有利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软件业东西部失衡的现状？如何能够实现中国软件业的均衡发展？在这样的宏大命题下，如何能够寻找到更有效的出路？这是摆在整个软件业面前最为艰难的命题。
观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应该摒弃了
软件园是发展软件业的非常好的道路之一。1991年，直属于印度通信与信息技术产业部的印度软件园（STPI）成立，此后，这一模式成为印度软件业的驱动力。作为一种虚拟园区模式，STPI并没有地理限制。到今天，STPI已在印度全国设立了３９个分园。在STPI的推动下，印度软件出口规模蔚为可观。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借鉴印度的软件园思路，各地的软件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然而，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一部分软件园确实促进了当地软件产业的发展，但从宏观层面来看，也有相当一部分软件园也摇身一变为房地产或者其他行业，很多软件园的相当一部分入驻企业则根本不是软件企业。我们只是学到了形式，没有学到印度的精髓。
如今，从国家层面上，印度与中国在未来的竞争愈发引人重视，而软件产业则可能成为首当其冲的接触点。然而，从我国各省市发展软件业的情况来看，却存在一种热情过度、理性不足的现状。无论自身是什么条件、有什么样的资源、具备什么样的人才储备，很多省市都提出了要将软件产业作为本地区支柱产业的宏大想法。
这造成了目前我国软件业东西部发展极不均衡的局面。凡事固然都有先后强弱，然而，我国中西部省份在软件业上的决心和投入绝不弱于东部省市。而且，很多省市虽然并不具备发展软件产业的先天优势，却提出了大干快上的目标。这不禁令人深思：这样的规划里，有多少理性在里面？而且，这样的地区数量之众、决心之大令人吃惊，令人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中国是不是已经全国皆“软件”了？
比如，专家指出，软件外包将成为中国软件业的一个机会。于是，有一大批的省市就提出要将软件外包作为本地区软件业发展的突破口，继而投入大量资金与资源。孰不知，在软件业中，软件外包也是一个最讲究积累（包括技术积累、行业积累与客户积累）的子行业。而在我国，已经有一批城市具备了较强的外包聚集效应，即使它们，也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后来者还非要选择软件外包呢？
事实上，软件外包行业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只是在软件行业自身发展过程中自然分离出来的，是全球软件业分工化的一个结果。而更多的软件企业，则是在地区经济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发展起来的，比如，新西兰有很多瑰丽但不为人知的旅游景观，是拍摄《指环王》的主要外景地。在《指环王》全球热映并引发魔幻电影热之后，新西兰本地的电影特技处理软件业得到了发展机会。目前，这已经成为该国软件业的一面旗帜。
这样的机会固然千载难逢，但又何尝不是俯拾皆是呢？
从一窝蜂地做软件，到一窝蜂地建软件园，再到一窝蜂地做软件外包，这就是过去几年间我国发展软件业的一个怪现象。目前的中国，跟10年前相比，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经济基础与人才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总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需要得到摒弃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更加理性、更加得到科学论证的建设思路。至少在软件业上，我们已经基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选择发展道路的时候，应该具备怎样的视野与方法？
编者按:“聚焦软件业”系列报道到本期暂告一段落。
自本报于6月5日推出“聚焦软件业”系列报道以来，引发了读者与有关部门的强烈关注。本报记者通过深入采访，通过《软件百强沉浮》、《大连追赶班加罗尔》、《东软模式能走多远》、《IT外包回潮》、《ERP并购大潮即将落幕？》，以及本期的《中国软件业东西失衡》6篇独家报道，分别从产业、企业、外部环境、区域经济等多个方面对我国软件行业的现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立体的、深刻的报道与探讨。
这只是本报对软件产业持续关注中的一个落脚点。以后，本报将继续以更丰富的视角、更多样的方式对软件业予以关注。
6月25日，在大连举行的第四届软件交易博览会上，东部省份展台前门庭若市，与中西部省份展台门庭冷落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与信息产业部发布的一项数据非常一致。这项数据表明，中国软件产业区域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东西部地区软件产业差距仍在拉大。
2005年1～12月份，全国软件收入超过100亿元的省市共有10个，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辽宁、陕西、福建和天津(后3家为新增地区)。据统计，这10省市软件收入合计达到3422亿元，占到全国软件收入的87.7%，而其余19个省市的软件收入只占12.3%，软件产业的区域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了。
而在这10个引人注目的省市中，来自中西部的省份竟然只有陕西省一家。
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统计，2005年，全国有7个省市软件收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而这7个省市全部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的长三角、珠三解和环渤海区域。
数据显示，北京和广东两省市的软件企业认定数均已超过了2000家，200人以上的软件企业也分别超过了100家。其次，上海、江苏、浙江、辽宁等省市的软件企业基本上在500-1000家之间，200人以上的企业分别有30家到100家不等。相比之下，西部省份则显得“瘦弱”许多。
在软件人才的分布上，东西部地区差距也十分悬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统计结果显示，光北京市占有的软件开发人员就接近全国软件开发人员总数的近20％，而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软件开发人员的聚集地。在这项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的数据统计中，西北地区的众多城市（包括软件产业发达的西安市）的软件开发人员仅占全国的3%，西南地区的城市（除成都和重庆之外）所有的软件开发人才比重仅为2%，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显而易见。
让人担忧的是，东西部在软件业上的差距正呈现出逐步加大的趋势。尽管中西部省市对软件业的扶持逐年加大，但面对东部地区软件业的迅猛增长，仍然难以望其项背。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分别在东部与西部选取了近10个中西部省市区进行了调查。而采访结果表明，我国软件业已经呈现出东西部严重失衡的局面。
上篇 东部快跑
漫步在大连软件园园区，海风徐徐，蓝天白云，灰色简约的建筑阴影林间，穿梭着各种肤色的人士。一时之间，让人很难分清这到底是硅谷，还是大连。
被列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大连软件园，入驻的企业已经超过了230家，其中不乏HP、GE、DELL这样的跨国公司。此外，也有东软、中软、信雅达、大连海辉这样的本土软件领头羊。在这230多家企业里，超过37%的企业具有外资背景，超过一半以上的企业在从事对日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业务。2005年，这些企业为大连软件园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带来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两亿美元的出口额。在大连软件园的带动下，辽宁省在2005年的软件产业销售收入达到了203亿元人民币，软件出口额达到了3亿美元。
相比中西部那些年软件产业收入只有几千万元人民币的省份来说，东部与东南部的发达省市、沿海省市，如北京、广东、辽宁、浙江、江苏这样的地区，可谓是软件产业绝对的老大。而东南部与中西部的对比，已经升级为了数量级上的差距，发展的不均衡，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抓住了机遇
“浙江的软件业之所以能有突出之处，‘机遇’占了很大的因素。”浙江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蔡小富说。
浙江的软件企业多数为民营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一个群体。“这不像是很多地方是在‘18号文件’颁布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由于较早地抓住了机会，在“18号文件”颁布以后，浙江的软件行业更是如虎添翼。2005年，浙江省软件收入达到了251亿元人民币，全省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软件企业达到了29家，其中，浙大网新的年销售收入更是达到了44.5亿元。
“浙江的软件企业比较注重资本运作”，蔡小富说。如今，浙江全省已经上市的软件企业达到16家，甚至超过处在第一梯队的北京。“上市可以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蔡小富认为。
“‘18号文件’颁布以后，通过资本运作，浙江的软件企业成长很快，而且可以将资本市场的资金不断注入新产品研发活动中，形成良性循环。”杭州市的一家软件企业的老总在大连软交会上对记者表示。
从2002年开始，浙江的软件企业纷纷意识到了上市对企业的重要性，这有力地帮助浙江省在软件业上形成了较明显的区域优势。
不仅是浙江，大连的崛起也和机遇不无关系。1998年，大连的房地产公司亿达公司和东软公司一起，开始为软件工程师们建立生活和工作基地——学清园。学清园的前身是东软公司的一个软件工程师公寓，“当时主要是为了方便东软的外地员工来大连出差住宿。”东软董事长刘积仁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入住和公寓楼的修建，亿达修建起了要凭“文凭”购房打折的学清园。“院士买房有很高的折扣，然后按博士、硕士、学士往下排，折扣也相应往下排。”虽然这是企业行为，但这在无形中吸引了最初的一拨软件人才。后来，东软利用亿达提供的配套硬件设施开始办学，吸引了更多的软件人才。而东软的另外一个当时被用做孵化器的公寓，后来也成了整个大连软件园的孵化器。
在东软的带动下，大连市软件业的规模效应逐渐形成。在政府尚未插手之时，学清园已初具软件园架势。之后的几年中，其他软件企业、日韩、欧美的软件企业开始纷纷往大连集中，大连愈来愈具备了成为一个软件之都的基本条件。
大连的成功，有必然，也有偶然。而机遇，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说，这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起步早，在初具规模后又搭上了‘18号文件’的东风，自然发展就快了。”蔡小富的话说明了东部沿海地区在软件上的优势，很大一部分是得益于较早开放的政策。
内需拉动成长
浪潮软件的所在地山东省也是一个软件大省。2005年，山东省的软件产品及系统集成销售收入达到269亿元，具有一定规模的软件产业园达到了6家，其中，齐鲁软件园更是国家十一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
在齐鲁软件园中，有三个不同的软件行业联盟，都是山东省的软件企业自发地针对不同的目标行业而形成的，分别是国际合作联盟、交通运输企业联盟和电力软件联盟。不同的联盟针对不同的行业客户，齐鲁软件园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刘杰介绍说。
据刘杰介绍，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山东省的传统制造业十分发达。在国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政策引导下，山东省在高科技产业、特别是软件行业上的需求远会比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加明显，这在无形中刺激了省内软件业的发展。
和山东相似，纺织业大省浙江也提供了一个内需丰富的市场环境。现在，浙江省的一些针对纺织服装业的应用软件已经走出了浙江，走向全国，如浙江民营软件企业爱科电脑的服装CAD软件在全国市场占有率名列全国第二。而大量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存在，也造就了浙江在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金融财务等软件上有所建树，新中大公司就是全国三大财务软件供应商之一。
而中国软件市场第一梯队领头羊的北京市和广东省，其内需优势也体现得十分明显。2005年，北京软件产业总营收达到780亿元人民币。由于北京市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从而积聚了全国的许多重要资源，包括人才、资金、政策等等。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是众多高科技企业无法回避的市场，北京也凭此在软件版图中占据了冠军位置。
在标准领域，从闪联标准、TD-SCDMA、AVS到Linux操作系统，从Office软件到应用软件，北京软件行业的发展不仅面广，而且程度很深。
外包：边走边看
虽然在很多地方有着相似性，但东部沿海省市在软件外包业务上却呈现不同的势态。
软件外包包括IT服务外包和软件外包，各省市虽然都有所涉及，却也都有所侧重。
在今年年初信息产业部的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指出，我国发展软件业应借鉴印度软行业的发展道路，根据我国的特色发展IT外包行业。现在来看，大连在IT服务外包上走在了前面。
在大连外包模式成功的带动下，东部沿海的一些省份也在摸索着自己的软件外包之路。刘杰说，山东省也要努力发展对日软件外包，除了具备地理优势外，“山东还具有成本优势，也可以承接来自北京与上海的软件外包单子。”
而在广东省，人才优势则显得特别突出。南海软件园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广东省在软件外包领域也很有想法，“因为广东的人才很少外流，可以找到很多人才来帮助客户完成软件项目。”
但是，也有把外包晾在一边的地方。在浙江，“我们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行业软件上，”蔡小富说，浙江在行业软件上拥有很多成功经验，“浙江人做事求稳，没有太多把握，不会贸然行事。”
下篇 西部快赶
跟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软件产业起步明显较晚，而且起点低，产业规模弱小。
规模小 层次低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才开始有企业涉足低端软件业务，而更多的小公司则以倒卖计算机配件和耗材为主，再稍大一些则以系统集成为主，纯粹的软件公司几乎为零。直到现在，宁夏整个自治区内涉足软件产业的企业也仅有10余家，有一定规模的只有两三家，而这两三家还是专注于某一特定行业。200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整体软件产业收入仅有4600万元，尚不抵东部地区一家中型企业的收入。
而另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是，中部经济大省河北竟然没有一家收入过亿元的软件企业，这跟河北省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六的地位极不相称。河北省软件行业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河北省的整体软件环境都不行。
河北省的软件产业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和唐山等地区。其中，保定市有一些专注于电力行业的软件企业；秦皇岛市则依靠燕山大学而在电子政务方面有所建树；而石家庄市的软件企业整体上都不突出。
作为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没有一家上规模或者具有知名度的软件企业。石家庄的一家软件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河北省没有大软件公司，软件公司业务也都集中在系统集成和服务上，很少有面向全国进行销售的。此外，这些小型的软件公司基本以做嵌入式软件为主，行业依赖性较强，跟保定的情况很相似。河北省信息产业厅信息化推进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5年，河北省的软件收入大概是25亿元，而且，这25亿元尚无法确认到底是所有软件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还是软件企业中来自于软件产品销售和服务的收入总和。
在中西部地区，多数软件企业都是以做计算机主机和配件起家，并逐渐发展成系统集成商的，稍有实力的才涉足软件企业。这些企业多专注于某些行业或者电子政务等领域，层次有限。石家庄市某民营软件公司的一位人士说，很多企业都是跟政府关系密切，能够拿到单子才得以生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宁夏希望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希望）虽然号称宁夏地区最大的软件企业，却基本上只做电子政务，而且只专注于当地的著名企业宁煤集团。而宁夏当地另一家较大的软件公司方达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达）则专注于医保系统。
在安徽省，当地的龙头软件企业科大讯飞以语音系统开发为主，这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但电子政务却也是该公司的非常重要的业务。
电子政务的市场需求对国产软件具有极大的拉动作用，政府采购也催生了一大批软件公司。但是，经调查发现，很多本土软件公司的产品都处于电子政务的低端，集中在办公自动化、网上行政审批、网站系统等领域，并有严重的同质化竞争特点。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某一个城市，可能拥有数千种办公自动化软件产品。对真正的高端应用软件业务，如大型行业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等，中西部省份能参与其中的软件企业寥寥无几。
记者发现，中西部地区发展比较好的软件类型是嵌入式软件，而其一般是与硬件捆绑进行销售的。而且，几乎在每一个嵌入式软件企业背后，都有一个与之关系甚密的用户。在河北省处于领先地位的保定华仿科技有限公司起源于华北电力大学，其过程仿真系统多应用于电力系统。而吉林省的一汽启明公司去年的销售收入超过了7亿元，是吉林省的龙头软件企业，但它是脱胎于一汽公司的信息化部门，而其用户也集中于汽车制造业企业。
在一些中部省份，如湖北、吉林、安徽、河南、黑龙江等，虽然软件业年收入只有从20亿元到50亿元不等，但却都也有一个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龙头软件企业。
但是，总体而言，这些省份的软件产业规模都不大，产业链也未完全形成，处于产业的低端，缺少带动全局的大项目和大型骨干企业。此外，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政府扶持有限
在内蒙古，软件产业主要集中在包头市的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包头曙光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一家著名的嵌入式软件企业。该公司总经理兼内蒙古科技大学副教授周先谱发明了一种芯片，可以使家电在待机状态下的能耗为零。内蒙古科技厅曾组织专家对该芯片进行鉴定，认为这是一项终结性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手握这项技术的周先谱却非常无奈。他告诉记者，他只有技术却没有钱。包头曙光是由周发起成立、注册资金只有几十万元的民营企业，要把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资金缺口非常大。
据周先谱介绍，包头曙光目前从政府获得的资金支持仅有35万元。到明年一月底，周先谱申请的这项技术的国际专利优先权就要到期了，如果再次申请，则需超过200万美元的费用。
在吸引外来资金方面，周先谱一无所获。他曾试图与一些彩电厂商和计算机厂商洽谈，但最终无一成功。此外，周曾与大连市相关部门进行过联系，对方表示非常欢迎，但周除了无形资产什么都没有，洽谈只好中断。
相比之下，安徽合肥的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则要幸运得多。科大讯飞的产品来自于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成果，1999年公司成立时获得了300万元的注册资金，该公司副总裁陈燕对记者说：“对一个软件企业来说，300万元太少了，我们还需要投入巨额经费进行技术开发，而公司也一直没有盈利。”为此，一个股东建议将公司迁往福建，以寻求更好的外部环境。安徽政府闻讯后，紧急筹措3000万元资金注入科大讯飞，才将该公司留在了合肥。
“如果我们是在上海或者北京，肯定会有非常好的应用案例，公司前景将会更好。”尽管如此，陈燕还是感慨道。
在东北，黑龙江省的软件收入在2005年达到了39亿元。黑龙江省软件协会秘书长苏晓东介绍说，跟2000年的7亿元相比，增长了6倍。但是，苏晓东认为，这无法与东部地区相提并论。“黑龙江的软件力量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和大庆两市，其他地市的力量非常小。”一家位于哈尔滨的软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哈尔滨市对软件产业并不是十分重视，在哈尔滨比较吃香的是机械制造工业，并且被引以为自豪。
跟宁夏希望临近的芳达公司也是一家民营企业，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他们也难以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他抱怨说，一些国有控股或者股份制的软件公司却在申请资金支持上有很大的优势，这让他感到很无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即使在一些东部发达城市，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些创新基金也不能完全保证能落实到企业身上。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虽然中西部省份政府都对软件产业给予支持，但与东部省份相比，支持力度还是显得太小了。
政府缺乏产业规划
前些年，安徽省的信息产业一度处于中游位置。但现在，其软件规模和软件销售额却位列全国20位左右。除了少数几家大的软件企业之外，很多软件企业规模小，重复建设严重，都在走下坡路。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多数人都有一项共识，即当地政府对当地软件企业的市场保护力度不够，受到的外来冲击比较严重。
宁夏希望的一位人士向记者介绍说，稍微大一点的单子都会引来很多外地企业，这大大削弱了当地软件企业的竞争力。
安徽科大讯飞的陈燕也认为，政府在当地软件企业的保护力度有待加强。她分析说，安徽与江西相邻，江西除对当地企业进行资金支持外，还给予了足够多的市场保护。她认为，在某些市场里，政府对当地企业进行保护要比给一些经费更有意义。
甘肃的一位软件企业负责人则表示，政府虽然有支持，但在总体上，主要体现在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规划不足。
此外，中西部地区的软件公司大都是民营企业，如何使他们之间能进行分工合作，难度很大。“产业群体效应发挥不出来，就会越来越落后于东部软件企业。”陈燕介绍说，安徽省曾希望在本省软件行业内建立一个合作平台，但到目前，如何建、建成什么样尚无定论。
人才东南飞
在河北省，为什么河北省能成为经济大省却不能成为软件大省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很多业内人士。
河北省软件协会的一位负责人想了想，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做软件的人都跑到北京和天津去了。”
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高考考生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一家软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正因为河北离北京太近，结果人才全跑到北京去了。据记者了解，多数河北考生都向往考到省外名校去，京津地区的高校尤受欢迎。此外，一些软件人才在河北工作了一两年之后，也会纷纷选择离开。
遭遇这种尴尬的还有黑龙江省，据苏晓东介绍，黑龙江省的人才流动正处于负循环状态中。
湖北省的科教实力位居全国第三，有诸多重点院校。然而，这仍然难以留住人才。湖北省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李智勇对此显得十分无奈：“由于湖北高校口碑很好，外省市每年都要来要人，优秀毕业生不愁在东部甚至国际知名软件企业找到好工作。”
东部地区的高薪资水平，是导致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来自上海的一项数据显示，2005年，上海从事基础编程工作的计算机程序员年平均工资为4.8万元，高者则可以达到8.2万元。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数据显示，在“北上广深”四地，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年薪一般在12万元左右，高收入者能达到17～20万元。
这样的工资水平，在中西部地区很难实现。在石家庄，软件人员的工资收入一般是2000元左右。在合肥，软件开发人员的工资只有两三千元，超过5000元的凤毛麟角。
在漫长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深深地感觉到，我国中西部软件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差甚大。虽然软件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偏小而且分散，重复建设情况十分严重，基本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而且，多数软件企业处于产业层次末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多企业多年停滞不前，呈现衰退迹象。
然而，我国中西部地区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有些方面甚至在全国也名列前茅，机遇仍然存在。
软件产业是一个大工程。一位专家向记者表示，软件产业东西部失衡现象的形成，既有历史性原因，也有很多企业自身的问题。“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只是盲目地鼓励软件产业，却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有战略性的方案和计划，反而会耽误本地软件业的发展。”
软件产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国家与各地政府全面统筹规划，更需要各个软件企业积极拓展自身生存空间，“尤其不能再抱有希望政府给饭吃的想法”。
东部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承担着中国软件行业向更高层次迈进的使命。而西部，则成为中国软件行业的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与产业基础。在东西部的关系上，这位专家指出，东部企业在积极拓展成熟市场的同时，其实更应该有意识地培育中西部地区的潜在市场，“形成良好的产业环境，对大家都是有利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软件业东西部失衡的现状？如何能够实现中国软件业的均衡发展？在这样的宏大命题下，如何能够寻找到更有效的出路？这是摆在整个软件业面前最为艰难的命题。
观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应该摒弃了
软件园是发展软件业的非常好的道路之一。1991年，直属于印度通信与信息技术产业部的印度软件园（STPI）成立，此后，这一模式成为印度软件业的驱动力。作为一种虚拟园区模式，STPI并没有地理限制。到今天，STPI已在印度全国设立了３９个分园。在STPI的推动下，印度软件出口规模蔚为可观。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借鉴印度的软件园思路，各地的软件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然而，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一部分软件园确实促进了当地软件产业的发展，但从宏观层面来看，也有相当一部分软件园也摇身一变为房地产或者其他行业，很多软件园的相当一部分入驻企业则根本不是软件企业。我们只是学到了形式，没有学到印度的精髓。
如今，从国家层面上，印度与中国在未来的竞争愈发引人重视，而软件产业则可能成为首当其冲的接触点。然而，从我国各省市发展软件业的情况来看，却存在一种热情过度、理性不足的现状。无论自身是什么条件、有什么样的资源、具备什么样的人才储备，很多省市都提出了要将软件产业作为本地区支柱产业的宏大想法。
这造成了目前我国软件业东西部发展极不均衡的局面。凡事固然都有先后强弱，然而，我国中西部省份在软件业上的决心和投入绝不弱于东部省市。而且，很多省市虽然并不具备发展软件产业的先天优势，却提出了大干快上的目标。这不禁令人深思：这样的规划里，有多少理性在里面？而且，这样的地区数量之众、决心之大令人吃惊，令人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中国是不是已经全国皆“软件”了？
比如，专家指出，软件外包将成为中国软件业的一个机会。于是，有一大批的省市就提出要将软件外包作为本地区软件业发展的突破口，继而投入大量资金与资源。孰不知，在软件业中，软件外包也是一个最讲究积累（包括技术积累、行业积累与客户积累）的子行业。而在我国，已经有一批城市具备了较强的外包聚集效应，即使它们，也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后来者还非要选择软件外包呢？
事实上，软件外包行业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只是在软件行业自身发展过程中自然分离出来的，是全球软件业分工化的一个结果。而更多的软件企业，则是在地区经济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发展起来的，比如，新西兰有很多瑰丽但不为人知的旅游景观，是拍摄《指环王》的主要外景地。在《指环王》全球热映并引发魔幻电影热之后，新西兰本地的电影特技处理软件业得到了发展机会。目前，这已经成为该国软件业的一面旗帜。
这样的机会固然千载难逢，但又何尝不是俯拾皆是呢？
从一窝蜂地做软件，到一窝蜂地建软件园，再到一窝蜂地做软件外包，这就是过去几年间我国发展软件业的一个怪现象。目前的中国，跟10年前相比，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经济基础与人才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总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需要得到摒弃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更加理性、更加得到科学论证的建设思路。至少在软件业上，我们已经基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