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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比赛的方向
2013年8月至10月，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先是科教频道，后来扩及综合频道，可见深受欢迎。我每次都看。由于听力差，听不清测试员读出的词，只能看参赛者写的和公布的答案，觉得有相当部分不会。
这些年，电脑普及，大人、孩子，只要会拼音打字，就可以写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实现了“提前读写”。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普通话读音准确的人，常常别字连篇；如果用笔写，则是“提笔忘字”。中小学生新学的字还不巩固，这样的现象更突出。听写大会要求参赛者听到词，能够正确写出；有时候提供条件，如要求写出山东的郓城，写了“运城”（山西）当然算错。
层层参赛者根据提供的材料准备，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和基础科学知识等许多方面，从而扩大了知识范围，也多认识了不少字。我一边看一边想：参赛者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所测内容远超出他们应知应会的范围。恰好8月份发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比赛测试应该在6500通用字范围；对初中二年级学生来说，应该主要在3500个常用字范围，考察他们掌握和熟练应用的程度。
近三个月播出的活动，都是听写一种形式。我以为应该改变考察形式，扩大范围。一、常用字有许多字有多个义项，主要应该考察常用义和比较常用义，适当考察偏僻罕用义。比如“兵”的军人、兵器一兵书义，“去”的前往某地一离开某地义，都可作为两级。二、常用字有一些多音字，可以考察某字在不同词里的读音，如“炮（pao）火—炮（pao）制—炮（bao）羊肉”，“数（shu）、数（shu）—数（shu6）见不鲜—数（cu）罟”等，可以作为上项的三级，此外如“体（ti）育—体（ti）己”“尉（wei）官—尉（yu）迟”“稽（ji）查—稽（qi）首”乃至“雨（yu）雨（yu）”等。三、考察用法，如“工夫一功夫”“烦琐一繁琐”“标志一标识（zhi）”等。四、笔顺，别的电视节目，教师示范写“鬣”字，写完“髟”“<<<”和“、”，接着写一个大而扁的“口”，再往里添“义”。一个老师这样写，课堂上（且不计看电视的人数）几十个学生自然跟着照猫画虎了。五、结构，不是用书法的标准要求，但应该匀称。后两方面，写字大会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续办的呼声比较高。希望，也相信筹办者会予以调整改进。
邓肃析官场文风
邓肃，宋高宗时为左正言，不到三个月，上二十疏，“言皆切至”，获赐五品服。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时，曾就宋金对峙之际的公文拟办迟滞上奏，力指繁文缛节误事。以辽、金办理文书与宋朝作比。《宋史》本传记：“因入对，言：‘外夷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迟。’上曰：‘正此讨论，故并三省尽依祖宗法。’及建局讨论祖宗官制，两月不见施行。”（以上与所附《奏折第十七》略异）邓肃再奏。这次是写成正式奏折，后来编入二十五卷文集《拼集》卷十二。全文如下：
奏折第十七
臣于今月初八日，以本职上殿，因奏论次遂言：“夷狄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失迟。今日事势，岂可迟也？”面奉圣训日：“正此讨论。欲并二者，尽依祖宗法。”臣窃欣幸，以为太平兴国之治，指日可待而望矣。恭惟太祖、太宗之时，法严而令速，事简而官清，未尝旁搜曲引，以稽赏罚，故能以十万精兵分布四海，取岭蜀，平江南，来吴越，下河东，纷纷万国莫不称臣。混一六合如指诸掌。此一时富庶，所以远追康成，而丰功伟绩又有过之也。自时厥后，日趋太平，群臣无可论者，今日献一策，明日献一言，简发数米，惟恐不备。此文书所以日益烦，而政事所以日益缓也。厥今天下如何哉？兵戈未息，边鄙未宁，朝廷措置当如救焚，如拯溺，岂可揖逊进退，尚循无事之时乎？臣以谓英烈果断，非太祖、太宗之道不可学也。比尝有讨论祖宗官制之命矣。今越两月，不闻所正者何事，岂以为用兵之际，未暇及之乎？殊不知用兵之道，正以此为急务耳。盖法祖宗以考官制，略虚文以稽实效者，用兵之本也。不务其本而欲齐其末，臣所未闻。臣愚，欲乞专委宰执，辟礼官数人，限以旬日，期于必正。庶几法严事简，如出一人：赏罚之权，不致濡滞，将使天下叹日：“太祖皇帝今复起矣，蠢尔小虏，何足道哉！”昔高宗，为有商中兴之主，为之舟楫盐梅者，傅说一人而已。其言则不过日：“事不师古，匪是攸闻。”盖中兴之道，未有不以古先为念者。惟性下断之，取进止。
奏折指斥朝廷政事議而不决的现象，皇帝钦谕，而两月没有结果。以当时“文书所以日益烦，而政事所以日益缓”与宋太祖、太宗时“法严而令速，事简而官清”相比，原因是“日趋太平，群臣无可论者，今日献一策，明日献一言，简发书米，惟恐不备”。提出的具体办法是“略虚文以稽实效”。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外国风俗》引邓肃上述文书速、迟之语，并引汉桓宽《盐铁论》卷九“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和《辽史》卷四十五“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评论说，“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
上古时代，书写不易，甲骨、金文文辞以及《尚书》等，几不见烦文冗词。发明纸、笔，加之逢迎之风盛行，臣僚极尽“旁搜曲引”，“简发数米”之能。《日知录》卷十七《出身授官》自注引宋田况《儒林公议》：“洛阳人尹洙，豪士也，尝日：‘状元及第，虽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焉。”’尹洙是真宗、仁宗时期人，顾氏评论说：“宋之务虚文而忘实事，即太宗有以开之矣。”
说空话，古今概然。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问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三纸不见驴字现象，不一定出现于官场。但官场尤然。今转抄2013年1月间《人民日报》评说所引一位人民代表的学习体会发言：“今天上午某某某市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高屋建瓴，简洁务实，深入人心。通过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对我的触动很大，备感振奋，深感自豪，深受鼓舞、深受启发。报告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言简意赅，数据翔实，是一份集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报告……可以感到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全市改革开发能够成果显著，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大开发、大发展、大建设，全市变化日新月异……”发言人颇费心思，琢磨词句用语，却无一不是套话。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是要听赞成和批评意见，上面这些话，以及省略号略去的，“赞成”二字便可概括。其余的时间提点批评改进意见，该多好哇！ 现在国家逐渐强盛，虽仍有邓肃所说“兵戈未息，边鄙未宁”之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句警示惕励我们，须具随时“救焚”“振溺”之心志。
上引奏折开头“夷狄之巧”云云，1896年汤金铭为蔡锡勇《传音快字》所写“书后”，依清朝惯例改为“外国”，以为外国文字简，中国文字繁之证。20世纪不止一人转引。两宋之交，时当西元12世纪。其时，欧洲诸国文字未臻完备，中国也了解甚少。“夷狄”实指辽、金。而契丹文为‘‘以（汉字）隶书之半增损之”、女真文则是仿照汉字和契丹文创制。简则简矣，却说不上先进。
从“司母戊鼎”到“后母戊鼎”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当时称为司母戊鼎的实物，庞大（不含感情色彩）的殷商青铜器，着实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祖先骄傲。旁边有说明介绍。看到实物和拓片，凭仅有的文字常识，心想，这不是“后母戊”吗？古文字常有反写的现象。进而一想，这么重大的事情，一定经过专家反复研究，历史上该是有叫“司”或者跟“司”有关的著名女性。那时候我的殷商史知识几近于零，现在也知之甚少。遂相信专家，不再胡思乱想。讲文字学课，也向学生介绍“司母戊鼎”。
2011年，媒体说及这件贵重文物，特别说明，据专家考证，应该是“后母戊鼎”，不是“司”。
这件文物于1939年在安阳发掘出土，重800公斤，1948年进入南京博物馆，1959年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总体为国家博物馆），姓了几十多年“司”，怎么就没有专家提出怀疑，加以讨论，舆论一律地叫“司母”？怎么没有让她跟同类器物后母辛鼎（妇好）同“姓”呢？当然有像王宇信这样的国家一级（仿时下“国家一级演员”的说法，王先生当够得上一级）专家，主张是“后”；超重量级专家唐兰先生认为“‘姤’与‘后’同字”；张桂光先生认为应该是“母后戊”、“母后辛”等。这些是在1977年举行的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会上提出，并有纪要正式发表，怎么就没有引起注视呢？
2013年第1期（总第44期）《北京文史》载国家博物馆田率《饱经沧桑的大鼎》：这尊大鼎是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农民在侯家庄西北岗吴家柏树坟地里发现的，坟地的主人吴培文把鼎埋在一个老水坑里。北平琉璃厂古董商萧寅卿闻讯，愿以20万银圆购买，未果。驻安阳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东三郎带几百名日伪军挖掘。没有挖到。夜间，吴培文把鼎挖出，埋在日本人已经挖过的地方，并购买了一件青铜交差。1946年7月，安阳县参议院古物保存委员会挖出，当地政府于10月送南京。1948年5-6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举办大型展览，此鼎引起轰动。关于名称，有人认为应该是左“女”右“司”，与“姒”通假。今按：“姒”通常指女性之长者，或即某王诸妃之长者，难以确指具体是谁。
学者综合甲骨文（《合集》9533，9968，9970.9599，9607，13715等）的记载，商王武丁的第一个法定妻子叫妇姘（井），即妣戊，负责农事。她的墓葬仅次于武丁。妇好能干善战，立下赫赫战功，但地位比戊低，后母辛鼎体积只及后母戊的一半，重量则为六分之一。——商高宗名武丁，“戊”的名字在后，“辛”在戊后，合于情理。
下面不是文字学问题，但性质相关。2013年2月26日北京一家报纸刊长篇纪事，讲述北京大学考古学院藏西汉前期《老子》简。文章说，“对应德经和道经，这种命名方式在《老子》古本中是首次发现”。我给报社写信指出，1973年湖南马王堆出土的（略早于今北大藏本）就是德经在前，怎么能说是首次呢？信中并说，写文章的人肯定是听研究者说。研究者竟然不知道近40年前同是古本《老子》的情况。
“老汉”也可以指丈夫
2012年某语文刊物载文称，42岁男子不应该称“老汉”。所举文例是贵州省报纸上的“老婆”怎样“老汉”怎样。
“老汉”通常指老年男子，北方话有的地方也有丈夫义。《汉语大词典》列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例：“你那红军老汉跑得没影踪，活活守寡我心里不安生。”根据仅有一例，概括为“称人之夫”。引例中所说的“老汉”和他的妻子，年龄肯定不会太大。“老汉”指丈夫，而不限年龄的用法，在北方话比较普遍，多见于口语。我是山西人，我们那里也常用。已婚女子之间谈论起各自的或者别人的丈夫，常称“老汉”。比方可以问二十多岁的已婚女子：“你老汉一个月赚多少钱？’’对方可以回答：“我老汉一个月就那几个破钱，哪有你老汉赚得多。”不同年龄的男或女可以说：“翠花，你老汉给你买回什么好东西来了？”说及某已婚女子和她丈夫的事情：“玲子老汉在县里当科长。”甚至可以对小姑娘说：“玉琴，长大了想找个什么样的老汉？”叙述中说到丈夫和妻子，常以“老汉”和“老婆”或者“汉”和“婆姨”对举。而老年夫妻之间倒不大用“老汉”、“老婆”，比较多用“改仙他爹”、“铁柱爸”等。写信询问在当地工作的邻县中年人，他告诉我，受影视作品里夫妻互称“老公、老婆”的影响，现在“老汉”也用于面称自己的丈夫，却很少面称“老公”。已婚女子称丈夫“老汉”还含有亲近感。兹属吸取时髦用语而按当时地特点加以改造一例。一起工作的内蒙古晋语区中年人也证实了我的感觉，
贵州说的西南官话，属于北方话，跟陕西、山西应该有比较多的相同相近之处。
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老汉”条，列有西安、哈尔滨、云南禄劝等地的“丈夫”義。
作家潘之竹写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百姓生活的短篇小说《满子夫妇》有这样几句：“周老婆，五十一岁，一辈子省吃俭用，勤劳度日，是一个忠厚善良的老太太。老汉前年冬天殁啦，家里剩下母子俩……”（《解放区短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原载1945年9月14日《解放日报》）“老汉”与“老婆”对举。例中“老汉”指丈夫。但两人年龄稍大，旧时已经属老年范围，兼有老年男子和丈夫义。
同一家刊物2013年第5期刊登题为《“老汉”不一定老》一文，引了赵树理1944年写的纪实小说《孟祥英翻身》里的一个例子：“孟祥英的婆婆，除了遵照那些老规矩外，还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地方，就是好嘴。年轻的时候外边朋友多一点，老汉虽然不赞成，可也惹不起她——说不过她，骂更骂不过她。”故事发生在太行山东麓河北涉县，太行山西边就是晋东南，赵树理家乡是晋东南沁水县，作家的语言与故事发生地的语言大致一致。作品人物的语言，跟作家很有关系。 社会语言学家陈原，1987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用系研究生讲课，“变异”一讲说：“还有一个词‘老头儿’，现在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不论年轻的年老的，都这样叫。称呼的、被称呼的都感到很舒服，很自然。可是要是直译成外文，那就不可理解了。”（陈原《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第12页）上世纪末，我女儿的同窗来我家，当时她们都不到30岁，蘇南女子谈起自己丈夫，一口一个“我们老头”。“老头儿”与“老汉”相类。
“老公”指称丈夫，地域广。上世纪40年代后期，我随同机关从陕北到山西至河北，都听到过已婚女子之间闲谈中有“你老公怎样”、“我老公怎样”。她们或是南方人，或是从城市到乡下的知识女性，再就是受这些人影响的北方乡下女子。前文所述《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多篇讲述陕北及至华北故事。本该按故事发生地的实际称“老汉”的地方换用了“丈夫”、“男人”等，因为小说作者大多不这么说。以上三点附记于此。
“岂有此理”等等
头些年教写作课，有少数外国留学生愿意跟中国同学一起上课。当老师的，既要一视同仁，又要对外国同学加强辅导。一次，看完某外国学生的作文，觉得有些文字表达方面的问题需要个别谈一下。正好，当天下午在校园里碰到了这位同学，就说：“我正打算去看你。”那位同学十分认真地说：“岂有此理，应该学生去看老师，哪能让老师去看学生。”当时，我用别的话岔开了。后来婉转地给他做了解释。“岂有此理”的字面意思是：哪里有这样的道理。那位同学理解了字面意思，也知道一些词典上注的“表示反诘”，却不知道它的感情色彩：对不合理的事情表示气愤，所以用错场合。
某报副刊，发表了一位较有知名度的作家的记游文章，说他于阳春三月，到南方某地游览，繁茂的自然景物使他感受良多等等。其中一段的开头说：“我这次到某地寻花问柳”云云。花、柳，一般指各种花木，如唐朝宋之问诗句“江南朝雪细尘，阳桥花柳不胜春”，写的是春天群芳吐艳，树木翠碧的景色。但是“花”“柳”也常比喻女子、美色；“花”和“柳”连用，几乎早已不再指花木，而特指妓女、妓院，尤其是近代以来，如花街柳巷、花柳之游等。“寻花问柳”、“问柳寻花”，也由观赏春色转含明显的贬义。“花柳病”也专指性病。如果说某人寻花问柳，那他一定是个浪荡公子。
“文革”期间，有人写批判文章，作为对比，歌颂人民军队，草稿里有“工农红军所过之处赤地千里”。作者是想说，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传播到哪里，也就是走一线红一线，定一片红一片。作者只知道“赤”有红色的意思，常用以象征革命，如“赤诚”“赤卫队”等，却忘了它还有光着、裸露、空尽无物的意思。如“赤裸裸”“赤手空拳”等。“赤地千里”形容重大灾害或者战争造成的大片土地荒芜的景象。汉王充《论衡·语增》说到周武王灭商决战时“血流漂杵，赤地千里”，就是指战争造成大片土地荒凉，也有人解释为鲜血染红了大片田野。不管怎么解释，那篇文章如果抄成大字报贴出去，在当时的年代，作者是该“砸烂狗头”的。
举了三个四字格错用例，是想说明用词一定要准确理解词义，要符合文章的内容。“岂有此理”例说明要注意字面意思以外的感情色彩，“寻花问柳”例说明要了解由基本义产生的比喻义，“赤地千里”例说明必须注意关键字眼的不同含义。
2013年8月至10月，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先是科教频道，后来扩及综合频道，可见深受欢迎。我每次都看。由于听力差，听不清测试员读出的词，只能看参赛者写的和公布的答案，觉得有相当部分不会。
这些年，电脑普及，大人、孩子，只要会拼音打字，就可以写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实现了“提前读写”。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普通话读音准确的人，常常别字连篇；如果用笔写，则是“提笔忘字”。中小学生新学的字还不巩固，这样的现象更突出。听写大会要求参赛者听到词，能够正确写出；有时候提供条件，如要求写出山东的郓城，写了“运城”（山西）当然算错。
层层参赛者根据提供的材料准备，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和基础科学知识等许多方面，从而扩大了知识范围，也多认识了不少字。我一边看一边想：参赛者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所测内容远超出他们应知应会的范围。恰好8月份发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比赛测试应该在6500通用字范围；对初中二年级学生来说，应该主要在3500个常用字范围，考察他们掌握和熟练应用的程度。
近三个月播出的活动，都是听写一种形式。我以为应该改变考察形式，扩大范围。一、常用字有许多字有多个义项，主要应该考察常用义和比较常用义，适当考察偏僻罕用义。比如“兵”的军人、兵器一兵书义，“去”的前往某地一离开某地义，都可作为两级。二、常用字有一些多音字，可以考察某字在不同词里的读音，如“炮（pao）火—炮（pao）制—炮（bao）羊肉”，“数（shu）、数（shu）—数（shu6）见不鲜—数（cu）罟”等，可以作为上项的三级，此外如“体（ti）育—体（ti）己”“尉（wei）官—尉（yu）迟”“稽（ji）查—稽（qi）首”乃至“雨（yu）雨（yu）”等。三、考察用法，如“工夫一功夫”“烦琐一繁琐”“标志一标识（zhi）”等。四、笔顺，别的电视节目，教师示范写“鬣”字，写完“髟”“<<<”和“、”，接着写一个大而扁的“口”，再往里添“义”。一个老师这样写，课堂上（且不计看电视的人数）几十个学生自然跟着照猫画虎了。五、结构，不是用书法的标准要求，但应该匀称。后两方面，写字大会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续办的呼声比较高。希望，也相信筹办者会予以调整改进。
邓肃析官场文风
邓肃，宋高宗时为左正言，不到三个月，上二十疏，“言皆切至”，获赐五品服。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时，曾就宋金对峙之际的公文拟办迟滞上奏，力指繁文缛节误事。以辽、金办理文书与宋朝作比。《宋史》本传记：“因入对，言：‘外夷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迟。’上曰：‘正此讨论，故并三省尽依祖宗法。’及建局讨论祖宗官制，两月不见施行。”（以上与所附《奏折第十七》略异）邓肃再奏。这次是写成正式奏折，后来编入二十五卷文集《拼集》卷十二。全文如下：
奏折第十七
臣于今月初八日，以本职上殿，因奏论次遂言：“夷狄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失迟。今日事势，岂可迟也？”面奉圣训日：“正此讨论。欲并二者，尽依祖宗法。”臣窃欣幸，以为太平兴国之治，指日可待而望矣。恭惟太祖、太宗之时，法严而令速，事简而官清，未尝旁搜曲引，以稽赏罚，故能以十万精兵分布四海，取岭蜀，平江南，来吴越，下河东，纷纷万国莫不称臣。混一六合如指诸掌。此一时富庶，所以远追康成，而丰功伟绩又有过之也。自时厥后，日趋太平，群臣无可论者，今日献一策，明日献一言，简发数米，惟恐不备。此文书所以日益烦，而政事所以日益缓也。厥今天下如何哉？兵戈未息，边鄙未宁，朝廷措置当如救焚，如拯溺，岂可揖逊进退，尚循无事之时乎？臣以谓英烈果断，非太祖、太宗之道不可学也。比尝有讨论祖宗官制之命矣。今越两月，不闻所正者何事，岂以为用兵之际，未暇及之乎？殊不知用兵之道，正以此为急务耳。盖法祖宗以考官制，略虚文以稽实效者，用兵之本也。不务其本而欲齐其末，臣所未闻。臣愚，欲乞专委宰执，辟礼官数人，限以旬日，期于必正。庶几法严事简，如出一人：赏罚之权，不致濡滞，将使天下叹日：“太祖皇帝今复起矣，蠢尔小虏，何足道哉！”昔高宗，为有商中兴之主，为之舟楫盐梅者，傅说一人而已。其言则不过日：“事不师古，匪是攸闻。”盖中兴之道，未有不以古先为念者。惟性下断之，取进止。
奏折指斥朝廷政事議而不决的现象，皇帝钦谕，而两月没有结果。以当时“文书所以日益烦，而政事所以日益缓”与宋太祖、太宗时“法严而令速，事简而官清”相比，原因是“日趋太平，群臣无可论者，今日献一策，明日献一言，简发书米，惟恐不备”。提出的具体办法是“略虚文以稽实效”。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外国风俗》引邓肃上述文书速、迟之语，并引汉桓宽《盐铁论》卷九“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和《辽史》卷四十五“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评论说，“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
上古时代，书写不易，甲骨、金文文辞以及《尚书》等，几不见烦文冗词。发明纸、笔，加之逢迎之风盛行，臣僚极尽“旁搜曲引”，“简发数米”之能。《日知录》卷十七《出身授官》自注引宋田况《儒林公议》：“洛阳人尹洙，豪士也，尝日：‘状元及第，虽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焉。”’尹洙是真宗、仁宗时期人，顾氏评论说：“宋之务虚文而忘实事，即太宗有以开之矣。”
说空话，古今概然。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问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三纸不见驴字现象，不一定出现于官场。但官场尤然。今转抄2013年1月间《人民日报》评说所引一位人民代表的学习体会发言：“今天上午某某某市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高屋建瓴，简洁务实，深入人心。通过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对我的触动很大，备感振奋，深感自豪，深受鼓舞、深受启发。报告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言简意赅，数据翔实，是一份集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报告……可以感到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全市改革开发能够成果显著，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大开发、大发展、大建设，全市变化日新月异……”发言人颇费心思，琢磨词句用语，却无一不是套话。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是要听赞成和批评意见，上面这些话，以及省略号略去的，“赞成”二字便可概括。其余的时间提点批评改进意见，该多好哇！ 现在国家逐渐强盛，虽仍有邓肃所说“兵戈未息，边鄙未宁”之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句警示惕励我们，须具随时“救焚”“振溺”之心志。
上引奏折开头“夷狄之巧”云云，1896年汤金铭为蔡锡勇《传音快字》所写“书后”，依清朝惯例改为“外国”，以为外国文字简，中国文字繁之证。20世纪不止一人转引。两宋之交，时当西元12世纪。其时，欧洲诸国文字未臻完备，中国也了解甚少。“夷狄”实指辽、金。而契丹文为‘‘以（汉字）隶书之半增损之”、女真文则是仿照汉字和契丹文创制。简则简矣，却说不上先进。
从“司母戊鼎”到“后母戊鼎”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当时称为司母戊鼎的实物，庞大（不含感情色彩）的殷商青铜器，着实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祖先骄傲。旁边有说明介绍。看到实物和拓片，凭仅有的文字常识，心想，这不是“后母戊”吗？古文字常有反写的现象。进而一想，这么重大的事情，一定经过专家反复研究，历史上该是有叫“司”或者跟“司”有关的著名女性。那时候我的殷商史知识几近于零，现在也知之甚少。遂相信专家，不再胡思乱想。讲文字学课，也向学生介绍“司母戊鼎”。
2011年，媒体说及这件贵重文物，特别说明，据专家考证，应该是“后母戊鼎”，不是“司”。
这件文物于1939年在安阳发掘出土，重800公斤，1948年进入南京博物馆，1959年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总体为国家博物馆），姓了几十多年“司”，怎么就没有专家提出怀疑，加以讨论，舆论一律地叫“司母”？怎么没有让她跟同类器物后母辛鼎（妇好）同“姓”呢？当然有像王宇信这样的国家一级（仿时下“国家一级演员”的说法，王先生当够得上一级）专家，主张是“后”；超重量级专家唐兰先生认为“‘姤’与‘后’同字”；张桂光先生认为应该是“母后戊”、“母后辛”等。这些是在1977年举行的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会上提出，并有纪要正式发表，怎么就没有引起注视呢？
2013年第1期（总第44期）《北京文史》载国家博物馆田率《饱经沧桑的大鼎》：这尊大鼎是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农民在侯家庄西北岗吴家柏树坟地里发现的，坟地的主人吴培文把鼎埋在一个老水坑里。北平琉璃厂古董商萧寅卿闻讯，愿以20万银圆购买，未果。驻安阳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东三郎带几百名日伪军挖掘。没有挖到。夜间，吴培文把鼎挖出，埋在日本人已经挖过的地方，并购买了一件青铜交差。1946年7月，安阳县参议院古物保存委员会挖出，当地政府于10月送南京。1948年5-6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举办大型展览，此鼎引起轰动。关于名称，有人认为应该是左“女”右“司”，与“姒”通假。今按：“姒”通常指女性之长者，或即某王诸妃之长者，难以确指具体是谁。
学者综合甲骨文（《合集》9533，9968，9970.9599，9607，13715等）的记载，商王武丁的第一个法定妻子叫妇姘（井），即妣戊，负责农事。她的墓葬仅次于武丁。妇好能干善战，立下赫赫战功，但地位比戊低，后母辛鼎体积只及后母戊的一半，重量则为六分之一。——商高宗名武丁，“戊”的名字在后，“辛”在戊后，合于情理。
下面不是文字学问题，但性质相关。2013年2月26日北京一家报纸刊长篇纪事，讲述北京大学考古学院藏西汉前期《老子》简。文章说，“对应德经和道经，这种命名方式在《老子》古本中是首次发现”。我给报社写信指出，1973年湖南马王堆出土的（略早于今北大藏本）就是德经在前，怎么能说是首次呢？信中并说，写文章的人肯定是听研究者说。研究者竟然不知道近40年前同是古本《老子》的情况。
“老汉”也可以指丈夫
2012年某语文刊物载文称，42岁男子不应该称“老汉”。所举文例是贵州省报纸上的“老婆”怎样“老汉”怎样。
“老汉”通常指老年男子，北方话有的地方也有丈夫义。《汉语大词典》列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例：“你那红军老汉跑得没影踪，活活守寡我心里不安生。”根据仅有一例，概括为“称人之夫”。引例中所说的“老汉”和他的妻子，年龄肯定不会太大。“老汉”指丈夫，而不限年龄的用法，在北方话比较普遍，多见于口语。我是山西人，我们那里也常用。已婚女子之间谈论起各自的或者别人的丈夫，常称“老汉”。比方可以问二十多岁的已婚女子：“你老汉一个月赚多少钱？’’对方可以回答：“我老汉一个月就那几个破钱，哪有你老汉赚得多。”不同年龄的男或女可以说：“翠花，你老汉给你买回什么好东西来了？”说及某已婚女子和她丈夫的事情：“玲子老汉在县里当科长。”甚至可以对小姑娘说：“玉琴，长大了想找个什么样的老汉？”叙述中说到丈夫和妻子，常以“老汉”和“老婆”或者“汉”和“婆姨”对举。而老年夫妻之间倒不大用“老汉”、“老婆”，比较多用“改仙他爹”、“铁柱爸”等。写信询问在当地工作的邻县中年人，他告诉我，受影视作品里夫妻互称“老公、老婆”的影响，现在“老汉”也用于面称自己的丈夫，却很少面称“老公”。已婚女子称丈夫“老汉”还含有亲近感。兹属吸取时髦用语而按当时地特点加以改造一例。一起工作的内蒙古晋语区中年人也证实了我的感觉，
贵州说的西南官话，属于北方话，跟陕西、山西应该有比较多的相同相近之处。
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老汉”条，列有西安、哈尔滨、云南禄劝等地的“丈夫”義。
作家潘之竹写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百姓生活的短篇小说《满子夫妇》有这样几句：“周老婆，五十一岁，一辈子省吃俭用，勤劳度日，是一个忠厚善良的老太太。老汉前年冬天殁啦，家里剩下母子俩……”（《解放区短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原载1945年9月14日《解放日报》）“老汉”与“老婆”对举。例中“老汉”指丈夫。但两人年龄稍大，旧时已经属老年范围，兼有老年男子和丈夫义。
同一家刊物2013年第5期刊登题为《“老汉”不一定老》一文，引了赵树理1944年写的纪实小说《孟祥英翻身》里的一个例子：“孟祥英的婆婆，除了遵照那些老规矩外，还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地方，就是好嘴。年轻的时候外边朋友多一点，老汉虽然不赞成，可也惹不起她——说不过她，骂更骂不过她。”故事发生在太行山东麓河北涉县，太行山西边就是晋东南，赵树理家乡是晋东南沁水县，作家的语言与故事发生地的语言大致一致。作品人物的语言，跟作家很有关系。 社会语言学家陈原，1987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用系研究生讲课，“变异”一讲说：“还有一个词‘老头儿’，现在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不论年轻的年老的，都这样叫。称呼的、被称呼的都感到很舒服，很自然。可是要是直译成外文，那就不可理解了。”（陈原《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第12页）上世纪末，我女儿的同窗来我家，当时她们都不到30岁，蘇南女子谈起自己丈夫，一口一个“我们老头”。“老头儿”与“老汉”相类。
“老公”指称丈夫，地域广。上世纪40年代后期，我随同机关从陕北到山西至河北，都听到过已婚女子之间闲谈中有“你老公怎样”、“我老公怎样”。她们或是南方人，或是从城市到乡下的知识女性，再就是受这些人影响的北方乡下女子。前文所述《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多篇讲述陕北及至华北故事。本该按故事发生地的实际称“老汉”的地方换用了“丈夫”、“男人”等，因为小说作者大多不这么说。以上三点附记于此。
“岂有此理”等等
头些年教写作课，有少数外国留学生愿意跟中国同学一起上课。当老师的，既要一视同仁，又要对外国同学加强辅导。一次，看完某外国学生的作文，觉得有些文字表达方面的问题需要个别谈一下。正好，当天下午在校园里碰到了这位同学，就说：“我正打算去看你。”那位同学十分认真地说：“岂有此理，应该学生去看老师，哪能让老师去看学生。”当时，我用别的话岔开了。后来婉转地给他做了解释。“岂有此理”的字面意思是：哪里有这样的道理。那位同学理解了字面意思，也知道一些词典上注的“表示反诘”，却不知道它的感情色彩：对不合理的事情表示气愤，所以用错场合。
某报副刊，发表了一位较有知名度的作家的记游文章，说他于阳春三月，到南方某地游览，繁茂的自然景物使他感受良多等等。其中一段的开头说：“我这次到某地寻花问柳”云云。花、柳，一般指各种花木，如唐朝宋之问诗句“江南朝雪细尘，阳桥花柳不胜春”，写的是春天群芳吐艳，树木翠碧的景色。但是“花”“柳”也常比喻女子、美色；“花”和“柳”连用，几乎早已不再指花木，而特指妓女、妓院，尤其是近代以来，如花街柳巷、花柳之游等。“寻花问柳”、“问柳寻花”，也由观赏春色转含明显的贬义。“花柳病”也专指性病。如果说某人寻花问柳，那他一定是个浪荡公子。
“文革”期间，有人写批判文章，作为对比，歌颂人民军队，草稿里有“工农红军所过之处赤地千里”。作者是想说，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传播到哪里，也就是走一线红一线，定一片红一片。作者只知道“赤”有红色的意思，常用以象征革命，如“赤诚”“赤卫队”等，却忘了它还有光着、裸露、空尽无物的意思。如“赤裸裸”“赤手空拳”等。“赤地千里”形容重大灾害或者战争造成的大片土地荒芜的景象。汉王充《论衡·语增》说到周武王灭商决战时“血流漂杵，赤地千里”，就是指战争造成大片土地荒凉，也有人解释为鲜血染红了大片田野。不管怎么解释，那篇文章如果抄成大字报贴出去，在当时的年代，作者是该“砸烂狗头”的。
举了三个四字格错用例，是想说明用词一定要准确理解词义，要符合文章的内容。“岂有此理”例说明要注意字面意思以外的感情色彩，“寻花问柳”例说明要了解由基本义产生的比喻义，“赤地千里”例说明必须注意关键字眼的不同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