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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黎巴嫩战争爆发。8月，所有党领袖候选人都已就加拿大在这场危机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表明了立场。
用政治的眼光来看，这场黎巴嫩战争正是让我给自己定位的好机会。给自己定位不同于在某一议题上选取立场，它不需要你为应对复杂的局势出谋划策，也无需任何专业背景。给自己定位，就是要在政治光谱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位置，既要和其他对手有所区分，又不能和大部分人的立场差别太大。定位的目的，便是校准你在公共事务上的立场，从而和意欲说服的某个选民一致。
实不相瞒，这场黎巴嫩战争的定位良机被我彻底搞砸了。我在一次访谈中，不小心脱口而出称，我并不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占领区发生的惨重伤亡。其实我的意思是，既然这场战争是由真主党开启的，不管结局有多惨烈，他们都必须接受。可是，这番话一经公开便被迅速解读为对平民伤亡的冷血与无情。这一解读在居住着大量黎巴嫩裔居民的蒙特利尔产生了尤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了弥补此前言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数日后特地出现在魁北克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大家谈》的嘉宾席上。我在节目中说，攻击黎巴嫩南部小镇加纳的以色列军队或许已经犯下“战争罪”。当这番言论被译为英语并在全国的英语媒体中廣泛传播后，立刻引来轩然大波。我当时的意思是，面对真主党的炮火，本处于正当反击中的以色列国防军却不加判断地攻击了一片平民聚居的区域。我绝对不相信以色列国防军会蓄意屠杀平民，但他们确实使用了过度的军事力量，未加区分地打击了一处非军事目标，并且造成了众多平民伤亡。然而，支持我的犹太民众显然认为，在我的心中，以色列早已和纳粹画上等号。
他们耳朵里听到的并非是你的本意。我无意撤回这些言论，因为人权观察组织早已确认这场战争中滥用武力的现象存在，但我后来还是再一次重申了我对以色列正当防卫的支持。我知道，无论再多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正因为说错寥寥几句话，我便失去了许多犹太裔、穆斯林和黎巴嫩裔的支持者。
回头来看，这个事件揭露了一个奇怪的事实：在像加拿大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并存的社会中，最能引起国内社会分歧的竟然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国际事件。尽管相距千里，但发生在母国的冲突却会让身处加拿大的同胞们严阵以待，这就要求政治家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能治愈伤痛的神奇魔力——他们必须是平衡各方利益的高手。我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评价都不合格。待这场有关黎巴嫩战争的争论平息，伊恩·戴维安慰我说，政治家都有九条命。加纳事件后，我就只剩一条命了。
在这场加纳之争里，我脑海里甚至出现了这样荒诞的想法，其实我那些没被人发现的评论才是我全部的生活。难道没有人知道我曾在以色列执教和生活，还曾为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赛亚·伯林作传？怎么会有人认为我只是一个一味批评以色列的人？但这些都不是关键。我确实没能意识到一个族群在感到自身受到攻击后会以何种方式倾听。
伯林曾和我谈论过这个问题。他开玩笑地对我说，20世纪20年代，在他长大的伦敦北部犹太人社区里，人们唯一关注的政治议题便是“这对犹太人是好还是坏”？这种二分法才是人们倾听政治语言的真正方式，不仅对于犹太裔人民而言如此，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承认的族群而言皆是如此。
当你准备向公职身份的要求妥协时，内心便开始被你的公众形象重塑。踏足政界不到一年，我开始感觉自己像是被另一个自我控制了一样。这个完全陌生的自我，常常让我站在镜子前却难以认清镜子里的究竟是谁。我总是穿着哈里·罗森的定制西装，戴着和衬衫颜色搭配的领带出席活动。我这一辈子都没像那段时间穿得那么考究过，我心里却从来没有那么空落落过。
回望那段岁月，我真切地认为只要你还存有那么一点表里不一的空虚感，那你的心理起码还算是健康的。当你再也意识不到面向公众的一面正在侵蚀你的本我之时，麻烦就大了。
（本文摘自该书第五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用政治的眼光来看，这场黎巴嫩战争正是让我给自己定位的好机会。给自己定位不同于在某一议题上选取立场，它不需要你为应对复杂的局势出谋划策，也无需任何专业背景。给自己定位，就是要在政治光谱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位置，既要和其他对手有所区分，又不能和大部分人的立场差别太大。定位的目的，便是校准你在公共事务上的立场，从而和意欲说服的某个选民一致。
实不相瞒，这场黎巴嫩战争的定位良机被我彻底搞砸了。我在一次访谈中，不小心脱口而出称，我并不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占领区发生的惨重伤亡。其实我的意思是，既然这场战争是由真主党开启的，不管结局有多惨烈，他们都必须接受。可是，这番话一经公开便被迅速解读为对平民伤亡的冷血与无情。这一解读在居住着大量黎巴嫩裔居民的蒙特利尔产生了尤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了弥补此前言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数日后特地出现在魁北克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大家谈》的嘉宾席上。我在节目中说，攻击黎巴嫩南部小镇加纳的以色列军队或许已经犯下“战争罪”。当这番言论被译为英语并在全国的英语媒体中廣泛传播后，立刻引来轩然大波。我当时的意思是，面对真主党的炮火，本处于正当反击中的以色列国防军却不加判断地攻击了一片平民聚居的区域。我绝对不相信以色列国防军会蓄意屠杀平民，但他们确实使用了过度的军事力量，未加区分地打击了一处非军事目标，并且造成了众多平民伤亡。然而，支持我的犹太民众显然认为，在我的心中，以色列早已和纳粹画上等号。
他们耳朵里听到的并非是你的本意。我无意撤回这些言论，因为人权观察组织早已确认这场战争中滥用武力的现象存在，但我后来还是再一次重申了我对以色列正当防卫的支持。我知道，无论再多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正因为说错寥寥几句话，我便失去了许多犹太裔、穆斯林和黎巴嫩裔的支持者。
回头来看，这个事件揭露了一个奇怪的事实：在像加拿大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并存的社会中，最能引起国内社会分歧的竟然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国际事件。尽管相距千里，但发生在母国的冲突却会让身处加拿大的同胞们严阵以待，这就要求政治家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能治愈伤痛的神奇魔力——他们必须是平衡各方利益的高手。我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评价都不合格。待这场有关黎巴嫩战争的争论平息，伊恩·戴维安慰我说，政治家都有九条命。加纳事件后，我就只剩一条命了。
在这场加纳之争里，我脑海里甚至出现了这样荒诞的想法，其实我那些没被人发现的评论才是我全部的生活。难道没有人知道我曾在以色列执教和生活，还曾为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赛亚·伯林作传？怎么会有人认为我只是一个一味批评以色列的人？但这些都不是关键。我确实没能意识到一个族群在感到自身受到攻击后会以何种方式倾听。
伯林曾和我谈论过这个问题。他开玩笑地对我说，20世纪20年代，在他长大的伦敦北部犹太人社区里，人们唯一关注的政治议题便是“这对犹太人是好还是坏”？这种二分法才是人们倾听政治语言的真正方式，不仅对于犹太裔人民而言如此，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承认的族群而言皆是如此。
当你准备向公职身份的要求妥协时，内心便开始被你的公众形象重塑。踏足政界不到一年，我开始感觉自己像是被另一个自我控制了一样。这个完全陌生的自我，常常让我站在镜子前却难以认清镜子里的究竟是谁。我总是穿着哈里·罗森的定制西装，戴着和衬衫颜色搭配的领带出席活动。我这一辈子都没像那段时间穿得那么考究过，我心里却从来没有那么空落落过。
回望那段岁月，我真切地认为只要你还存有那么一点表里不一的空虚感，那你的心理起码还算是健康的。当你再也意识不到面向公众的一面正在侵蚀你的本我之时，麻烦就大了。
（本文摘自该书第五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