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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湖北一家上市电力公司的高管频繁“换血”，甚至董事长请辞，但是高层变动都不曾引起业界震动，这家公司的一项非主营业务却引起业内哗然，就是公司股东表示不会放弃因管理不善、预期不准而一直不温不火进行中的生物质能源发电业务。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国内外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世界第四大能源，为什么迄今在国内都没有形成大规模合理利用？相关自营企业为何还未找到盈利模式？一种人类从远古时代就开始利用的可再生能源为何一直成为中国新能源领域发展中的“鸡肋”？
朝阳产业前景光明
生物质能源效用很广，可以以沼气、压缩成型固体燃料、气化生产燃气、气化发电、生产燃料酒精、热裂解生产生物柴油等形式存在，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与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相比，生物质能源具有独特的优势。生物质能源不仅可以电力、热能等方式存在，其产品的多样性也是其他新能源无法比拟的。
从理论上看，生物质能利用是一个朝阳产业。地球上的生物质能资源较为丰富，地球每年经光合作用产生的物质有1730亿吨，其中蕴含的能量相当于全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10～20倍，但目前的利用率不到3%，未来还可大有所为。而从我国来看，现有的各类农作物秸秆每年至少有6.5亿吨，如果其中的60%应用于生物质发电，就相当于8座三峡电站的发电量，农民每年可增收800亿～1000亿元。
从生物质发电方面来看，我国从20年前就开始试建生物质发电厂，直到2006年，国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并公布了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补贴，至此，我国生物质发电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随后，国内企业竞相上马生物质发电厂。截至2012年底，我国生物质发电累计并网容量达5819MW（兆瓦）。沼气池的建设也是我国利用生物质能的主要方面，北京化工大学生物质能源与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广青告诉《经济》记者，目前我国建设已有的大中型沼气池已有5000多处，小型沼气池已经超过4000万个。沼气的普及应用对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原料收集难
然而，看似一切完美的背后，生物能源的发展却一直不温不火。据统计，世界范围内生物能源占所有一次性能源的比例仅为13%。从我国“十二五”新能源规划中也不难看出，与水能、风能等新能源相比，生物能源的投入仍显单薄。
生物质能在中国之所以长时间长不大，原料收集难成为首当其冲的障碍。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据测算，我国理论生物质能资源为50亿吨左右标准煤，是目前中国总能耗的4倍左右。但是，中国生物质原料分布不集中，刘广青指出，占生物质原料绝大多数的农作物秸秆收集很困难，如果向农户收购则极易增加收集成本，不划算。
据江苏省电力行业协会透露，江苏省已建成投运的13家生物质发电厂，出现了家家亏损的局面。江苏省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记者，“谁也没想到秸秆会这么难收集，直接影响了发电成本。”另外有生物质发电厂因为“填不饱肚子”，只好把能烧的都收集起来，还从外省收来树皮、木材加工厂下脚料、粮油加工厂稻壳，甚至还有药厂的药渣。
为什么原料收集这么难？大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为收购价过低。有人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以玉米秸秆为例，电厂每吨付费200～260元，而收购站只按100元左右收购。一名农户家8亩玉米地可产秸秆3吨多，送电厂能卖六七百元，而去近一点的收购点只能卖300多元。扣除油钱、运费，不算劳动力和花费的时间，所挣不多，因此他情愿一把火烧掉做肥料。
针对这些情况，2013年5月底，国家发改委会同环保部和农业部下达了《关于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政府将“加大对农作物收获及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农机的补贴力度”、“研究建立秸秆还田或打捆收集补助机制”。专家分析，这将提高农户正确处置秸秆的积极性，有利于生物质能源企业解决既有的原料保障难题，使秸秆收集能够常规化、规模化。
政策补贴不给力
虽有《关于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的下发，但是一直以来针对生物质能项目“先补贴后建设”的措施极易带来弊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世平曾对本刊记者表示，不仅补贴方式上存在一定缺陷，整个机制缺乏能源主管部门、技术部门的参与。制度怎样更有利于监管，公平公开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刘广青指出，我国目前80%的生物质能项目都靠国家补贴，每个省不少于50个项目，平均每个项目国家投入近200万元。这么大的一笔投资，我国的补贴政策是先投钱建设，项目竣工后进行简单验收，但是后期维护、监管等程序则很少有人问津了。“这样极易造成企业通过以建生物质能项目获得国家补贴，但是主营其他业务来挣钱，无论获利与否都造成专项资金的浪费”，刘广青指出，国内目前除了一些有雄厚资金和优良渠道的大国企挣钱外，真正通过生物质能业务盈利的企业还很少。
另外，我国的财政补贴还有一定的进入门槛。财政部财建[2008]735号文件规定，企业注册资本金要在1000万元以上，年消耗秸秆量要在1万吨以上，才有条件获得140元/吨的补助。这对一些中小企业无疑是一道很难跨越的门槛。
据了解，与中国补贴形式相反，德国的生物质能建设是“先建设后补贴”的方式。企业或个人在投产生物质能项目时，是个体的商业行为，政府可以贷款帮助建设，但是不给予补贴。项目建设完毕，每发一度电，或者每产生一立方米沼气，政府开始根据产能进行相应的补贴。项目产生的效能越大，获得的补贴就越多。这样不仅鼓励了企业对生物质能的利用和开发，还有效避免了“面子工程”导致政府补贴资金的浪费。
政府补贴后期监管的不到位，还容易造成企业不愿意花较高成本进行研发以及对先进设备的引进。国家农林生物质能工程专家、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庄会永对记者表示，中国农林生物质原料复杂多样，品质差异巨大，因此需要一套性能稳定、可靠的燃烧设备以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燃料。他指出，我国虽然长期以来积累了很先进的燃煤锅炉设计制造技术，但是对于生物质专业燃烧锅炉设计和制造经验不足。“没有一套好设备，项目难以保证稳定运行或者效率低、能耗高，盈利就很困难”。刘广青也指出，在政府补贴有限、后期监管不到位的前提下，企业很少会购入昂贵的高端设备。
除了补贴，政府还可以依靠税收手段促进生物质能的利用。据了解，30年前的瑞典就开始对化石燃料征收环境税，使利用生物质来生产热能相对更为便宜。目前，瑞典全国只有不足5%的家庭用热能来自于煤炭或石油。此外，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地区，瑞典利用燃烧生物质进行发电并向供热网络注入废弃的热能进行集中供暖的方式。
中国生物质能的开发和利用要想成为新能源的后起之秀，除了努力解决打破燃料收购地域限制、建立新的燃料收购模式，政府建立更有效的补贴机制外，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也必不可少。正如世界生物质能协会主席Heinz Kopetz所希望的一样，他号召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世界生物质能协会等国际性组织一起努力，编制已经取得成功的生物质能源政策的案例。这样，政策制定者可以为他们的国家选择最好的生物质能源战略。通过学习别国的经验，每个国家可以加快向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体系的转变。
朝阳产业前景光明
生物质能源效用很广，可以以沼气、压缩成型固体燃料、气化生产燃气、气化发电、生产燃料酒精、热裂解生产生物柴油等形式存在，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与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相比，生物质能源具有独特的优势。生物质能源不仅可以电力、热能等方式存在，其产品的多样性也是其他新能源无法比拟的。
从理论上看，生物质能利用是一个朝阳产业。地球上的生物质能资源较为丰富，地球每年经光合作用产生的物质有1730亿吨，其中蕴含的能量相当于全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10～20倍，但目前的利用率不到3%，未来还可大有所为。而从我国来看，现有的各类农作物秸秆每年至少有6.5亿吨，如果其中的60%应用于生物质发电，就相当于8座三峡电站的发电量，农民每年可增收800亿～1000亿元。
从生物质发电方面来看，我国从20年前就开始试建生物质发电厂，直到2006年，国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并公布了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补贴，至此，我国生物质发电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随后，国内企业竞相上马生物质发电厂。截至2012年底，我国生物质发电累计并网容量达5819MW（兆瓦）。沼气池的建设也是我国利用生物质能的主要方面，北京化工大学生物质能源与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广青告诉《经济》记者，目前我国建设已有的大中型沼气池已有5000多处，小型沼气池已经超过4000万个。沼气的普及应用对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原料收集难
然而，看似一切完美的背后，生物能源的发展却一直不温不火。据统计，世界范围内生物能源占所有一次性能源的比例仅为13%。从我国“十二五”新能源规划中也不难看出，与水能、风能等新能源相比，生物能源的投入仍显单薄。
生物质能在中国之所以长时间长不大，原料收集难成为首当其冲的障碍。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据测算，我国理论生物质能资源为50亿吨左右标准煤，是目前中国总能耗的4倍左右。但是，中国生物质原料分布不集中，刘广青指出，占生物质原料绝大多数的农作物秸秆收集很困难，如果向农户收购则极易增加收集成本，不划算。
据江苏省电力行业协会透露，江苏省已建成投运的13家生物质发电厂，出现了家家亏损的局面。江苏省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记者，“谁也没想到秸秆会这么难收集，直接影响了发电成本。”另外有生物质发电厂因为“填不饱肚子”，只好把能烧的都收集起来，还从外省收来树皮、木材加工厂下脚料、粮油加工厂稻壳，甚至还有药厂的药渣。
为什么原料收集这么难？大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为收购价过低。有人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以玉米秸秆为例，电厂每吨付费200～260元，而收购站只按100元左右收购。一名农户家8亩玉米地可产秸秆3吨多，送电厂能卖六七百元，而去近一点的收购点只能卖300多元。扣除油钱、运费，不算劳动力和花费的时间，所挣不多，因此他情愿一把火烧掉做肥料。
针对这些情况，2013年5月底，国家发改委会同环保部和农业部下达了《关于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政府将“加大对农作物收获及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农机的补贴力度”、“研究建立秸秆还田或打捆收集补助机制”。专家分析，这将提高农户正确处置秸秆的积极性，有利于生物质能源企业解决既有的原料保障难题，使秸秆收集能够常规化、规模化。
政策补贴不给力
虽有《关于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的下发，但是一直以来针对生物质能项目“先补贴后建设”的措施极易带来弊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世平曾对本刊记者表示，不仅补贴方式上存在一定缺陷，整个机制缺乏能源主管部门、技术部门的参与。制度怎样更有利于监管，公平公开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刘广青指出，我国目前80%的生物质能项目都靠国家补贴，每个省不少于50个项目，平均每个项目国家投入近200万元。这么大的一笔投资，我国的补贴政策是先投钱建设，项目竣工后进行简单验收，但是后期维护、监管等程序则很少有人问津了。“这样极易造成企业通过以建生物质能项目获得国家补贴，但是主营其他业务来挣钱，无论获利与否都造成专项资金的浪费”，刘广青指出，国内目前除了一些有雄厚资金和优良渠道的大国企挣钱外，真正通过生物质能业务盈利的企业还很少。
另外，我国的财政补贴还有一定的进入门槛。财政部财建[2008]735号文件规定，企业注册资本金要在1000万元以上，年消耗秸秆量要在1万吨以上，才有条件获得140元/吨的补助。这对一些中小企业无疑是一道很难跨越的门槛。
据了解，与中国补贴形式相反，德国的生物质能建设是“先建设后补贴”的方式。企业或个人在投产生物质能项目时，是个体的商业行为，政府可以贷款帮助建设，但是不给予补贴。项目建设完毕，每发一度电，或者每产生一立方米沼气，政府开始根据产能进行相应的补贴。项目产生的效能越大，获得的补贴就越多。这样不仅鼓励了企业对生物质能的利用和开发，还有效避免了“面子工程”导致政府补贴资金的浪费。
政府补贴后期监管的不到位，还容易造成企业不愿意花较高成本进行研发以及对先进设备的引进。国家农林生物质能工程专家、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庄会永对记者表示，中国农林生物质原料复杂多样，品质差异巨大，因此需要一套性能稳定、可靠的燃烧设备以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燃料。他指出，我国虽然长期以来积累了很先进的燃煤锅炉设计制造技术，但是对于生物质专业燃烧锅炉设计和制造经验不足。“没有一套好设备，项目难以保证稳定运行或者效率低、能耗高，盈利就很困难”。刘广青也指出，在政府补贴有限、后期监管不到位的前提下，企业很少会购入昂贵的高端设备。
除了补贴，政府还可以依靠税收手段促进生物质能的利用。据了解，30年前的瑞典就开始对化石燃料征收环境税，使利用生物质来生产热能相对更为便宜。目前，瑞典全国只有不足5%的家庭用热能来自于煤炭或石油。此外，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地区，瑞典利用燃烧生物质进行发电并向供热网络注入废弃的热能进行集中供暖的方式。
中国生物质能的开发和利用要想成为新能源的后起之秀，除了努力解决打破燃料收购地域限制、建立新的燃料收购模式，政府建立更有效的补贴机制外，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也必不可少。正如世界生物质能协会主席Heinz Kopetz所希望的一样，他号召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世界生物质能协会等国际性组织一起努力，编制已经取得成功的生物质能源政策的案例。这样，政策制定者可以为他们的国家选择最好的生物质能源战略。通过学习别国的经验，每个国家可以加快向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体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