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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高考时，北京、山东、江苏、江西、福建……
今年，上述高考生源大省继续传来高考人数下降的消息。
高考，这个伴随几代人的人生命题再次成为话题。
2011年高考报名工作结束后，各地相继公布了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在已经公布的27个省市中，有20个省市高考报名人数出现下降，其中河南2011年高考报名人数85.5万，锐减近10万人，是有史以来“跳水”幅度最大的一次。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规模为675万人，比2010年实际招生人数662万人增加13万人，增幅约2%。
一边是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一边却是高考报名人数的逐年递减，这一现象自几年前进入公众视线以来被持续放大。
专家预测，“考生生源持续减少，这将使中国大学的‘生态圈’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重新洗牌”。
“野蛮生长”
王新（化名）是吉林大学在读的一名研究生，回忆起四年前学校的一纸通知，他依然记忆犹新。
2007年3月19日，吉林大学财务处在校内网上发布通知，宣布该校负债30亿元。通知称，学校自2005年起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需要向广大师生征集合理化建议，出谋划策解决学校财务困难。
通知像一记重磅炸弹，让王新及同学们第一次对学校的命运产生了担忧，“我们以为学校会破产”，但是几年过去，债务危机似乎并未对学校产生特别的影响，“每一年都有青葱的学子进来，也不断有人毕业离去，上大学、毕业、就业，几乎是我们这代人的不二选择，我们无法想象在这个选择背后加诸于整个社会和教育体系的巨大压力。”王新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吉林大学的债务危机只是冰山一角，一纸通知引发波澜无数，公办高校的负债危机被层层揭开。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25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有关人士指出，沉重的贷款压力使很多高校举步维艰，为了偿还贷款，一些学校不惜提高学费，降低录取分数。
由于债务问题，很多高校的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高校的赤字运营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时间回溯到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拉开了高校扩招的帷幕，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这一年也被外界称为“扩招”元年。
扩招，这项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一度振奋人心。
扩招伊始，教育部提出，“要大扩招三年，使高校招生人数翻一番。”1999年，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
2007年，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说：高等教育仍将继续扩招，但是幅度将大大放缓。进入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为599万，增长幅度仅为5%。同时，对扩招进行反思的声音开始见诸报端。
教育部首次表示，1999年开始的扩招过于急躁，今后将逐渐控制扩招比例。
扩招政策首先导致的问题是教育质量的下滑和基础设施的不足，同时，师资力量的缺乏导致了学校教学质量的大幅下滑。从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进入社会的2003年开始，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开始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为了解决基础设施缺乏的问题，很多高校在扩招之后大规模扩建，掀起了高校基建热。结果因为基建规模太大，导致很多学校背上了巨额债务。
教育专家表示，中国高等教育拐点在即，持续10年的高等教育“野蛮生长”或将终结。
拐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高考生源下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显现，未来几年这种趋势将会日趋明显。
熊丙奇分析，高考生源的下降主要有几方面原因，其一是伴随自然人口的下降，18-22岁的大学适龄人口也随之下降；其二，许多学生选择放弃高考，或出国留学，或直接就业；其三是伴随高考录取率的提升，每年的落榜生比例都在减少，这也直接导致高考人数下降。
熊丙奇的观点在教育部近日发布的《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中得以证实。
该报告显示，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全国高考生源在2008年到达历史最高人数1050万后，开始全面下降，最近两年累计下降了200万，并呈现速度加快趋势，这一态势将可能延续至2017年至2020年前后。
伴随人口拐点的出现，未来15年我国18岁至22岁的大学适龄青年将逐年下降，据不完全统计，至2018年，大学适龄青年仅为2008年的58%。在业内专家看来，如果高考生源持续减少，部分高校恐面临“破产”。
然而在记者采访中，一位来自北京一所公立高校的教师表示，目前公立学校并未感到生源减少的压力，“对生源的影响估计是将来几年的事情，民办学校应该压力更大”。
毋庸置疑，生源的逐渐减少将使得民办高校未来的招生竞争更为激烈。
数据显示，自2002年底《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之后，短短几年间全国民办高校在校生翻了10倍，高校数量增长了近5倍。
部分观点认为，长期以来的无序竞争、虚假宣传等，令民办高校繁荣与诟病共存。
北京教育科学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文源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对过去几年间民办高校的成长给予了高度评价，“是非常惊人的，也为更多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王文源介绍，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有几大类，其一是77所独立设置的普通本科民办高校；其二是310多所独立学院；其三是300多所高职高专类民办院校，除此之外，还有800多所徘徊在高等教育之外的教育机构，如各类专修、研修学院等。
“招生困难主要体现在最后一类教育机构中，甚至有一部分学校面临招不上生甚至破产，这类学校如今面临抉择。”王文源说。
在王文源看来，当下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不是大学多了，也不是上大学的人多了，反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要办更多的高校，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
令王文源做出这一表态的原因基于一项数据，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于今年年初表示，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5%，而这一数据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王文源认为，未来民办高校将从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发展，而民办高校的存亡将对高等教育改革中如何形成现代大学制度、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等形成重要实践意义。
“如果以登山比喻，我们的民办教育现在连半坡都没到，未来民办高校要在规模和质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它们最终会走向半壁江山的概念。”王文源表示。
出路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近日发布《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8—2010》，报告指出，高校毕业生能力普遍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报告认为，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问题在大学扩招后日益突出，高校对此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课题组总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在解读此报告时说：“劳动力市场变化非常大，而大学对它的反应特别慢。”他建议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不断给大学施加压力，“要让不好的大学、不思进取的大学衰落乃至死亡”。
对于愈演愈烈的高校生源困局，熊丙奇认为，应该以改革的姿态处理现阶段所有的难题，“如果还不采取积极行动，将会进一步产生问题，教育质量下降、高校公信力下降、大批优秀学生逃离中国、低层次的学校破产关门等”。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的“生源危机”对于高等教育发展也是一个机会，应该由此提高办学质量，改进僵化的办学体制，赋予学校自主权；同时让学校在市场竞争中确定自己的定位，靠市场竞争赢得生存空间，使得以前不重视教学、不重视质量的学校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并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大学制度，怎么赋予学校在改革、创新上的动力，发挥一个大学应有的功能”，王文源说。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认为，在高等教育没有普及之前，现行高考制度仍然是选拔人才的必要手段，应当在改革中求发展。
“高等教育正在从过去的英才教育走向大众化。大众教育就是要培养一批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再者，多学一点知识总归是好的，全民素质也会随之提高。我们才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再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顾明远说。
今年，上述高考生源大省继续传来高考人数下降的消息。
高考，这个伴随几代人的人生命题再次成为话题。
2011年高考报名工作结束后，各地相继公布了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在已经公布的27个省市中，有20个省市高考报名人数出现下降，其中河南2011年高考报名人数85.5万，锐减近10万人，是有史以来“跳水”幅度最大的一次。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规模为675万人，比2010年实际招生人数662万人增加13万人，增幅约2%。
一边是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一边却是高考报名人数的逐年递减，这一现象自几年前进入公众视线以来被持续放大。
专家预测，“考生生源持续减少，这将使中国大学的‘生态圈’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重新洗牌”。
“野蛮生长”
王新（化名）是吉林大学在读的一名研究生，回忆起四年前学校的一纸通知，他依然记忆犹新。
2007年3月19日，吉林大学财务处在校内网上发布通知，宣布该校负债30亿元。通知称，学校自2005年起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需要向广大师生征集合理化建议，出谋划策解决学校财务困难。
通知像一记重磅炸弹，让王新及同学们第一次对学校的命运产生了担忧，“我们以为学校会破产”，但是几年过去，债务危机似乎并未对学校产生特别的影响，“每一年都有青葱的学子进来，也不断有人毕业离去，上大学、毕业、就业，几乎是我们这代人的不二选择，我们无法想象在这个选择背后加诸于整个社会和教育体系的巨大压力。”王新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吉林大学的债务危机只是冰山一角，一纸通知引发波澜无数，公办高校的负债危机被层层揭开。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25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有关人士指出，沉重的贷款压力使很多高校举步维艰，为了偿还贷款，一些学校不惜提高学费，降低录取分数。
由于债务问题，很多高校的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高校的赤字运营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时间回溯到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拉开了高校扩招的帷幕，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这一年也被外界称为“扩招”元年。
扩招，这项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一度振奋人心。
扩招伊始，教育部提出，“要大扩招三年，使高校招生人数翻一番。”1999年，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
2007年，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说：高等教育仍将继续扩招，但是幅度将大大放缓。进入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为599万，增长幅度仅为5%。同时，对扩招进行反思的声音开始见诸报端。
教育部首次表示，1999年开始的扩招过于急躁，今后将逐渐控制扩招比例。
扩招政策首先导致的问题是教育质量的下滑和基础设施的不足，同时，师资力量的缺乏导致了学校教学质量的大幅下滑。从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进入社会的2003年开始，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开始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为了解决基础设施缺乏的问题，很多高校在扩招之后大规模扩建，掀起了高校基建热。结果因为基建规模太大，导致很多学校背上了巨额债务。
教育专家表示，中国高等教育拐点在即，持续10年的高等教育“野蛮生长”或将终结。
拐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高考生源下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显现，未来几年这种趋势将会日趋明显。
熊丙奇分析，高考生源的下降主要有几方面原因，其一是伴随自然人口的下降，18-22岁的大学适龄人口也随之下降；其二，许多学生选择放弃高考，或出国留学，或直接就业；其三是伴随高考录取率的提升，每年的落榜生比例都在减少，这也直接导致高考人数下降。
熊丙奇的观点在教育部近日发布的《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中得以证实。
该报告显示，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全国高考生源在2008年到达历史最高人数1050万后，开始全面下降，最近两年累计下降了200万，并呈现速度加快趋势，这一态势将可能延续至2017年至2020年前后。
伴随人口拐点的出现，未来15年我国18岁至22岁的大学适龄青年将逐年下降，据不完全统计，至2018年，大学适龄青年仅为2008年的58%。在业内专家看来，如果高考生源持续减少，部分高校恐面临“破产”。
然而在记者采访中，一位来自北京一所公立高校的教师表示，目前公立学校并未感到生源减少的压力，“对生源的影响估计是将来几年的事情，民办学校应该压力更大”。
毋庸置疑，生源的逐渐减少将使得民办高校未来的招生竞争更为激烈。
数据显示，自2002年底《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之后，短短几年间全国民办高校在校生翻了10倍，高校数量增长了近5倍。
部分观点认为，长期以来的无序竞争、虚假宣传等，令民办高校繁荣与诟病共存。
北京教育科学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文源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对过去几年间民办高校的成长给予了高度评价，“是非常惊人的，也为更多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王文源介绍，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有几大类，其一是77所独立设置的普通本科民办高校；其二是310多所独立学院；其三是300多所高职高专类民办院校，除此之外，还有800多所徘徊在高等教育之外的教育机构，如各类专修、研修学院等。
“招生困难主要体现在最后一类教育机构中，甚至有一部分学校面临招不上生甚至破产，这类学校如今面临抉择。”王文源说。
在王文源看来，当下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不是大学多了，也不是上大学的人多了，反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要办更多的高校，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
令王文源做出这一表态的原因基于一项数据，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于今年年初表示，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5%，而这一数据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王文源认为，未来民办高校将从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发展，而民办高校的存亡将对高等教育改革中如何形成现代大学制度、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等形成重要实践意义。
“如果以登山比喻，我们的民办教育现在连半坡都没到，未来民办高校要在规模和质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它们最终会走向半壁江山的概念。”王文源表示。
出路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近日发布《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8—2010》，报告指出，高校毕业生能力普遍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报告认为，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问题在大学扩招后日益突出，高校对此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课题组总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在解读此报告时说：“劳动力市场变化非常大，而大学对它的反应特别慢。”他建议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不断给大学施加压力，“要让不好的大学、不思进取的大学衰落乃至死亡”。
对于愈演愈烈的高校生源困局，熊丙奇认为，应该以改革的姿态处理现阶段所有的难题，“如果还不采取积极行动，将会进一步产生问题，教育质量下降、高校公信力下降、大批优秀学生逃离中国、低层次的学校破产关门等”。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的“生源危机”对于高等教育发展也是一个机会，应该由此提高办学质量，改进僵化的办学体制，赋予学校自主权；同时让学校在市场竞争中确定自己的定位，靠市场竞争赢得生存空间，使得以前不重视教学、不重视质量的学校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并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大学制度，怎么赋予学校在改革、创新上的动力，发挥一个大学应有的功能”，王文源说。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认为，在高等教育没有普及之前，现行高考制度仍然是选拔人才的必要手段，应当在改革中求发展。
“高等教育正在从过去的英才教育走向大众化。大众教育就是要培养一批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再者，多学一点知识总归是好的，全民素质也会随之提高。我们才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再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顾明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