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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直接导致“左翼”阵营的分裂和溃散，先前“左得可怕”的周扬们实际上抛弃了思想意识上的原则和立场，余下“左得可爱”的胡风们坚守着鲁迅的旗帜〔1〕。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虽然早已出版了资料集，也展开过讨论，但我们不难看出对于这桩公案的某种限制和禁忌。胡风出狱后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最关心的不是那些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有关这场论争的真相和是非曲直。
1979年，胡风主动写信给楼适夷说：“我意雪峰是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非给他应有的地位不可。否则一定要歪曲整个历史实际。”“不能让官们伤害死者”，“这个工作（斗争）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能作了”〔2〕。
冯雪峰是“口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而胡风悲剧命运贯穿始终的重要原因，也在这场论争上，因此，这是一个必须打开的“死结”。
周扬是“左联”的党团书记，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不是他的个人行为。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尚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上海与之完全失去了联系。为什么他突然提出而且坚持这个口号呢？我分析，是因为当时在“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明的指示或影响〔3〕。随着“共产国际”问题的解禁，党史研究界已经明确地指出：“王明不仅是一个能言善辩而又完全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不考虑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对斯大林和国际十分忠顺的奴隶主义者。”〔4〕1935年8月1日，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团，根据“国际”的新战略，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的主旨是正确的，但王明将斯大林的“保卫苏联”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和前提来考虑，这与中共中央的抗日政策并不吻合。加之在斯大林眼中，中国的抗战只能依靠国民党蒋介石，中共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使命就是促成和配合蒋介石抵抗日本，从而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威胁。为了讨好斯大林，王明不惜代价，实际上走向“求蒋抗日”，他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就是解散“左联”，以“国防文学”的口号来结束“左翼”的长达十年的努力和抗争。这是献给蒋介石的一份见面礼。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却是与斯大林和王明并不一致的“逼蒋抗日”的方针〔5〕。冯雪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特派到上海来向左翼文化界传达和贯彻这一精神。
雪峰到上海立即到鲁迅家中，并见到了胡风。他们对于热闹了几个月的“国防文学”感到不满意，对周扬们的做法感到困惑和愤怒。鉴于“国防文学”口号既非中央的提法，也不是左联集体讨论的结果，又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雪峰便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征得鲁迅的认可后，要胡风写篇文章。胡风很快就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6〕这篇短论，文中只字不提“国防文学”口号，看不出丝毫的论争气息，但对自己的主张阐述得很全面也很到位（顺便提一下，鲁迅在《答徐懋庸》中对胡风的性格和这篇文章提出的批评，我们不能当真。我觉得这是胡风的好文章之一，谈问题很清楚透彻）。没有料到的是，周扬们的反应非常强烈，而且是毫不迟疑地形成了对新口号的围攻。
雪峰、胡风，乃至鲁迅先生在那个时机提出那样的口号，是否合适？这可以讨论。但从周扬们的强烈反应上，我们可以体味出一些东西。首先，周扬们是有恃无恐的。连鲁迅这样的左联领袖和德高望重的长者、连雪峰这个刚从长征队伍里回来而且显然身负使命的党的领导都可以不放在眼里，这需要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们只能认为周扬这样做是得到了某种指示的。其次是心虚。因为“国防文学”口号，从理论上看，贫乏、肤浅而且容易流于低俗，从历史的演进来看，是一种倒退——至少是一种尴尬，从现实要求来看，对于中国当时的民族危机，谈不上怎样直接的影响，从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指导来说，似乎又不相干。作为“国防文学”的实绩，夏衍的剧本《赛金花》，在当时就受到鲁迅的抨击，现在也无人去“翻案”，这大概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鲁迅提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设想，是诚恳的，也是真正懂得“统一战线”思想的，但周扬们不与理会，他们对胡风（实际上也是对鲁迅和雪峰）实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以表现他们的觉悟、“党性”，不给自己留退路的忠心，以趁机扫除异己、利于放手开展工作。胡风决定回击，被雪峰压住了；抱病的鲁迅不得不对打上门来的“斗士们”声明，口号是他要胡风提的，但是并不管用，最后，雪峰只好对周扬说，口号“是我提出来的”。周扬立即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我还以为是鲁迅提出来的，反对时有所顾虑，现在既知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就要大反而特反！！”
〔7〕 讲述这个故事的吴奚如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共特科干部，他是“左联”的盟员，是站在鲁迅一边的，当时刘少奇也以化名参加了论争，也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这说明，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王明与中共中央的意见存在分歧，而周扬与王明有着很大的一致性。
这场“历史的误会”因为鲁迅的突然去世和中共高层的干预而匆匆结束，理论上的辩论实际上不了了之。但王明1937年底到武汉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之后，有两件与此直接关联的事情值得一提：一是雪峰因为与王明意见不合，一气之下跑回了乡下老家，去写关于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二是胡风1938年到武汉，周恩来（时任长江局副书记）建议让他参与某项工作，被王明一口否决，理由是，胡风是“鲁迅派”，过去是反对“国防文学”的〔8〕。这似乎可以说明，“误会”并没有完结。
不久，王明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保护，毛泽东以“反对教条主义”（反“洋教条”）对王明实行有力的批判，中央对“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清算，“国防文学”口号实际上被中共否定。
奇怪的是，周扬为什么在抗战爆发后不是到王明一度主事的“长江局”，而是直接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周扬在延安据说是搞了“关门提高”并且受到批评，他也不再提“国防文学”这个当年令他不顾一切的口号和名词了。
周扬在重获尊敬的晚年曾对人说：因为受到鲁迅的批评，在上海就不好开展工作了。我想，周扬在抗战初期的“退隐”与王明的沉浮有某种关联，至于鲁迅的批评，应该是“不足挂齿”的。
周扬在“国防文学”问题上的那场“圣战”杂有某种赌博的因素，可惜的是，似乎没有多少“斩获”，“国防文学”这个词后来并没有成为主题词。但左翼文学阵容却受到很大的挫伤，原有的宗派情绪恶化成为全面性的对立，雪峰和胡风这些被视为“鲁迅派”的人开始走上“从此多事”的坎坷之路，同时周扬个人的处境也相当艰难，尤其是随着王明的失利，周扬度过一段沉闷的日子。本来，谁都有权利尝试、冒险、乃至偶尔赌一把的，但周扬这一次确实太不明智了。我分析和罗列过所有的因素，觉得周扬的办法只能是退让和在无路可退时决斗。当周扬后来成为“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9〕时，他获得了这场决斗的发牌权，而当他的“政敌”胡风不愿对他屈服时，这场决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这场决斗的错综复杂、残酷离奇以及最后的“雷霆万钧”使我们感到愤怒。“胡风冤案”经过九年的周折、作出三次“平反”，也算是创造了中外“平反史”上的记录。周扬在胡风冤案平反过程中作了什么呢？他没有做出相称的反省，甚至拒绝为那段历史提供一份作为当事人的回忆资料，他只是说，他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其实，结果都预埋在起因中的，周扬们当时的动机和作用，值得我们注意。一般地说，小人物是大人物的驯服工具，是“奴隶”，但另一个现象也同时存在，大人物往往成了小人物的“翻山炮弹”，成了傀儡。我指出这一点只是想提醒人们，不要看轻了“小人物”，尤其不能看轻了周扬这样的总管型的“小人物”。周扬晚年多次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反复提出，历史责任大家分担，他自己也不例外。这种态度值得我们赞赏，但抽象的做姿态与具体的做工作毕竟是两码子事。对丁玲的事我们且放下不提，对胡风，周扬完全有机会道歉，有责任澄清历史迷雾，但他没有做。看胡风的回忆录，我总是有这样的印象：胡风在周扬面前总是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压迫感，因为周扬似乎真的代表了党、代表了组织，所以胡风总是孤单无助的。我读梅志的《胡风传》，常常忍不住要流泪，因为胡风太可怜了，而周扬在晚年的“醒悟”中如果能想到与九死一生的胡风真正和好（哪怕是诚恳地道一个歉），让胡风在有生之年消除掉那层压迫感和恐惧感，那才是“人性复归”的证明。
在“两个口号”论争得最白热化的时候，鲁迅抱病写完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长文。在此期间，他还将自己偶尔遇到或想到的断片式的东西记录了下来，集为《半夏小集》，其第二节是一个长句——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都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10〕
面对论争所反映和产生出来的问题，鲁迅感到必须超越这类无谓的争吵，整体地看待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新生之路。于是，他对所有的中国人，提出了真正“鲁迅式”的警告，宣示了他的这一“政治遗嘱”。
在任何情形下，无论是对于异族还是对于“自己人”，我们都不能做奴隶。这就是鲁迅的原则立场，而周扬完全进入不了这个视域。鲁迅在告别尘世之前，似乎回想起早年的理想，和几十年来所耳闻目睹身受的巨痛，这时，他心中的主题词是“奴隶”，他呼唤的是“人的觉醒”和“人国”的建立。在鲁迅看来，奴隶们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真正的政治有机体，中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正是中国人的愚昧和麻木的状况之必然结果。
胡风忠诚地接受和执行了鲁迅的这个遗嘱，并且非常正确而通俗地表述为——“他无时无刻不在‘解放’这个目标旁边同时放着叫做‘进步’的目标”。胡风清醒而深刻地看到，“在神圣的民族战争期的今天，鲁迅的信念是明白地证实了：他所攻击的黑暗和愚昧是怎样地浪费了民族力量，怎样地阻碍抗战怒潮的更广大的发展”〔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自认为是鲁迅最忠实的继承者，而且认为那些放弃了对于封建主义的斗争的“国防文学”者和放弃了对于现实的“肉搏”的所谓“客观主义”作家，都是背叛了鲁迅的精神的。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也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胡风是鲁迅的反封建的“进步主义”最卓越的弟子。
不仅如此，胡风还是鲁迅十分信赖的朋友和助手。鲁迅多次不无怨恨地提到，他是一头卖苦力的牛，人皆愿牵，人皆可骑，有时还要冒被人宰杀分食之险（这些当然是用其比喻的意义）。而胡风在与鲁迅的交往中却总是力求为这头“牛”减轻一点负重、有时还能分担少许。胡风非常懂得珍惜鲁迅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对鲁迅所求甚少，从来不要鲁迅为他办的小刊物写文章（因为那种刊物是没有稿酬的）。但为了鲁迅，胡风曾有半年时间完全白尽义务地为日本人鹿地亘口译、解释鲁迅作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牺牲，而且是独一无二的〔12〕。
胡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继承者，他是从人格、精神、事业、思想上全面地吸收、感应着鲁迅，将之完全融化成了自己的血肉生命，并且创造性地用鲁迅的精神与现实世界碰撞、结合。
《七月》就是胡风继承鲁迅精神的标志性的结晶体，对《七月》的评价，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这一层关联。按照胡风的观点，由鲁迅所开创并坚持的“五四”道路不能中断，换一句话说，鲁迅的道路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七月》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崭新的脚印。《七月》的主要成员，无论是创刊时候的萧军、萧红、邱东平、吴奚如，还是后来的“七月派”成员，对鲁迅都怀着崇敬之情。正如彭燕郊先生所说：“鲁迅是我精神上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儿子。”所以，“七月派”的产生与成长，以及她的至今不衰，除了胡风的“人格魅力”之外，鲁迅精神的感召是重要的因素。从胡风和阿垅的理论与批评、路翎的小说与戏剧、彭燕郊等的新诗创作与探索、耿庸的鲁迅研究以及整个“七月派”成员的不俗表现，都能看到鲁迅思想和精神的伟力。
《七月》和后来的《希望》杂志，除了不对“庸俗”开放，是中国最开放的刊物，也是影响巨大的刊物。在本质上看，它们不能被看作“同人杂志”，也不是先锋性、实验性的杂志。因为她拥有鲁迅这样的先驱者和精神之父，因为她自觉地继承着“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因为胡风将忠诚、睿智、创造力完全融为一体、集于一身的才能，所以她不可能成为那种精致而狭隘的东西。她的稿源和作者几乎是无限制的，因而她的读者群在当时的文学类杂志中是最广泛的。这种开放性带来了它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正是它的追求目标。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七月派”从产生之日起生存环境就相当恶劣。在武汉时期，她被王明压制，到重庆时期，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取缔，改名《希望》后，头一期就因为舒芜那篇《论主观》而闯祸，等等这些，使她似乎没能成为一棵大树——与她的生命基因相称的大树。但她无疑是一棵真正的树，至今还在发出新芽的与这片大地和天空共着命运的树。
胡风是中国现代最有激情的诗人，最成功的“流派制造者”，但最终他被环境塑造成一位“批评家”和“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悲哀。但他这样的原创的、成体系的、实践性的文学理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还实在没有第二个，这也应该是他感到欣慰之处和我们感到幸运之处。
胡风成功地整合了“五四”新文学和1930年前后的左翼文学。胡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又是“左翼”文学的健将，这种双重身份给这一整合提供了基础，而他所师从的鲁迅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实绩，给这种整合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石和视角。
鲁迅是“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和大师，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分化，他很快就发现了自身的孤独处境和新文学的危机。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从“革命文学”的立场对鲁迅发起“围剿”，鲁迅一方面坚决地应战，一方面认真地吸取着对手们的合理的因素。对于他们否定“五四”的做法，鲁迅认为那不过是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形的幼稚表现。鲁迅坚持了“五四”的反封建立场和启蒙主义精神，将“五四”的“为人生”的文学更深更广地推向前进。胡风是三十年代才步入文坛的（那时这场论战已经结束，双方在政治立场上达成了一致，走向联合，但在对“五四”的评价上远没有达成统一），一直尊敬鲁迅、爱读鲁迅著作的胡风，与鲁迅同在“左联”，共同战斗，这为他整体性地理解鲁迅提供了机会。
胡风对“五四”和鲁迅的评价，与创造社、与瞿秋白、与雪峰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强调了左翼文学以及后来的整个“新文学”与“五四”文学的直接的继承关系，或者说，胡风认为，“五四”和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原则和方向。胡风对鲁迅的捍卫，意在为“五四新文学”保存一线血脉，他提出的“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的现代文学史观和鲁迅无“转变”论，是这个基本思想的支点〔13〕。抓住了这个基本点，我们才能对胡风的鲁迅观和“五四”观给出合理的解释，并发现它的真理性。
在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大讨论中，胡风更是将“五四”以来由鲁迅开创的道路确立为一个崭新的“传统”。他针对两派论敌的观点和思维方法，超越性地提出，“五四传统”才是我们最直接也最重要的传统。一般认为，胡风当时是站在了那场大讨论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了讨论的实质。周扬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风时还指责胡风不该为那场大讨论作“结论”，不该写《论民族形式问题》，由此可以反证出这本书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胡风毕生都捍卫着这个传统，这个传统成为他的源头活水，使他摆脱了早期的“观念论”的束缚，坚决地与“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为敌，从而形成了极富实践品格的“动的现实主义”理论。
我们指出并且强调胡风对鲁迅的继承关系，有利于深化对胡风和对鲁迅的认识。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胡风与鲁迅毕竟不是那种简单意义上的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他们的起点、文学道路、人生观、身份担载都不一样，这些因素必然地会产生出他们的不同来。有些研究者已对此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如韩国鲁贞银在她的博士论文《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中就指出，胡风在继承鲁迅精神的同时，又缩小了鲁迅精神〔14〕。我认为，如果将鲁迅视为一个“封闭体系”，那当然是难以超越的高峰，在这个意义上说胡风缩小了鲁迅精神是无须置疑的。但更有意义的提法应该是，胡风继承而且延伸了鲁迅精神的某一向度，他对鲁迅具有某种“超越”和“激活化”。这个提法更符合鲁迅精神的根本特征——开放性。正如《圣经》所说，一粒种子如果不撒在地里化掉，它永远只是一粒种子而已。鲁迅对胡风的影响和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才有意义。
注释：
〔1〕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胡风并不‘左的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
〔2〕胡风：《致楼适夷》，《胡风全集》第九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69页。
〔3〕吴奚如作为当时的中共特科人员和抗战初期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也是这种看法。参见《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第23页。
〔4〕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另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5〕“西安事变”的兵谏就是中共“逼蒋抗日”政策的表现。
〔6〕《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7〕〔8〕《我所认识的胡风》，引自《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9〕鲁迅曾在私下讽刺说，周扬是想要做中国的“卢纳察尔斯基”。此处借用一下，只取其表面上的类似性，并不关涉到对卢氏的评价。
〔10〕《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5页。
〔11〕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502页。
〔12〕梅志说：“胡风帮鹿地译鲁迅杂文选，进行了很久。因为是（鲁迅）先生交给的任务，他不好推辞，也不能拖延，甚至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工作还重要，往往是丢下自己正写的文章，按时赶到虹口区为鹿地当翻译和解说”，“他可以说是完全白尽义务，没拿过一文编辑费或翻译费。”见《胡风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7页。
〔13〕胡风：《以〈狂人日记〉为起点》，《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关于鲁迅“转变论”的一点意见》，《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4〕鲁贞银：《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打印本），第118页。鲁氏指出：“胡风本来从文学本体意义上的创作规律的探索，渐渐缩小到大前提规定好了之后的操作意义上的所谓‘创作方法’的研究，不能进一步深入到文艺本身规律的创建。从这一点上说，胡风缩小了鲁迅的批判精神而不是发展了鲁迅传统。”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虽然早已出版了资料集，也展开过讨论，但我们不难看出对于这桩公案的某种限制和禁忌。胡风出狱后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最关心的不是那些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有关这场论争的真相和是非曲直。
1979年，胡风主动写信给楼适夷说：“我意雪峰是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非给他应有的地位不可。否则一定要歪曲整个历史实际。”“不能让官们伤害死者”，“这个工作（斗争）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能作了”〔2〕。
冯雪峰是“口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而胡风悲剧命运贯穿始终的重要原因，也在这场论争上，因此，这是一个必须打开的“死结”。
周扬是“左联”的党团书记，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不是他的个人行为。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尚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上海与之完全失去了联系。为什么他突然提出而且坚持这个口号呢？我分析，是因为当时在“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明的指示或影响〔3〕。随着“共产国际”问题的解禁，党史研究界已经明确地指出：“王明不仅是一个能言善辩而又完全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不考虑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对斯大林和国际十分忠顺的奴隶主义者。”〔4〕1935年8月1日，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团，根据“国际”的新战略，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的主旨是正确的，但王明将斯大林的“保卫苏联”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和前提来考虑，这与中共中央的抗日政策并不吻合。加之在斯大林眼中，中国的抗战只能依靠国民党蒋介石，中共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使命就是促成和配合蒋介石抵抗日本，从而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威胁。为了讨好斯大林，王明不惜代价，实际上走向“求蒋抗日”，他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就是解散“左联”，以“国防文学”的口号来结束“左翼”的长达十年的努力和抗争。这是献给蒋介石的一份见面礼。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却是与斯大林和王明并不一致的“逼蒋抗日”的方针〔5〕。冯雪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特派到上海来向左翼文化界传达和贯彻这一精神。
雪峰到上海立即到鲁迅家中，并见到了胡风。他们对于热闹了几个月的“国防文学”感到不满意，对周扬们的做法感到困惑和愤怒。鉴于“国防文学”口号既非中央的提法，也不是左联集体讨论的结果，又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雪峰便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征得鲁迅的认可后，要胡风写篇文章。胡风很快就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6〕这篇短论，文中只字不提“国防文学”口号，看不出丝毫的论争气息，但对自己的主张阐述得很全面也很到位（顺便提一下，鲁迅在《答徐懋庸》中对胡风的性格和这篇文章提出的批评，我们不能当真。我觉得这是胡风的好文章之一，谈问题很清楚透彻）。没有料到的是，周扬们的反应非常强烈，而且是毫不迟疑地形成了对新口号的围攻。
雪峰、胡风，乃至鲁迅先生在那个时机提出那样的口号，是否合适？这可以讨论。但从周扬们的强烈反应上，我们可以体味出一些东西。首先，周扬们是有恃无恐的。连鲁迅这样的左联领袖和德高望重的长者、连雪峰这个刚从长征队伍里回来而且显然身负使命的党的领导都可以不放在眼里，这需要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们只能认为周扬这样做是得到了某种指示的。其次是心虚。因为“国防文学”口号，从理论上看，贫乏、肤浅而且容易流于低俗，从历史的演进来看，是一种倒退——至少是一种尴尬，从现实要求来看，对于中国当时的民族危机，谈不上怎样直接的影响，从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指导来说，似乎又不相干。作为“国防文学”的实绩，夏衍的剧本《赛金花》，在当时就受到鲁迅的抨击，现在也无人去“翻案”，这大概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鲁迅提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设想，是诚恳的，也是真正懂得“统一战线”思想的，但周扬们不与理会，他们对胡风（实际上也是对鲁迅和雪峰）实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以表现他们的觉悟、“党性”，不给自己留退路的忠心，以趁机扫除异己、利于放手开展工作。胡风决定回击，被雪峰压住了；抱病的鲁迅不得不对打上门来的“斗士们”声明，口号是他要胡风提的，但是并不管用，最后，雪峰只好对周扬说，口号“是我提出来的”。周扬立即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我还以为是鲁迅提出来的，反对时有所顾虑，现在既知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就要大反而特反！！”
〔7〕 讲述这个故事的吴奚如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共特科干部，他是“左联”的盟员，是站在鲁迅一边的，当时刘少奇也以化名参加了论争，也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这说明，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王明与中共中央的意见存在分歧，而周扬与王明有着很大的一致性。
这场“历史的误会”因为鲁迅的突然去世和中共高层的干预而匆匆结束，理论上的辩论实际上不了了之。但王明1937年底到武汉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之后，有两件与此直接关联的事情值得一提：一是雪峰因为与王明意见不合，一气之下跑回了乡下老家，去写关于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二是胡风1938年到武汉，周恩来（时任长江局副书记）建议让他参与某项工作，被王明一口否决，理由是，胡风是“鲁迅派”，过去是反对“国防文学”的〔8〕。这似乎可以说明，“误会”并没有完结。
不久，王明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保护，毛泽东以“反对教条主义”（反“洋教条”）对王明实行有力的批判，中央对“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清算，“国防文学”口号实际上被中共否定。
奇怪的是，周扬为什么在抗战爆发后不是到王明一度主事的“长江局”，而是直接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周扬在延安据说是搞了“关门提高”并且受到批评，他也不再提“国防文学”这个当年令他不顾一切的口号和名词了。
周扬在重获尊敬的晚年曾对人说：因为受到鲁迅的批评，在上海就不好开展工作了。我想，周扬在抗战初期的“退隐”与王明的沉浮有某种关联，至于鲁迅的批评，应该是“不足挂齿”的。
周扬在“国防文学”问题上的那场“圣战”杂有某种赌博的因素，可惜的是，似乎没有多少“斩获”，“国防文学”这个词后来并没有成为主题词。但左翼文学阵容却受到很大的挫伤，原有的宗派情绪恶化成为全面性的对立，雪峰和胡风这些被视为“鲁迅派”的人开始走上“从此多事”的坎坷之路，同时周扬个人的处境也相当艰难，尤其是随着王明的失利，周扬度过一段沉闷的日子。本来，谁都有权利尝试、冒险、乃至偶尔赌一把的，但周扬这一次确实太不明智了。我分析和罗列过所有的因素，觉得周扬的办法只能是退让和在无路可退时决斗。当周扬后来成为“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9〕时，他获得了这场决斗的发牌权，而当他的“政敌”胡风不愿对他屈服时，这场决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这场决斗的错综复杂、残酷离奇以及最后的“雷霆万钧”使我们感到愤怒。“胡风冤案”经过九年的周折、作出三次“平反”，也算是创造了中外“平反史”上的记录。周扬在胡风冤案平反过程中作了什么呢？他没有做出相称的反省，甚至拒绝为那段历史提供一份作为当事人的回忆资料，他只是说，他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其实，结果都预埋在起因中的，周扬们当时的动机和作用，值得我们注意。一般地说，小人物是大人物的驯服工具，是“奴隶”，但另一个现象也同时存在，大人物往往成了小人物的“翻山炮弹”，成了傀儡。我指出这一点只是想提醒人们，不要看轻了“小人物”，尤其不能看轻了周扬这样的总管型的“小人物”。周扬晚年多次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反复提出，历史责任大家分担，他自己也不例外。这种态度值得我们赞赏，但抽象的做姿态与具体的做工作毕竟是两码子事。对丁玲的事我们且放下不提，对胡风，周扬完全有机会道歉，有责任澄清历史迷雾，但他没有做。看胡风的回忆录，我总是有这样的印象：胡风在周扬面前总是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压迫感，因为周扬似乎真的代表了党、代表了组织，所以胡风总是孤单无助的。我读梅志的《胡风传》，常常忍不住要流泪，因为胡风太可怜了，而周扬在晚年的“醒悟”中如果能想到与九死一生的胡风真正和好（哪怕是诚恳地道一个歉），让胡风在有生之年消除掉那层压迫感和恐惧感，那才是“人性复归”的证明。
在“两个口号”论争得最白热化的时候，鲁迅抱病写完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长文。在此期间，他还将自己偶尔遇到或想到的断片式的东西记录了下来，集为《半夏小集》，其第二节是一个长句——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都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10〕
面对论争所反映和产生出来的问题，鲁迅感到必须超越这类无谓的争吵，整体地看待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新生之路。于是，他对所有的中国人，提出了真正“鲁迅式”的警告，宣示了他的这一“政治遗嘱”。
在任何情形下，无论是对于异族还是对于“自己人”，我们都不能做奴隶。这就是鲁迅的原则立场，而周扬完全进入不了这个视域。鲁迅在告别尘世之前，似乎回想起早年的理想，和几十年来所耳闻目睹身受的巨痛，这时，他心中的主题词是“奴隶”，他呼唤的是“人的觉醒”和“人国”的建立。在鲁迅看来，奴隶们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真正的政治有机体，中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正是中国人的愚昧和麻木的状况之必然结果。
胡风忠诚地接受和执行了鲁迅的这个遗嘱，并且非常正确而通俗地表述为——“他无时无刻不在‘解放’这个目标旁边同时放着叫做‘进步’的目标”。胡风清醒而深刻地看到，“在神圣的民族战争期的今天，鲁迅的信念是明白地证实了：他所攻击的黑暗和愚昧是怎样地浪费了民族力量，怎样地阻碍抗战怒潮的更广大的发展”〔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自认为是鲁迅最忠实的继承者，而且认为那些放弃了对于封建主义的斗争的“国防文学”者和放弃了对于现实的“肉搏”的所谓“客观主义”作家，都是背叛了鲁迅的精神的。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也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胡风是鲁迅的反封建的“进步主义”最卓越的弟子。
不仅如此，胡风还是鲁迅十分信赖的朋友和助手。鲁迅多次不无怨恨地提到，他是一头卖苦力的牛，人皆愿牵，人皆可骑，有时还要冒被人宰杀分食之险（这些当然是用其比喻的意义）。而胡风在与鲁迅的交往中却总是力求为这头“牛”减轻一点负重、有时还能分担少许。胡风非常懂得珍惜鲁迅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对鲁迅所求甚少，从来不要鲁迅为他办的小刊物写文章（因为那种刊物是没有稿酬的）。但为了鲁迅，胡风曾有半年时间完全白尽义务地为日本人鹿地亘口译、解释鲁迅作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牺牲，而且是独一无二的〔12〕。
胡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继承者，他是从人格、精神、事业、思想上全面地吸收、感应着鲁迅，将之完全融化成了自己的血肉生命，并且创造性地用鲁迅的精神与现实世界碰撞、结合。
《七月》就是胡风继承鲁迅精神的标志性的结晶体，对《七月》的评价，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这一层关联。按照胡风的观点，由鲁迅所开创并坚持的“五四”道路不能中断，换一句话说，鲁迅的道路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七月》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崭新的脚印。《七月》的主要成员，无论是创刊时候的萧军、萧红、邱东平、吴奚如，还是后来的“七月派”成员，对鲁迅都怀着崇敬之情。正如彭燕郊先生所说：“鲁迅是我精神上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儿子。”所以，“七月派”的产生与成长，以及她的至今不衰，除了胡风的“人格魅力”之外，鲁迅精神的感召是重要的因素。从胡风和阿垅的理论与批评、路翎的小说与戏剧、彭燕郊等的新诗创作与探索、耿庸的鲁迅研究以及整个“七月派”成员的不俗表现，都能看到鲁迅思想和精神的伟力。
《七月》和后来的《希望》杂志，除了不对“庸俗”开放，是中国最开放的刊物，也是影响巨大的刊物。在本质上看，它们不能被看作“同人杂志”，也不是先锋性、实验性的杂志。因为她拥有鲁迅这样的先驱者和精神之父，因为她自觉地继承着“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因为胡风将忠诚、睿智、创造力完全融为一体、集于一身的才能，所以她不可能成为那种精致而狭隘的东西。她的稿源和作者几乎是无限制的，因而她的读者群在当时的文学类杂志中是最广泛的。这种开放性带来了它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正是它的追求目标。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七月派”从产生之日起生存环境就相当恶劣。在武汉时期，她被王明压制，到重庆时期，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取缔，改名《希望》后，头一期就因为舒芜那篇《论主观》而闯祸，等等这些，使她似乎没能成为一棵大树——与她的生命基因相称的大树。但她无疑是一棵真正的树，至今还在发出新芽的与这片大地和天空共着命运的树。
胡风是中国现代最有激情的诗人，最成功的“流派制造者”，但最终他被环境塑造成一位“批评家”和“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悲哀。但他这样的原创的、成体系的、实践性的文学理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还实在没有第二个，这也应该是他感到欣慰之处和我们感到幸运之处。
胡风成功地整合了“五四”新文学和1930年前后的左翼文学。胡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又是“左翼”文学的健将，这种双重身份给这一整合提供了基础，而他所师从的鲁迅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实绩，给这种整合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石和视角。
鲁迅是“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和大师，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分化，他很快就发现了自身的孤独处境和新文学的危机。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从“革命文学”的立场对鲁迅发起“围剿”，鲁迅一方面坚决地应战，一方面认真地吸取着对手们的合理的因素。对于他们否定“五四”的做法，鲁迅认为那不过是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形的幼稚表现。鲁迅坚持了“五四”的反封建立场和启蒙主义精神，将“五四”的“为人生”的文学更深更广地推向前进。胡风是三十年代才步入文坛的（那时这场论战已经结束，双方在政治立场上达成了一致，走向联合，但在对“五四”的评价上远没有达成统一），一直尊敬鲁迅、爱读鲁迅著作的胡风，与鲁迅同在“左联”，共同战斗，这为他整体性地理解鲁迅提供了机会。
胡风对“五四”和鲁迅的评价，与创造社、与瞿秋白、与雪峰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强调了左翼文学以及后来的整个“新文学”与“五四”文学的直接的继承关系，或者说，胡风认为，“五四”和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原则和方向。胡风对鲁迅的捍卫，意在为“五四新文学”保存一线血脉，他提出的“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的现代文学史观和鲁迅无“转变”论，是这个基本思想的支点〔13〕。抓住了这个基本点，我们才能对胡风的鲁迅观和“五四”观给出合理的解释，并发现它的真理性。
在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大讨论中，胡风更是将“五四”以来由鲁迅开创的道路确立为一个崭新的“传统”。他针对两派论敌的观点和思维方法，超越性地提出，“五四传统”才是我们最直接也最重要的传统。一般认为，胡风当时是站在了那场大讨论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了讨论的实质。周扬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风时还指责胡风不该为那场大讨论作“结论”，不该写《论民族形式问题》，由此可以反证出这本书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胡风毕生都捍卫着这个传统，这个传统成为他的源头活水，使他摆脱了早期的“观念论”的束缚，坚决地与“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为敌，从而形成了极富实践品格的“动的现实主义”理论。
我们指出并且强调胡风对鲁迅的继承关系，有利于深化对胡风和对鲁迅的认识。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胡风与鲁迅毕竟不是那种简单意义上的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他们的起点、文学道路、人生观、身份担载都不一样，这些因素必然地会产生出他们的不同来。有些研究者已对此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如韩国鲁贞银在她的博士论文《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中就指出，胡风在继承鲁迅精神的同时，又缩小了鲁迅精神〔14〕。我认为，如果将鲁迅视为一个“封闭体系”，那当然是难以超越的高峰，在这个意义上说胡风缩小了鲁迅精神是无须置疑的。但更有意义的提法应该是，胡风继承而且延伸了鲁迅精神的某一向度，他对鲁迅具有某种“超越”和“激活化”。这个提法更符合鲁迅精神的根本特征——开放性。正如《圣经》所说，一粒种子如果不撒在地里化掉，它永远只是一粒种子而已。鲁迅对胡风的影响和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才有意义。
注释：
〔1〕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胡风并不‘左的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
〔2〕胡风：《致楼适夷》，《胡风全集》第九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69页。
〔3〕吴奚如作为当时的中共特科人员和抗战初期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也是这种看法。参见《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第23页。
〔4〕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另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5〕“西安事变”的兵谏就是中共“逼蒋抗日”政策的表现。
〔6〕《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7〕〔8〕《我所认识的胡风》，引自《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9〕鲁迅曾在私下讽刺说，周扬是想要做中国的“卢纳察尔斯基”。此处借用一下，只取其表面上的类似性，并不关涉到对卢氏的评价。
〔10〕《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5页。
〔11〕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502页。
〔12〕梅志说：“胡风帮鹿地译鲁迅杂文选，进行了很久。因为是（鲁迅）先生交给的任务，他不好推辞，也不能拖延，甚至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工作还重要，往往是丢下自己正写的文章，按时赶到虹口区为鹿地当翻译和解说”，“他可以说是完全白尽义务，没拿过一文编辑费或翻译费。”见《胡风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7页。
〔13〕胡风：《以〈狂人日记〉为起点》，《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关于鲁迅“转变论”的一点意见》，《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4〕鲁贞银：《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打印本），第118页。鲁氏指出：“胡风本来从文学本体意义上的创作规律的探索，渐渐缩小到大前提规定好了之后的操作意义上的所谓‘创作方法’的研究，不能进一步深入到文艺本身规律的创建。从这一点上说，胡风缩小了鲁迅的批判精神而不是发展了鲁迅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