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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要认定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状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里涉及到四个问题：一是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二是客观存在的贫富差距；三是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心理感受；四是贫与富是变化的、非静止的。人们的收入既有财产构成，又有货币构成。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很难摸清楚和算清楚。比如，工资收入和工资外收入、各种福利待遇、遗产继承、偶然所得、公开的收入和隐蔽的收入、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灰色收入等等，所有这些不是很容易考量准确的。任何社会，有收入水平的差异，有社会地位的差别，就有贫富差距的存在。
应该说，贫富差距是一种事实存在，具有客观性。一个人意识到了没有，认识清楚没有，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计算贫富差距，都不影响到它的存在。而客观存在的贫富差距在不同认识主体、不同认识坐标中不可能有一致的考核。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和社会，贫富的动态变化性，也不易把握。从贫穷到富有以及从富有到贫穷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更为复杂的是，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心理感受千差万别。事实上很大的贫富差距，有人可能感觉不大；事实上很小的贫富差距，有人可能感觉很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不同的认知背景下，心理感受也会不同。所以，贫富差距在心理和认知的层面具有主观性。这样一来，贫富差距以及人们对它的认知就具有两重性即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任何对贫富差距的认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理性的分析去接近事实的真相。
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相当复杂，其关键在于差距过大和平均主义同时存在。当前，既有因差距拉得过大，引起人们不满的一面，也有平均主义盛行，阻碍劳动积极性的一面。两种现象并存，这是十分奇特的。
先看第一方面。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必须考虑到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问题。虽然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还不算是最高的，非洲、南美洲的某些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0.6，但不同的民族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像上述这些高基尼系数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模式等原因，居民可以承受巨大贫富差距的压力。然中国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中华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很强。因此，目前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很大的压力了。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那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广大民众对于收入差距的认识不可能像学者那样做量化的研究，他们是通过耳闻目睹的亲身体验来认识的。调查显示，大众对于我国差距拉大的现状，也有深刻认同。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全国做的一次5万多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我国职工中有90.4％的人认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或很大，认为差距适中的仅占7％。我国的平均主义有较长历史，至2003年，在许多体制内的单位中依然存在。
上世纪80年代末，在研究我国收入差距上的问题时，曾提出一个理论，即认为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于“群体外的差距过大，而群体内的差距过小”。这就是说，差距拉开主要是在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至于在同一行业、同一单位内部，特别是在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内部则还是平均主义盛行。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至今也还有很强的顽固势力。我国单位内部的大体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是造成普遍的不负责任、以致进一步造成一些国企衰落的重要制度原因。也有专家认为，单位内的平均主义是由于市场发展的不充分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市场转型的阶段性。我国市场经济的扩展，是通过对当时占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逐步侵蚀实现的，而市场对于计划经济的侵蚀经历了几个阶段。市场体制首先侵入的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村经济。接着市场体制进入城市，在城市的一些非核心部门中发展起来，这主要是一些个体、集体企业，中小型商业企业、服务业中。最后，市场体制开始侵入到计划经济的主体，国有大企业。国有大企业的市场转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今还没有完成。
上面所说的单位内的平均主义问题，基本上指的就是这种国有大企业以及国有的其他单位。这些单位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力的难以流动上。由于劳动力的不流动，自然也就不能形成市场价格。单位职工只在单位内相互比较，最终形成了均等化的工资水平。从这种角度看，目前国企的下岗，也为劳动力的流动和建立劳动力的市场机制提供了机会。可以预见，随着劳动力自由流动机制和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建立，大企业的平均主义传统将会趋于衰落。
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即使在体制内的单位中，职工之间收入的分化也已初露端倪。不过，这种分化目前并不表现在职工正式的、公开的收入上，而是表现在职工的非正式的、不公开的收入方面。比如，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在正式的、公开的收入上，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别受到一定制约，而巨大的差别主要是在非正式的、不公开的收入方面。又如，一部分职工有单位外的收入，职工内的工资差别不大，但单位外的收入差别却很大。再如，一些职工收入构成多元化，获取收入的手段多元化，除了工资外还有利息收入、炒股收入、经营收入、出租房屋收入等，这样，他们与没有这些收入的职工拉开了差距。
要认定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状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里涉及到四个问题：一是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二是客观存在的贫富差距；三是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心理感受；四是贫与富是变化的、非静止的。人们的收入既有财产构成，又有货币构成。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很难摸清楚和算清楚。比如，工资收入和工资外收入、各种福利待遇、遗产继承、偶然所得、公开的收入和隐蔽的收入、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灰色收入等等，所有这些不是很容易考量准确的。任何社会，有收入水平的差异，有社会地位的差别，就有贫富差距的存在。
应该说，贫富差距是一种事实存在，具有客观性。一个人意识到了没有，认识清楚没有，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计算贫富差距，都不影响到它的存在。而客观存在的贫富差距在不同认识主体、不同认识坐标中不可能有一致的考核。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和社会，贫富的动态变化性，也不易把握。从贫穷到富有以及从富有到贫穷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更为复杂的是，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心理感受千差万别。事实上很大的贫富差距，有人可能感觉不大；事实上很小的贫富差距，有人可能感觉很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不同的认知背景下，心理感受也会不同。所以，贫富差距在心理和认知的层面具有主观性。这样一来，贫富差距以及人们对它的认知就具有两重性即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任何对贫富差距的认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理性的分析去接近事实的真相。
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相当复杂，其关键在于差距过大和平均主义同时存在。当前，既有因差距拉得过大，引起人们不满的一面，也有平均主义盛行，阻碍劳动积极性的一面。两种现象并存，这是十分奇特的。
先看第一方面。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必须考虑到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问题。虽然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还不算是最高的，非洲、南美洲的某些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0.6，但不同的民族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像上述这些高基尼系数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模式等原因，居民可以承受巨大贫富差距的压力。然中国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中华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很强。因此，目前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很大的压力了。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那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广大民众对于收入差距的认识不可能像学者那样做量化的研究，他们是通过耳闻目睹的亲身体验来认识的。调查显示，大众对于我国差距拉大的现状，也有深刻认同。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全国做的一次5万多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我国职工中有90.4％的人认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或很大，认为差距适中的仅占7％。我国的平均主义有较长历史，至2003年，在许多体制内的单位中依然存在。
上世纪80年代末，在研究我国收入差距上的问题时，曾提出一个理论，即认为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于“群体外的差距过大，而群体内的差距过小”。这就是说，差距拉开主要是在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至于在同一行业、同一单位内部，特别是在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内部则还是平均主义盛行。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至今也还有很强的顽固势力。我国单位内部的大体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是造成普遍的不负责任、以致进一步造成一些国企衰落的重要制度原因。也有专家认为，单位内的平均主义是由于市场发展的不充分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市场转型的阶段性。我国市场经济的扩展，是通过对当时占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逐步侵蚀实现的，而市场对于计划经济的侵蚀经历了几个阶段。市场体制首先侵入的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村经济。接着市场体制进入城市，在城市的一些非核心部门中发展起来，这主要是一些个体、集体企业，中小型商业企业、服务业中。最后，市场体制开始侵入到计划经济的主体，国有大企业。国有大企业的市场转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今还没有完成。
上面所说的单位内的平均主义问题，基本上指的就是这种国有大企业以及国有的其他单位。这些单位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力的难以流动上。由于劳动力的不流动，自然也就不能形成市场价格。单位职工只在单位内相互比较，最终形成了均等化的工资水平。从这种角度看，目前国企的下岗，也为劳动力的流动和建立劳动力的市场机制提供了机会。可以预见，随着劳动力自由流动机制和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建立，大企业的平均主义传统将会趋于衰落。
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即使在体制内的单位中，职工之间收入的分化也已初露端倪。不过，这种分化目前并不表现在职工正式的、公开的收入上，而是表现在职工的非正式的、不公开的收入方面。比如，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在正式的、公开的收入上，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别受到一定制约，而巨大的差别主要是在非正式的、不公开的收入方面。又如，一部分职工有单位外的收入，职工内的工资差别不大，但单位外的收入差别却很大。再如，一些职工收入构成多元化，获取收入的手段多元化，除了工资外还有利息收入、炒股收入、经营收入、出租房屋收入等，这样，他们与没有这些收入的职工拉开了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