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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之中。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沟通交流已经成为常态。马克思曾将其称为“普遍交往”时代，并认为这种普遍交往是人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现实条件。在这一“普遍交往”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自信十分重要。只有确立对自身民族的历史自信，明确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特征，我们才能够充满信心地奔向未来。如何对待历史，折射出的是一个民族当下的精神状态。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对自己的“来龙去脉”有一种自觉意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人类的前行需要这面镜子，因为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人生的价值需要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延展中得以实现。一般而言，历史作为描述人存在状态的范畴，是在时间的延展过程中对人生存与生活的确证。通常我们讲人是文化的存在，那么这种作为文化存在的重要呈现，就是人的历史规定性。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只有通晓人类“曾经的故事”，才能讲好现在以及未来的故事，“以史为鉴”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对自己的“来龙去脉”有一种自觉意识。
然而进一步来看，历史对于人而言，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过去”。历史是人的历史，它是通过人的主动参与得以实现的。在历史面前，人不是被动的旁观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一代人都以其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并创造了历史。在历史的呈现中，生活中的每个人既是编剧又是剧中人。每个时代中的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特定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着对历史的创造。人类的文化呈现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人类历史的展开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发展途径，因此也不能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单一的历史。
历史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影子与灵魂。今天，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又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已呈现在我们面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思考民族历史自信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面向未来而反省我们的历史，才能使我们走向未来的步伐更加坚定自信，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只有在历史自省中，我们才能达到历史自觉，最终才能内化为历史自信
自1840年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命运多舛，民族自信心也受到空前的打击，如何救亡图存、重拾民族自信心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中西”之争还是“体用”之争，都折射出国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切忧虑。
如何对待我们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当这一问题摆在近代国人面前时，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自卑与自大。反思有利于进步，反思更是为了充满自信地前行。只有在历史自省中，我们才能达到历史自觉，最终才能内化为历史自信，并进一步实现生活实践的自觉。在人类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历史自省首先需要克服两极对立思维，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要怀有一颗平常心，怀着一种平静、淡定与敬畏的心情去审视我们民族的历史，并在对历史的省察中自觉把握历史前行的根本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提出一个基本论点：“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第一个前提是新历史观逻辑衍发的起始，也是這一历史观价值系统的源头。“人”永远是历史前进的核心价值诉求，是历史的“主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首先应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它的第一个对象存在就是自然——肉体组织的自然和肉体之外的自然。同时“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又是一种要求对自身作一定的价值认同因而有着价值取向的存在；以这最初的价值要求，无论是外部自然还是肉体自然，其直接的现存形态都不能使它得到满足，它要把体现自己价值的需要以及对这需要可能实现状况的认识加诸自然对象，使对象依照需要发生改变。
进一步看，在这“有生命的个人”同自然的独特对象性关系中，才蕴含了“实践”“生产”（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和“生产力”范畴等最重要的因素。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它的又一个基本存在对象是另一些“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与先在个体相对立，这便是人和人的对象性关系，即人们相互间的价值认同关系。上述的这两种对象性关系是相互统一的，在整合为一体的人与自然、个人与其他人的对象性关系中，发生着人的“生活方式”，即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而展升为人的“意识”——人对自己对象性关系的认识、反省和评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要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那里逻辑地引出“生产力”“社会结构”等历史范畴。对于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如衣食住行等）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由此一来，人需要的殊多性、开放性便因之使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了自我超越性，进而使这种不同于动物欲求的需要成为一个横向无限开拓、纵向无限创生的文化意义空间，划定了“人性的圆周”。
如果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追求，那么这一主旨也同样体现在马克思对历史的态度上。而通过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解读，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在于：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是我们进行历史反省的核心目的。
历史自省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往我们都认为这种提法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这种简单的否定虽然轻松，却无益于我们自身认识的增进，关键仍在于我们要揭示这个命题中所蕴含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历史永远不会自己说话，更不会自我呈现、自我表达、自我诠释，历史永远都是被人们叙述出来的。人们对历史题材的选择和评价永远要受到当前生活中某种需要和兴趣的左右，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
历史自省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如果我们承认个人参与创造历史，就逻辑必然地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把一切都归因于历史的必然。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可能各不相同，但究竟是探索还是盲从，正直还是卑鄙，勇敢还是怯懦，选择的机会对每个人同样存在。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平庸的沼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通向人类历史的伟大行程，而这也就是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每个人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都需要经历一种价值认同，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对话”才是可能的，人们也才可能达成与现实、与时代生活的对话。历史之所以能够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重新开始，就在于每一个人都需要以现实文化为基础，以从现实中习得而来的方式对人的过去进行重新解释，并在解释中显示自己的选择，这才客观上形成一种历史的传递，民族文化的历史脉动才能彰显出来。
（作者为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导）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对自己的“来龙去脉”有一种自觉意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人类的前行需要这面镜子，因为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人生的价值需要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延展中得以实现。一般而言，历史作为描述人存在状态的范畴，是在时间的延展过程中对人生存与生活的确证。通常我们讲人是文化的存在，那么这种作为文化存在的重要呈现，就是人的历史规定性。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只有通晓人类“曾经的故事”，才能讲好现在以及未来的故事，“以史为鉴”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对自己的“来龙去脉”有一种自觉意识。
然而进一步来看，历史对于人而言，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过去”。历史是人的历史，它是通过人的主动参与得以实现的。在历史面前，人不是被动的旁观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一代人都以其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并创造了历史。在历史的呈现中，生活中的每个人既是编剧又是剧中人。每个时代中的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特定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着对历史的创造。人类的文化呈现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人类历史的展开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发展途径，因此也不能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单一的历史。
历史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影子与灵魂。今天，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又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已呈现在我们面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思考民族历史自信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面向未来而反省我们的历史，才能使我们走向未来的步伐更加坚定自信，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只有在历史自省中，我们才能达到历史自觉，最终才能内化为历史自信
自1840年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命运多舛，民族自信心也受到空前的打击，如何救亡图存、重拾民族自信心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中西”之争还是“体用”之争，都折射出国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切忧虑。
如何对待我们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当这一问题摆在近代国人面前时，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自卑与自大。反思有利于进步，反思更是为了充满自信地前行。只有在历史自省中，我们才能达到历史自觉，最终才能内化为历史自信，并进一步实现生活实践的自觉。在人类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历史自省首先需要克服两极对立思维，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要怀有一颗平常心，怀着一种平静、淡定与敬畏的心情去审视我们民族的历史，并在对历史的省察中自觉把握历史前行的根本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提出一个基本论点：“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第一个前提是新历史观逻辑衍发的起始，也是這一历史观价值系统的源头。“人”永远是历史前进的核心价值诉求，是历史的“主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首先应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它的第一个对象存在就是自然——肉体组织的自然和肉体之外的自然。同时“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又是一种要求对自身作一定的价值认同因而有着价值取向的存在；以这最初的价值要求，无论是外部自然还是肉体自然，其直接的现存形态都不能使它得到满足，它要把体现自己价值的需要以及对这需要可能实现状况的认识加诸自然对象，使对象依照需要发生改变。
进一步看，在这“有生命的个人”同自然的独特对象性关系中，才蕴含了“实践”“生产”（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和“生产力”范畴等最重要的因素。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它的又一个基本存在对象是另一些“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与先在个体相对立，这便是人和人的对象性关系，即人们相互间的价值认同关系。上述的这两种对象性关系是相互统一的，在整合为一体的人与自然、个人与其他人的对象性关系中，发生着人的“生活方式”，即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而展升为人的“意识”——人对自己对象性关系的认识、反省和评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要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那里逻辑地引出“生产力”“社会结构”等历史范畴。对于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如衣食住行等）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由此一来，人需要的殊多性、开放性便因之使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了自我超越性，进而使这种不同于动物欲求的需要成为一个横向无限开拓、纵向无限创生的文化意义空间，划定了“人性的圆周”。
如果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追求，那么这一主旨也同样体现在马克思对历史的态度上。而通过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解读，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在于：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是我们进行历史反省的核心目的。
历史自省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往我们都认为这种提法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这种简单的否定虽然轻松，却无益于我们自身认识的增进，关键仍在于我们要揭示这个命题中所蕴含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历史永远不会自己说话，更不会自我呈现、自我表达、自我诠释，历史永远都是被人们叙述出来的。人们对历史题材的选择和评价永远要受到当前生活中某种需要和兴趣的左右，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
历史自省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如果我们承认个人参与创造历史，就逻辑必然地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把一切都归因于历史的必然。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可能各不相同，但究竟是探索还是盲从，正直还是卑鄙，勇敢还是怯懦，选择的机会对每个人同样存在。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平庸的沼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通向人类历史的伟大行程，而这也就是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每个人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都需要经历一种价值认同，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对话”才是可能的，人们也才可能达成与现实、与时代生活的对话。历史之所以能够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重新开始，就在于每一个人都需要以现实文化为基础，以从现实中习得而来的方式对人的过去进行重新解释，并在解释中显示自己的选择，这才客观上形成一种历史的传递，民族文化的历史脉动才能彰显出来。
（作者为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