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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直接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随着医改在基层持续发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但乡村医生数量不足、专业水平低下等问题仍是制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改善服务和提高水平的瓶颈。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民是一名从医40多年的乡村医生，他所在的卫生室位于山东省泗水县苗馆镇隈泉庄村，守护着2000多名村民的健康。身在基层一线，刘庆民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农村和基层医疗卫生领域。
“乡村医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农民群体，大多处于半农半医状态。特别是大龄乡村医生，被收回执业医师证书后一些人生活状态堪忧。他们务农不专业，打工年龄偏大，除了看病不会干别的，基本断绝了经济收入。”刘庆民说。
今年两会，刘庆民带来《关于乡村医生退休后返贫从业的建议》。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乡村医生退出实施细则，乡村医生退休后如果身体状况可以继续从业，证书应适当延长。
乡村医生是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关键力量。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国乡村医生从业人数近150万，分布在全国3.6万个乡镇卫生院和61.6万个乡卫生室，担负着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
但是，乡村医生收入较低，年轻村医流失严重，留守岗位的医生年龄大多在50岁左右。
“2015年，国家推行实施订单式定向培养，要全面铺开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整体上看，乡村医生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尤其是目前部分地区实行乡村医生退出机制一刀切，即乡村医生到60岁后办理退休手续，收回乡村医生执业医师证。这既加剧了村医荒的问题，又造成乡村医生退休后无事可干的尴尬局面。”刘庆民说。
他说：“这些乡村医生在本地积累了大量病人，病人们来求医，不看病没法向他们交代;给他们看病，又涉嫌非法行医，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第十七条明确提出，建立乡村医生退出机制。“各地应该结合实际，建立乡村医生退出机制。对于乡亲们确有需要的，村卫生室可以返聘乡村医生，继续执业。”刘庆民说。
多年从事基层医务工作，刘庆民发现，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就中、西医两者发展而言，中医远不如西医。西医发展突飞猛进，中医则举步不前，甚至还倒退了”。
“农村中医人才出现断层，青年中医技术跟不上、不扎实。大部分卫生院的中医科没有自己的专科优势，医生甚至不懂得望、闻、问、切的辨证施治方法，多数医生基本靠西医的诊疗方法。”刘庆民认为，这些都是制约农村中医事业发展的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泗水县苗馆镇隈泉庄村村医 刘庆民
他建议，合理设置中医医疗机构，增强综合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中医医疗保健服务。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中医药发展的扶持力度，设立中医药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医药的发展，从基础設施建设、人员队伍建设、中医药特色技术推广应用、中医药科研奖励、中医药产业扶持等方面进行奖补。特别是农村中医药的发展，应对县中医院、乡镇卫生院中医科、村卫生所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在资金投入上给予倾斜。”刘庆民建议。
关于中医人才的培养，他建议，通过医联体、医共体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省市级中医院、中医药科研机构和中医药学院应加大支援农村的力度，帮助县乡建立“名医”培养制度，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帮助和指导县乡中医医疗机构建立起有中医特色的“名科”，定期确定一批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项目。县乡中医医疗机构负责对村医的中医药业务知识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运用中医药为群众防病治病的技能。
除了守护村民们的健康，刘庆民还格外关心村里的老年人，尤其是留守、孤寡老人。
针对村里高龄并患有基础病的孤寡老人，刘庆民早就有依托村卫生室打造养老服务站的想法。去年，他在全国两会上提出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加快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刘庆民说：“需加强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心理辅导，还有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等慢性疾病的管理。如果可以每两三千人建设一个小型康复中心、照料中心，就可以做到让孤寡、留守老人无忧。”
他的建议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2020年，泗水县采取政府支持、村级主办的模式，开展农村养老“周转房 幸福院”建设试点。在刘庆民争取下，“幸福大院”将与村卫生室合并运营，实现医养结合。
如今，由刘庆民牵头建设的幸福大院主体已经完工，启用后将优先提供给孤寡残疾老人使用。“今年，我的愿望就是幸福大院建成启用，让周围的孤寡老人、留守老人生病时在那里集中接受免费治疗、免费就餐，希望我们苗馆镇的老年人切实感受到社会保障的温暖。”刘庆民充满信心。
近年来，随着医改在基层持续发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但乡村医生数量不足、专业水平低下等问题仍是制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改善服务和提高水平的瓶颈。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民是一名从医40多年的乡村医生，他所在的卫生室位于山东省泗水县苗馆镇隈泉庄村，守护着2000多名村民的健康。身在基层一线，刘庆民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农村和基层医疗卫生领域。
“乡村医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农民群体，大多处于半农半医状态。特别是大龄乡村医生，被收回执业医师证书后一些人生活状态堪忧。他们务农不专业，打工年龄偏大，除了看病不会干别的，基本断绝了经济收入。”刘庆民说。
今年两会，刘庆民带来《关于乡村医生退休后返贫从业的建议》。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乡村医生退出实施细则，乡村医生退休后如果身体状况可以继续从业，证书应适当延长。
退出机制不要一刀切
乡村医生是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关键力量。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国乡村医生从业人数近150万，分布在全国3.6万个乡镇卫生院和61.6万个乡卫生室，担负着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
但是，乡村医生收入较低，年轻村医流失严重，留守岗位的医生年龄大多在50岁左右。
“2015年，国家推行实施订单式定向培养，要全面铺开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整体上看，乡村医生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尤其是目前部分地区实行乡村医生退出机制一刀切，即乡村医生到60岁后办理退休手续，收回乡村医生执业医师证。这既加剧了村医荒的问题，又造成乡村医生退休后无事可干的尴尬局面。”刘庆民说。
他说：“这些乡村医生在本地积累了大量病人，病人们来求医，不看病没法向他们交代;给他们看病，又涉嫌非法行医，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第十七条明确提出，建立乡村医生退出机制。“各地应该结合实际，建立乡村医生退出机制。对于乡亲们确有需要的，村卫生室可以返聘乡村医生，继续执业。”刘庆民说。
合理设置中医医疗机构
多年从事基层医务工作，刘庆民发现，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就中、西医两者发展而言，中医远不如西医。西医发展突飞猛进，中医则举步不前，甚至还倒退了”。
“农村中医人才出现断层，青年中医技术跟不上、不扎实。大部分卫生院的中医科没有自己的专科优势，医生甚至不懂得望、闻、问、切的辨证施治方法，多数医生基本靠西医的诊疗方法。”刘庆民认为，这些都是制约农村中医事业发展的因素。
他建议，合理设置中医医疗机构，增强综合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中医医疗保健服务。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中医药发展的扶持力度，设立中医药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医药的发展，从基础設施建设、人员队伍建设、中医药特色技术推广应用、中医药科研奖励、中医药产业扶持等方面进行奖补。特别是农村中医药的发展，应对县中医院、乡镇卫生院中医科、村卫生所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在资金投入上给予倾斜。”刘庆民建议。
关于中医人才的培养，他建议，通过医联体、医共体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省市级中医院、中医药科研机构和中医药学院应加大支援农村的力度，帮助县乡建立“名医”培养制度，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帮助和指导县乡中医医疗机构建立起有中医特色的“名科”，定期确定一批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项目。县乡中医医疗机构负责对村医的中医药业务知识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运用中医药为群众防病治病的技能。
让孤寡留守老人无忧
除了守护村民们的健康，刘庆民还格外关心村里的老年人，尤其是留守、孤寡老人。
针对村里高龄并患有基础病的孤寡老人，刘庆民早就有依托村卫生室打造养老服务站的想法。去年，他在全国两会上提出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加快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刘庆民说：“需加强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心理辅导，还有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等慢性疾病的管理。如果可以每两三千人建设一个小型康复中心、照料中心，就可以做到让孤寡、留守老人无忧。”
他的建议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2020年，泗水县采取政府支持、村级主办的模式，开展农村养老“周转房 幸福院”建设试点。在刘庆民争取下，“幸福大院”将与村卫生室合并运营，实现医养结合。
如今，由刘庆民牵头建设的幸福大院主体已经完工，启用后将优先提供给孤寡残疾老人使用。“今年，我的愿望就是幸福大院建成启用，让周围的孤寡老人、留守老人生病时在那里集中接受免费治疗、免费就餐，希望我们苗馆镇的老年人切实感受到社会保障的温暖。”刘庆民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