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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重点对象； 监督； 完善法律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0-0043-01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首次以法规的形式确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是《条例》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党的建设的重大决策。从现实看，党内腐败突出表现为“一把手”的腐败。在《条例》颁布前，对“一把手”的监督是个薄弱环节，其问题是：一是“虚监”，监督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就是不起作用。二是“弱监”，对“一把手”的监督是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三是“漏监”，对“一把手”的监督是被动的、事后的，在制度上、体制上“漏洞”百出。四是“难监”，对“一把手”无力监督，无法监督，难以监督。总之，过去笼统地提党内监督，但重点监督对象不明确，措施不具体。《条例》出台的十项监督措施，许多都是针对“一把手”的，即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胆量和力量所在，又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从现实操作看要确保对“重点对象”的有效监督，还须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的建设：其一，要配套出台相应的法律和纪律规定。从加强对“重点对象”的监督看，要制定和尽快出台《反腐败法》、《反洗钱法》、《廉政法》、《财产登记法》等，以法律的权威确保对重点对象的监督。再如，人们对领导干部辞职下海经商问题的意见较大，认为这是权力腐败的期权化，尽管纪检部门对权力腐败期权化问题做了“三年两不准”的规定：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离职和退休后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职务，不准个人从事或代理私营企、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但对提前退休和辞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没有约束，在规定上出现了空白，有些人又钻了这个空子。法律和法规都要完善。
其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重新修订。1997年修订《刑法》时，加上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现实中此罪已经不起作用了，甚至成为腐败分子犯罪免死的保护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判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且量刑财产数额上不封顶。今年“两会”许多代表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或要求废除此罪名，或量刑加重。
其三，要解决“买官”与“卖官”不同罪的问题。尽管我国的法律规定了“行贿”与“受贿”同罪，但在现实中处理某些腐败分子时，特别是“卖官”的“一把手”时，某些部门的规定凌驾于法律规定之上，出现了只处理“卖官”的，不处理“买官”的，致使“行贿”与“受贿”不同罪，结果出现了有些干部“带病提拔”或“带病使用”，有的边腐败边高升，群众对此意见非常大，也不利于对“重点对象”的监督。党内腐败是在动态的交换中发生的，有“买官”、才有“卖官”，仅处理“卖官”的，不处理“买官”的，“买官”的甚至还提拔使用，造成腐败现象无法根绝，还使这些人得到了好处，进而使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对此我们应强化法律权威，使“行贿”与“受贿”都受到惩处，以从根本上保证监督到位。
其四，要从法律上解决腐败成本太低的问题。与世界上清廉国家相比，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不够，腐败成本太低，有的是一人腐败，全家受益，甚至子孙受益。因此说，要把《条例》落到实处，还必须配套出台相应的法律，加大腐败的成本，使某些手握权力者一旦腐败就必须付出高额的代价，以此对已经腐败者加大打击力度，对某些意欲腐败者产生足够的法律震慑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0-0043-01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首次以法规的形式确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是《条例》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党的建设的重大决策。从现实看，党内腐败突出表现为“一把手”的腐败。在《条例》颁布前，对“一把手”的监督是个薄弱环节，其问题是：一是“虚监”，监督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就是不起作用。二是“弱监”，对“一把手”的监督是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三是“漏监”，对“一把手”的监督是被动的、事后的，在制度上、体制上“漏洞”百出。四是“难监”，对“一把手”无力监督，无法监督，难以监督。总之，过去笼统地提党内监督，但重点监督对象不明确，措施不具体。《条例》出台的十项监督措施，许多都是针对“一把手”的，即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胆量和力量所在，又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从现实操作看要确保对“重点对象”的有效监督，还须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的建设：其一，要配套出台相应的法律和纪律规定。从加强对“重点对象”的监督看，要制定和尽快出台《反腐败法》、《反洗钱法》、《廉政法》、《财产登记法》等，以法律的权威确保对重点对象的监督。再如，人们对领导干部辞职下海经商问题的意见较大，认为这是权力腐败的期权化，尽管纪检部门对权力腐败期权化问题做了“三年两不准”的规定：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离职和退休后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职务，不准个人从事或代理私营企、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但对提前退休和辞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没有约束，在规定上出现了空白，有些人又钻了这个空子。法律和法规都要完善。
其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重新修订。1997年修订《刑法》时，加上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现实中此罪已经不起作用了，甚至成为腐败分子犯罪免死的保护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判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且量刑财产数额上不封顶。今年“两会”许多代表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或要求废除此罪名，或量刑加重。
其三，要解决“买官”与“卖官”不同罪的问题。尽管我国的法律规定了“行贿”与“受贿”同罪，但在现实中处理某些腐败分子时，特别是“卖官”的“一把手”时，某些部门的规定凌驾于法律规定之上，出现了只处理“卖官”的，不处理“买官”的，致使“行贿”与“受贿”不同罪，结果出现了有些干部“带病提拔”或“带病使用”，有的边腐败边高升，群众对此意见非常大，也不利于对“重点对象”的监督。党内腐败是在动态的交换中发生的，有“买官”、才有“卖官”，仅处理“卖官”的，不处理“买官”的，“买官”的甚至还提拔使用，造成腐败现象无法根绝，还使这些人得到了好处，进而使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对此我们应强化法律权威，使“行贿”与“受贿”都受到惩处，以从根本上保证监督到位。
其四，要从法律上解决腐败成本太低的问题。与世界上清廉国家相比，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不够，腐败成本太低，有的是一人腐败，全家受益，甚至子孙受益。因此说，要把《条例》落到实处，还必须配套出台相应的法律，加大腐败的成本，使某些手握权力者一旦腐败就必须付出高额的代价，以此对已经腐败者加大打击力度，对某些意欲腐败者产生足够的法律震慑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