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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敢给知识分子上政治课,你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
1938年7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又名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由洛川开赴延安参加抗大学员毕业典礼。到延安住下后,张正光邀安征夫和我去看望毛主席。我和安有顾虑:毛主席工作那样忙,是否会接见我们?张说,听人讲毛主席很喜欢青年人到他那里玩耍、谈话,差不多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人去。国统区和沦陷区来的学生去得较多,部队来的学员也有去的。到那里只要通报一声,主席就会让你进去。对于毛主席,我以前曾见过多次,那是在长征路上和他在大会上作报告时见的,但直接交谈还没有过。所以,如果能见到毛主席,当面聆听他的教诲,那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
一天,我们三人抱着希望去了。来到城内凤凰山下,在崖石下有几孔窑洞,毛主席就住在那里。经过卫兵通报,一会儿警卫员通知说:“主席请你们进去。”我们往里面走时,看见几个青年面带笑容地走出来,无疑是刚刚受到毛主席接见。我们向毛主席敬过军礼后,他叫我们坐下,一一问过我们的姓名和职务。此时警卫员给我们端来了茶水,我们便一边喝茶,一边谈了起来。我们三个都是22岁的青年,又都是经过长征的。张正光是第六大队政治处主任,主席首先向他问了一些问题,并以插话的方式作了指导。有的问题问得很具体,如学员的伙食怎样,能不能吃饱,每人每天能吃几钱油,每周能不能吃到两次肉等。主席还叮嘱我们说:做政治工作的,也要注意这些生活问题,关心青年的健康。主席说:这些知识青年为了抗日救亡,向往共产党,冒着风险来到边区,来到抗大学习,我们当干部的,就要保证他们学到东西,学到抗战的本领。一定把党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执行好。他又问:在随营学校学生中发展党员多不多?张正光回答说:每个中队都发展了半数以上的人。主席说:这很好,党的发展就要大胆向知识分子开门。毛主席接着问宣传股长安征夫的情况。安说过去在红四方面军当文书,高小毕业也算知识分子了,差点被张国焘杀了。“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很危险!”毛主席这样说。接着毛主席又问我:“你当政治教员讲什么课?读过几年书?”我回答:“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在家上过两年半学,又种田又当学徒,读过几本书也忘得差不多了。当红军后才多认识几个字,能看书看报了。现在能讲课主要靠现炒现卖,开好教育准备会才能上台讲课。现在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讲课要比过去困难得多。”主席以赞扬的口气说:“敢给知识分子上政治课,你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我们就是要提倡工农干部知识化。你们都年轻,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应当起模范作用。”
我们之间的话题很随便,无拘无束。毛主席和我们一样穿着灰军装,坐在板凳上,有说有笑,有问有答。我们提了一些有关时局的问题,主席都一一作了解答。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我们告辞要走。主席把我们送到门口,嘱咐说:“以后要来可以来,路远写信来也行。”我们三个回到驻地,许多同志知道我们从毛主席那里回来,都羡慕地问这问那,无不喜笑颜开。
毛主席为我题词“奋斗到底”
几天以后,毛主席在抗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干部学习任务时号召要提倡工农分子知识化,并举了包括我在内的若干同志的事例。他说:“他们都是工农分子,在抗大当了教员,有的是军事教员,有的是政治教员。他们能做到工农分子知识化,其他很多干部经过努力学习,也是能够做到的。”当时,我因带着新学员先回洛川了,未能参加这场报告会。后来有同志转告我,说毛主席在大会上表扬你了,并向你致敬意。当时能够得到领袖的表扬,的确是无上的光荣,但也使我不安起来。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反复想,毛主席在干部会上点名表扬我,联系到此前毛主席曾当面称赞我,说我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这使我越想越不安,彻夜难眠。我从1934年春也就是18岁起就在红军步兵学校,在长征中的干部团和到陕甘后的红军大学第三科当过政治教员,也当过团的政治主任教员,当时困难不少。抗战开始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及在抗大向知识青年讲课,困难就更大了。说实在的,我同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教员相比,同在教员训练班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员相比,都相差甚远。至于数理化等学科,则更是一窍不通。所以,我仅仅敢于向知识分子讲授政治课,便得到了“工农干部知识化了”的美名,这使我感到无比惭愧。由此我想:这是毛主席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我做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化工农干部,要我们在学校为培养更多的革命干部而努力工作。这燃起了我想到马列学院进一步学习的愿望。
8月,总政治部一位摄影员﹙原是第四队的一名学员﹚在延安送给我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毛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的近照。我把这张照片寄给了毛主席,想请他在上面给我题词。数天后,我收到回信,看到在照片背面用毛笔题了“奋斗到底”四个字,署名“毛泽东”,时间是1938年8月9日。我十分感动,周围的同志也为我高兴。当时我就想,这是毛主席给我的重要指示和教育,是要我像长征中一样,坚定不移地为中国革命奋斗到底。
数十年来,我把毛主席的珍贵题词与照片保存在身边,并且把它翻拍放大挂在室内,既为纪念,又为鞭策。暮年,我又在这张有主席题词的照片上写道:“保持革命晚节,直至气奄寿终。”
毛主席问我:“目前的危险主要是右倾还是‘左’倾?”
1939年夏,我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当干部科科长。当时分校有人去延安向抗大总校送报告,我便托这位同志捎上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两个月后,我欣喜地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复信。信皮上用毛笔写着“交八路军总兵站张令彬同志转交晋东南抗大一分校政治部欧阳平同志收”。当看到信封上毛主席的亲笔字时,我感动极了。当时主席离我们千里之遥,中间还要经过国统区、作战区。怎样才能让我收到复信,看来主席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毛主席日理万机,可为了我的事竟这样费神,一封平常的信仍这样在心,这使我既敬仰又惭愧。政治部许多同志看到毛主席给我来了信,都惊喜不已。毛主席复信的大意是:你的来信即转交总校。你要调马列学院学习的想法不错,但在调动之前希望安心工作,边工作边学习。
同年11月,分校首长通知我调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交给我一包文件和信,要我呈送毛主席,还要求我把分校情况口头向毛主席汇报。12月,我来到延安,住在宝塔山下总后招待所。住下后,我立即写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过了两天,我接到电话,让我第二天早晨去。
第二天清晨,我沿着延河疾步来到杨家岭,毛主席还没起床﹙他习惯于夜深人静的时候办公,所以总是拂晓时才上床睡觉﹚。他事先已安排警卫员先招待我吃早饭,并交代从他的小灶里给我端来羊肉烧土豆、豆腐烧白菜和两碗小米饭。饭后,我走进窑洞,向主席行军礼,把文件包和信交给了主席。接着,我简略地向主席作了汇报,除讲分校情况外,还讲了我带领战地工作团在潞城、壶关一带打游击,发动群众工作,做友军统战工作,以及国民党闹摩擦等情况。主席认真听着,时而插话问一些问题。
当我汇报完时,主席问我:“目前的危险主要是右倾还是‘左’倾?”我想了一会儿无法回答,便直率地对主席说:我回答不了,还是请主席指教。主席扼要地对我作了讲解,使我茅塞顿开,深受教育。当时因对情况不太了解,思想上还有些模糊,后来才逐渐认识到,毛主席所指的是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回想起来,真有毛骨悚然之感。我由此也更加感到,毛主席对我们青年干部在政治上是极关怀和爱护的。
谈话结束的时候,毛主席看我身体不太好,关心地说:在马列学院开学之前,你先去干部疗养所疗养一个时期。说着,便叫警卫员给我6元钱作保健用。主席从大的政治认识上到具体个人保健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无言以答,感动得差点掉下了眼泪。
(注:欧阳平,济南军区原副政委,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8年7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又名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由洛川开赴延安参加抗大学员毕业典礼。到延安住下后,张正光邀安征夫和我去看望毛主席。我和安有顾虑:毛主席工作那样忙,是否会接见我们?张说,听人讲毛主席很喜欢青年人到他那里玩耍、谈话,差不多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人去。国统区和沦陷区来的学生去得较多,部队来的学员也有去的。到那里只要通报一声,主席就会让你进去。对于毛主席,我以前曾见过多次,那是在长征路上和他在大会上作报告时见的,但直接交谈还没有过。所以,如果能见到毛主席,当面聆听他的教诲,那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
一天,我们三人抱着希望去了。来到城内凤凰山下,在崖石下有几孔窑洞,毛主席就住在那里。经过卫兵通报,一会儿警卫员通知说:“主席请你们进去。”我们往里面走时,看见几个青年面带笑容地走出来,无疑是刚刚受到毛主席接见。我们向毛主席敬过军礼后,他叫我们坐下,一一问过我们的姓名和职务。此时警卫员给我们端来了茶水,我们便一边喝茶,一边谈了起来。我们三个都是22岁的青年,又都是经过长征的。张正光是第六大队政治处主任,主席首先向他问了一些问题,并以插话的方式作了指导。有的问题问得很具体,如学员的伙食怎样,能不能吃饱,每人每天能吃几钱油,每周能不能吃到两次肉等。主席还叮嘱我们说:做政治工作的,也要注意这些生活问题,关心青年的健康。主席说:这些知识青年为了抗日救亡,向往共产党,冒着风险来到边区,来到抗大学习,我们当干部的,就要保证他们学到东西,学到抗战的本领。一定把党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执行好。他又问:在随营学校学生中发展党员多不多?张正光回答说:每个中队都发展了半数以上的人。主席说:这很好,党的发展就要大胆向知识分子开门。毛主席接着问宣传股长安征夫的情况。安说过去在红四方面军当文书,高小毕业也算知识分子了,差点被张国焘杀了。“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很危险!”毛主席这样说。接着毛主席又问我:“你当政治教员讲什么课?读过几年书?”我回答:“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在家上过两年半学,又种田又当学徒,读过几本书也忘得差不多了。当红军后才多认识几个字,能看书看报了。现在能讲课主要靠现炒现卖,开好教育准备会才能上台讲课。现在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讲课要比过去困难得多。”主席以赞扬的口气说:“敢给知识分子上政治课,你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我们就是要提倡工农干部知识化。你们都年轻,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应当起模范作用。”
我们之间的话题很随便,无拘无束。毛主席和我们一样穿着灰军装,坐在板凳上,有说有笑,有问有答。我们提了一些有关时局的问题,主席都一一作了解答。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我们告辞要走。主席把我们送到门口,嘱咐说:“以后要来可以来,路远写信来也行。”我们三个回到驻地,许多同志知道我们从毛主席那里回来,都羡慕地问这问那,无不喜笑颜开。
毛主席为我题词“奋斗到底”
几天以后,毛主席在抗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干部学习任务时号召要提倡工农分子知识化,并举了包括我在内的若干同志的事例。他说:“他们都是工农分子,在抗大当了教员,有的是军事教员,有的是政治教员。他们能做到工农分子知识化,其他很多干部经过努力学习,也是能够做到的。”当时,我因带着新学员先回洛川了,未能参加这场报告会。后来有同志转告我,说毛主席在大会上表扬你了,并向你致敬意。当时能够得到领袖的表扬,的确是无上的光荣,但也使我不安起来。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反复想,毛主席在干部会上点名表扬我,联系到此前毛主席曾当面称赞我,说我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这使我越想越不安,彻夜难眠。我从1934年春也就是18岁起就在红军步兵学校,在长征中的干部团和到陕甘后的红军大学第三科当过政治教员,也当过团的政治主任教员,当时困难不少。抗战开始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及在抗大向知识青年讲课,困难就更大了。说实在的,我同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教员相比,同在教员训练班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员相比,都相差甚远。至于数理化等学科,则更是一窍不通。所以,我仅仅敢于向知识分子讲授政治课,便得到了“工农干部知识化了”的美名,这使我感到无比惭愧。由此我想:这是毛主席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我做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化工农干部,要我们在学校为培养更多的革命干部而努力工作。这燃起了我想到马列学院进一步学习的愿望。
8月,总政治部一位摄影员﹙原是第四队的一名学员﹚在延安送给我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毛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的近照。我把这张照片寄给了毛主席,想请他在上面给我题词。数天后,我收到回信,看到在照片背面用毛笔题了“奋斗到底”四个字,署名“毛泽东”,时间是1938年8月9日。我十分感动,周围的同志也为我高兴。当时我就想,这是毛主席给我的重要指示和教育,是要我像长征中一样,坚定不移地为中国革命奋斗到底。
数十年来,我把毛主席的珍贵题词与照片保存在身边,并且把它翻拍放大挂在室内,既为纪念,又为鞭策。暮年,我又在这张有主席题词的照片上写道:“保持革命晚节,直至气奄寿终。”
毛主席问我:“目前的危险主要是右倾还是‘左’倾?”
1939年夏,我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当干部科科长。当时分校有人去延安向抗大总校送报告,我便托这位同志捎上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两个月后,我欣喜地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复信。信皮上用毛笔写着“交八路军总兵站张令彬同志转交晋东南抗大一分校政治部欧阳平同志收”。当看到信封上毛主席的亲笔字时,我感动极了。当时主席离我们千里之遥,中间还要经过国统区、作战区。怎样才能让我收到复信,看来主席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毛主席日理万机,可为了我的事竟这样费神,一封平常的信仍这样在心,这使我既敬仰又惭愧。政治部许多同志看到毛主席给我来了信,都惊喜不已。毛主席复信的大意是:你的来信即转交总校。你要调马列学院学习的想法不错,但在调动之前希望安心工作,边工作边学习。
同年11月,分校首长通知我调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交给我一包文件和信,要我呈送毛主席,还要求我把分校情况口头向毛主席汇报。12月,我来到延安,住在宝塔山下总后招待所。住下后,我立即写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过了两天,我接到电话,让我第二天早晨去。
第二天清晨,我沿着延河疾步来到杨家岭,毛主席还没起床﹙他习惯于夜深人静的时候办公,所以总是拂晓时才上床睡觉﹚。他事先已安排警卫员先招待我吃早饭,并交代从他的小灶里给我端来羊肉烧土豆、豆腐烧白菜和两碗小米饭。饭后,我走进窑洞,向主席行军礼,把文件包和信交给了主席。接着,我简略地向主席作了汇报,除讲分校情况外,还讲了我带领战地工作团在潞城、壶关一带打游击,发动群众工作,做友军统战工作,以及国民党闹摩擦等情况。主席认真听着,时而插话问一些问题。
当我汇报完时,主席问我:“目前的危险主要是右倾还是‘左’倾?”我想了一会儿无法回答,便直率地对主席说:我回答不了,还是请主席指教。主席扼要地对我作了讲解,使我茅塞顿开,深受教育。当时因对情况不太了解,思想上还有些模糊,后来才逐渐认识到,毛主席所指的是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回想起来,真有毛骨悚然之感。我由此也更加感到,毛主席对我们青年干部在政治上是极关怀和爱护的。
谈话结束的时候,毛主席看我身体不太好,关心地说:在马列学院开学之前,你先去干部疗养所疗养一个时期。说着,便叫警卫员给我6元钱作保健用。主席从大的政治认识上到具体个人保健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无言以答,感动得差点掉下了眼泪。
(注:欧阳平,济南军区原副政委,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