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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民主，意味着公民在公共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参与权、最后的决定权。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行，民主化的潮流也在涌动。中国民主化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基层民主，特别是中国许多地方的村委会、居委会成员的竞争性直接选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国的村委会、居委会有政府的某些特征(比如一个区域只能有一个)，但是不在政府序列之中。中国的现行《村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组织法》将这两种机构的性质都确定为“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实际上都是中国基层的权力机关，这些草根权力机关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的进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基层权力机关中，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开展得较早，而城镇居委会的选举是2002年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亮点。
蒙光新在会上宣布了14条村民公约：一是禁止乱砍伐；二是严禁赌博；三是严禁乱放牛羊；四是禁止唱痞山歌……
正逢秋稻插秧时节，村委会主任韦向生遇到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上面给他派了4名大学生“助理”，另一件事是他从乡里听说，他和他的那些前任村官，将有望享受养老保险，不用自已花钱。
韦向生是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村委会主任。8月初，他把消息告诉果作村(原果作屯，由于当年以果作屯为单位成立了第一个村委会，此后一直延用“村”)首任村主任韦焕能，自从2005年“退”下来，韦焕能一直希望能将每月78元补贴换成正式的养老金。
29年前，合寨村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老主任韦焕能很高兴，但韦向生却隐隐觉得，缺少经济支持的合寨村委会，正越来越面临行政化的尴尬。
“争水”催生联防队
水库争水事件，催生了分田到户后的第一个组织——乡村联防队。
南宁乘车北行4个半小时，抵达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宜州，从宜州再乘车沿崎岖小路行一个多小时，便抵达位于两座山峰中间的合寨村。这里三县交界，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还叫合寨大队的合寨村，是属于宜州的一个壮族村寨。
秋播季节，村民们顶着烈日，三三两两弯着腰在田里插秧。由于上游几百米远有一个水库，这里的大部分农田都可以种上两季稻。
也正是这个建于人民公社时期、恩泽十几个村庄的水库，催生了“第一村委会”的前身——治安联防队。
现任合寨村村委会主任韦向生说，分田到户以后，由于村民们乱砍滥伐，水库蓄水量开始下降。上下游的村庄经常为水争执，甚至引发械斗。一些上游缺水的村民，多次扒开口子，引水灌田，把处在下游、不安全的村民气得直跳脚。
1979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原三岔大队(合寨村的前身)3队长韦文林找来大村、新村、肯塄、乾浪四个小队队长及15名队“干部”开会，商议如何维护水库和村庄治安。
“听说城里人成立了治安联防队，昼夜巡逻，我们也可以搞一个。”
“人多势众，四个村组成治安联防，哪个村子再遇到抢水，大家就_起动手。”
当过小学教师的蒙顶堂提议，“如果本地人勾结外地人来偷盗或者赌博的，要禁止。”
“对，听说其他地方还有拐卖妇女的，我们要防止。”
“马牛糟蹋庄稼要找主家问罪。”
这次会后，十几个人成立了一支义务联防队，由韦建仁当主任，蒙国祥，韦文金、张现行、蒙国芬为副主任。还起草了一份治安《民约》，将禁赌、防盗、打拐等6条治安规定写了进去。
首份治安《民约》，火药味浓厚。长期研究村民自治的宜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股股长蓝建恒说，第4条“本片内凡有偷牛盗马者，一铲九族”，第5条“本片凡有拐、赌、淫、偷不法行为，一律抓来批斗，严重者报案依法处理”。
这很情绪化，实际不可能做到，在当时只能贴出来吓吓那些“不法分子”。
10天后，在新村球场的晒谷坪上，四村治安联防大队正式成立。
四个村129户，每家来一个户主，约120多人。韦向生说，每人自备5块钱和1斤米，自带板凳和碗筷，由韦文金当场宣读治安《民约》，各户代表逐条讨论，足足讨论两个多钟头最后由各户派代表盖手印。
会后，兴奋的村民从下午2点一直喝到晚上亮灯。
成立治安联防队的第4天夜里，有消息传来，上游村庄来了一帮人，扛着大锤和钢钎，带了雷管和炸药，声称要在水库边炸一个出水口。韦建仁赶紧吹响牛角号，集合四个村治安联防队员，拿起鸟铳、锄头，严阵以待。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上门械斗，自备棺材!”十几个联防队员守在路口，大声喊叫。
声音传出很远。对方很快撤了，一夜相安无事。
“护水行动”打响了头炮，让联防队员铆足了劲。11月4日晚，巡逻的联防队员看到远处山路上有人牵着一头牛。三更半夜，牵牛干什么?队员赶紧报告韦建仁。牛角号响起来，几条山路同时亮起了电筒火把，偷牛人弃牛而逃。
两次行动令联防队名声大震，“合寨村有12个自然屯，一个屯成立一个夜间巡逻队，几个屯又成立一个治安联防队。”韦向生说，联防队日夜巡逻，盘查生人。大家还约定，每天半夜三四点，安排人到村子里转。
“第一村”之争
五人合抱的大樟树下，蒙光新、蒙有顺等20多位壮族农民，组织村民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
“前几个月大家积极性很高，但联防队既没人管理也没有报酬。久而久之，队员们开始推托了。”韦向生回忆说。
1980年实行土地承包后，生产队名存实亡，村内乱砍滥伐，赌博闹事。偷鸡摸狗的事情渐多，“村前有条河，外村的人总是到河边对洗衣服的妇女唱下流歌，破坏家庭团结，影响很不好。”
時任三岔大队书记的蒙宝亮找到果地屯的蒙光新，“屯子那么大，光靠联防队不行，得有个正式的组织才好管事。”
这个组织可以管治安的事情，也可以管其他事。比如修路、吃水、集体林场分红，还有一些家庭纠纷也需要有人调解。蒙宝亮说。
叫什么名儿呢?当过小学教师的蒙光新说，过去队有队委会，校有校委会，机关有工委会，“我们成立一个社员委员会吧。”
“生产队都没有了，还叫‘社员’干什么?”有人质疑。
“就叫村民委员会!”蒙光新说。
1980年1月8日中午，果地屯在村口的球场上举行了村委会成立大会，“全屯800多人，500多人到会。”韦向生回忆说。
蒙光新在会上宣布了14条村民公约：一是禁止乱砍伐，二是严禁赌博，三是严禁乱放牛羊，四是禁止唱痞山歌……
村民们一致举手同意，签字盖章。
当天夜里，全屯老小在球场聚餐。饭前，每个户主领到一张白纸，无记名投票，推选村民委员会成员。按照得票顺序，蒙光新被推选为果地屯村委会主任，另选出 一个副主任和三个委员，分别管账目会计和出纳等。“被选出来的‘干部’没有报酬，纯粹是为村里人服务。”韦向生说。
当地的《宜州市志》亦记载了此次会议：1980年1月8日，果地屯建立村民委员会，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此后，三岔大队的12个屯纷纷效仿，建起了村委会。韦向生说，隔壁的果作屯，还偶然地搞了一次“差额选举”。
1980年2月5日，在屯口一棵五人合抱的大樟树下，85位村民代表开会选举了村委会。
“果作屯有6个生产队，开始计划每个队选1人加入村委会。”韦向生说，代表们选出6个人，却发现村委会只需要1个主任、2个副主任，1个出纳和1个会计5个人。于是，只好再次从6人中选出5个干部。
一次巧合，促成了一次差额选举。这次会上，果作生产队原队长韦焕能被选为首任村主任，细心的他，将盖有村民印章和红手印的“村规民约”保存了下来。
不曾想，这张信笺就成了中国首个村委会建立的佐证。
1999年底，韦焕能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村委会主任”被邀请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从北京回来，韦焕能多了三套新衣服、一双新皮鞋和一台新彩电。他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果地和果作村民之间的摩擦，“第一村”的名义之争。
原本定的人是蒙光新，但他當时恰好不在，最后成行的是韦焕能。蓝建恒说。果地村民认为，最早的村委会明明是他们成立的，果作则反驳他们拿不出依据。最后，蒙光新站出来说：“果作果地都属于合寨村，以后就说第一个村委会是合寨村的好了。”
此事方才平息。
重回“村公所”?
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最早成立村委会的广西，成为最早撤掉村委会的地方，进而引发全国的“撤委建所”潮。
1987年，连任两届村主任的韦焕能，被换了一个名称：村长。原来的村委会被改作村公所。
1985年11月，柳州地区的融水县在285个自然村组建村委会的同时，把33个村委会改建为村公所，行使乡镇政府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能，领导各村工作。村公所干部由乡镇政府任命，属集体性质的合同干部，基本上脱产工作，由国家发工资。紧接着，广西其他地方纷纷“撤委建所”。
曾在乡镇工作多年的蓝建恒看来，“撤委建所”，事出有因。“改革开放以后，乡镇干部任务十分繁重，组织整顿、结构调整、“三提五统”、财税入库、土地延包、社会稳定、司法调解、教育投入、文化建设、优抚助残、计划生育……加上许多临时性、突击性任务，乡镇干部整天忙得团团转。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任务下来，无论合理与否，乡镇干部必须落实，而村民却不好“管”了。
蓝建恒说，“村民不理那么多，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就拒绝执行。”
面对巨大的压力，部分乡镇干部开始抱怨：乡镇在村民自治中失去了对乡村的控制能力，农民指挥不动，任务无法完成。
1985年，作为乡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公所”开始在广西成立。随后云南、广东、海南等9个省市也开始推行村公所试点。
“村公所的干部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韦焕能说。
上级的许多任务不合实际，比如有的山区不适合种水稻，上级却下达了粮食产量的任务，种不种?种了明摆着叫农民吃亏，激起干群矛盾。无奈之下，谎报数字，应付差使。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基层组织是村民委员会而不是村公所。不管村公所和村委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还是村委会改村公所，都在变相剥夺村民的自治权利。
时任广西民政厅基层政权处处长韦永华同样看到了这一问题，1994年，民政厅向自治区党委和人大提交《关于撤销村公所改设村民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建议撤销村公所、改设村委会，减少管理层级，减轻群众负担，使村民开展村民自治。
1994年，在民政厅的建议下，广西开始撤销村公所，恢复村委会。但仍有少数地区在村委会和村公所之间徘徊。
官员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1995年，中共柳卅I地区委员会向自治区党委提出《关于柳州地区暂不开展将村公所改为村民委试点工作的请示》，请求暂不撤所，文中列举了设村委会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碍于维护安定团结等5条理由。
民政厅很快以文件的方式向自治区党委建议，全区都应按照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部署撤所改委，不能在个别地区搞特殊化。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撤委建所，二是坚持搞村委会。蓝建恒说，
坚持搞村公所的认为村委会“不听话”，一些政策规定的税收费用收不上来，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不下去，村公所可以行政化管理，有利于政府工作。
坚持搞村委会的人认为，村公所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称呼，设村公所等于倒退60年，而且村公所只服从上头的命令，而村委会就可以按农村实际办事。
在蓝建恒看来，广西的这些争论，正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关于要不要村委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领导”还是“指导”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辩论的缩影。
1996年3月，在广西民政厅多次督促下，柳州地区撤掉村公所。当年底，广西共建立和恢复村委会14800多个，长达9年的村公所历史在广西结束。其他各省也陆续将村公所改为办事处，或直接撤销，恢复了村委会。
村民自治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村委会基层民主的道路。
“行政化”困境?
没有集体经济的支持，村委会运作困难，单纯依靠政府财政，则面临“行政化”的困境。
数十年过去，“民主自治第一村”的村委会运转并不顺利。
韦向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最早产生村委会开始，合寨村定的就是三年一换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经常是不能按期举行。
2002年6月，38岁的韦向生当选为合寨村村主任，同时兼任村支书。虽然支书主任“一肩挑”，至今已连任三届，但韦向生时常感慨，他的权力甚至比过去一个生产队队长权力还小。
1976年，初中毕业的韦向生开始帮生产队“计工分”。“生产小队一般都有队长、副队长、辅导员和记分员和一名指导员。在韦向生的眼中，当队长不仅全家光荣，开会可以记工分，一年下来，还有“照顾工分”，将来子女读书可以优先推荐
分田到户之后，集体经济基本上没有，村委会的全部资产就是这栋两层办公楼和楼前的院子，韦向生说，全村一年有25000元收入，其中包括集体林场承包费、乡镇鼓励种甘蔗的奖金和部分土地承包费。
“土地承包费主要给村民小组长发补贴，每人每月30元，数额都是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韦向生说，他手上可调动的资金不到2万元。
为了维持村委会的运转，从1999年起，村官的补贴全部由市财政统一发，每月90元。2002涨到每月130元，去年市里再次发文，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的每月380元，不是“一肩挑”的每月330元。
据蓝建恒介绍，去年全市210个村，社区，“一肩挑”的已达到180多个。
拿着公家的钱，韦向生的事务多了起来，“每天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学习，年底还接受乡里的目标管理考核。”韦向生无奈地说，村委会越来越像一个部门，村集体没有钱，修路，改水、建文化中心、民房改造这些都要向上级伸手要，韦向生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乡里跑项目，要资金。
另一个现实是，由于人多地少，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有时想要召集村民开会商议事情，“有时围村子转好几圈也找不出几个年轻人”。
显然，村委会职能行政化已成为合寨的新困扰，村民的自治还需要更多的动力。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民主，意味着公民在公共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参与权、最后的决定权。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行，民主化的潮流也在涌动。中国民主化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基层民主，特别是中国许多地方的村委会、居委会成员的竞争性直接选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国的村委会、居委会有政府的某些特征(比如一个区域只能有一个)，但是不在政府序列之中。中国的现行《村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组织法》将这两种机构的性质都确定为“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实际上都是中国基层的权力机关，这些草根权力机关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的进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基层权力机关中，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开展得较早，而城镇居委会的选举是2002年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亮点。
蒙光新在会上宣布了14条村民公约：一是禁止乱砍伐；二是严禁赌博；三是严禁乱放牛羊；四是禁止唱痞山歌……
正逢秋稻插秧时节，村委会主任韦向生遇到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上面给他派了4名大学生“助理”，另一件事是他从乡里听说，他和他的那些前任村官，将有望享受养老保险，不用自已花钱。
韦向生是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村委会主任。8月初，他把消息告诉果作村(原果作屯，由于当年以果作屯为单位成立了第一个村委会，此后一直延用“村”)首任村主任韦焕能，自从2005年“退”下来，韦焕能一直希望能将每月78元补贴换成正式的养老金。
29年前，合寨村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老主任韦焕能很高兴，但韦向生却隐隐觉得，缺少经济支持的合寨村委会，正越来越面临行政化的尴尬。
“争水”催生联防队
水库争水事件，催生了分田到户后的第一个组织——乡村联防队。
南宁乘车北行4个半小时，抵达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宜州，从宜州再乘车沿崎岖小路行一个多小时，便抵达位于两座山峰中间的合寨村。这里三县交界，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还叫合寨大队的合寨村，是属于宜州的一个壮族村寨。
秋播季节，村民们顶着烈日，三三两两弯着腰在田里插秧。由于上游几百米远有一个水库，这里的大部分农田都可以种上两季稻。
也正是这个建于人民公社时期、恩泽十几个村庄的水库，催生了“第一村委会”的前身——治安联防队。
现任合寨村村委会主任韦向生说，分田到户以后，由于村民们乱砍滥伐，水库蓄水量开始下降。上下游的村庄经常为水争执，甚至引发械斗。一些上游缺水的村民，多次扒开口子，引水灌田，把处在下游、不安全的村民气得直跳脚。
1979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原三岔大队(合寨村的前身)3队长韦文林找来大村、新村、肯塄、乾浪四个小队队长及15名队“干部”开会，商议如何维护水库和村庄治安。
“听说城里人成立了治安联防队，昼夜巡逻，我们也可以搞一个。”
“人多势众，四个村组成治安联防，哪个村子再遇到抢水，大家就_起动手。”
当过小学教师的蒙顶堂提议，“如果本地人勾结外地人来偷盗或者赌博的，要禁止。”
“对，听说其他地方还有拐卖妇女的，我们要防止。”
“马牛糟蹋庄稼要找主家问罪。”
这次会后，十几个人成立了一支义务联防队，由韦建仁当主任，蒙国祥，韦文金、张现行、蒙国芬为副主任。还起草了一份治安《民约》，将禁赌、防盗、打拐等6条治安规定写了进去。
首份治安《民约》，火药味浓厚。长期研究村民自治的宜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股股长蓝建恒说，第4条“本片内凡有偷牛盗马者，一铲九族”，第5条“本片凡有拐、赌、淫、偷不法行为，一律抓来批斗，严重者报案依法处理”。
这很情绪化，实际不可能做到，在当时只能贴出来吓吓那些“不法分子”。
10天后，在新村球场的晒谷坪上，四村治安联防大队正式成立。
四个村129户，每家来一个户主，约120多人。韦向生说，每人自备5块钱和1斤米，自带板凳和碗筷，由韦文金当场宣读治安《民约》，各户代表逐条讨论，足足讨论两个多钟头最后由各户派代表盖手印。
会后，兴奋的村民从下午2点一直喝到晚上亮灯。
成立治安联防队的第4天夜里，有消息传来，上游村庄来了一帮人，扛着大锤和钢钎，带了雷管和炸药，声称要在水库边炸一个出水口。韦建仁赶紧吹响牛角号，集合四个村治安联防队员，拿起鸟铳、锄头，严阵以待。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上门械斗，自备棺材!”十几个联防队员守在路口，大声喊叫。
声音传出很远。对方很快撤了，一夜相安无事。
“护水行动”打响了头炮，让联防队员铆足了劲。11月4日晚，巡逻的联防队员看到远处山路上有人牵着一头牛。三更半夜，牵牛干什么?队员赶紧报告韦建仁。牛角号响起来，几条山路同时亮起了电筒火把，偷牛人弃牛而逃。
两次行动令联防队名声大震，“合寨村有12个自然屯，一个屯成立一个夜间巡逻队，几个屯又成立一个治安联防队。”韦向生说，联防队日夜巡逻，盘查生人。大家还约定，每天半夜三四点，安排人到村子里转。
“第一村”之争
五人合抱的大樟树下，蒙光新、蒙有顺等20多位壮族农民，组织村民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
“前几个月大家积极性很高，但联防队既没人管理也没有报酬。久而久之，队员们开始推托了。”韦向生回忆说。
1980年实行土地承包后，生产队名存实亡，村内乱砍滥伐，赌博闹事。偷鸡摸狗的事情渐多，“村前有条河，外村的人总是到河边对洗衣服的妇女唱下流歌，破坏家庭团结，影响很不好。”
時任三岔大队书记的蒙宝亮找到果地屯的蒙光新，“屯子那么大，光靠联防队不行，得有个正式的组织才好管事。”
这个组织可以管治安的事情，也可以管其他事。比如修路、吃水、集体林场分红，还有一些家庭纠纷也需要有人调解。蒙宝亮说。
叫什么名儿呢?当过小学教师的蒙光新说，过去队有队委会，校有校委会，机关有工委会，“我们成立一个社员委员会吧。”
“生产队都没有了，还叫‘社员’干什么?”有人质疑。
“就叫村民委员会!”蒙光新说。
1980年1月8日中午，果地屯在村口的球场上举行了村委会成立大会，“全屯800多人，500多人到会。”韦向生回忆说。
蒙光新在会上宣布了14条村民公约：一是禁止乱砍伐，二是严禁赌博，三是严禁乱放牛羊，四是禁止唱痞山歌……
村民们一致举手同意，签字盖章。
当天夜里，全屯老小在球场聚餐。饭前，每个户主领到一张白纸，无记名投票，推选村民委员会成员。按照得票顺序，蒙光新被推选为果地屯村委会主任，另选出 一个副主任和三个委员，分别管账目会计和出纳等。“被选出来的‘干部’没有报酬，纯粹是为村里人服务。”韦向生说。
当地的《宜州市志》亦记载了此次会议：1980年1月8日，果地屯建立村民委员会，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此后，三岔大队的12个屯纷纷效仿，建起了村委会。韦向生说，隔壁的果作屯，还偶然地搞了一次“差额选举”。
1980年2月5日，在屯口一棵五人合抱的大樟树下，85位村民代表开会选举了村委会。
“果作屯有6个生产队，开始计划每个队选1人加入村委会。”韦向生说，代表们选出6个人，却发现村委会只需要1个主任、2个副主任，1个出纳和1个会计5个人。于是，只好再次从6人中选出5个干部。
一次巧合，促成了一次差额选举。这次会上，果作生产队原队长韦焕能被选为首任村主任，细心的他，将盖有村民印章和红手印的“村规民约”保存了下来。
不曾想，这张信笺就成了中国首个村委会建立的佐证。
1999年底，韦焕能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村委会主任”被邀请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从北京回来，韦焕能多了三套新衣服、一双新皮鞋和一台新彩电。他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果地和果作村民之间的摩擦，“第一村”的名义之争。
原本定的人是蒙光新，但他當时恰好不在，最后成行的是韦焕能。蓝建恒说。果地村民认为，最早的村委会明明是他们成立的，果作则反驳他们拿不出依据。最后，蒙光新站出来说：“果作果地都属于合寨村，以后就说第一个村委会是合寨村的好了。”
此事方才平息。
重回“村公所”?
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最早成立村委会的广西，成为最早撤掉村委会的地方，进而引发全国的“撤委建所”潮。
1987年，连任两届村主任的韦焕能，被换了一个名称：村长。原来的村委会被改作村公所。
1985年11月，柳州地区的融水县在285个自然村组建村委会的同时，把33个村委会改建为村公所，行使乡镇政府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能，领导各村工作。村公所干部由乡镇政府任命，属集体性质的合同干部，基本上脱产工作，由国家发工资。紧接着，广西其他地方纷纷“撤委建所”。
曾在乡镇工作多年的蓝建恒看来，“撤委建所”，事出有因。“改革开放以后，乡镇干部任务十分繁重，组织整顿、结构调整、“三提五统”、财税入库、土地延包、社会稳定、司法调解、教育投入、文化建设、优抚助残、计划生育……加上许多临时性、突击性任务，乡镇干部整天忙得团团转。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任务下来，无论合理与否，乡镇干部必须落实，而村民却不好“管”了。
蓝建恒说，“村民不理那么多，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就拒绝执行。”
面对巨大的压力，部分乡镇干部开始抱怨：乡镇在村民自治中失去了对乡村的控制能力，农民指挥不动，任务无法完成。
1985年，作为乡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公所”开始在广西成立。随后云南、广东、海南等9个省市也开始推行村公所试点。
“村公所的干部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韦焕能说。
上级的许多任务不合实际，比如有的山区不适合种水稻，上级却下达了粮食产量的任务，种不种?种了明摆着叫农民吃亏，激起干群矛盾。无奈之下，谎报数字，应付差使。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基层组织是村民委员会而不是村公所。不管村公所和村委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还是村委会改村公所，都在变相剥夺村民的自治权利。
时任广西民政厅基层政权处处长韦永华同样看到了这一问题，1994年，民政厅向自治区党委和人大提交《关于撤销村公所改设村民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建议撤销村公所、改设村委会，减少管理层级，减轻群众负担，使村民开展村民自治。
1994年，在民政厅的建议下，广西开始撤销村公所，恢复村委会。但仍有少数地区在村委会和村公所之间徘徊。
官员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1995年，中共柳卅I地区委员会向自治区党委提出《关于柳州地区暂不开展将村公所改为村民委试点工作的请示》，请求暂不撤所，文中列举了设村委会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碍于维护安定团结等5条理由。
民政厅很快以文件的方式向自治区党委建议，全区都应按照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部署撤所改委，不能在个别地区搞特殊化。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撤委建所，二是坚持搞村委会。蓝建恒说，
坚持搞村公所的认为村委会“不听话”，一些政策规定的税收费用收不上来，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不下去，村公所可以行政化管理，有利于政府工作。
坚持搞村委会的人认为，村公所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称呼，设村公所等于倒退60年，而且村公所只服从上头的命令，而村委会就可以按农村实际办事。
在蓝建恒看来，广西的这些争论，正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关于要不要村委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领导”还是“指导”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辩论的缩影。
1996年3月，在广西民政厅多次督促下，柳州地区撤掉村公所。当年底，广西共建立和恢复村委会14800多个，长达9年的村公所历史在广西结束。其他各省也陆续将村公所改为办事处，或直接撤销，恢复了村委会。
村民自治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村委会基层民主的道路。
“行政化”困境?
没有集体经济的支持，村委会运作困难，单纯依靠政府财政，则面临“行政化”的困境。
数十年过去，“民主自治第一村”的村委会运转并不顺利。
韦向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最早产生村委会开始，合寨村定的就是三年一换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经常是不能按期举行。
2002年6月，38岁的韦向生当选为合寨村村主任，同时兼任村支书。虽然支书主任“一肩挑”，至今已连任三届，但韦向生时常感慨，他的权力甚至比过去一个生产队队长权力还小。
1976年，初中毕业的韦向生开始帮生产队“计工分”。“生产小队一般都有队长、副队长、辅导员和记分员和一名指导员。在韦向生的眼中，当队长不仅全家光荣，开会可以记工分，一年下来，还有“照顾工分”，将来子女读书可以优先推荐
分田到户之后，集体经济基本上没有，村委会的全部资产就是这栋两层办公楼和楼前的院子，韦向生说，全村一年有25000元收入，其中包括集体林场承包费、乡镇鼓励种甘蔗的奖金和部分土地承包费。
“土地承包费主要给村民小组长发补贴，每人每月30元，数额都是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韦向生说，他手上可调动的资金不到2万元。
为了维持村委会的运转，从1999年起，村官的补贴全部由市财政统一发，每月90元。2002涨到每月130元，去年市里再次发文，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的每月380元，不是“一肩挑”的每月330元。
据蓝建恒介绍，去年全市210个村，社区，“一肩挑”的已达到180多个。
拿着公家的钱，韦向生的事务多了起来，“每天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学习，年底还接受乡里的目标管理考核。”韦向生无奈地说，村委会越来越像一个部门，村集体没有钱，修路，改水、建文化中心、民房改造这些都要向上级伸手要，韦向生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乡里跑项目，要资金。
另一个现实是，由于人多地少，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有时想要召集村民开会商议事情，“有时围村子转好几圈也找不出几个年轻人”。
显然，村委会职能行政化已成为合寨的新困扰，村民的自治还需要更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