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各民族为生存而进行的历史斗争中，他们只能算作一个较小群体。但他们仍是上帝心中的花朵，他又一次选择了地球上的弱者。”
——伯格理《苗族纪实》
苗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迄今已有5000年以上。苗族在历史上的遭遇是罕见的，屈指可数的，是被世人公认的。澳大利亚的一位人类学家W.R.格迪斯说：“世界上有三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那就是苗人、犹太人、吉普赛人。”
苗族的历史是一部创业史、战争史、迁徙史。正如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所云：“夫苗族之在中国，论者谓尚在汉族之先，彼族君长如蚩尤者，明乎天道……实始造兵为剑铅矛载以威天下，其才实横绝一代。又如中国周泰之刑法，亦实始于苗族。由是观之，苗族之开化亦与汉族同时。徒以涿鹿之战后，一陨而不能复振。……以至日渐退化，保残喘于一隅。”
苗族内部支系繁多，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之分，主要以衣着的颜色相区分，散处山谷聚而成寨。一般史学认为，苗族“有族属，无君长，不相统属”，川滇黔边区的苗族属大花苗族系，是遭遇最悲慘的一支苗族。苦难数千年，迁到黔西北、滇东北后，栖身在彝族土目（地主）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处于半农奴半奴隶境地。
贵州省偏僻的小山村石门坎，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属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这里原本是边远洪荒之地，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四处皆山，万壑千仞，崔嵬险峻，海拔约二千六百米。生态恶劣、稼穑艰难；古来瘴疠之地，贫病交加，生计难；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许，浓雾终日不散、沟壑纵深，行路难。《石门坎溯源碑》曰：“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这里处在贵州公路网末梢，与云南路网不衔接，退居边缘之边缘，交通闭塞，1975年才通公路，现公路仍很简陋，很少有汽车行驶。至今乡村交通仍然羊肠细路，村民往来依旧人背马驮。
二十世纪初，该地住着三百余户人家，分散成数十个村寨。居民主要是花苗人，基本为当地彝族土目（地主）的佃户或农奴。苗族同胞祖祖辈辈在这穷山恶水的艰苦环境中刀耕火种，繁衍生息，深受彝族土目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鱼肉和压榨。石门坎的苗族基本无人识字，数数能数上一百的才寥寥几人，赶集时如无这种人在场就无法交易。苗族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倍受欺凌，正如苗族同胞在他们自己立在石门坎学校的《溯源碑》所写的：“我们好像未开化的人一样，没有土地……别人看不起，尽笑话我们……”
1887年，22岁的英籍基督教传教士伯格理（Samuel 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的，1864—1915年），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伯格理聪颖机智，富于献身精神和英雄气质。他身兼牧师、教师和医师多重职责。伯格理早年因家境贫寒而失学，所以非常重视教育。在主持西南的昭通布道所期间，他就开始把现代教育引入昭通。一天，四位风尘仆仆、形容枯槁的贵州大花苗人凭着“一个叫耶稣的神正在寻找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的传言而找到教堂的门前，在教堂的门口，他们因为羞涩而犹豫不决，呆了很久，其中一个才迈出了第一步，正是因为他迈进门的那一步，后来的奇迹才得以发生。
伯格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让他留宿。他们走后，在短短的五个月里，伯格理接待了4000多个花苗。贫穷却虔诚的大花苗人源源不断涌来，引起昭通贵族的恐慌，以为苗人要造反。伯格理大受感动，决意深入苗疆。
石门坎当时是诺苏（彝族的一支）土目安荣之的土地。1904年伯格理牧师到石门坎勘察地形，到安荣之的官寨去拜访他，想用金子购买他的一块土地。说明只需购置“一张牛皮”之地，安土目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之允。伯格理牧师于是将牛皮割为细皮条，圈了一片土地，一共10英亩（60.7亩），令安土目瞠目结舌。地点开始并不是在石门坎，第一次，土目送的一块土地，离他的官寨30英里，因为其归属权有纷争，经常有枪战，伯格理想换一块，他看中的一块平坦的土地，土目说，他的一个儿子想在上面盖房围地丈量。最后，土目决定把一块石门坎的土地送给他，伯格理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但他还是和他的同伴，带着契约和安荣之赠送的一匹凉山马来到了荒无人烟的石门坎。在地界上，他没有砌围墙，而是种了一圈羊奶果。1905年，第一批建筑物落成，因此在历史上苗族人首次拥有了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
其实，在教堂还没有完全修好的时候，就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做礼拜了，他们中有的人要走两天的路才能到达这里，他们在没有屋顶的教堂里站着做礼拜，还经常会受到暴雨的袭击。教堂可以容纳350人，但是很快，他们发现，房子太小了，很多时候，会有1000至1500人到这里来，他们只能分批进行礼拜。1906年秋天，学校开始上课，第一班26人，全都是苗族，学生中年纪最大的46岁。伯格理居住的小屋，他的床，白天则当成了餐桌，小屋里也要生火，用来抵御寒冷和潮湿。“房屋分为三间，隔墙由黄泥筑成……虽然付出了冒各种风险的沉重代价，但要我说曾经在何处存在着天国精神，那就在这小小的屋子里，耶稣与我们同在，他就坐在桌子旁边同我们一起掰碎面包。”（摘自伯格理《苗族纪实》）
石门坎基督教会苗民学校在伯格理十年辛苦开拓经营及后继者的努力下，培养了不少苗族知识分子。前后据不完全统计，有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毕业（有部分肄业）共约三十余人，有的还获得博士学位。中学、中专毕业一二百人，小学毕业数千人。在极度贫困和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培养出这么多的苗族知识分子，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的奇迹。
伯格理牧师毫无洋人架子，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走乡串寨时不坐轿、无保镖，与苗家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不嫌弃苗家生活之苦和卫生条件之差。他和气迎人，路遇苗民，就像遇到长者一样谦让。由于伯格理真诚地对待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大花苗，苗族人民不仅视他为先生、医生，还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称他“拉蒙”，意为苗王。伯格理深受苗族人民崇敬和信任，却遭当地土司的仇视，欲置之于死地，多次派人暗杀，伯格理曾经被毒打致残，仅幸免一死。民间流传的中文书《苗族救星》记述这位外国人“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
1915年，可怕的伤寒病席卷了石门坎地区，当时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染病，群众包括一些家长亲友都因害怕而外逃躲避，伯格理却坚守救护。不幸的是，他也感染上了沙门氏菌属伤寒，他的身体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朽木。他的最后一则日记写于1915年7月5日，他写道：“昨夜和今晨都在下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己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9月16日，大限到来，他再也无力睁开双眼，他永远地留在了石门坎，享年51岁。那一天，云雾笼罩，寒气逼人。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眼泪为他在九月的大地上点燃烛光。
葬礼举行的那一天，苗族同胞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大约有1500人为他送行，到他去世的时候，当地的信徒己接近10000人，而且己经不再局限于苗族。苗族的首领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因为我们热爱他胜于爱我们的父辈。”新坟在石门坎的一座小山坡上，周围是幼小的橡树丛，还有野生映山红，在那里，可以看到石门坎的全景。16个壮汉抬着他的棺椁，大家想要为他唱一首赞美诗，但极度的悲伤，早已让他们泣不成声，哭声高过山峦。不少人在这座新坟前守候数日之久，有些人实在不愿意离去，彻夜不眠地在墓旁陪伴着他。很多人愿意在百年之后，埋在他的身边，他们说，在伯格理身边，他们才不会感到孤独。
——伯格理《苗族纪实》
苗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迄今已有5000年以上。苗族在历史上的遭遇是罕见的，屈指可数的，是被世人公认的。澳大利亚的一位人类学家W.R.格迪斯说：“世界上有三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那就是苗人、犹太人、吉普赛人。”
苗族的历史是一部创业史、战争史、迁徙史。正如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所云：“夫苗族之在中国，论者谓尚在汉族之先，彼族君长如蚩尤者，明乎天道……实始造兵为剑铅矛载以威天下，其才实横绝一代。又如中国周泰之刑法，亦实始于苗族。由是观之，苗族之开化亦与汉族同时。徒以涿鹿之战后，一陨而不能复振。……以至日渐退化，保残喘于一隅。”
苗族内部支系繁多，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之分，主要以衣着的颜色相区分，散处山谷聚而成寨。一般史学认为，苗族“有族属，无君长，不相统属”，川滇黔边区的苗族属大花苗族系，是遭遇最悲慘的一支苗族。苦难数千年，迁到黔西北、滇东北后，栖身在彝族土目（地主）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处于半农奴半奴隶境地。
贵州省偏僻的小山村石门坎，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属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这里原本是边远洪荒之地，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四处皆山，万壑千仞，崔嵬险峻，海拔约二千六百米。生态恶劣、稼穑艰难；古来瘴疠之地，贫病交加，生计难；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许，浓雾终日不散、沟壑纵深，行路难。《石门坎溯源碑》曰：“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这里处在贵州公路网末梢，与云南路网不衔接，退居边缘之边缘，交通闭塞，1975年才通公路，现公路仍很简陋，很少有汽车行驶。至今乡村交通仍然羊肠细路，村民往来依旧人背马驮。
二十世纪初，该地住着三百余户人家，分散成数十个村寨。居民主要是花苗人，基本为当地彝族土目（地主）的佃户或农奴。苗族同胞祖祖辈辈在这穷山恶水的艰苦环境中刀耕火种，繁衍生息，深受彝族土目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鱼肉和压榨。石门坎的苗族基本无人识字，数数能数上一百的才寥寥几人，赶集时如无这种人在场就无法交易。苗族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倍受欺凌，正如苗族同胞在他们自己立在石门坎学校的《溯源碑》所写的：“我们好像未开化的人一样，没有土地……别人看不起，尽笑话我们……”
1887年，22岁的英籍基督教传教士伯格理（Samuel 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的，1864—1915年），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伯格理聪颖机智，富于献身精神和英雄气质。他身兼牧师、教师和医师多重职责。伯格理早年因家境贫寒而失学，所以非常重视教育。在主持西南的昭通布道所期间，他就开始把现代教育引入昭通。一天，四位风尘仆仆、形容枯槁的贵州大花苗人凭着“一个叫耶稣的神正在寻找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的传言而找到教堂的门前，在教堂的门口，他们因为羞涩而犹豫不决，呆了很久，其中一个才迈出了第一步，正是因为他迈进门的那一步，后来的奇迹才得以发生。
伯格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让他留宿。他们走后，在短短的五个月里，伯格理接待了4000多个花苗。贫穷却虔诚的大花苗人源源不断涌来，引起昭通贵族的恐慌，以为苗人要造反。伯格理大受感动，决意深入苗疆。
石门坎当时是诺苏（彝族的一支）土目安荣之的土地。1904年伯格理牧师到石门坎勘察地形，到安荣之的官寨去拜访他，想用金子购买他的一块土地。说明只需购置“一张牛皮”之地，安土目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之允。伯格理牧师于是将牛皮割为细皮条，圈了一片土地，一共10英亩（60.7亩），令安土目瞠目结舌。地点开始并不是在石门坎，第一次，土目送的一块土地，离他的官寨30英里，因为其归属权有纷争，经常有枪战，伯格理想换一块，他看中的一块平坦的土地，土目说，他的一个儿子想在上面盖房围地丈量。最后，土目决定把一块石门坎的土地送给他，伯格理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但他还是和他的同伴，带着契约和安荣之赠送的一匹凉山马来到了荒无人烟的石门坎。在地界上，他没有砌围墙，而是种了一圈羊奶果。1905年，第一批建筑物落成，因此在历史上苗族人首次拥有了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
其实，在教堂还没有完全修好的时候，就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做礼拜了，他们中有的人要走两天的路才能到达这里，他们在没有屋顶的教堂里站着做礼拜，还经常会受到暴雨的袭击。教堂可以容纳350人，但是很快，他们发现，房子太小了，很多时候，会有1000至1500人到这里来，他们只能分批进行礼拜。1906年秋天，学校开始上课，第一班26人，全都是苗族，学生中年纪最大的46岁。伯格理居住的小屋，他的床，白天则当成了餐桌，小屋里也要生火，用来抵御寒冷和潮湿。“房屋分为三间，隔墙由黄泥筑成……虽然付出了冒各种风险的沉重代价，但要我说曾经在何处存在着天国精神，那就在这小小的屋子里，耶稣与我们同在，他就坐在桌子旁边同我们一起掰碎面包。”（摘自伯格理《苗族纪实》）
石门坎基督教会苗民学校在伯格理十年辛苦开拓经营及后继者的努力下，培养了不少苗族知识分子。前后据不完全统计，有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毕业（有部分肄业）共约三十余人，有的还获得博士学位。中学、中专毕业一二百人，小学毕业数千人。在极度贫困和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培养出这么多的苗族知识分子，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的奇迹。
伯格理牧师毫无洋人架子，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走乡串寨时不坐轿、无保镖，与苗家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不嫌弃苗家生活之苦和卫生条件之差。他和气迎人，路遇苗民，就像遇到长者一样谦让。由于伯格理真诚地对待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大花苗，苗族人民不仅视他为先生、医生，还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称他“拉蒙”，意为苗王。伯格理深受苗族人民崇敬和信任，却遭当地土司的仇视，欲置之于死地，多次派人暗杀，伯格理曾经被毒打致残，仅幸免一死。民间流传的中文书《苗族救星》记述这位外国人“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
1915年，可怕的伤寒病席卷了石门坎地区，当时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染病，群众包括一些家长亲友都因害怕而外逃躲避，伯格理却坚守救护。不幸的是，他也感染上了沙门氏菌属伤寒，他的身体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朽木。他的最后一则日记写于1915年7月5日，他写道：“昨夜和今晨都在下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己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9月16日，大限到来，他再也无力睁开双眼，他永远地留在了石门坎，享年51岁。那一天，云雾笼罩，寒气逼人。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眼泪为他在九月的大地上点燃烛光。
葬礼举行的那一天，苗族同胞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大约有1500人为他送行，到他去世的时候，当地的信徒己接近10000人，而且己经不再局限于苗族。苗族的首领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因为我们热爱他胜于爱我们的父辈。”新坟在石门坎的一座小山坡上，周围是幼小的橡树丛，还有野生映山红，在那里，可以看到石门坎的全景。16个壮汉抬着他的棺椁，大家想要为他唱一首赞美诗，但极度的悲伤，早已让他们泣不成声，哭声高过山峦。不少人在这座新坟前守候数日之久，有些人实在不愿意离去，彻夜不眠地在墓旁陪伴着他。很多人愿意在百年之后，埋在他的身边，他们说，在伯格理身边，他们才不会感到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