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以降国语运动的语言改革——“活语言” 发现及研究范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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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往往认为是文学革命把半死不活的国语运动救“活”了,却忽略了国语运动对白话文学的作用.1916年,国语研究会发布了《征求会员书》,开始集中解决“国语统一”的问题.1917年,黎锦熙拟制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内容繁复而有次序,以语言学家的眼光从音韵、词类、语法等方面为“国语统一”事项提供了极其精细、科学的解决方案,自此之后,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统一问题开始有了高屋建瓴的、纲领性的计划书.在统一的思路上,国语运动一派与教育学家、文学家一开始便互有异见.国语研究会成员和文学革命派会面的时候,胡适就不赞同国语标准是语言学家创造出来的观点,他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生成历史为例,认为国语是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及传播中自然而然产生的.然而“国语”不仅仅是文学家把口语顺手拈入笔端的问题,没有语言学家对传统至现代的语言转向问题进行学理的辨析,国语就难以获得统一而科学的标准.以语音问题为例,读音统一会通过的39个注音字母是语言学家对读音问题完成中西学理的转换、南北地域的沟通等极其复杂的处理之后,对传统声类、韵部进行归纳、增减得来的,语音标准也是在音韵学家的长期争论中确立的.文学作品可以使国语得到传播,却无法使语音归于一致,胡适的看法显然太模糊、太宽泛了.应该说,现代书面语言的丰富和完善是文学创作和国语运动合力完成的,缺少哪一方的参与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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