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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饿肚子，可以赤脚板，但不可以没有眼镜。他从一个北伐军少尉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可谓身经百战、九死一生。
战争年代，黄克诚每攻克一个城镇，就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一旦眼镜被打坏了，可以随手掏出另一副戴上。眼镜对他来说，是片刻不能离身的。然而，有时也会给他带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
彭德怀曾关切地对他说：“老黄！下次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了。你戴着那么大的一对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那是1930年5月的一天，彭德怀指挥红五军攻打湖南修水县城，当时，黄克诚是红五军第五纵队第八大队的政委。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率队奋勇登上城头，舞起大刀与敌厮杀。胜利后，彭军长说：“打一仗认识一个人。修水这一仗让我们了解了黄克诚。”
第二次反“围剿”，一次战斗中，他的眼镜片在阳光下左一闪右一闪的，使守在建宁城头的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指挥所。就在敌人枪响的一刹那，眼疾手快的彭遨师长用力把他向后一拽，两人一块儿滚向了旁边的一个掩体，侥幸躲开了那几梭子机枪子弹。两人爬起来后，彭遨拍去身上的尘土，对黄克诚说：“老黄啊，这几梭子子弹可都是冲着你的这副眼镜来的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红三军团担任全军右翼，黄克诚任政委的第四师作为开路先锋走在最前面。1934年11月初，红军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向宜章方向行进。此时，秋雨绵绵，道路泥泞，队伍中不时有人滑倒，泥浆满身。同样也是一身泥水的黄克诚不敢戴眼镜，生怕摔跤把眼镜弄坏了。他把眼镜收好，让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这时，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他这副样子便有意逗他。两人走在一起时，王平装出要跨过一条小水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一下，连跳了几次，他才发现原来王平是在与他开玩笑。
长征初期，一向敦言的黄克诚，因提出“指挥作战应注意掌握时机，进行通盘考虑，尽快打开新局面”而引起上级领导误解。认为他一向“右倾”，已不适合再担任领导职务，于是将他调任军团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搞侦察，经常会闹出一些笑话。一次抵近侦察，他竟然误闯入敌人的机枪阵地而险些丧命。不久，他又被免去侦察科长一职，到军团教导营担任了政委。
视弱而志高，他总是胸怀大局，深谋远虑
黄克诚虽然高度近视，并因此在枪林弹雨中吃过不少苦头，但作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却不失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毛泽东在七大上引用孔子语，张闻天解释“惧”在这里当谨慎讲）的一员虎将。他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总是胸怀大局，深谋远虑。
历史上，黄克诚曾8次给上级提意见，5次是反对打无把握之仗。曾被冠以“一贯右倾”的帽子。
大革命失败后，他返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当时，针对湘南特委提出的“杀！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的口号，力劝准备暴动农民：“要知道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是要吃大亏的。还是等我们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再暴动也不迟。”
在井冈山，他曾两次反对主张攻打中心城市的“立三路线”；两次因攻坚不克而力主撤围。红军长征攻占遵义后，他找来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了半年来的形势，然后向上建议：“主力红军现在已所剩不多，当前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以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有些领导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因而让他随军反省。
1941年2月初，日军纠集一个旅团及多部伪军，共约1.7万人，对苏北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展开夏季大“扫荡”。在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与会者大多情绪激昂，纷纷表示要与根据地共存亡，打好盐城保卫战。此时，作为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和中共苏北区委书记的黄克诚却语惊四座：“我不同意军部的这个作战方案，不同意‘保卫盐城’这个口号。我认为当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我军不宜对日军进行正面阻击，‘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我建议华中局与军部应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至于部队，则应分散游击，待机反击。”
会议最终决定，由黄克诚率三师与一师共同保卫盐城。黄克诚当即表示：“我三师坚决执行军部命令！三师在，阵地在！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后来，随着战斗升级，新四军伤亡惨重，战况危急。黄克诚审时度势，再次建议应当机立断撤离盐城。此时，日军的攻势更加猛烈，新四军的处境已十分危急。军部领导开始考虑黄克诚的建议并采纳了他的方案，将华中局、军部及主力部队主动撤出盐城。
从井冈山斗争到抗战初期，黄克诚多是担任部队政治首长。他具有坚强的党性，他始终坚持从大局出发，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统一。从1931年上半年开始，中央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已担任师政委的黄克诚对运动中滥杀无辜的做法越来越感到疑惑不安。此时，肃反委员会又交给红三师一份所谓的“AB团”分子名单，要求按名单抓人。黄克诚看到名单上的人大都是基层干部，是平时表现好、作战勇敢的人。于是，他对此进行了抵制，不同意抓人。肃反委员会的人也很强硬，指着名单说：“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必须抓起来审查！”黄克诚看到硬顶不行，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名单上的人暂时上山找个地方躲起来，平时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打仗时就派人把他们叫下山，回连队带兵打仗。这些干部也知道肃反委员会要抓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反而更加勇敢。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一次战斗刚刚结束，有几个人还未来得及躲避，就被抓走了。黄克诚悲愤交加，大声质问道：“你看看他们，哪位不是身负重伤，他们哪里像‘AB团’分子，你们为何滥杀无辜？要抓就把我抓去好了！”肃反委员会据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但又找不到证据，便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把他也抓走了。彭德怀得知后，出面干预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不该采取捕、杀的办法。”肃反委员会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撤销了他的第三师政委的职务，不准他再带兵了。
1940年8月，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部由冀鲁豫根据地挺进华中，10月与陈毅所率新四军在苏北会师，任改编后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和中共苏北区委书记。1942年1月，饶漱石开始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其间极力排挤陈毅。黄克诚对此甚为不平，曾当面批评饶漱石不要这样做。 1943年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运动”。黄克诚鉴于党内历史上出现过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建议大敌当前，在华中就不要搞“抢救运动”了。随后，他要求自己主管的苏北各地委和第三师各部队一律不搞“抢救运动”，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抗战结束后，他建议中央尽快进军东北，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黄克诚虽高度近视，但内心却有一架“望远镜”。他远见卓识，深谋远虑，曾向党中央提出过不少重要的建议。
对于我党我军来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主要是通过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实现的。“七七事变”后，国共再度合作，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度在部队中取消了政委一职，并将部队的政治部降格为政治处。这导致了部队军阀习气的滋长蔓延。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深感这样下去必将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于是，他向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建议，恢复部队政治工作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后根据任弼时同志的指示，将调查情况和建议写成报告，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报告中央。3天后，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回电，下令八路军备部队恢复原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可以说，我军始终能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保持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黄克诚的这一建议功不可没。
抗战胜利后，国共举行和谈，黄克诚洞察到蒋介石的阴谋，那就是假和谈之名，行内战之实，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独霸全中国。为此，他时刻都在思考着我党我军的大政方针。当得知苏联红军进军我国东北，一举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八路军进入东北的大好时机，遂建议华中局向中央发报提出此建议。在遭到饶漱石的讥讽和反对后，他以一名老党员、老战士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毅然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电报，并当即发出。他在电报中向中央揭露了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并对我军在东北和华北的布局提出了四点建议。
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看到中央转来的黄克诚的电报后，连说：“好！好！克诚同志的建议非常重要。”
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下发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及部署》的指示，完全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9月23日，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人开赴东北。行前，他命令部队带足武器，并置办了棉衣。当时，中央指示第三师可以在山东休整一段时间，但黄克诚认为抢占东北时间紧迫，遂致电中央：部队不应停留。中央回电同意兼程北进。
11月25日，第三师到达锦州附近。当时，东北局势混乱，黄克诚给中央发电，建议暂不作战，作短期休整，并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中央回电，明确指出我军在东北的战略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力量，转入反攻。“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致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内。打下初步的可靠基础，我们在东北就将陷入孤立，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反而还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性；反之，如果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说，黄克诚的建议对中央制定东北工作大政方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他有极强的洞察力，陈老总称赞他有双“千里眼”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当选为第八属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军委委员。1958年10月，兼任总参谋长。
1959年7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黄克诚在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参加批彭，但他在会上却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其时，有人提醒他只要与彭德怀划清界线，就可以解脱，可他的回答却是：“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连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的事。”结果，他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黄克诚得以平反。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又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
此时的他，已年届八旬，且双目已经失明，但仍大刀阔斧地抓拨乱反正工作。他强调纪检干部要秉公执纪，要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从老虎口中拔牙，谁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放过。而对那些受过错误处理的同志，他则以极大的同情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他们平反昭雪。但他对自己所受的委屈却从不计较，庐山会议后，他被连降的两级工资，他也不要求恢复。他说，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我现在有吃有穿就行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少数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肆意诋毁，黄克诚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他认为，如何使党和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980年11月27日在中纪委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长篇讲话。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联系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科学的评价。他说：“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说黄克诚有双“千里眼”的是陈毅。那是陈毅在1945年9月在山东临沂给正在向东北挺进的新四军第三师营以上干部做报告时讲的。黄克诚事后却谦虚地说：“我哪里有什么千里眼。我之所以有点观察力，主要得益于勤读书，勤思考，勤实践，是党和人民给的另一副无形眼镜。”他还说：“有形眼镜只能解决观察事物的表象问题，无形眼镜才能解决观察事物的本质问题。”
张宁据《党史纵横》徐文涛/文 整理
战争年代，黄克诚每攻克一个城镇，就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一旦眼镜被打坏了，可以随手掏出另一副戴上。眼镜对他来说，是片刻不能离身的。然而，有时也会给他带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
彭德怀曾关切地对他说：“老黄！下次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了。你戴着那么大的一对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那是1930年5月的一天，彭德怀指挥红五军攻打湖南修水县城，当时，黄克诚是红五军第五纵队第八大队的政委。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率队奋勇登上城头，舞起大刀与敌厮杀。胜利后，彭军长说：“打一仗认识一个人。修水这一仗让我们了解了黄克诚。”
第二次反“围剿”，一次战斗中，他的眼镜片在阳光下左一闪右一闪的，使守在建宁城头的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指挥所。就在敌人枪响的一刹那，眼疾手快的彭遨师长用力把他向后一拽，两人一块儿滚向了旁边的一个掩体，侥幸躲开了那几梭子机枪子弹。两人爬起来后，彭遨拍去身上的尘土，对黄克诚说：“老黄啊，这几梭子子弹可都是冲着你的这副眼镜来的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红三军团担任全军右翼，黄克诚任政委的第四师作为开路先锋走在最前面。1934年11月初，红军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向宜章方向行进。此时，秋雨绵绵，道路泥泞，队伍中不时有人滑倒，泥浆满身。同样也是一身泥水的黄克诚不敢戴眼镜，生怕摔跤把眼镜弄坏了。他把眼镜收好，让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这时，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他这副样子便有意逗他。两人走在一起时，王平装出要跨过一条小水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一下，连跳了几次，他才发现原来王平是在与他开玩笑。
长征初期，一向敦言的黄克诚，因提出“指挥作战应注意掌握时机，进行通盘考虑，尽快打开新局面”而引起上级领导误解。认为他一向“右倾”，已不适合再担任领导职务，于是将他调任军团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搞侦察，经常会闹出一些笑话。一次抵近侦察，他竟然误闯入敌人的机枪阵地而险些丧命。不久，他又被免去侦察科长一职，到军团教导营担任了政委。
视弱而志高，他总是胸怀大局，深谋远虑
黄克诚虽然高度近视，并因此在枪林弹雨中吃过不少苦头，但作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却不失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毛泽东在七大上引用孔子语，张闻天解释“惧”在这里当谨慎讲）的一员虎将。他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总是胸怀大局，深谋远虑。
历史上，黄克诚曾8次给上级提意见，5次是反对打无把握之仗。曾被冠以“一贯右倾”的帽子。
大革命失败后，他返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当时，针对湘南特委提出的“杀！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的口号，力劝准备暴动农民：“要知道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是要吃大亏的。还是等我们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再暴动也不迟。”
在井冈山，他曾两次反对主张攻打中心城市的“立三路线”；两次因攻坚不克而力主撤围。红军长征攻占遵义后，他找来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了半年来的形势，然后向上建议：“主力红军现在已所剩不多，当前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以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有些领导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因而让他随军反省。
1941年2月初，日军纠集一个旅团及多部伪军，共约1.7万人，对苏北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展开夏季大“扫荡”。在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与会者大多情绪激昂，纷纷表示要与根据地共存亡，打好盐城保卫战。此时，作为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和中共苏北区委书记的黄克诚却语惊四座：“我不同意军部的这个作战方案，不同意‘保卫盐城’这个口号。我认为当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我军不宜对日军进行正面阻击，‘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我建议华中局与军部应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至于部队，则应分散游击，待机反击。”
会议最终决定，由黄克诚率三师与一师共同保卫盐城。黄克诚当即表示：“我三师坚决执行军部命令！三师在，阵地在！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后来，随着战斗升级，新四军伤亡惨重，战况危急。黄克诚审时度势，再次建议应当机立断撤离盐城。此时，日军的攻势更加猛烈，新四军的处境已十分危急。军部领导开始考虑黄克诚的建议并采纳了他的方案，将华中局、军部及主力部队主动撤出盐城。
从井冈山斗争到抗战初期，黄克诚多是担任部队政治首长。他具有坚强的党性，他始终坚持从大局出发，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统一。从1931年上半年开始，中央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已担任师政委的黄克诚对运动中滥杀无辜的做法越来越感到疑惑不安。此时，肃反委员会又交给红三师一份所谓的“AB团”分子名单，要求按名单抓人。黄克诚看到名单上的人大都是基层干部，是平时表现好、作战勇敢的人。于是，他对此进行了抵制，不同意抓人。肃反委员会的人也很强硬，指着名单说：“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必须抓起来审查！”黄克诚看到硬顶不行，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名单上的人暂时上山找个地方躲起来，平时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打仗时就派人把他们叫下山，回连队带兵打仗。这些干部也知道肃反委员会要抓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反而更加勇敢。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一次战斗刚刚结束，有几个人还未来得及躲避，就被抓走了。黄克诚悲愤交加，大声质问道：“你看看他们，哪位不是身负重伤，他们哪里像‘AB团’分子，你们为何滥杀无辜？要抓就把我抓去好了！”肃反委员会据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但又找不到证据，便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把他也抓走了。彭德怀得知后，出面干预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不该采取捕、杀的办法。”肃反委员会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撤销了他的第三师政委的职务，不准他再带兵了。
1940年8月，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部由冀鲁豫根据地挺进华中，10月与陈毅所率新四军在苏北会师，任改编后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和中共苏北区委书记。1942年1月，饶漱石开始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其间极力排挤陈毅。黄克诚对此甚为不平，曾当面批评饶漱石不要这样做。 1943年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运动”。黄克诚鉴于党内历史上出现过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建议大敌当前，在华中就不要搞“抢救运动”了。随后，他要求自己主管的苏北各地委和第三师各部队一律不搞“抢救运动”，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抗战结束后，他建议中央尽快进军东北，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黄克诚虽高度近视，但内心却有一架“望远镜”。他远见卓识，深谋远虑，曾向党中央提出过不少重要的建议。
对于我党我军来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主要是通过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实现的。“七七事变”后，国共再度合作，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度在部队中取消了政委一职，并将部队的政治部降格为政治处。这导致了部队军阀习气的滋长蔓延。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深感这样下去必将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于是，他向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建议，恢复部队政治工作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后根据任弼时同志的指示，将调查情况和建议写成报告，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报告中央。3天后，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回电，下令八路军备部队恢复原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可以说，我军始终能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保持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黄克诚的这一建议功不可没。
抗战胜利后，国共举行和谈，黄克诚洞察到蒋介石的阴谋，那就是假和谈之名，行内战之实，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独霸全中国。为此，他时刻都在思考着我党我军的大政方针。当得知苏联红军进军我国东北，一举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八路军进入东北的大好时机，遂建议华中局向中央发报提出此建议。在遭到饶漱石的讥讽和反对后，他以一名老党员、老战士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毅然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电报，并当即发出。他在电报中向中央揭露了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并对我军在东北和华北的布局提出了四点建议。
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看到中央转来的黄克诚的电报后，连说：“好！好！克诚同志的建议非常重要。”
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下发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及部署》的指示，完全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9月23日，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人开赴东北。行前，他命令部队带足武器，并置办了棉衣。当时，中央指示第三师可以在山东休整一段时间，但黄克诚认为抢占东北时间紧迫，遂致电中央：部队不应停留。中央回电同意兼程北进。
11月25日，第三师到达锦州附近。当时，东北局势混乱，黄克诚给中央发电，建议暂不作战，作短期休整，并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中央回电，明确指出我军在东北的战略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力量，转入反攻。“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致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内。打下初步的可靠基础，我们在东北就将陷入孤立，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反而还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性；反之，如果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说，黄克诚的建议对中央制定东北工作大政方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他有极强的洞察力，陈老总称赞他有双“千里眼”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当选为第八属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军委委员。1958年10月，兼任总参谋长。
1959年7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黄克诚在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参加批彭，但他在会上却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其时，有人提醒他只要与彭德怀划清界线，就可以解脱，可他的回答却是：“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连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的事。”结果，他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黄克诚得以平反。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又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
此时的他，已年届八旬，且双目已经失明，但仍大刀阔斧地抓拨乱反正工作。他强调纪检干部要秉公执纪，要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从老虎口中拔牙，谁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放过。而对那些受过错误处理的同志，他则以极大的同情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他们平反昭雪。但他对自己所受的委屈却从不计较，庐山会议后，他被连降的两级工资，他也不要求恢复。他说，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我现在有吃有穿就行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少数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肆意诋毁，黄克诚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他认为，如何使党和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980年11月27日在中纪委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长篇讲话。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联系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科学的评价。他说：“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说黄克诚有双“千里眼”的是陈毅。那是陈毅在1945年9月在山东临沂给正在向东北挺进的新四军第三师营以上干部做报告时讲的。黄克诚事后却谦虚地说：“我哪里有什么千里眼。我之所以有点观察力，主要得益于勤读书，勤思考，勤实践，是党和人民给的另一副无形眼镜。”他还说：“有形眼镜只能解决观察事物的表象问题，无形眼镜才能解决观察事物的本质问题。”
张宁据《党史纵横》徐文涛/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