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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两会，新阶层代表委员闪亮登场。他们所代表的群体，一个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有些陌生的词汇：“新阶层”，数日之内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3月3日下午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贾庆林主席在报告中谈及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时指出：要密切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3月8日下午，主题为“新阶层人士谈社会责任”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一层新闻发布厅召开。哈尔滨翔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迎霞、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刘红宇、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健林、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方明五位委员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作为新阶层人士的代表，这是他们首次在全国两会上集体接受采访。高调的亮相吸引了众多中外媒体的关注。
“‘新阶层’跃上政治协商舞台”、“新阶层新群体更多代表委员登上两会舞台”、“新阶层进入政治最高领域”、“新阶层代表走进大会堂”、“新阶层登堂决策”......舆论为之侧目。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新阶层
贾庆林报告中提到的“新的社会阶层”（下称“新阶层”），其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估算，新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
尽管成长迅猛，但是新阶层在其发育期的经历却往往与被漠视、甚至被歧视相联系。改革开放之初，素有经商传统的温州柳市镇迅速冒出了“螺丝大王”等“八大王”，可到了1982年1月，一纸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当时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穿着背心短裤只身逃跑外，其余7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与非公经济人士相类似，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相当一段时期内，一些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体制外艺术家，在国内却只能游走在主流的边缘。官方展览从不邀请他们，官方杂志也很少刊登他们的作品，只有那些隶属院校、美协的体制内艺术家才有资格使用这些平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顾历史很容易发现，作为改革开放自然产物的新阶层，其发展轨迹非常明显地正相关于前者，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时点上。譬如说，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中国的新阶层开始发育；再譬如说，1992年，改革开放进程明显加速，中国的新阶层相应进入壮大期。
关于这种相关性，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新阶层的出现与市场化、国际化相联系，其成员大多转化自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而在传统的体制中，一旦某个社会成员被划分到某一阶层，他本人及其后辈就几乎没有机会流动到另一个阶层中去。
与经济学家相比，新階层成员更多地从自身经历来感知这组关系。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回忆说，1992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厂房，而在这之前的8年时间里，自己一直是租厂房，因为“不知道政策什么时候会变，很多人并没有太长远的打算。更何况地都在政府手里，政府又怎么会把地批给私人呢”？
南存辉在1992年拿到了地，刘永好兄弟也在同一年注册成立了希望集团。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从建国初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到如今多个阶层并存且不断分化出新的阶层，期间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而这其中，最近的两个阶段正是1978年至1991年以及1992年起至今。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大环境的变化，造就了如今一个充满活力、富民强国的新的群体。对此，用南存辉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家，更没有今天的新阶层。
1978年，26岁的刘永好还是四川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每天与粉笔和黑板打交道，在他的周围，如果某户人家养鸡的数量超过了8只，那就是在“搞资本主义”。
30年后，“下海”初曾被公社干部斥为“反了”的刘永好已经连任4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新希望集团拥有员工4.5万名，产值273亿元。在最新一期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他的排名是第12位，统计在他名下的财富为237.5亿元。
从变卖手表、自行车所得的1000元起家，到而今手握亿万家资，类似刘永好这样的民营创业者见证着中国非公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风雨历程。30年间，他们中间，有的人选择了离去，有的人选择了坚守，而坚守者，终于等来了更大的机遇。
走上两会舞台
如何对待新崛起的阶层，这是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均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城镇就业中所占份额占已近75%，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占到近70%。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私营企业已经突破500万户，个体工商户已经突破2500万户。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解决了1.1亿人的就业。
在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中，非公经济部门的贡献并不仅止于自身财富的创造与积累。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为了奠定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不能仅仅着眼于对原有国有企业进行改造，而应当着重于发展新的民营企业。这不但是因为后者较之前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因为后者的进展形成了对前者的竞争压力并为前者提供了改制的资金、市场等条件。”
另外，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私营企业主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或边缘化群体，而自上世纪90年代起，私营企业主综合素质不断提升，高学历化、专业化和精英化趋势明显。
这种趋势明显的例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一般都是非公有制企业。同时，数以10万计的“海归”以及15万户民营科技企业，对推动我国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力量的提升，社会地位的稳固，加之自我认同感的加强，势必使得新阶层逐步增强其政治诉求。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工商联主席王植时直言：“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谁能创造社会财富，谁就自然会有发言权。”
面对新阶层逐步增强的政治诉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断致力于为其提供一种更加健全完善的政治诉求表达机制，尤其是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后，社会各界对于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态度再次出现质的飞跃。
伴随基本制度层面障碍的扫除，2005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提出，把各种新阶层的政治诉求纳入到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框架和制度中来，其中提到“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再次提出，人民政协“要运用包容各界、联系广泛、人才聚集的有利条件，了解和反映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当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其后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逐步建立一支代表人士队伍”。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适时成为了展示上述指导思想的重要平台，这其中，作为最直观的现象，两会上新阶层、新群体代表、委员的不断产生与增加，不仅成为了中国社会结构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缩影，更体现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新阶层、新群体的利益诉求开辟了更宽广的渠道。
新阶层中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集中亮相全国两会始于2003年，当年产生的2984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计有55名私营企業家。而在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中，同样属于新阶层的律师人数几乎翻番，达到创记录的22名。在这22名代表委员的身后，是一个更为广泛的代表阶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律师已经达到了3000余名，人数远远超过上一届的1200余名。增长率达到100%以上。
3月2日，全国政协组织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介绍本届政协委员构成的特点时特别提到，“其中既有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有民营企业家、律师、会计师等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
更多来自新阶层的代表、委员登上两会舞台，除了有助于平衡政治资源供给外，对于现有政治体系的维护和发展同样不无裨益。全国政协委员、西藏珠穆朗玛集团董事长才旺扎西表示：“新阶层代表更能设身处地从某一地域、某一个行业出发，所以提出的议案有时更具针对性、操作性。”
“我们不需要特殊的照顾”
作为新崛起的阶层，新阶层的利益诉求有哪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给出的答案是，新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可归纳为五点：一是希望党和政府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二是希望降低产业准入门槛，民营经济也能进入到诸如基础建设、物流和股份银行等只向国企和外资开放的领域；三是希望享受和国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如获得银行信贷等；四是希望政府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五是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如参加政协、人大等更多地参政议政，传达自己的呼声。
这一归纳与记者连日来对新阶层代表、委员的采访互为印证。如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我们不需要特殊的照顾，我们追求的就是平等的待遇，因为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平、公开、公正，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你追我赶，最后强者胜、弱者负。”
来自辽宁的政协委员王植时作了类似的表示，他说：“经济运行中没必要强调国有、公有、民营、私营、外资这些概念，现在谈起非公经济总是存在一些历史的偏见。”
新阶层人士对于公平、平等的强调既有历史的烙印，也有现实的阴影。如果说，此前新阶层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基本制度等方面，那么现在，他们所担心的，主要是相继出台的政策利好能够渐次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法律条文和运行细则。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的颁布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准入、公平待遇，以及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税支持等七方面政策支持。
一年后，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龙之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坦陈，全国工商联调查结果显示，“非公36条”贯彻落实主要存在四处问题：一是还有一些部门的配套措施尚未出台，社会对此热切期盼；二是有的配套措施缺乏必要的力度，措施不到位；三是有的配套措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性规定非常苛刻，不利于今后相关方面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四是部分配套措施虽有了文件，但在具体执行中很不到位，一些配套措施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阻力。
造成新阶层尴尬处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分权改革合乎逻辑的结果，有损于相关政府部门利益的大政方略欲落到实处，仅有中央政府的决心是不够的，长期形成的行政垄断以及由此管制权力而来的在位利益会在具体环节中转化为难以胜数的障碍。
新阶层的“担子”
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街上随机采访了13个人，没有一人知道什么是新阶层。当被告知后，他们有两个好奇：一、这次两会，新阶层代表委员主要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是不是主要想反映自己本阶层的利益？二、这些新阶层代表委员是通过什么程序选出来的？经济实力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总裁严琦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有如下的对话：
记者：“扪心自问，您觉得自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从内心深处想为老百姓说话吗？”
严琦：“可能有人说，我是在作秀。但是真的，我真的是在为公众说话......”
记者：“您的提案比较多，11件。当中没有谈餐饮的？”
严琦：“没有。有一件提案，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我后来还后悔，别人会联想到陶然居的新农村建设基地。”
记者：“对个人来说，开全国政协会是个‘给自己’说话的机会，尤其是你们这些新阶层委员中的老板。”
严琦：“我承认是机会。但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身份，不是个人的.”
记者：“但是我注意到，您和许多新阶层的委员一样，发出了很多名片，这也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企业打广告啊。”
严琦：“到处发名片，不影响我们为公众说话，那是另一码事。”
社会民众对于新阶层并不太高的评价是新阶层尴尬处境另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长年从事统战工作的陈喜庆表示，“社会阶层具有多面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他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新闻组副组长邬旦生表示，之所以在新阶层代表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中强调社会责任，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社会财富，他们安排了大量的就业的机会，但是一方面社会对他们不理解，他们自身也感觉到关于社会责任的话题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
陈喜庆指出，新阶层人士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内部构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在少数人中还存在着某些缺点、错误、甚至严重的不法行为，如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腐蚀领导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近年来部分落马高官身后，常常有某些新阶层人士的出现，因此，中央强调，既要充分肯定和发挥新阶层的重要作用，又要加强教育引导。
当然，权利应该与责任相对等。尽管新阶层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不公平，但是，诚如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官员所指出的那样，新阶层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特别是其中的私营企业主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造成了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因此，他们有责任、有能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作出更大的贡献。
“贾庆林主席提出引导新阶层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作为民营企业家，我认为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把企业做大做强，二是关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全国人大代表、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金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经过多年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通过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民营企业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帮助农民致富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和态度有了质的提升，相信随着各项政策不断落到实处，民营企业还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条：一是自身的问题，应该承认，民营企业家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二是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规范、保护还有不足之处。当然，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主张为民说话、替民解忧，把真实的社情民意反映上去。要时刻牢记身份，遇事多看、多听、多想，多下基层做调研，从群众那里发现问题。每个代表心里都有杆‘秤’，占着位子不干事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形势确实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随着私营企业主政治地位提高，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更趋积极。
作为湖南旅游业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两会的凤凰古城旅游公司董事长叶文智代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新阶层的一员，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响应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环境保护这一块的政策。旅游产业的特质就是保持旅游产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旅游景区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将产业的发展方向和企业发展方向紧密结合。”
解决新阶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只是就事论事，从本质上来说，新阶层与既有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根源就在于他们之间利益分享的不平等。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建议，“在充分关注新阶层政治诉求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为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拓宽参政途径，保证他们的权益。”
3月3日下午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贾庆林主席在报告中谈及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时指出：要密切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3月8日下午，主题为“新阶层人士谈社会责任”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一层新闻发布厅召开。哈尔滨翔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迎霞、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刘红宇、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健林、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方明五位委员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作为新阶层人士的代表，这是他们首次在全国两会上集体接受采访。高调的亮相吸引了众多中外媒体的关注。
“‘新阶层’跃上政治协商舞台”、“新阶层新群体更多代表委员登上两会舞台”、“新阶层进入政治最高领域”、“新阶层代表走进大会堂”、“新阶层登堂决策”......舆论为之侧目。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新阶层
贾庆林报告中提到的“新的社会阶层”（下称“新阶层”），其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估算，新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
尽管成长迅猛，但是新阶层在其发育期的经历却往往与被漠视、甚至被歧视相联系。改革开放之初，素有经商传统的温州柳市镇迅速冒出了“螺丝大王”等“八大王”，可到了1982年1月，一纸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当时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穿着背心短裤只身逃跑外，其余7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与非公经济人士相类似，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相当一段时期内，一些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体制外艺术家，在国内却只能游走在主流的边缘。官方展览从不邀请他们，官方杂志也很少刊登他们的作品，只有那些隶属院校、美协的体制内艺术家才有资格使用这些平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顾历史很容易发现，作为改革开放自然产物的新阶层，其发展轨迹非常明显地正相关于前者，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时点上。譬如说，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中国的新阶层开始发育；再譬如说，1992年，改革开放进程明显加速，中国的新阶层相应进入壮大期。
关于这种相关性，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新阶层的出现与市场化、国际化相联系，其成员大多转化自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而在传统的体制中，一旦某个社会成员被划分到某一阶层，他本人及其后辈就几乎没有机会流动到另一个阶层中去。
与经济学家相比，新階层成员更多地从自身经历来感知这组关系。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回忆说，1992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厂房，而在这之前的8年时间里，自己一直是租厂房，因为“不知道政策什么时候会变，很多人并没有太长远的打算。更何况地都在政府手里，政府又怎么会把地批给私人呢”？
南存辉在1992年拿到了地，刘永好兄弟也在同一年注册成立了希望集团。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从建国初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到如今多个阶层并存且不断分化出新的阶层，期间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而这其中，最近的两个阶段正是1978年至1991年以及1992年起至今。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大环境的变化，造就了如今一个充满活力、富民强国的新的群体。对此，用南存辉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家，更没有今天的新阶层。
1978年，26岁的刘永好还是四川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每天与粉笔和黑板打交道，在他的周围，如果某户人家养鸡的数量超过了8只，那就是在“搞资本主义”。
30年后，“下海”初曾被公社干部斥为“反了”的刘永好已经连任4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新希望集团拥有员工4.5万名，产值273亿元。在最新一期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他的排名是第12位，统计在他名下的财富为237.5亿元。
从变卖手表、自行车所得的1000元起家，到而今手握亿万家资，类似刘永好这样的民营创业者见证着中国非公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风雨历程。30年间，他们中间，有的人选择了离去，有的人选择了坚守，而坚守者，终于等来了更大的机遇。
走上两会舞台
如何对待新崛起的阶层，这是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均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城镇就业中所占份额占已近75%，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占到近70%。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私营企业已经突破500万户，个体工商户已经突破2500万户。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解决了1.1亿人的就业。
在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中，非公经济部门的贡献并不仅止于自身财富的创造与积累。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为了奠定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不能仅仅着眼于对原有国有企业进行改造，而应当着重于发展新的民营企业。这不但是因为后者较之前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因为后者的进展形成了对前者的竞争压力并为前者提供了改制的资金、市场等条件。”
另外，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私营企业主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或边缘化群体，而自上世纪90年代起，私营企业主综合素质不断提升，高学历化、专业化和精英化趋势明显。
这种趋势明显的例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一般都是非公有制企业。同时，数以10万计的“海归”以及15万户民营科技企业，对推动我国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力量的提升，社会地位的稳固，加之自我认同感的加强，势必使得新阶层逐步增强其政治诉求。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工商联主席王植时直言：“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谁能创造社会财富，谁就自然会有发言权。”
面对新阶层逐步增强的政治诉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断致力于为其提供一种更加健全完善的政治诉求表达机制，尤其是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后，社会各界对于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态度再次出现质的飞跃。
伴随基本制度层面障碍的扫除，2005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提出，把各种新阶层的政治诉求纳入到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框架和制度中来，其中提到“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再次提出，人民政协“要运用包容各界、联系广泛、人才聚集的有利条件，了解和反映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当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其后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逐步建立一支代表人士队伍”。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适时成为了展示上述指导思想的重要平台，这其中，作为最直观的现象，两会上新阶层、新群体代表、委员的不断产生与增加，不仅成为了中国社会结构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缩影，更体现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新阶层、新群体的利益诉求开辟了更宽广的渠道。
新阶层中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集中亮相全国两会始于2003年，当年产生的2984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计有55名私营企業家。而在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中，同样属于新阶层的律师人数几乎翻番，达到创记录的22名。在这22名代表委员的身后，是一个更为广泛的代表阶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律师已经达到了3000余名，人数远远超过上一届的1200余名。增长率达到100%以上。
3月2日，全国政协组织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介绍本届政协委员构成的特点时特别提到，“其中既有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有民营企业家、律师、会计师等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
更多来自新阶层的代表、委员登上两会舞台，除了有助于平衡政治资源供给外，对于现有政治体系的维护和发展同样不无裨益。全国政协委员、西藏珠穆朗玛集团董事长才旺扎西表示：“新阶层代表更能设身处地从某一地域、某一个行业出发，所以提出的议案有时更具针对性、操作性。”
“我们不需要特殊的照顾”
作为新崛起的阶层，新阶层的利益诉求有哪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给出的答案是，新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可归纳为五点：一是希望党和政府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二是希望降低产业准入门槛，民营经济也能进入到诸如基础建设、物流和股份银行等只向国企和外资开放的领域；三是希望享受和国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如获得银行信贷等；四是希望政府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五是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如参加政协、人大等更多地参政议政，传达自己的呼声。
这一归纳与记者连日来对新阶层代表、委员的采访互为印证。如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我们不需要特殊的照顾，我们追求的就是平等的待遇，因为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平、公开、公正，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你追我赶，最后强者胜、弱者负。”
来自辽宁的政协委员王植时作了类似的表示，他说：“经济运行中没必要强调国有、公有、民营、私营、外资这些概念，现在谈起非公经济总是存在一些历史的偏见。”
新阶层人士对于公平、平等的强调既有历史的烙印，也有现实的阴影。如果说，此前新阶层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基本制度等方面，那么现在，他们所担心的，主要是相继出台的政策利好能够渐次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法律条文和运行细则。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的颁布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准入、公平待遇，以及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税支持等七方面政策支持。
一年后，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龙之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坦陈，全国工商联调查结果显示，“非公36条”贯彻落实主要存在四处问题：一是还有一些部门的配套措施尚未出台，社会对此热切期盼；二是有的配套措施缺乏必要的力度，措施不到位；三是有的配套措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性规定非常苛刻，不利于今后相关方面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四是部分配套措施虽有了文件，但在具体执行中很不到位，一些配套措施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阻力。
造成新阶层尴尬处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分权改革合乎逻辑的结果，有损于相关政府部门利益的大政方略欲落到实处，仅有中央政府的决心是不够的，长期形成的行政垄断以及由此管制权力而来的在位利益会在具体环节中转化为难以胜数的障碍。
新阶层的“担子”
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街上随机采访了13个人，没有一人知道什么是新阶层。当被告知后，他们有两个好奇：一、这次两会，新阶层代表委员主要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是不是主要想反映自己本阶层的利益？二、这些新阶层代表委员是通过什么程序选出来的？经济实力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总裁严琦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有如下的对话：
记者：“扪心自问，您觉得自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从内心深处想为老百姓说话吗？”
严琦：“可能有人说，我是在作秀。但是真的，我真的是在为公众说话......”
记者：“您的提案比较多，11件。当中没有谈餐饮的？”
严琦：“没有。有一件提案，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我后来还后悔，别人会联想到陶然居的新农村建设基地。”
记者：“对个人来说，开全国政协会是个‘给自己’说话的机会，尤其是你们这些新阶层委员中的老板。”
严琦：“我承认是机会。但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身份，不是个人的.”
记者：“但是我注意到，您和许多新阶层的委员一样，发出了很多名片，这也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企业打广告啊。”
严琦：“到处发名片，不影响我们为公众说话，那是另一码事。”
社会民众对于新阶层并不太高的评价是新阶层尴尬处境另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长年从事统战工作的陈喜庆表示，“社会阶层具有多面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他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新闻组副组长邬旦生表示，之所以在新阶层代表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中强调社会责任，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社会财富，他们安排了大量的就业的机会，但是一方面社会对他们不理解，他们自身也感觉到关于社会责任的话题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
陈喜庆指出，新阶层人士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内部构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在少数人中还存在着某些缺点、错误、甚至严重的不法行为，如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腐蚀领导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近年来部分落马高官身后，常常有某些新阶层人士的出现，因此，中央强调，既要充分肯定和发挥新阶层的重要作用，又要加强教育引导。
当然，权利应该与责任相对等。尽管新阶层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不公平，但是，诚如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官员所指出的那样，新阶层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特别是其中的私营企业主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造成了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因此，他们有责任、有能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作出更大的贡献。
“贾庆林主席提出引导新阶层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作为民营企业家，我认为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把企业做大做强，二是关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全国人大代表、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金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经过多年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通过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民营企业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帮助农民致富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和态度有了质的提升，相信随着各项政策不断落到实处，民营企业还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条：一是自身的问题，应该承认，民营企业家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二是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规范、保护还有不足之处。当然，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主张为民说话、替民解忧，把真实的社情民意反映上去。要时刻牢记身份，遇事多看、多听、多想，多下基层做调研，从群众那里发现问题。每个代表心里都有杆‘秤’，占着位子不干事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形势确实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随着私营企业主政治地位提高，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更趋积极。
作为湖南旅游业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两会的凤凰古城旅游公司董事长叶文智代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新阶层的一员，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响应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环境保护这一块的政策。旅游产业的特质就是保持旅游产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旅游景区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将产业的发展方向和企业发展方向紧密结合。”
解决新阶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只是就事论事，从本质上来说，新阶层与既有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根源就在于他们之间利益分享的不平等。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建议，“在充分关注新阶层政治诉求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为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拓宽参政途径，保证他们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