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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说这部书是某种介乎于历史、小说和散文之间的文本。某种程度上，该书继承了易中天在百家讲坛里讲三国所重建的新草根史学的传统，是一种现代版的说书和演义。在刀光血影的大历史背后，那些民谣仍然迢迢地传递着一种温婉的情怀。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春秋”《癫狂的列国》的封面上印着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毫不夸张。十三经里，春秋三传就赫然占了三席“轴心时代”的那一段故事，作为每一个昔年{卖书^都烂熟于心的中国历史的童年记忆，无疑是深藏于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基因。而这一段记忆和基因，实可以用“癫狂”名之。
春秋列国，真话假说
《癫狂的列国》全书以母子陷害，兄弟相残的郑庄公本事开篇，此后，32篇连贯而独立的春秋往事中，重复的无非是叛乱，复仇，弑君，夺妻，乱伦。这不是虚构的江湖，而是真实的历史。司马迁这样评论那段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展书阅之，满眼尽是礼崩乐坏，人心惟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尔虞我诈的生存之道。齐恒公想尝尽美味，易牙就不惜烹了自己三岁的儿子。人性的乖张已经超出了任何底线。
因此，《颠狂的列国》的中心主题正是政治、性与暴力。其中的政治，当然是以最中国化的方式，即权谋运作展开的。在该书中我们一再看到，大国崛起(郑、齐、晋、楚)的路径，通常是先搞内部改革，一俟富国强兵，即通过多国集团峰会(会盟)，发动“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交战，无数小国即不得不灰飞烟灭。就如何在政治交易中进行颠覆和反颠覆而言，后来所有的史事多数只能充当春秋的注脚，所以历来权谋大师都要从中汲取养分。1960年前后，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科书书)》的谈话中谈到了《东周列国志》，毛说：“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如果考虑到当时中苏交恶的背景，毛的话仿佛意味深长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性和暴力参与其中，政治就会缺乏美感。倾国倾城的美女必须误国误君，才可入史。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骊姬……作者看来特别擅长操弄这些能撩起郁郁男人心思的红颜祸水的母题，并且在叙述中每每使人感到，只有典型的非女性主义的立场才有可能是一种人性的立场。
诚然，《癫狂的列国》远非叙事史学，但也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小说，因为它并非以刻画人物性格和描述曲折情节为目标。大多数时候，作者小心翼翼地紧贴着《左传》所勾勒的场景，重要事件都一应其旧，只是在部分时话上进行有限的虚构，而即便这样做的目的也不过是希图引起读者的愉悦。你可以说这部书是某种介乎于历史、小说和散文之间的文本。某种程度上，该书继承了易中天在百家讲坛里讲三国所重建的新草根史学的传统，是一种现代版的说书和演义。
大历史背后的民间温情
“好看”是这类叙事方式追求的目标。而要使不谙国史的后生小子觉得“好看”，把历史情境作当下化的氛围处理是其中最主要的策略。例如，开篇演绎“郑伯克段于鄢”，作者这样写道，“在段的部队中，早就混入了寤生的策反工作组。这些人一边走，一边向段的士兵宣传中央的政策，告诉他们造反不止是要杀头的，而且会殃及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当然，工作组也宣传了寤生是如何仁义道德，他们对段的士兵说，只要放下武器，回家去做良民，中央政府决不会秋后算账。”读者对于这样的叙述自有会心之处，三千年前的政客与战士’仿佛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
实际上，通俗演义在民间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普通读者面对历史文本时，需要在纷纭喧嚣的事件之中找到一得想像历史的方式，来对历史加以同情的切入。而这种想像在现代版的演义中，主要是通过动机解释和情理分析来完成的。一旦这样的解释与分析一与大众经验相结合成为一种人情世故的总结，以史为鉴的目的就轻而易举地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实现了。而读者与其说是在聆听传奇故事，毋灯说是时时刻刻在不经意间分享着作者坦诚而简洁狡黠却充满理性的处世哲学。在写到鲁恒公和文姜的时候，作者说“老婆长得漂亮，老公又不够勤奋，很容易出问题，即使是诸侯家里也不例外。”再如，对于公子鲍的“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则这样解读：“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这样一种叙事风格在坊间日益流行，让出版商们趋之若鹜，应该说，该书的作者对此已是驾轻就熟，让我们在阅读中常常感受到机镍与幽默，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种智慧。
显然，大部分白领都会喜欢《癫狂的列国》中轻松讲述历史的方式。但实际上。一般读者并不明白春秋时代所谓“封建社会”的背景，他们更易揣度的往往是宋朝或明朝的帝苑后宫，因此在接触《左传》时往往被繁多芜杂的国君称号和古怪冷僻的先民名字弄得晕头转向。如何把连绵而离散的政治事件结成一个更加紧凑的整体，是重述春秋史事时的难点。就我本人的阅读经验看，最喜欢的还是在书里时常发现甩来证史的《诗经》中的篇章，在乃光血影的犬历史背后，那些民谣仍然迢迢地递着一种温婉的情怀。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春秋”《癫狂的列国》的封面上印着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毫不夸张。十三经里，春秋三传就赫然占了三席“轴心时代”的那一段故事，作为每一个昔年{卖书^都烂熟于心的中国历史的童年记忆，无疑是深藏于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基因。而这一段记忆和基因，实可以用“癫狂”名之。
春秋列国，真话假说
《癫狂的列国》全书以母子陷害，兄弟相残的郑庄公本事开篇，此后，32篇连贯而独立的春秋往事中，重复的无非是叛乱，复仇，弑君，夺妻，乱伦。这不是虚构的江湖，而是真实的历史。司马迁这样评论那段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展书阅之，满眼尽是礼崩乐坏，人心惟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尔虞我诈的生存之道。齐恒公想尝尽美味，易牙就不惜烹了自己三岁的儿子。人性的乖张已经超出了任何底线。
因此，《颠狂的列国》的中心主题正是政治、性与暴力。其中的政治，当然是以最中国化的方式，即权谋运作展开的。在该书中我们一再看到，大国崛起(郑、齐、晋、楚)的路径，通常是先搞内部改革，一俟富国强兵，即通过多国集团峰会(会盟)，发动“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交战，无数小国即不得不灰飞烟灭。就如何在政治交易中进行颠覆和反颠覆而言，后来所有的史事多数只能充当春秋的注脚，所以历来权谋大师都要从中汲取养分。1960年前后，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科书书)》的谈话中谈到了《东周列国志》，毛说：“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如果考虑到当时中苏交恶的背景，毛的话仿佛意味深长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性和暴力参与其中，政治就会缺乏美感。倾国倾城的美女必须误国误君，才可入史。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骊姬……作者看来特别擅长操弄这些能撩起郁郁男人心思的红颜祸水的母题，并且在叙述中每每使人感到，只有典型的非女性主义的立场才有可能是一种人性的立场。
诚然，《癫狂的列国》远非叙事史学，但也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小说，因为它并非以刻画人物性格和描述曲折情节为目标。大多数时候，作者小心翼翼地紧贴着《左传》所勾勒的场景，重要事件都一应其旧，只是在部分时话上进行有限的虚构，而即便这样做的目的也不过是希图引起读者的愉悦。你可以说这部书是某种介乎于历史、小说和散文之间的文本。某种程度上，该书继承了易中天在百家讲坛里讲三国所重建的新草根史学的传统，是一种现代版的说书和演义。
大历史背后的民间温情
“好看”是这类叙事方式追求的目标。而要使不谙国史的后生小子觉得“好看”，把历史情境作当下化的氛围处理是其中最主要的策略。例如，开篇演绎“郑伯克段于鄢”，作者这样写道，“在段的部队中，早就混入了寤生的策反工作组。这些人一边走，一边向段的士兵宣传中央的政策，告诉他们造反不止是要杀头的，而且会殃及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当然，工作组也宣传了寤生是如何仁义道德，他们对段的士兵说，只要放下武器，回家去做良民，中央政府决不会秋后算账。”读者对于这样的叙述自有会心之处，三千年前的政客与战士’仿佛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
实际上，通俗演义在民间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普通读者面对历史文本时，需要在纷纭喧嚣的事件之中找到一得想像历史的方式，来对历史加以同情的切入。而这种想像在现代版的演义中，主要是通过动机解释和情理分析来完成的。一旦这样的解释与分析一与大众经验相结合成为一种人情世故的总结，以史为鉴的目的就轻而易举地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实现了。而读者与其说是在聆听传奇故事，毋灯说是时时刻刻在不经意间分享着作者坦诚而简洁狡黠却充满理性的处世哲学。在写到鲁恒公和文姜的时候，作者说“老婆长得漂亮，老公又不够勤奋，很容易出问题，即使是诸侯家里也不例外。”再如，对于公子鲍的“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则这样解读：“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这样一种叙事风格在坊间日益流行，让出版商们趋之若鹜，应该说，该书的作者对此已是驾轻就熟，让我们在阅读中常常感受到机镍与幽默，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种智慧。
显然，大部分白领都会喜欢《癫狂的列国》中轻松讲述历史的方式。但实际上。一般读者并不明白春秋时代所谓“封建社会”的背景，他们更易揣度的往往是宋朝或明朝的帝苑后宫，因此在接触《左传》时往往被繁多芜杂的国君称号和古怪冷僻的先民名字弄得晕头转向。如何把连绵而离散的政治事件结成一个更加紧凑的整体，是重述春秋史事时的难点。就我本人的阅读经验看，最喜欢的还是在书里时常发现甩来证史的《诗经》中的篇章，在乃光血影的犬历史背后，那些民谣仍然迢迢地递着一种温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