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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吏的选授，特别是科举制独盛以后，多以进士为各级行政长官，这些书生熟读诗书，长于记诵儒家教条，而对政事却一窍不通；同时，明代任官实行异地回避制，官员不了解任所的风土人情，也无当地人脉。这一切导致明代官员执政离不开胥吏（“胥”指基层的办事人员，“吏”指没有官位的官府工作人员。两者都是指代官府的各类办事人员和差役）和幕僚，他们在明代官僚政治机构的运行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离开了胥吏，从中央六部到地方州县，整个衙门就会陷入一种无人做事的尴尬境地。
胥吏社会地位低下人所共知，他们级别低，工资薄。明朝在打击贪官的同时，也严惩污吏，采取剥皮、凌迟、斩首、充军和杖击等刑罚，就是官员也经常向他们施发淫威，一事办得不妥或不力，除被辱骂之外，往往会被打板子。
胥吏由官府发放的报酬称之为役俸，有别于官员的俸禄，明代一般每月的俸米在五斗到一石之间，约今225元至450元。
胥吏虽然社会地位较低，但有升入仕途的可能性，如宣德年间嘉兴人叶氏，早年在府衙中为吏，后来转升为官，官至通政司参议（国家信访局副局长）。此外，胥吏还有机会中饱私囊，榨取钱财。所以胥吏就成了一个世代相传的职业，或某些地方重要的职业。明初，朱元璋规定户部官员不许用苏州人、松江人、浙江人，因为这些地方是重要赋税收入之地，害怕这些官员与当地地主勾结逃避赋税。但帝国行政机器的运转离不开他们，特别是户部更离不开苏松浙江之人，而绍兴则是当时产胥吏较多的地方。
晚明《三刻拍案惊奇》第30回《窃篆心虽巧，完璧计尤神》，描写了一个张姓门子（舊时指在官衙中侍候官员的差役）的发财术、发迹史。张门子原来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因为会来事，被江苏无锡何知县相中，成为其心腹。于是县里的各房书吏、皂隶人等舞弊贪赃、准状子索好处、办公事钻门子都要通过他在知县面前说项。张门子逐渐知道办什么事要多少钱，起初只收书吏、皂隶一二两银子，后来就收几十两、几百两。这种收入，张门子独吞大半，少半奉献给何知县。不久，张门子找到了户房书吏的肥差，控制了县里其他胥吏，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承发房、架阁库、柬房、本房、书柬房等部门的政务都由他负责，打官司的都要央求他办事，他因而广收贿赂，大发不义之财。更有甚者，哪怕在本县有万贯家财，如果栽倒在他手里，他要么陷其服徭役，要么找人诬告，一定将其财产折腾个精光。因此，张门子留下了“拆屋斧头”“杀人屠刀”的恶名。
胥吏贪赃枉法，掠夺他人财产之不择手段，在张门子身上有着典型的反映。其实，其他胥吏也是这样致富的，他们索取各种陋规：代人书写状子后盖戳的有戳记费；行状要预先登记有挂号费；传递状子有传呈费；准于审理后取保候审的有取保费；馆吏送稿有纸笔费；结案有出结费；请求调解和息有和息费。此外，状子递上去后，长官数日不批，便要索取买批费；状子批后，数日不出传票，要索取出票费；传票出后数日不开堂审理，便要索取升堂费；审讯时要索取坐堂费；将结案时要索取衙门费……
对于这名目繁多的种种陋规，长官虽然知道，但却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们鱼肉百姓。因为官府办公费和长官收入有限，无法给胥吏发放工资福利，如无这些陋规，胥吏们要么消极怠工、玩弄手脚，要么用别的手段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
但胥吏们贪得无厌，决不会因此而满足。他们于陋规之外，还有种种名目繁多的需索：一是说事过钱，以代当事人向本官说情送礼为由，从中抽取好处费；二是吓诈求索，即用危言恐吓有关的当事人，向他们索取钱财；三是需索勒提，即办事时故意拖延，迟迟不办，当事人若想催促他们尽快处理，只好被迫向他们行贿；四是抑勒恐吓，即对罪犯进行威胁恐吓，强行向他们勒索钱财。
在所有胥吏们所惯用的营私舞弊、勒索钱财的手段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常用的，就是利用衙门的各种公文、文书做文章、做手脚，从中牟取厚利。俗话说，“在山靠山，在水靠水”，胥吏们手里掌握着处理衙门中各种公务文书的权力，公文案牍上的一字上下出入，往往是千金可得。
在衙门的六房书吏中，最有“油水”的，要算是户房书吏和刑房书吏了。户房书吏经办粮税的征收，自然是没得说。刑房书吏虽然不及户房，但由于经办案卷文书，有时文书上一字改动，便关系到诉讼的胜败、犯人的生死，所以往往借此收受贿赂，中饱私囊。刑房书吏只要有钱可得，甚至可以公然伪造证据，篡改证词，种种违法乱纪，无所不为。
正是因为胥吏有如此之多的手段榨取钱财，发家致富较快，所以从中央六部衙门到州县衙门，都聚集了很多胥吏。如苏州常熟县的胥吏曾被称为“衙蠹”，计有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200余名。每名由四人轮流充当，号“正身”。每一正身，则有四副手，号曰“帮手”。每两名帮手，又置白役六七名，号曰“伙计”。加起来，全县共有胥吏一万余人。这一万余人，被常熟百姓视为横行县中的虎狼，他们鱼肉乡民百姓，无恶不作。
有些地方，如浙江绍兴、金华二府，稍有文化之人都游幕（旧称离乡做幕僚）于外，充当胥吏。山阴、会稽、余姚等处，人多地少，成年人以胥吏为职业，本地职务不足，则往外地，乃至于北京之中，从九卿至闲曹细局，胥吏都由浙江人充当。胥吏也因此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师傅带徒弟，父亲传儿子。他们混迹于官场之中，弥缝之术、贪污中饱之方及敲诈勒索之法，世代相传。这种人成了胥吏中的特殊部分，他们并不固定于自己家乡的官衙之中，而是跟着胥吏的保护伞——官僚们走南闯北，游幕于各地，因而被称为幕僚。
大明帝国的这些污吏，挖掉了帝国的墙角，蛀空了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和公信力，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振臂一呼，大明帝国土崩瓦解，之后，清兵入关，大明王朝从天潢贵胄，到卑贱胥吏，均大批流离失所，死于沟壑之中。
胥吏社会地位低下人所共知，他们级别低，工资薄。明朝在打击贪官的同时，也严惩污吏，采取剥皮、凌迟、斩首、充军和杖击等刑罚，就是官员也经常向他们施发淫威，一事办得不妥或不力，除被辱骂之外，往往会被打板子。
胥吏由官府发放的报酬称之为役俸，有别于官员的俸禄，明代一般每月的俸米在五斗到一石之间，约今225元至450元。
胥吏虽然社会地位较低，但有升入仕途的可能性，如宣德年间嘉兴人叶氏，早年在府衙中为吏，后来转升为官，官至通政司参议（国家信访局副局长）。此外，胥吏还有机会中饱私囊，榨取钱财。所以胥吏就成了一个世代相传的职业，或某些地方重要的职业。明初，朱元璋规定户部官员不许用苏州人、松江人、浙江人，因为这些地方是重要赋税收入之地，害怕这些官员与当地地主勾结逃避赋税。但帝国行政机器的运转离不开他们，特别是户部更离不开苏松浙江之人，而绍兴则是当时产胥吏较多的地方。
晚明《三刻拍案惊奇》第30回《窃篆心虽巧，完璧计尤神》，描写了一个张姓门子（舊时指在官衙中侍候官员的差役）的发财术、发迹史。张门子原来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因为会来事，被江苏无锡何知县相中，成为其心腹。于是县里的各房书吏、皂隶人等舞弊贪赃、准状子索好处、办公事钻门子都要通过他在知县面前说项。张门子逐渐知道办什么事要多少钱，起初只收书吏、皂隶一二两银子，后来就收几十两、几百两。这种收入，张门子独吞大半，少半奉献给何知县。不久，张门子找到了户房书吏的肥差，控制了县里其他胥吏，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承发房、架阁库、柬房、本房、书柬房等部门的政务都由他负责，打官司的都要央求他办事，他因而广收贿赂，大发不义之财。更有甚者，哪怕在本县有万贯家财，如果栽倒在他手里，他要么陷其服徭役，要么找人诬告，一定将其财产折腾个精光。因此，张门子留下了“拆屋斧头”“杀人屠刀”的恶名。
胥吏贪赃枉法，掠夺他人财产之不择手段，在张门子身上有着典型的反映。其实，其他胥吏也是这样致富的，他们索取各种陋规：代人书写状子后盖戳的有戳记费；行状要预先登记有挂号费；传递状子有传呈费；准于审理后取保候审的有取保费；馆吏送稿有纸笔费；结案有出结费；请求调解和息有和息费。此外，状子递上去后，长官数日不批，便要索取买批费；状子批后，数日不出传票，要索取出票费；传票出后数日不开堂审理，便要索取升堂费；审讯时要索取坐堂费；将结案时要索取衙门费……
对于这名目繁多的种种陋规，长官虽然知道，但却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们鱼肉百姓。因为官府办公费和长官收入有限，无法给胥吏发放工资福利，如无这些陋规，胥吏们要么消极怠工、玩弄手脚，要么用别的手段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
但胥吏们贪得无厌，决不会因此而满足。他们于陋规之外，还有种种名目繁多的需索：一是说事过钱，以代当事人向本官说情送礼为由，从中抽取好处费；二是吓诈求索，即用危言恐吓有关的当事人，向他们索取钱财；三是需索勒提，即办事时故意拖延，迟迟不办，当事人若想催促他们尽快处理，只好被迫向他们行贿；四是抑勒恐吓，即对罪犯进行威胁恐吓，强行向他们勒索钱财。
在所有胥吏们所惯用的营私舞弊、勒索钱财的手段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常用的，就是利用衙门的各种公文、文书做文章、做手脚，从中牟取厚利。俗话说，“在山靠山，在水靠水”，胥吏们手里掌握着处理衙门中各种公务文书的权力，公文案牍上的一字上下出入，往往是千金可得。
在衙门的六房书吏中，最有“油水”的，要算是户房书吏和刑房书吏了。户房书吏经办粮税的征收，自然是没得说。刑房书吏虽然不及户房，但由于经办案卷文书，有时文书上一字改动，便关系到诉讼的胜败、犯人的生死，所以往往借此收受贿赂，中饱私囊。刑房书吏只要有钱可得，甚至可以公然伪造证据，篡改证词，种种违法乱纪，无所不为。
正是因为胥吏有如此之多的手段榨取钱财，发家致富较快，所以从中央六部衙门到州县衙门，都聚集了很多胥吏。如苏州常熟县的胥吏曾被称为“衙蠹”，计有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200余名。每名由四人轮流充当，号“正身”。每一正身，则有四副手，号曰“帮手”。每两名帮手，又置白役六七名，号曰“伙计”。加起来，全县共有胥吏一万余人。这一万余人，被常熟百姓视为横行县中的虎狼，他们鱼肉乡民百姓，无恶不作。
有些地方，如浙江绍兴、金华二府，稍有文化之人都游幕（旧称离乡做幕僚）于外，充当胥吏。山阴、会稽、余姚等处，人多地少，成年人以胥吏为职业，本地职务不足，则往外地，乃至于北京之中，从九卿至闲曹细局，胥吏都由浙江人充当。胥吏也因此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师傅带徒弟，父亲传儿子。他们混迹于官场之中，弥缝之术、贪污中饱之方及敲诈勒索之法，世代相传。这种人成了胥吏中的特殊部分，他们并不固定于自己家乡的官衙之中，而是跟着胥吏的保护伞——官僚们走南闯北，游幕于各地，因而被称为幕僚。
大明帝国的这些污吏，挖掉了帝国的墙角，蛀空了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和公信力，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振臂一呼，大明帝国土崩瓦解，之后，清兵入关，大明王朝从天潢贵胄，到卑贱胥吏，均大批流离失所，死于沟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