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大多数人眼中，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市治理水平，一线城市无疑领先于中部地区。
然而，8月18日，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武汉力压广州，位居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
若以经济总量而论，去年武汉GDP逊于广州、重庆、成都，但为何能在数字治理方面实现反超？疫情期间，武汉在城市数字治理方面表现如何？未来，武汉还需补齐哪些短板？
本次排名中，数字治理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别为杭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郑州、苏州、东莞、西安。仔细分析可以看出，GDP排名与城市数字治理排名并非绝对挂钩。
武汉、杭州去年GDP全国排名分别为第八、第九，但城市数字治理排名分别位居第五、第一；广州去年GDP全国排第四，但城市数字治理仅排名第六。
“对于这一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邹薇对支点财经记者说。邹薇表示，一线城市中，广州GDP增速近年有所减缓，处于产业定位调整期，而杭州、武汉无论是数字经济还是数字治理水平，上升趋势都十分明显。
实际上，除北上广深外，其余进入数字治理指数榜单前十名的城市，也全部为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新一线城市”。
作为该榜单五强中唯一的中西部城市，武漢在哪些指标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得从《报告》的指标设计谈起。据了解，这是国内研究机构首次从数字治理角度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主要以2019年国内GDP排名前100位城市作为样本。
根据城市数字治理内涵，《报告》设计了5个核心评估指标：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固网宽带、移动用户、信息数字化情况；二是数字行政服务，包括政务公开、政府在线、城市大脑情况；三是数字公共服务，包括数字社保、数字医疗、数字教育、数字消费情况；四是数字生活服务，包括移动出行、数字交通、移动支付、生活缴费情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数字基建”）就是“器”。在这一指标中，武汉不在前十之列，排名并不理想。但在“善其事”方面，武汉却打了个翻身仗。从数字行政服务、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生活服务三大指标来看，武汉分别位列第三、二、五名。
“数字基建之所以缺乏优势，与武汉经济体量、财政收入体量有关。服务颇具亮点，则与武汉对城市数字治理的重视程度息息相关。”邹薇说。
《报告》用“云端上的数字城市”形容武汉，并通过多个时间节点的梳理，展现了武汉数字治理的整体脉络。
2017年6月，武汉与蚂蚁集团宣布，要把武汉打造成移动智慧城市标杆，蚂蚁集团则为武汉的智慧商业、智慧出行、智慧政务赋能。
2018年4月，数字生活服务的代表企业盒马在武汉的首店开业，至今已有超过15家盒马落户武汉，武汉也成为阿里巴巴打造的华中首座新零售之城。
数字经济，是城市数字治理水平的重要反映。2019年，武汉GDP增长7.4%，其中数字经济占比达40%左右。
2019年12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当年武汉数字发展指数位列第三。从生活缴费、电子证件、社保公积金到交通出行，武汉包括人社、工商、公安等41个部门近800项服务已被搬到互联网上。
“普通市民能明显感觉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比如现在在武汉办理身份证、护照，基本上都能在机器上自助办理了。”邹薇说。
从企业角度来看，通过“云端武汉·企业”网站，企业不但能方便快捷地在线办理各项业务，还可获得桌面IT支持、在线办公、企业邮箱等应用服务。甚至科技型企业想获得融资，投资人想了解企业信用信息，都能在网上进行。
为此，《报告》指出，武汉已初步建成“云端上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主要基于2019年的统计数据，但真正考验武汉数字治理能力的，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面对这场突击“考试”，无论是武汉还是其他城市，都暴露出了许多城市治理方面的短板。“疫情开始时，武汉确实有些措手不及。可以说，武汉疫情期间的城市数字治理，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补短板过程中不断进步的。”邹薇说。
譬如，疫情防控早期，很多社区管理仍采取传统模式：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填报、网格员登记等方式进行信息采集，不少社区出入依靠传统的纸质凭证……这些“不智慧”的方式，给疫情防控及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
“传统的网格化治理方式，在防疫抗疫上很难行得通，必须实行云端上的数字化管理。”邹薇说。
这一背景下，健康码成为了国民级应用。疫情期间，武汉市民在支付宝、微信相关界面中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和健康状态，便能申请湖北健康码。有了健康码，相当于拿到了复产复工、出行购物的通行证。
“由于兼顾了管控需要与便捷性，健康码在武汉应用得特别广泛。有数据显示，武汉市民使用健康码的频次仅次于杭州。”邹薇说。 武汉市在构建应急响应体系方面，同样也经过了数字化升级。2月17日，武汉成立疫情防控大数据工作专班，借助AI驱动的预警算法，实现对疫情的智能预警。依托大数据平台，武汉逐步整合归并医院、疾控、医保、公安、民政、通信运营商等数据，形成对传染源的有效锁定和有效阻断。
“后来国内其他地区发生疫情时，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参考武汉的数字化防控模式。可以说，武汉为国内其他城市的数字化疫情防控创造了经验。”邹薇说。
后来，随着复工复产进程加快，武汉连续多轮发放的电子消费券，对拉动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
4月19日-7月30日，武汉通过支付宝等平台投放5亿元电子消费券。在消费券带动下，江城经济复苏态势明显。截至7月29日，武汉消费券累计投放数量超4300万张，拉动消费金额超50亿元。据了解，平均1元消费券，能撬动10元以上的消费。其中，九成消费券流入小店，支持消费券的小店流水增长超70%，超过疫情前水平。
此外，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带动了大量就业，并催生出新就业形态，线上经济、无人经济、到家经济、宅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整体而言，从过去智能交通领域的“数字治堵”，到如今的“数字抗疫”“数字复苏”，城市数字治理能力为武汉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报告》及现实情况来看，武汉在数字治理方面还有不少潜力可挖掘。
第一，市民的“数字生活满意度”还不够高。《报告》制作機构曾针对城市居民进行了数字生活满意度调查，武汉排在十名之外。城市治理，归根结底是服务市民，从这个角度来看，武汉还需要详细分析居民满意度不高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
第二，数字基建投入还要加强。从《报告》结论来看，武汉数字基建排名相对靠后。未来，湖北及武汉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及相关政策支持，做好数字基建相关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基建基本上是企业经营的产品，主要由企业投资而非政府投资。因此，做好数字基建，重点是关注市场力量，政府要做的是打造好营商环境，推动相关产业的招商引资。
第三，武汉城市圈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善用城市数字治理能力，形成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格局。
2020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打造武汉城市圈升级版，提高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等一体化水平”。目前，武汉城市圈成员的数字化共享机制还不够，未来，城市圈内可共享物流、旅游、医疗、教育、金融等大数据资源，促进各产业之间的融合度、协同性，提升整体竞争力。
第四，打造“数据枢纽”，破解“信息孤岛”。今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湖北不仅要巩固提升九省通衢的枢纽地位，更要奋力抢占流量风口，成为重要数据枢纽。
作为省会城市，武汉能否在数据枢纽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湖北完成这一目标的进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全局着眼，去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信息化建设的“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等问题。
第五，要培育扎根本土的数字经济中坚力量。邹薇表示，虽然湖北数字经济方面诞生了一批有竞争力的“芯屏端网”类企业，但一方面各类企业合作、联动不足，另一方面，还没有诞生像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等这样的中坚力量，未来还要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放水养鱼”。
然而，8月18日，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武汉力压广州，位居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
若以经济总量而论，去年武汉GDP逊于广州、重庆、成都，但为何能在数字治理方面实现反超？疫情期间，武汉在城市数字治理方面表现如何？未来，武汉还需补齐哪些短板？
论排名：武汉数字服务获高分
本次排名中，数字治理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别为杭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郑州、苏州、东莞、西安。仔细分析可以看出，GDP排名与城市数字治理排名并非绝对挂钩。
武汉、杭州去年GDP全国排名分别为第八、第九，但城市数字治理排名分别位居第五、第一；广州去年GDP全国排第四，但城市数字治理仅排名第六。
“对于这一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邹薇对支点财经记者说。邹薇表示，一线城市中，广州GDP增速近年有所减缓，处于产业定位调整期，而杭州、武汉无论是数字经济还是数字治理水平，上升趋势都十分明显。
实际上，除北上广深外，其余进入数字治理指数榜单前十名的城市，也全部为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新一线城市”。
作为该榜单五强中唯一的中西部城市，武漢在哪些指标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得从《报告》的指标设计谈起。据了解，这是国内研究机构首次从数字治理角度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主要以2019年国内GDP排名前100位城市作为样本。
根据城市数字治理内涵，《报告》设计了5个核心评估指标：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固网宽带、移动用户、信息数字化情况；二是数字行政服务，包括政务公开、政府在线、城市大脑情况；三是数字公共服务，包括数字社保、数字医疗、数字教育、数字消费情况；四是数字生活服务，包括移动出行、数字交通、移动支付、生活缴费情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数字基建”）就是“器”。在这一指标中，武汉不在前十之列，排名并不理想。但在“善其事”方面，武汉却打了个翻身仗。从数字行政服务、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生活服务三大指标来看，武汉分别位列第三、二、五名。
“数字基建之所以缺乏优势，与武汉经济体量、财政收入体量有关。服务颇具亮点，则与武汉对城市数字治理的重视程度息息相关。”邹薇说。
《报告》用“云端上的数字城市”形容武汉，并通过多个时间节点的梳理，展现了武汉数字治理的整体脉络。
2017年6月，武汉与蚂蚁集团宣布，要把武汉打造成移动智慧城市标杆，蚂蚁集团则为武汉的智慧商业、智慧出行、智慧政务赋能。
2018年4月，数字生活服务的代表企业盒马在武汉的首店开业，至今已有超过15家盒马落户武汉，武汉也成为阿里巴巴打造的华中首座新零售之城。
数字经济，是城市数字治理水平的重要反映。2019年，武汉GDP增长7.4%，其中数字经济占比达40%左右。
2019年12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当年武汉数字发展指数位列第三。从生活缴费、电子证件、社保公积金到交通出行，武汉包括人社、工商、公安等41个部门近800项服务已被搬到互联网上。
“普通市民能明显感觉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比如现在在武汉办理身份证、护照，基本上都能在机器上自助办理了。”邹薇说。
从企业角度来看，通过“云端武汉·企业”网站，企业不但能方便快捷地在线办理各项业务，还可获得桌面IT支持、在线办公、企业邮箱等应用服务。甚至科技型企业想获得融资，投资人想了解企业信用信息，都能在网上进行。
为此，《报告》指出，武汉已初步建成“云端上的城市”。
论数字抗疫：从措手不及到创造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主要基于2019年的统计数据，但真正考验武汉数字治理能力的，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面对这场突击“考试”，无论是武汉还是其他城市，都暴露出了许多城市治理方面的短板。“疫情开始时，武汉确实有些措手不及。可以说，武汉疫情期间的城市数字治理，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补短板过程中不断进步的。”邹薇说。
譬如，疫情防控早期，很多社区管理仍采取传统模式：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填报、网格员登记等方式进行信息采集，不少社区出入依靠传统的纸质凭证……这些“不智慧”的方式，给疫情防控及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
“传统的网格化治理方式，在防疫抗疫上很难行得通，必须实行云端上的数字化管理。”邹薇说。
这一背景下，健康码成为了国民级应用。疫情期间，武汉市民在支付宝、微信相关界面中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和健康状态，便能申请湖北健康码。有了健康码，相当于拿到了复产复工、出行购物的通行证。
“由于兼顾了管控需要与便捷性，健康码在武汉应用得特别广泛。有数据显示，武汉市民使用健康码的频次仅次于杭州。”邹薇说。 武汉市在构建应急响应体系方面，同样也经过了数字化升级。2月17日，武汉成立疫情防控大数据工作专班，借助AI驱动的预警算法，实现对疫情的智能预警。依托大数据平台，武汉逐步整合归并医院、疾控、医保、公安、民政、通信运营商等数据，形成对传染源的有效锁定和有效阻断。
“后来国内其他地区发生疫情时，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参考武汉的数字化防控模式。可以说，武汉为国内其他城市的数字化疫情防控创造了经验。”邹薇说。
后来，随着复工复产进程加快，武汉连续多轮发放的电子消费券，对拉动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
4月19日-7月30日，武汉通过支付宝等平台投放5亿元电子消费券。在消费券带动下，江城经济复苏态势明显。截至7月29日，武汉消费券累计投放数量超4300万张，拉动消费金额超50亿元。据了解，平均1元消费券，能撬动10元以上的消费。其中，九成消费券流入小店，支持消费券的小店流水增长超70%，超过疫情前水平。
此外，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带动了大量就业，并催生出新就业形态，线上经济、无人经济、到家经济、宅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整体而言，从过去智能交通领域的“数字治堵”，到如今的“数字抗疫”“数字复苏”，城市数字治理能力为武汉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论短板：数字生活满意度还有提升空间
从《报告》及现实情况来看，武汉在数字治理方面还有不少潜力可挖掘。
第一，市民的“数字生活满意度”还不够高。《报告》制作機构曾针对城市居民进行了数字生活满意度调查，武汉排在十名之外。城市治理，归根结底是服务市民，从这个角度来看，武汉还需要详细分析居民满意度不高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
第二，数字基建投入还要加强。从《报告》结论来看，武汉数字基建排名相对靠后。未来，湖北及武汉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及相关政策支持，做好数字基建相关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基建基本上是企业经营的产品，主要由企业投资而非政府投资。因此，做好数字基建，重点是关注市场力量，政府要做的是打造好营商环境，推动相关产业的招商引资。
第三，武汉城市圈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善用城市数字治理能力，形成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格局。
2020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打造武汉城市圈升级版，提高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等一体化水平”。目前，武汉城市圈成员的数字化共享机制还不够，未来，城市圈内可共享物流、旅游、医疗、教育、金融等大数据资源，促进各产业之间的融合度、协同性，提升整体竞争力。
第四，打造“数据枢纽”，破解“信息孤岛”。今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湖北不仅要巩固提升九省通衢的枢纽地位，更要奋力抢占流量风口，成为重要数据枢纽。
作为省会城市，武汉能否在数据枢纽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湖北完成这一目标的进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全局着眼，去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信息化建设的“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等问题。
第五，要培育扎根本土的数字经济中坚力量。邹薇表示，虽然湖北数字经济方面诞生了一批有竞争力的“芯屏端网”类企业，但一方面各类企业合作、联动不足，另一方面，还没有诞生像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等这样的中坚力量，未来还要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放水养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