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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注意到,近来在与中国有关的跨国直接投资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包括来自境外的直接投资（FDI）在增速上的放缓，特别是中国对境外直接投资（ODI）出现了迅速的增长。这实际上也是《财经》邀我讨论的题目。对这些现象，人们容易把前者和中国境内劳动成本上升联系起来，把后者当作是既能缓解中国过高外汇储备带来的宏观经济管理上的困境，又能解决中国资源瓶颈的良方，但却很少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及其反映的问题。可以说，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解剖起来相当不容易，但是对它的研究会把我们带到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中去。
生产率是出发点也是目的
毋庸置疑，投资，不管来自哪里，都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可以说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增长。然而，决定增长质量的绝不是投资而是投资的效率，进而决定投资效率的是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率。
生产率的重要性源于资源的有限性。这里的“资源”包括一切生产要素。当尚可利用的资源充裕时，依靠资源投入实现增长是容易可行的，虽然并不经济。但是这种方式最终会接近资源的可利用极限。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的价格越来越上升，增长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利用各种补贴的方式压低成本以维持增长不过是“竭泽而渔”。这种用未来的，下一代人的成本来满足我们现在的增长需要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文明健康的公民社会中。
生产率的提高严格地说，就是在不增加任何资源的前提下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增长的源泉仅仅依靠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增加现有资源的产出水平，很少或不依赖新的要素投入。一些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已经走上这条路。这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不然。因为强制性的节育政策肯定会使中国过早地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会使我们过早地面对以劳动力短缺为首的一系列要素短缺问题。缓解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技术创新以提高生产率。
今天，当我们突然发现靠拼资源、拼投入，靠政策补贴和人为压低要素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生产率才是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出发点也最终目的。如果失掉生产率这个基础，不但外资会下降，而且内资也会因此，要么“不务正业”，要么“离家出走”。同理，没有这个基础，国家主导的，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ODI也只不过是在以新的方式延续粗放的增长模式。生产率的确是我们今天应该更加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中国，增长率比生产率更重要吗？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不应该过分地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因为追赶或赶超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是粗放的。也许，中国改革初期的现实支持了这种看法，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存在着大量没有被利用的资源，以粗放式投入换取高速增长较容易实现。或者因为积压的问题已经太多，解决它们必须从推动增长开始。然而，持此论者完全忽略了中国的规模所决定的“大国效应”（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超大国效应”），即中国不是世界市场的“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 而是“价格制造者”(price maker)。以中国的规模和要素禀赋结构加入世界经济，其结果必然会在压低制造业产品价格，特别是劳动密集产品价格的同时持续推高全球的资源成本，它的规模和速度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这样，如果没有生产率的改善，“中国制造”的利润空间在这个循环之中只会越来越小。这可能导致（或者已经导致了）我们所不想看到的结果，那就是政府隐蔽性补贴的上升和国有企业的复归，前者为了维持中国企业在低效率的生产和自相残杀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后者旨在打造巨型中国国有企业或企业集团以提高中国的国际谈判或议价能力。
资本回报率的基础也是生产率
投资的基础是资本回报率，不管对国内投资还是跨国直接投资来说都是如此。资本回报率可以因短期因素或制度因素而波动，然而决定长期的，可持续的资本回报率增长的基础只能是生产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或TFP)。实现经济增长不可以没有投资的增长。可是，经济学上一个铁的规律是，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的投资增长将会不可避免地、或早或晚进入一个资本边际回报递减的过程。而减缓、克服或（短期）逆转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技术进步（包含技术模仿和技术创新），一是效率改善。两者的区分在于，给定资源约束，前者可以将（一国）现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即新的技术可以在效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资源的产出水平，后者则可以通过效率的提升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资源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需要投资，即使是处于技术模仿阶段的经济体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相比之下，改善效率则需要改革和制度创新。但是，以新古典概念体系解释增长的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是完善的，并不存在要素成本扭曲和流动障碍引起的低效率问题，所以任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都被归于技术进步的结果。事实上远非如此，政府干预和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可以抵消部分甚至全部技术进步的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经济体可以有投资，有增长，但不一定有，或不一定有同样程度的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一定有资本回报率的改善。
政府的作用和生产率
对生产率的考察不能离开对经济发展中政府或国家角色的讨论。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主流经济学强调，政府应该是一个利益中性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作用主要是建立、发展和维护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制度体系。然而，回顾由英国工业化开始的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从欧洲大陆开始的后起国家几乎无一不以“赶超”为目标。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无法容忍落后，因此由精英阶层分子组成的政府肯定不遗余力地推动“赶超”，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干预或直接参与可以影响“赶超”的过程和速度的资源配置。
但是，这种政府推动的“赶超”是否可以如期实现的关键在效率上。换句话说，关键在“赶超”的成本上。因为，通常那些被认为可以为实现“赶超”承担重任的产业，往往是后起国家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制造业和重化工部门。这里的症结是如何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何时干预、干预什么、干预多少以及何时退出的判断和决策，都应该以市场为基础。战后，在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崛起中，政府被认为是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赶超”的成本问题，能够恰当地或在一定程度上，采用推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增长，来补贴比较劣势产业的发展。虽然学者们至今仍然对所谓“东亚奇迹”有争论，但是这些国家毕竟成功地实现了“赶超”。相比而言，“赶超”战略的昂贵成本在历史上迫使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反复调整。低效率也是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在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和平竞赛”中败北的致命原因。
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经济离开了政府会是什么样子。首先，现在关于是否存在“国进民退”恐怕不应该存在争议了。在垄断和非垄断企业之间，在国家支撑的巨型企业集团和私人小企业之间，在国家银行低成本贷款支持的政府项目投资者和为了维持几个月的流动资本不得不向民间高利贷伸手的小投资者之间，数量的对比很难反映事实，统计数字即使准确也苍白无力，很难切中要害。改革之后的“国进民退”始于何时？源于何故？一个解释是它来自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我的解释是这种危机感给了既得国有企业以及有关的各个利益集团一个机会，使国有企业得以打着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旗号卷土重来。应该注意，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生产率的测算会增加误差，因为大型国企的垄断性和所能获得的明暗补贴夸大了产出，同时又压低了成本。
再来看地方政府的作用。对于追求GDP增长率的地方政府来说，实现或者超过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目标至关重要。多年来，地方政府之间的以增长为目标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的竞争，是不择手段地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整个过程都是偏离市场原则的：先是“招商引资”时政府竭尽全力压低投资者成本，保证低地价或零低价、减免公共设施费用、保证低工资等等。这里，让我们姑且不论已经积重难返的，几乎同所有投资项目密切相关的腐败现象事实上也在推动着投资。而且，不要天真地以为政府影响的只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只有迎合地方政府的需要才可以安家落户、获得资源、得到保护。结果是，政府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成为投资主体。这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情况相比，可谓异曲同工。地方政府这样的影响同样会压低成本，夸大产出。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观察中国生产率的表现并不容易，数据层面的各种问题完全可能让一个有经验的实证研究者止步。我在前面的讨论已经预示了不但测算中国的生产率有很大困难——比如测算被低估的成本或高估的产出（利润即源于此）要么不可能，要么困难极大，而且解释中国的生产率可能更加困难。这是因为，像政府和国企这样的因素很难被分辨和被分解出来。这个议题很难在一篇短文中阐述。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根据我最新的數据工作所进行的增长因素分解和由此建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采用的方法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索罗 (Solow) 增长模型。如前所述，由于这个方法无法分解生产率增长中的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的成分，所以它的结果给读者留下进一步理解的空间。
我们的理论预期是改革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改善，这是大量的对含有新技术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市场机制逐渐进入资源配置过程的结果，但是存在影响效率的种种因素又可能会造成生产率的下降。所以，实际测算的结果应该体现这两个相反力量的综合作用。图表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
我们先来观察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我将改革前后的中国经济按照习惯的做法以1978年为分界线。改革前后时期都进一步划分为以重大政策调整或者制度变化为标准的四个分时期。改革前包括“一五时期”（1952-1957）、“大跃进及随后的失败和调整时期”（1958－1965）、“‘文革’及三线建设初期”（1966－1971）以及“‘文革’主要时期及后‘文革’初期”（1972－1978）。改革后包括“农业非集体化改革时期”（1979－1984）、“工业改革及价格双轨制时期”（1985－199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92－2001）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期”（2002－2009）。这样便于理解各个时期的政策和制度效应。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想对各个分时期作详细的讨论，相信感兴趣的读者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改革前，除了“一五时期”含有恢复性因素（仍然不排除数据问题）出现了很高的生产率增长外，整个计划经济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坟墓”。那个时期曾经被计划经济学家反复运用，沾沾自喜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成本实际上很高。改革后，如预期出现了生产率的增长，但是也如预期，其增长表现十分不稳定。看来加入WTO以来的生产率表现不错，但相对其他投入，特别是相对资本投入而言，并不比改革初期好（1979－1984）。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加入WTO以来的产出增长变得越来越依赖物质资本的投入。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问题。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测算结果的时间序列数据，以便观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动态表现。采取1955年的基期，根据1955年到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初步观察，可以说改革以来中国生产率的变动的确扭转了过去长期的下降趋势，然而增长并不稳定。但问题是，从长期来看，改革以来累积的生产率增长还没有能够完全补偿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率的损失。如图所示，改革后最好的生产率水平出现在2007年，但它也只相当于1955年水平的86％。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明显的生产率增长似乎都与主要经济改革的初步实施阶段大致同步，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般在三年左右，但加入WTO后时间较长）。一旦改革深入，或出现其他冲击，生产率就会表现出停滞现象。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以“放权让利”为核心工业经济改革、上世纪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本世纪初期中国加入WTO，都伴随着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但随后就是停滞。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几个时期都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期。生产率的增长完全可能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新设备、新方法），而并没有伴随效率的提高。
我的结论是，伴随着改革或制度创新，生产率会出现上升，但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这个影响和同时出现的因投资增长引起的技术进步完全可能混合在一起。对经济增长因素分解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的增长。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里并不是说粗放性的经济增长不会有生产率上升，而是为了获得同样单位的生产率增长，需要越来越高的投入。
就整个改革时期平均而言，生产率表现不尽人意。我的估计结果是，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15％，劳动（含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为11％，而资本增长的贡献高达74％。这个结果完全支持了我在前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的看法。
作者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he Conference Board）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
生产率是出发点也是目的
毋庸置疑，投资，不管来自哪里，都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可以说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增长。然而，决定增长质量的绝不是投资而是投资的效率，进而决定投资效率的是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率。
生产率的重要性源于资源的有限性。这里的“资源”包括一切生产要素。当尚可利用的资源充裕时，依靠资源投入实现增长是容易可行的，虽然并不经济。但是这种方式最终会接近资源的可利用极限。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的价格越来越上升，增长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利用各种补贴的方式压低成本以维持增长不过是“竭泽而渔”。这种用未来的，下一代人的成本来满足我们现在的增长需要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文明健康的公民社会中。
生产率的提高严格地说，就是在不增加任何资源的前提下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增长的源泉仅仅依靠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增加现有资源的产出水平，很少或不依赖新的要素投入。一些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已经走上这条路。这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不然。因为强制性的节育政策肯定会使中国过早地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会使我们过早地面对以劳动力短缺为首的一系列要素短缺问题。缓解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技术创新以提高生产率。
今天，当我们突然发现靠拼资源、拼投入，靠政策补贴和人为压低要素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生产率才是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出发点也最终目的。如果失掉生产率这个基础，不但外资会下降，而且内资也会因此，要么“不务正业”，要么“离家出走”。同理，没有这个基础，国家主导的，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ODI也只不过是在以新的方式延续粗放的增长模式。生产率的确是我们今天应该更加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中国，增长率比生产率更重要吗？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不应该过分地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因为追赶或赶超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是粗放的。也许，中国改革初期的现实支持了这种看法，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存在着大量没有被利用的资源，以粗放式投入换取高速增长较容易实现。或者因为积压的问题已经太多，解决它们必须从推动增长开始。然而，持此论者完全忽略了中国的规模所决定的“大国效应”（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超大国效应”），即中国不是世界市场的“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 而是“价格制造者”(price maker)。以中国的规模和要素禀赋结构加入世界经济，其结果必然会在压低制造业产品价格，特别是劳动密集产品价格的同时持续推高全球的资源成本，它的规模和速度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这样，如果没有生产率的改善，“中国制造”的利润空间在这个循环之中只会越来越小。这可能导致（或者已经导致了）我们所不想看到的结果，那就是政府隐蔽性补贴的上升和国有企业的复归，前者为了维持中国企业在低效率的生产和自相残杀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后者旨在打造巨型中国国有企业或企业集团以提高中国的国际谈判或议价能力。
资本回报率的基础也是生产率
投资的基础是资本回报率，不管对国内投资还是跨国直接投资来说都是如此。资本回报率可以因短期因素或制度因素而波动，然而决定长期的，可持续的资本回报率增长的基础只能是生产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或TFP)。实现经济增长不可以没有投资的增长。可是，经济学上一个铁的规律是，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的投资增长将会不可避免地、或早或晚进入一个资本边际回报递减的过程。而减缓、克服或（短期）逆转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技术进步（包含技术模仿和技术创新），一是效率改善。两者的区分在于，给定资源约束，前者可以将（一国）现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即新的技术可以在效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资源的产出水平，后者则可以通过效率的提升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资源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需要投资，即使是处于技术模仿阶段的经济体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相比之下，改善效率则需要改革和制度创新。但是，以新古典概念体系解释增长的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是完善的，并不存在要素成本扭曲和流动障碍引起的低效率问题，所以任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都被归于技术进步的结果。事实上远非如此，政府干预和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可以抵消部分甚至全部技术进步的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经济体可以有投资，有增长，但不一定有，或不一定有同样程度的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一定有资本回报率的改善。
政府的作用和生产率
对生产率的考察不能离开对经济发展中政府或国家角色的讨论。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主流经济学强调，政府应该是一个利益中性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作用主要是建立、发展和维护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制度体系。然而，回顾由英国工业化开始的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从欧洲大陆开始的后起国家几乎无一不以“赶超”为目标。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无法容忍落后，因此由精英阶层分子组成的政府肯定不遗余力地推动“赶超”，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干预或直接参与可以影响“赶超”的过程和速度的资源配置。
但是，这种政府推动的“赶超”是否可以如期实现的关键在效率上。换句话说，关键在“赶超”的成本上。因为，通常那些被认为可以为实现“赶超”承担重任的产业，往往是后起国家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制造业和重化工部门。这里的症结是如何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何时干预、干预什么、干预多少以及何时退出的判断和决策，都应该以市场为基础。战后，在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崛起中，政府被认为是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赶超”的成本问题，能够恰当地或在一定程度上，采用推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增长，来补贴比较劣势产业的发展。虽然学者们至今仍然对所谓“东亚奇迹”有争论，但是这些国家毕竟成功地实现了“赶超”。相比而言，“赶超”战略的昂贵成本在历史上迫使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反复调整。低效率也是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在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和平竞赛”中败北的致命原因。
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经济离开了政府会是什么样子。首先，现在关于是否存在“国进民退”恐怕不应该存在争议了。在垄断和非垄断企业之间，在国家支撑的巨型企业集团和私人小企业之间，在国家银行低成本贷款支持的政府项目投资者和为了维持几个月的流动资本不得不向民间高利贷伸手的小投资者之间，数量的对比很难反映事实，统计数字即使准确也苍白无力，很难切中要害。改革之后的“国进民退”始于何时？源于何故？一个解释是它来自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我的解释是这种危机感给了既得国有企业以及有关的各个利益集团一个机会，使国有企业得以打着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旗号卷土重来。应该注意，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生产率的测算会增加误差，因为大型国企的垄断性和所能获得的明暗补贴夸大了产出，同时又压低了成本。
再来看地方政府的作用。对于追求GDP增长率的地方政府来说，实现或者超过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目标至关重要。多年来，地方政府之间的以增长为目标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的竞争，是不择手段地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整个过程都是偏离市场原则的：先是“招商引资”时政府竭尽全力压低投资者成本，保证低地价或零低价、减免公共设施费用、保证低工资等等。这里，让我们姑且不论已经积重难返的，几乎同所有投资项目密切相关的腐败现象事实上也在推动着投资。而且，不要天真地以为政府影响的只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只有迎合地方政府的需要才可以安家落户、获得资源、得到保护。结果是，政府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成为投资主体。这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情况相比，可谓异曲同工。地方政府这样的影响同样会压低成本，夸大产出。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观察中国生产率的表现并不容易，数据层面的各种问题完全可能让一个有经验的实证研究者止步。我在前面的讨论已经预示了不但测算中国的生产率有很大困难——比如测算被低估的成本或高估的产出（利润即源于此）要么不可能，要么困难极大，而且解释中国的生产率可能更加困难。这是因为，像政府和国企这样的因素很难被分辨和被分解出来。这个议题很难在一篇短文中阐述。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根据我最新的數据工作所进行的增长因素分解和由此建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采用的方法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索罗 (Solow) 增长模型。如前所述，由于这个方法无法分解生产率增长中的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的成分，所以它的结果给读者留下进一步理解的空间。
我们的理论预期是改革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改善，这是大量的对含有新技术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市场机制逐渐进入资源配置过程的结果，但是存在影响效率的种种因素又可能会造成生产率的下降。所以，实际测算的结果应该体现这两个相反力量的综合作用。图表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
我们先来观察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我将改革前后的中国经济按照习惯的做法以1978年为分界线。改革前后时期都进一步划分为以重大政策调整或者制度变化为标准的四个分时期。改革前包括“一五时期”（1952-1957）、“大跃进及随后的失败和调整时期”（1958－1965）、“‘文革’及三线建设初期”（1966－1971）以及“‘文革’主要时期及后‘文革’初期”（1972－1978）。改革后包括“农业非集体化改革时期”（1979－1984）、“工业改革及价格双轨制时期”（1985－199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92－2001）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期”（2002－2009）。这样便于理解各个时期的政策和制度效应。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想对各个分时期作详细的讨论，相信感兴趣的读者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改革前，除了“一五时期”含有恢复性因素（仍然不排除数据问题）出现了很高的生产率增长外，整个计划经济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坟墓”。那个时期曾经被计划经济学家反复运用，沾沾自喜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成本实际上很高。改革后，如预期出现了生产率的增长，但是也如预期，其增长表现十分不稳定。看来加入WTO以来的生产率表现不错，但相对其他投入，特别是相对资本投入而言，并不比改革初期好（1979－1984）。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加入WTO以来的产出增长变得越来越依赖物质资本的投入。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问题。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测算结果的时间序列数据，以便观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动态表现。采取1955年的基期，根据1955年到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初步观察，可以说改革以来中国生产率的变动的确扭转了过去长期的下降趋势，然而增长并不稳定。但问题是，从长期来看，改革以来累积的生产率增长还没有能够完全补偿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率的损失。如图所示，改革后最好的生产率水平出现在2007年，但它也只相当于1955年水平的86％。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明显的生产率增长似乎都与主要经济改革的初步实施阶段大致同步，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般在三年左右，但加入WTO后时间较长）。一旦改革深入，或出现其他冲击，生产率就会表现出停滞现象。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以“放权让利”为核心工业经济改革、上世纪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本世纪初期中国加入WTO，都伴随着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但随后就是停滞。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几个时期都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期。生产率的增长完全可能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新设备、新方法），而并没有伴随效率的提高。
我的结论是，伴随着改革或制度创新，生产率会出现上升，但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这个影响和同时出现的因投资增长引起的技术进步完全可能混合在一起。对经济增长因素分解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的增长。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里并不是说粗放性的经济增长不会有生产率上升，而是为了获得同样单位的生产率增长，需要越来越高的投入。
就整个改革时期平均而言，生产率表现不尽人意。我的估计结果是，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15％，劳动（含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为11％，而资本增长的贡献高达74％。这个结果完全支持了我在前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的看法。
作者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he Conference Board）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