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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不是最大的恶，滋生恶的土壤才是，而我是这片土壤的一部分。
——杨斌
一名体制内的公务员，不甘于做“冷冰冰的制度机器”。她十余年的付出，只为证明一点：法律可以有温度，检察官也不是冷血的看客。
从非黑即白到起悲悯之心
1992年，杨斌进入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做后勤文字工作。由于表现突出，1998年她被调入起诉科。
那时，站在公诉门槛上观望的杨斌，了解到的公诉词“套路”是罗列证据、宣讲法条、揭示恶行、提出希望等等。
短暂的实战观摩后，杨斌虽然也开始描摹“八股”公诉词，但她试着慢慢加入自己的东西。
两年后，杨斌自成风格，即“繁者更繁，简者更简”。有争议的观点，她在公诉词中绝不回避。对事实清楚、没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她又“没废话、套话，基本上不超过两分钟”。她发言时，台下都鸦雀无声。
同院的检察官中，她起诉人数最多，结案率最高。那时的她觉得世界善恶分明，对罪犯满腔愤怒。每次成功，她都有一种正义伸张的快感。
一切在一念间扭转。那是一个炎热夏日，她在办公室看案卷。一位老人敲门进来，从皱巴巴的包里拿出两张用小学生作业纸写的诉状。按规定，只收诉状的复印件，她让老人坐车去老城区复印。老人站了一会离开了。
老人刚转身，杨斌突然想起自己的遭遇：她当年毕业南下找工作，被一个工厂爽约，也曾无助地在走廊哭泣，一位清洁工阿姨安慰了她，并带她去家里吃饭。她冲出门，追上老人：“我帮你复印吧。”老人的泪水哗地流了出来。老人说，他是山东人，儿子来广州打工却突遭车祸身亡，他孤身赶来起诉。为交这两张状纸，他前后跑了好几个部门。
从那以后，杨斌开始从每一个细节体谅对方。
在她经办的案子里，90%的被告都来自社会底层。很多人的犯罪是出于贫困、绝望，比如为讨薪而烈火焚身、欲与工头同归于尽的农民工高玉山。他们缺乏社会资源，吃苦受累，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平等的对待。
“对于高玉山而言，这些血汗钱也许具有与生命同等的意义……我无法不去抨击高玉山的极端行为，但同时，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人，他们是否也同样应该受到道德、良知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杨斌说。
感性激情意味着另一种理性
让杨斌成名的是2005年的周模英案。亲生母亲溺死女儿，人伦惨剧对社会冲击极大，公愤滔天。
起初，杨斌气得浑身发抖。但后来她了解到背后的故事：周模英是江西省新建县一个农民，丈夫在广州打工，她带着三个小孩来投奔丈夫。夫妻俩的收入根本养活不了三个小孩。最小的孩子才几个月大，身体极虚弱，还患了病。上大医院没钱去，在小诊所又一直治不好。长此以往，这个女儿将会严重拖累全家。迫于生计，在一个傍晚，周模英狠心将小女儿轻轻放进了河里。
当年12月，在法庭上，作为公诉人，杨斌顶着民意压力，为周模英请求从轻处罚。
周模英入獄后，杨斌又开始了对这个家庭长达5年的救赎之旅。她多次给周模英写信，鼓励她好好改造，还不远千里，几次去看望她的父母，并带着她的儿女，一块到监狱里看望她。
之后，周模英表现积极，提前释放。新建县还为她特批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儿女都在县城上了学。她的人生就此扭转。
有人认为，杨斌以人情介入，影响法律公正。也有人指责她越俎代庖，颠覆法律程序。杨斌却觉得，从这个案子起，她成了一名真正的法律人。
无论赞同，还是批判，人们都倾向于一个共识——杨斌的办案风格，是一种纯感性体现。一位朋友当面批评她：“你是无原则地站在弱者的一边。”
其实，杨斌的同情，背后不乏多年来沉淀的理性思考。周模英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我们不能漠视那些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人，“惩罚只是手段，拯救才是目的”。
2010年，周模英来到广州，引发媒体报道，杨斌也再成热点人物。批示中，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指出：“杨斌的行为实实在在体现了检察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如何化解矛盾，如何弘扬善良和正义……”这次，算在体制内为杨斌“正了名”。
尽管如此，争议尚未平息。对于被抨击为“太感性太激情”，杨斌挺自豪，“案子办久了，最怕的不是感性，而是麻木、冷漠、居高临下、自以为是。”
不是募捐而是对宽恕者的敬意
在中国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一直是个严重边缘的群体。“空判”现象严重，赔偿执行率极低。即使获得救助，也是杯水车薪。
2008年，杨斌经办了一起杀人案：花都一家工厂内，小李和好友小宋发生争吵。打斗中，小宋捅了小李数刀，小李当场死亡。小宋两天后束手就擒。
开庭前，杨斌提审了小宋。小宋谈到自家情况：父亲性情暴躁，常殴打家人。大姐患小儿麻痹症，二姐在北京打工，是家里的顶梁柱。杀人后，他十分后悔，只求一死。
杨斌劝说小宋二姐筹些钱，安抚小李的家属，但宋家一贫如洗，拿不出钱。2009年4月，法院判决：小宋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害人家属抗诉，但杨斌认为，该案为激情犯罪，小宋认罪态度良好，不予支持。
小李家人不认同判决，但最后还是平静接受了，连一句责问都没有。
此后，杨斌一直与双方家庭保持联系。春节时，她让小宋的母亲、姐姐住在自家。小宋姐姐很受感动，每年都努力从工资中挤出一些钱，寄给小李家。
2013年3月，杨斌借着年假，去了海南。在海南西部一个破败的国营农场里，她终于见到了小李一家人。
小李家的情况远比她想象的糟糕：77岁的祖父和74岁的祖母原是农场工人，退休后，由小李父母接岗。因效益不好，李父被迫下岗，李母在农场割橡胶，一个月收入几百元。一家子靠着祖父祖母微薄的退休工资，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4年前打官司欠下的3万多元债务，至今没还清。 带着心痛，杨斌希望能帮助这家人。但一人之力太渺小，她希望成立一个基金会，为那些被遗忘的人做点什么。
6月，在绿芽基金会理事长蔡文方的帮助下，在广东省内，杨斌发起了首个专为刑事案受害者设立的救助组织——“天祥关爱计划”。
这个计划，意在通过对案件当事人的人文关怀，促进双方谅解。受助家庭可一次性获得3000元资助。特别困难的家庭，还可能获得持续资助。
杨斌并不觉得是在为不幸家庭募捐，她想借此向小李的家庭表达敬意。“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这样美好的情感：宽恕与救赎。这样的情感为这个时代所渴望，又是如此稀缺而珍贵！”
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为被害人提供社会支持的服务机构或援助组织。而在发达国家社区里，各种被害人庇护所、支援中心、康复中心却广泛分布。从这个角度而言，天祥的意义不一般。
一个月后，杨斌将筹得的第一笔资助金3万元送到海南。此后半年，已成功救助八个案例。2013年12月，杨斌及其团队获得媒体颁发的“年度公益行动奖”。
摘下面具就成异类是一种悲哀
2014年年初，一个陌生男子打电话来，说老婆跑了，请杨斌帮忙找人收养两个孩子，他好去报仇。杨斌挂上电话，赶紧汇了2000元钱给他。
朋友们都说这是骗子，但杨斌肯定地说：“一个人要怎样绝望，才有勇气向千里之外的一个虚幻的希望求助？这时，一个陌生的鼓励，就可能创造奇迹。”
陌生男子没让杨斌失望。他后来到了广州，找了份保安的工作，独自照顾孩子。
在系统内，不少同行虽然不完全认同杨斌的理念，但也会为基金匿名捐款。一位检察官汇来2000元，“因为她帮忙做了我们做不到的事”。还有一位法官向她感慨：“我太理解你了，我也做过这些事。”
最独特的一笔捐款，来自一位被告人家属。李叔的儿子在一家电子厂打工，一时起贪念，和朋友偷了价值14万多元的发光晶。两人做贼心虚，十多天后悄悄将发光晶寄回，还额外赔付了2万元间接损失费。遗憾的是，犯罪事实已经成立，李叔的儿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李叔觉得判得太重，找到杨斌，向她咨询。杨斌说，严格地从刑法条文而言，量刑没问题。李叔默默走了，丢下一千元，请她存入天祥。李叔的理解中，“天是共产党的天，祥是吉祥的祥，这个基金的名字，寓意非常好”。
得知在每封家信的开头、结尾，李叔儿子都会写上“不孝子给父母跪安”后，杨斌将李叔父子也列为救助对象。杨斌在信中写道：“遇到过很多与你类似的‘善良的罪犯’‘诚实的罪犯’，我从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因为从本质上而言，他們和我是一样的人。”
至今，天祥还没条件聘请全职工作人员，全靠杨斌一人维持。很多人因此将她看作悲情的、孤独的英雄。
而杨斌，很想撕去外界给她贴的各种标签。在她看来，自己非常传统，所谓出格，不过是做了遵循人性最自然的事，“把我称作异类，是体制的悲哀。大家都沉默，都戴着面具，我摘下面具说了点什么，就被称作异类了”。
她说，希望有一天，中国也能出现由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组成的和解组织，“没有忏悔就没有宽恕，没有宽恕就没有救赎。我们有太多暴力、戾气和仇恨，却太少谅解、宽恕和救赎”。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
——杨斌
一名体制内的公务员，不甘于做“冷冰冰的制度机器”。她十余年的付出，只为证明一点：法律可以有温度，检察官也不是冷血的看客。
从非黑即白到起悲悯之心
1992年，杨斌进入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做后勤文字工作。由于表现突出，1998年她被调入起诉科。
那时，站在公诉门槛上观望的杨斌，了解到的公诉词“套路”是罗列证据、宣讲法条、揭示恶行、提出希望等等。
短暂的实战观摩后，杨斌虽然也开始描摹“八股”公诉词，但她试着慢慢加入自己的东西。
两年后，杨斌自成风格，即“繁者更繁，简者更简”。有争议的观点，她在公诉词中绝不回避。对事实清楚、没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她又“没废话、套话，基本上不超过两分钟”。她发言时，台下都鸦雀无声。
同院的检察官中，她起诉人数最多，结案率最高。那时的她觉得世界善恶分明，对罪犯满腔愤怒。每次成功，她都有一种正义伸张的快感。
一切在一念间扭转。那是一个炎热夏日，她在办公室看案卷。一位老人敲门进来，从皱巴巴的包里拿出两张用小学生作业纸写的诉状。按规定，只收诉状的复印件，她让老人坐车去老城区复印。老人站了一会离开了。
老人刚转身，杨斌突然想起自己的遭遇：她当年毕业南下找工作，被一个工厂爽约，也曾无助地在走廊哭泣，一位清洁工阿姨安慰了她，并带她去家里吃饭。她冲出门，追上老人：“我帮你复印吧。”老人的泪水哗地流了出来。老人说，他是山东人，儿子来广州打工却突遭车祸身亡，他孤身赶来起诉。为交这两张状纸，他前后跑了好几个部门。
从那以后，杨斌开始从每一个细节体谅对方。
在她经办的案子里，90%的被告都来自社会底层。很多人的犯罪是出于贫困、绝望，比如为讨薪而烈火焚身、欲与工头同归于尽的农民工高玉山。他们缺乏社会资源，吃苦受累，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平等的对待。
“对于高玉山而言，这些血汗钱也许具有与生命同等的意义……我无法不去抨击高玉山的极端行为，但同时，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人，他们是否也同样应该受到道德、良知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杨斌说。
感性激情意味着另一种理性
让杨斌成名的是2005年的周模英案。亲生母亲溺死女儿，人伦惨剧对社会冲击极大，公愤滔天。
起初，杨斌气得浑身发抖。但后来她了解到背后的故事：周模英是江西省新建县一个农民，丈夫在广州打工，她带着三个小孩来投奔丈夫。夫妻俩的收入根本养活不了三个小孩。最小的孩子才几个月大，身体极虚弱，还患了病。上大医院没钱去，在小诊所又一直治不好。长此以往，这个女儿将会严重拖累全家。迫于生计，在一个傍晚，周模英狠心将小女儿轻轻放进了河里。
当年12月，在法庭上，作为公诉人，杨斌顶着民意压力，为周模英请求从轻处罚。
周模英入獄后，杨斌又开始了对这个家庭长达5年的救赎之旅。她多次给周模英写信，鼓励她好好改造，还不远千里，几次去看望她的父母，并带着她的儿女，一块到监狱里看望她。
之后，周模英表现积极，提前释放。新建县还为她特批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儿女都在县城上了学。她的人生就此扭转。
有人认为，杨斌以人情介入，影响法律公正。也有人指责她越俎代庖，颠覆法律程序。杨斌却觉得，从这个案子起，她成了一名真正的法律人。
无论赞同，还是批判，人们都倾向于一个共识——杨斌的办案风格，是一种纯感性体现。一位朋友当面批评她：“你是无原则地站在弱者的一边。”
其实，杨斌的同情，背后不乏多年来沉淀的理性思考。周模英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我们不能漠视那些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人，“惩罚只是手段，拯救才是目的”。
2010年，周模英来到广州，引发媒体报道，杨斌也再成热点人物。批示中，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指出：“杨斌的行为实实在在体现了检察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如何化解矛盾，如何弘扬善良和正义……”这次，算在体制内为杨斌“正了名”。
尽管如此，争议尚未平息。对于被抨击为“太感性太激情”，杨斌挺自豪，“案子办久了，最怕的不是感性，而是麻木、冷漠、居高临下、自以为是。”
不是募捐而是对宽恕者的敬意
在中国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一直是个严重边缘的群体。“空判”现象严重，赔偿执行率极低。即使获得救助，也是杯水车薪。
2008年，杨斌经办了一起杀人案：花都一家工厂内，小李和好友小宋发生争吵。打斗中，小宋捅了小李数刀，小李当场死亡。小宋两天后束手就擒。
开庭前，杨斌提审了小宋。小宋谈到自家情况：父亲性情暴躁，常殴打家人。大姐患小儿麻痹症，二姐在北京打工，是家里的顶梁柱。杀人后，他十分后悔，只求一死。
杨斌劝说小宋二姐筹些钱，安抚小李的家属，但宋家一贫如洗，拿不出钱。2009年4月，法院判决：小宋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害人家属抗诉，但杨斌认为，该案为激情犯罪，小宋认罪态度良好，不予支持。
小李家人不认同判决，但最后还是平静接受了，连一句责问都没有。
此后，杨斌一直与双方家庭保持联系。春节时，她让小宋的母亲、姐姐住在自家。小宋姐姐很受感动，每年都努力从工资中挤出一些钱，寄给小李家。
2013年3月，杨斌借着年假，去了海南。在海南西部一个破败的国营农场里，她终于见到了小李一家人。
小李家的情况远比她想象的糟糕：77岁的祖父和74岁的祖母原是农场工人，退休后，由小李父母接岗。因效益不好，李父被迫下岗，李母在农场割橡胶，一个月收入几百元。一家子靠着祖父祖母微薄的退休工资，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4年前打官司欠下的3万多元债务，至今没还清。 带着心痛，杨斌希望能帮助这家人。但一人之力太渺小，她希望成立一个基金会，为那些被遗忘的人做点什么。
6月，在绿芽基金会理事长蔡文方的帮助下，在广东省内，杨斌发起了首个专为刑事案受害者设立的救助组织——“天祥关爱计划”。
这个计划，意在通过对案件当事人的人文关怀，促进双方谅解。受助家庭可一次性获得3000元资助。特别困难的家庭，还可能获得持续资助。
杨斌并不觉得是在为不幸家庭募捐，她想借此向小李的家庭表达敬意。“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这样美好的情感：宽恕与救赎。这样的情感为这个时代所渴望，又是如此稀缺而珍贵！”
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为被害人提供社会支持的服务机构或援助组织。而在发达国家社区里，各种被害人庇护所、支援中心、康复中心却广泛分布。从这个角度而言，天祥的意义不一般。
一个月后，杨斌将筹得的第一笔资助金3万元送到海南。此后半年，已成功救助八个案例。2013年12月，杨斌及其团队获得媒体颁发的“年度公益行动奖”。
摘下面具就成异类是一种悲哀
2014年年初，一个陌生男子打电话来，说老婆跑了，请杨斌帮忙找人收养两个孩子，他好去报仇。杨斌挂上电话，赶紧汇了2000元钱给他。
朋友们都说这是骗子，但杨斌肯定地说：“一个人要怎样绝望，才有勇气向千里之外的一个虚幻的希望求助？这时，一个陌生的鼓励，就可能创造奇迹。”
陌生男子没让杨斌失望。他后来到了广州，找了份保安的工作，独自照顾孩子。
在系统内，不少同行虽然不完全认同杨斌的理念，但也会为基金匿名捐款。一位检察官汇来2000元，“因为她帮忙做了我们做不到的事”。还有一位法官向她感慨：“我太理解你了，我也做过这些事。”
最独特的一笔捐款，来自一位被告人家属。李叔的儿子在一家电子厂打工，一时起贪念，和朋友偷了价值14万多元的发光晶。两人做贼心虚，十多天后悄悄将发光晶寄回，还额外赔付了2万元间接损失费。遗憾的是，犯罪事实已经成立，李叔的儿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李叔觉得判得太重，找到杨斌，向她咨询。杨斌说，严格地从刑法条文而言，量刑没问题。李叔默默走了，丢下一千元，请她存入天祥。李叔的理解中，“天是共产党的天，祥是吉祥的祥，这个基金的名字，寓意非常好”。
得知在每封家信的开头、结尾，李叔儿子都会写上“不孝子给父母跪安”后，杨斌将李叔父子也列为救助对象。杨斌在信中写道：“遇到过很多与你类似的‘善良的罪犯’‘诚实的罪犯’，我从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因为从本质上而言，他們和我是一样的人。”
至今，天祥还没条件聘请全职工作人员，全靠杨斌一人维持。很多人因此将她看作悲情的、孤独的英雄。
而杨斌，很想撕去外界给她贴的各种标签。在她看来，自己非常传统，所谓出格，不过是做了遵循人性最自然的事，“把我称作异类，是体制的悲哀。大家都沉默，都戴着面具，我摘下面具说了点什么，就被称作异类了”。
她说，希望有一天，中国也能出现由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组成的和解组织，“没有忏悔就没有宽恕，没有宽恕就没有救赎。我们有太多暴力、戾气和仇恨，却太少谅解、宽恕和救赎”。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