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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河北怀来县西八里村，地处内长城和外长城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出生的时候，正值军阀混战，听到的是枪炮声，嗅到的是火药味。两岁那年，日本强占我国东三省，日军的铁蹄很快就踏到了我的家乡，横行乡里，烧杀抢掠，老百姓家破人亡。因此，我从小对“日本鬼子”充满了仇恨。
我父母育有5个儿女，我是家中老满。家里虽然比较穷，但父母还是咬紧牙关，送我读了几年小学。
1945年春，晋察冀边区宣怀县二区武工队到我村宣传八路军抗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告诉我，只要愿意参加八路军武工队，就可以去打鬼子。我只有15岁，对八路军毫不了解，但心里渴望打鬼子，便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们走了。
最初，武工队主要是组织群众破坏铁路，利用夜晚搞袭击，由于缺乏工具，根本起不了几个道钉，下不了几个螺丝，砍不断几根电杆。后来，改变了方法，挖路基，并用路基上的土来埋铁轨，效果立竿见影。
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跑到新保安西园子，利用铁路小桥，把一根树干插下去，上端露出部分超过铁轨，致使日军的一列火车倾覆，交通瘫痪，打了一场漂亮仗。
可我不满足小打小闹的敌后抗日，期盼着去战场，上阵杀敌。队员们说，我们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让敌人的粮食、弹药不能及时运送到前线，也是打鬼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武工队被分回到区里，区领导让我当了区儿童团团长，负责指导各村庄成立儿童团，带领他们站岗、查路条、反巫婆、反懒汉。一个月后，经第五专区推荐，组织上送我到部队卫校培训，学习战地医护知识。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
由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和“国共停战协定”，国共战争爆发，使一度出现的和平希望化为了泡影。我们这批卫校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随军区编入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一部分留在北岳军分区。我被分到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6纵队第18旅，担任卫生兵。
六纵队由冀中军区独七、独八旅，以及察哈尔、北岳军区部分部队合编组成，下属16、17、18三个旅。我们18旅旅长是肖永银（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担任12军军长，我随这支部队南征北战。
我们第一仗打的是定陶战役。1946年9月2日，战斗打响。我和同学孙兆庆到石门兵站负责转运伤员，并进行包扎物检查、松止血带、急救等工作。我被分在分类组，负责对所有伤员进行初步检查，根据伤势轻重进行分类，填写伤票，并在他們衣扣上系上红、白条标识。那时部队流行一句口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绝不哭泣。”有的战士捂着流血的伤口，还在奋勇杀敌。有的战士伤势很重，我们都来不及问他叫什么，就永远地走了。
我记得有一天半夜，前线送来一个重伤员，年龄跟我相仿，军装被鲜血染红。抢救的时候，他艰难地从脖子上取下一块玉佩，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同志，我叫东儿，17旅的，请帮我把这个交给组织，要他们交给俺娘，告诉俺娘，东儿对不起她。”说完，这位小战士就牺牲了。我们在场的每个医护人员都哭起来。
定陶战役中，我军歼灭了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整编第3师。此后，我们先后参加了巨野、-城、豫北、鲁西南、大别山等战役。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孟县与阎锡山部交锋，阻止了阎锡山妄图进攻石家庄的阴谋。这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还活捉了敌军师长。为了配合大兵团作战，我们经常要连续行军，时间最长的一次行军，连续7天7夜。有时又累又困，经常是边走路边睡觉。打下包头后，我们又打下了万全、郭鑫庄等地，这也是平津战役的序幕。平津战役历时66天，战事非常激烈，我们卫生兵每天都穿梭在枪炮声中，抢救伤病员。有时还要去战壕，在死人堆里去寻找有生命体征的伤员，然后用担架抬到后方医院抢救。
1948年8月，张家口解放。部队再次进行改编，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成立，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因此也称杨李兵团。第6纵队转隶该兵团建制，纵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我们18旅改隶第3兵团。
有次我们乘坐的火车，经过我阔别多年的家乡西八里村，透过车窗看到远处熟悉的山峦，我泪如雨下。
后来第6纵队从绥远兼程南下，参加了平津战役，攻万全、围张垣，解放宣化，取得生俘敌中将军长袁庆荣、歼敌9000余人的战绩，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贡献。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序列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改称第20兵团，第6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8军，隶属第20兵团。我们18旅改为204师，隶属68军，罗文坊任师长，严庆堤任政治委员，辖610团、611团、612团。
4月，我们参加了解放太原战役。解放太原是我参加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我军浴血奋战，部队伤亡很大，伤员一茬接一茬，最后连纱布、绷带都用光了。我们就把床单、衣服撕下来包扎伤口。无数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最终换来了太原的解放。我军以付出伤亡4.5万人的惨重代价，全歼守敌13万余人，生俘敌少将师长张忠以下官兵8337名。此战，成为解放战争中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太原战役结束后，部队进驻山西阳高、天镇、罗文皂、金家庄地区整训练兵。
半年后，新中国成立。由于野战医院撤销，我被调入68军卫生部军医科当司药。和平的日子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7月6日，我随部队入朝作战，保家卫国。
在朝鲜作战的几年里，我们住在山洞，条件艰苦。由于长期吃不到青菜，好多人患了维生素缺乏症。只有司机才发维生素A、D丸，目的是防止司机患夜盲症。
为了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我们昼伏夜出，给各战区运送药品物资，走的是偏僻山路。由于路況不熟，加之道路早被敌机轰炸得千疮百孔，一不小心，就可能车毁人亡。碰到上山路，只能拿着三角木，跟在车后走，随时准备塞车轮，防止车子往后滑。那一趟趟跋涉，可以说是历尽了千难万险。
1953年，我们68军203师、204师参加了著名的奇袭白虎团战斗，志愿军全线进攻，打得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好多和我一个车皮拉过去的战友，永远地躺在了异国他乡。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金城战役中，一个重伤员右手臂被打飞，鲜血汩汩直流。他趴在担架上，倔强地要求用自己的鲜血写一封信给他未过门的媳妇，信没写完，他就牺牲了。后来，我把这封残缺的血书交给了组织，再后来听说信中的女子终身未嫁。这就是残酷的战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我们68军在抗美援朝3年零10个月的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单位和英雄个人，其中特等功臣13名，一等功臣178名，“奇袭白虎团”的著名战斗英雄杨育才、志愿军女英雄解秀梅、坦克英雄胡连，都产生在这支英雄的部队。
1954年9月，我们68军奉命担任永柔以西、隶川以东的新安州西南地区防空作战任务。1955年3月奉命回国。1962年，我结束近17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安置到地方。当时，山东、河北、江苏等老区不缺地方干部，68军的军转干部只能在湖北、湖南、新疆3个省份里选。我想到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毅然选择了湖南，被组织安置到耒阳县。
北方人不太适应南方湿热气候，尽管水土不服，我却从没后悔过，把耒阳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深深地扎根这块土地。我先后在耒阳县药材公司、耒阳卫校、耒阳县食品公司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
1982年，我光荣离休。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卖过烤红薯，办过口琴培训班，出租照相机，摆过公用电话摊。当然，最得意的还是办过月老婚介所。
提起我当月老的事，起因于1987老伴病逝，我突然感觉到孤独，想找一个老伴，就在报纸上登了两次征婚启事，期间费了不少周折。我想，要是能办个婚姻介绍所帮助更多人那该有多好！于是，我就向耒阳市民政局打报告申请。因耒阳市没有这方面的先例，民政局不肯批。就这样拖了几年，直到1995年，终于取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掏出自己的工资，在灶市街五轨道附近租下了一个临街门面，耒阳历史上第一个婚介所就这样诞生了。
小城冒出婚介所，当时确实新鲜。但经营起来并不顺利，我常常连每月120元的房租都交不起。为了把婚介所维持下去，我不得不增加一些趣味性小生意，总算维持了婚介所开支。10年间，有200多名未婚青年和丧偶中老年人，通过我这个特殊的月老找到了如意伴侣。
2014年，我被确诊为肺癌。对于死，我不怕，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能够活到这么高寿，晚年过得幸福安详，一万个知足。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为社会做点贡献，让自己死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与耒阳市红十字会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议》，承诺无偿捐献给医疗和科研使用。如果要问我还有什么心愿，我希望国家能多加强海防力量，壮军魂，扬国威！为此，我还向党中央交了一万元特殊党费，以慰此愿！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