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1年扶贫攻坚表彰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庄严宣告我国扶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整体性贫困得到解决，绝对贫困被基本消灭，这是人类扶贫历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也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移，保卫扶贫攻坚成果，并实现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因此，如何振兴乡村就成了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总要求，揭示了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扶贫攻坚战略的延续，还要在与城镇化战略协同推进的大前提之下，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全方位、可持续的发展。不仅如此，过去城乡割裂的发展格局也需要彻底改变。乡村振兴需要跳出“乡村”进行区域性的整体规划，需要生态文明的认知高度，更需要更高维度思想指导下的创新实践行动。
乡村振兴需要新的理解思维
首先，要从新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乡村振兴。工商文明发展近400年，为人类带来了福祉，但从两个方面来说，工商文明已经遇到了天花板：第一是社会分配不均等问题愈发严重，第二是生态环境遭到了掠夺式破坏。中国政府在2019年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展现了中国在消除贫困、推进社会公平、性别平等、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作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从生态文明的高度开始了新的发展理路。乡村振兴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更是生态文明进步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生态文明将是包含了工商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新文明形态。中国是具有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大国，这既是历史给予中国的机遇，也是中国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其次，乡村振兴不仅是对扶贫攻坚的历史延续，更是认知的跨越和行动的升维。扶贫从本质上讲是基于仁爱的救济行为，而乡村振兴则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的共同努力。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詹姆斯·卡斯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游戏思维：有限游戏以完成为目的，而无限游戏则以延续为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扶贫更像一个有限游戏，即通过战役式的设计实施来达成目标;而乡村振兴是一个无限游戏，因为无限游戏具有延续性、开放性和共同成长性。所以，在乡村振兴中，无论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要有无限游戏的思维：开放、共享、共存。而这种无限思维也正是生态思维的一种表现。
其三，乡村振兴要有美学思维做指导。人类已经处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中;对精神生活和审美的追求更加普遍，而且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果我们还仅以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作为指引，那么未来的乡村依旧避免不了步工商文明之后尘的命运，即在高度竞争、资源消耗、同质化等问题的恶化中渐渐走向衰败。在依靠规模的竞争中，乡村天然不具有优势，因此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将美学作为一种发展理路，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审美提升教化村民，还可以更加精准地发现并有效利用每个地方历史、文化以及物质资源的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塑造地方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才是未来社会的主流需要。
应将乡村振兴纳入到县域整体发展规划中
如果说精准扶贫在空间上表现为“对点发力”，是外部力量促成的改变，那么乡村振兴就是农村发展的全盘开展以及层次深化。必须将乡村振兴纳入县域整体发展规划中，依靠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聚集形成比较优势，这是因为：
第一，县域是连接城乡的纽带。我国绝大部分的乡村都是通过县域来管理的。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杨华认为，“都市的资源和生态系统较为完备和独立，它无需与乡村进行深度互动亦能自我运转和循环，只有在县域范围内，城镇才既有资源和生态的独立性，又有与农村互动和交换资源的需求”。
第二，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相辅相成。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乡关系必将经历分离、差别、对立，并最终融合;城乡割裂是工业化和社会分工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历史现象，而城乡融合发展则是区域整体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最终归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之间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叠加，而是要“达成城乡两种空间、业态、资源系统相互渗透、密切联系和功能互补的新格局”。仅仅在乡村层面部署振兴战略无法形成这一格局。现在很多乡村的凋敝很大程度上是因无法加入到县域经济的生产和流通当中，同时，缺乏周边乡村参与的城镇化也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从县域层面的规划是县域行政职能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都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展开的，县也是现有行政体系里具备完整行政功能的基层机构。从县域层面对乡村振兴进行整体规划，是县域行政职能的必然要求。如果县域规划对乡村振兴认识不足，从帮扶而不是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乡村，或者靠运动而不是靠内生的方式来推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极可能导致城乡差别与日俱增。
将乡村振兴纳入县域发展规划，不仅会促进乡村的发展，而且会改变整个县域的社会和经济面貌，因为包含乡村振兴的县域规划可以产生以下效果：
第一，核心资源的共享。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统筹和协作，实现人才、技术、基础设施、扶持政策、渠道和优势品牌的共享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避免同质低端竞争。发挥不同镇、村的特色优势，因地制宜，避免多个村镇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内一哄而上发展同一产业，造成同質竞争、资源浪费。
第三，产业协同和协作。在县域层面统合各乡镇、村的产业布局，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建立起更具竞争力的品牌，将产业做大做强;同时，推动县域产业链的形成，将产业优势发展成为更加稳固的区域优势。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这就必须要在县域层面对农业以及相关的农产品加工、现代化仓储物流等第二、三产业进行统筹布局、协同发展。
第四， 发挥集合影响力。乡村振兴战略将会为县域带来大量发展资源和多元参与主体，这就需要县域行政部门发挥统筹作用，在本县域经济顶层设计基础上，充分调动和整合各方优势能力和资源，发挥集合影响力。同时，外部资源主体进入乡村开展乡村振兴项目，也要与县域发展规划进行对照，将外部的发展意愿与本地发展现状、需求相结合，使外部干预与当地发展步调协调一致。 雷山县是友成基金会的定点扶贫县。2018年开始，友成在雷山县进行乡村振兴综合试点，先后开展了11个产业扶贫项目、1个文旅驱动项目、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扶贫车间，并连续多年开展针对女性的电商赋能项目。这些项目的持续开展，不仅助力了当地经济发展，更为村民带来了实际收益。这主要得益于项目对雷山县当地发展现状、产业结构、优势资源的深入调研以及与县政府统一协调、基于县域发展规划及友成的工作达成一致;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友成与县政府建立了协调工作机制，使得项目的实施得到了县域政府行政体系的配合。
乡村振兴应发挥社会组织与企业的作用
“只有先定好分饼的原则，才有可能将饼做大”，这是经济学中的常识。确定分饼的原则就是治理，而如何做饼就是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乡村治理不仅是乡村振兴的五个内容之一，更是乡村振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乡村振兴的需要而言，乡村治理水平不足会造成诸多问题：
第一，基层治理能力缺失以及基层管理者行为失范会导致信任缺失。行政体系需要透过村委会和村小组介入乡村事务，村干部成为村庄治理的代理人。作为基层管理者，代理人治理能力的缺失会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乡村治理的水平。
第二，乡村“空洞化”会导致村庄自治的崩塌。首先，村庄“空心化”趋势会导致村民大会等村庄治理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其次，乡村文化的断层和乡土价值的消亡会导致传统伦理丧失了部分约束力;此外，乡村文化中心（学校、祠堂等）的消失也会让村民失去了参事议事的场所。
第三，现代治理体系与乡村自治的矛盾逐渐显现。乡村自治模式基于自身经济生产过程，并强调平均主义道德和乡村福利;而政府、企业以及专业化的公益机构往往通过科层技术向农村输入资源，其分配机制基于对帮扶对象的识别和对效率的追求。这就导致了外部干预在过程和伦理上都可能无法融入本村经济社会体系，进而导致发展项目的成效大打折扣。
所以，建立既符合现代治理原理又符合当地实际的乡村治理模式，是乡村振兴的前提。而在帮助乡村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方面，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独特性决定了它应当在实践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首先，社会组织兼具柔性和公益性，因而可以发挥第一、第二部门无法起到的作用。其次，社会组织在长期的社会工作中积累了乡村治理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第三，乡村治理不仅涉及基层权力的形成、利益的分配、决策的机制等等，还关涉当地文化和传统的积累，因此必须通过创新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现实难题，而社会组织在这一方面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此外，“做饼”也需要中国企业的积极参与。近年来，无论是在自然灾害还是扶贫攻坚战中，中国的企业都表现出了令人鼓舞的社会责任意识。在乡村振兴中，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发展议题，是中国现代化進程的下一个阶段;企业要发展，其路径必须和乡村振兴大方向保持一致，顺应时代的潮流。换句话说，乡村振兴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第二，乡村在发展过程中所缺少的市场经营意识、管理知识和能力、市场渠道和网络，恰恰都是企业所拥有的优势。企业利用非市场战略，将这些优势转移到乡村的同时，也将开发未消费市场，并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
（友成基金会战略研发部高雯雯、桂宇清一起参与了本文的相关研究工作）
乡村振兴需要新的理解思维
首先，要从新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乡村振兴。工商文明发展近400年，为人类带来了福祉，但从两个方面来说，工商文明已经遇到了天花板：第一是社会分配不均等问题愈发严重，第二是生态环境遭到了掠夺式破坏。中国政府在2019年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展现了中国在消除贫困、推进社会公平、性别平等、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作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从生态文明的高度开始了新的发展理路。乡村振兴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更是生态文明进步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生态文明将是包含了工商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新文明形态。中国是具有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大国，这既是历史给予中国的机遇，也是中国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其次，乡村振兴不仅是对扶贫攻坚的历史延续，更是认知的跨越和行动的升维。扶贫从本质上讲是基于仁爱的救济行为，而乡村振兴则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的共同努力。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詹姆斯·卡斯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游戏思维：有限游戏以完成为目的，而无限游戏则以延续为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扶贫更像一个有限游戏，即通过战役式的设计实施来达成目标;而乡村振兴是一个无限游戏，因为无限游戏具有延续性、开放性和共同成长性。所以，在乡村振兴中，无论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要有无限游戏的思维：开放、共享、共存。而这种无限思维也正是生态思维的一种表现。
其三，乡村振兴要有美学思维做指导。人类已经处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中;对精神生活和审美的追求更加普遍，而且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果我们还仅以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作为指引，那么未来的乡村依旧避免不了步工商文明之后尘的命运，即在高度竞争、资源消耗、同质化等问题的恶化中渐渐走向衰败。在依靠规模的竞争中，乡村天然不具有优势，因此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将美学作为一种发展理路，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审美提升教化村民，还可以更加精准地发现并有效利用每个地方历史、文化以及物质资源的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塑造地方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才是未来社会的主流需要。
应将乡村振兴纳入到县域整体发展规划中
如果说精准扶贫在空间上表现为“对点发力”，是外部力量促成的改变，那么乡村振兴就是农村发展的全盘开展以及层次深化。必须将乡村振兴纳入县域整体发展规划中，依靠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聚集形成比较优势，这是因为：
第一，县域是连接城乡的纽带。我国绝大部分的乡村都是通过县域来管理的。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杨华认为，“都市的资源和生态系统较为完备和独立，它无需与乡村进行深度互动亦能自我运转和循环，只有在县域范围内，城镇才既有资源和生态的独立性，又有与农村互动和交换资源的需求”。
第二，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相辅相成。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乡关系必将经历分离、差别、对立，并最终融合;城乡割裂是工业化和社会分工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历史现象，而城乡融合发展则是区域整体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最终归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之间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叠加，而是要“达成城乡两种空间、业态、资源系统相互渗透、密切联系和功能互补的新格局”。仅仅在乡村层面部署振兴战略无法形成这一格局。现在很多乡村的凋敝很大程度上是因无法加入到县域经济的生产和流通当中，同时，缺乏周边乡村参与的城镇化也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从县域层面的规划是县域行政职能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都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展开的，县也是现有行政体系里具备完整行政功能的基层机构。从县域层面对乡村振兴进行整体规划，是县域行政职能的必然要求。如果县域规划对乡村振兴认识不足，从帮扶而不是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乡村，或者靠运动而不是靠内生的方式来推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极可能导致城乡差别与日俱增。
将乡村振兴纳入县域发展规划，不仅会促进乡村的发展，而且会改变整个县域的社会和经济面貌，因为包含乡村振兴的县域规划可以产生以下效果：
第一，核心资源的共享。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统筹和协作，实现人才、技术、基础设施、扶持政策、渠道和优势品牌的共享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避免同质低端竞争。发挥不同镇、村的特色优势，因地制宜，避免多个村镇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内一哄而上发展同一产业，造成同質竞争、资源浪费。
第三，产业协同和协作。在县域层面统合各乡镇、村的产业布局，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建立起更具竞争力的品牌，将产业做大做强;同时，推动县域产业链的形成，将产业优势发展成为更加稳固的区域优势。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这就必须要在县域层面对农业以及相关的农产品加工、现代化仓储物流等第二、三产业进行统筹布局、协同发展。
第四， 发挥集合影响力。乡村振兴战略将会为县域带来大量发展资源和多元参与主体，这就需要县域行政部门发挥统筹作用，在本县域经济顶层设计基础上，充分调动和整合各方优势能力和资源，发挥集合影响力。同时，外部资源主体进入乡村开展乡村振兴项目，也要与县域发展规划进行对照，将外部的发展意愿与本地发展现状、需求相结合，使外部干预与当地发展步调协调一致。 雷山县是友成基金会的定点扶贫县。2018年开始，友成在雷山县进行乡村振兴综合试点，先后开展了11个产业扶贫项目、1个文旅驱动项目、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扶贫车间，并连续多年开展针对女性的电商赋能项目。这些项目的持续开展，不仅助力了当地经济发展，更为村民带来了实际收益。这主要得益于项目对雷山县当地发展现状、产业结构、优势资源的深入调研以及与县政府统一协调、基于县域发展规划及友成的工作达成一致;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友成与县政府建立了协调工作机制，使得项目的实施得到了县域政府行政体系的配合。
乡村振兴应发挥社会组织与企业的作用
“只有先定好分饼的原则，才有可能将饼做大”，这是经济学中的常识。确定分饼的原则就是治理，而如何做饼就是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乡村治理不仅是乡村振兴的五个内容之一，更是乡村振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乡村振兴的需要而言，乡村治理水平不足会造成诸多问题：
第一，基层治理能力缺失以及基层管理者行为失范会导致信任缺失。行政体系需要透过村委会和村小组介入乡村事务，村干部成为村庄治理的代理人。作为基层管理者，代理人治理能力的缺失会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乡村治理的水平。
第二，乡村“空洞化”会导致村庄自治的崩塌。首先，村庄“空心化”趋势会导致村民大会等村庄治理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其次，乡村文化的断层和乡土价值的消亡会导致传统伦理丧失了部分约束力;此外，乡村文化中心（学校、祠堂等）的消失也会让村民失去了参事议事的场所。
第三，现代治理体系与乡村自治的矛盾逐渐显现。乡村自治模式基于自身经济生产过程，并强调平均主义道德和乡村福利;而政府、企业以及专业化的公益机构往往通过科层技术向农村输入资源，其分配机制基于对帮扶对象的识别和对效率的追求。这就导致了外部干预在过程和伦理上都可能无法融入本村经济社会体系，进而导致发展项目的成效大打折扣。
所以，建立既符合现代治理原理又符合当地实际的乡村治理模式，是乡村振兴的前提。而在帮助乡村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方面，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独特性决定了它应当在实践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首先，社会组织兼具柔性和公益性，因而可以发挥第一、第二部门无法起到的作用。其次，社会组织在长期的社会工作中积累了乡村治理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第三，乡村治理不仅涉及基层权力的形成、利益的分配、决策的机制等等，还关涉当地文化和传统的积累，因此必须通过创新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现实难题，而社会组织在这一方面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此外，“做饼”也需要中国企业的积极参与。近年来，无论是在自然灾害还是扶贫攻坚战中，中国的企业都表现出了令人鼓舞的社会责任意识。在乡村振兴中，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发展议题，是中国现代化進程的下一个阶段;企业要发展，其路径必须和乡村振兴大方向保持一致，顺应时代的潮流。换句话说，乡村振兴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第二，乡村在发展过程中所缺少的市场经营意识、管理知识和能力、市场渠道和网络，恰恰都是企业所拥有的优势。企业利用非市场战略，将这些优势转移到乡村的同时，也将开发未消费市场，并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
（友成基金会战略研发部高雯雯、桂宇清一起参与了本文的相关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