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17～18世纪美国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移民与自然之间、殖民者与北美土著之间、殖民者之间、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经历了四次零和竞争。残酷的竞争让美国民族文化构成中好战成分日渐积累，好战冲动成为美国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曾试图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来抑制这种生物性冲动。但是战争冲动是如此的深植于民族精神之中，以至于制度约束被渐次突破……
战争写就的美国史
“蛮一点，孩子！”将近70年前，费孝通先生曾用美国父母看到小孩打架时的惯常反应，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人性格的一个侧面，并由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如何看待使用武力对付别人。人们看到，在越南，美国不惜误导舆论继而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对伊拉克更是发动了即使在鹰派看来也是“不必要的战争”。实际上，美国历史上发生了太多次“不必要的战争”，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在外交事务中，美国是不是过于依赖武力？
根据笔者对1798～2010年间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各种情况的考察，在这200多年间，美国只有8.9%的年份中没有对外使用武力，而在90%以上的年份里都有对外使用武力的记录。美国使用武力的记录表明，好战因素在其民族文化构成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不然，美国十年中有九年会对外使用武力的现象是无法解释的。
在1900年之前，美国使用武力的行为表现出相当规律的周期波动性。但当时波动的幅度小，峰值间的周期也短。究其根源，其时美国国力有限，好战情绪得到释放之后，需要及时的休养生息。而且，这一期间美国较少介入全球政治进程。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开始了全球介入的旅程。美国使用武力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周期性影响，但总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武力，重大战争也发生得越来越密集。随着战争技术的发展，美国越来越强调高科技手段。而这只会导致大规模的杀戮（美国曾将毁灭性的核武器用于实战），并带动整个国际关系走向相互猜忌的方向。
那么，美国好战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回到美国历史的起点。
最初，遥远的美洲一直吸引着欧洲那些希望“重新开始”的人。除去那些希望通过殖民冒险而大发横财者，还有不堪忍受宗教压迫的人甘冒奇险远渡重洋。正是这一念间的选择，让他们的性格中的好战成分，高出了那些留在欧洲故乡的同族。这次选择让他们发生了第一次变异。而这一次变异，也将改变他们的基因序列，并遗传到他们后代的身上，并且表现得愈益显著。到今天，他们的后代已变得彼此陌生。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欧国家大起争执，相互视对方为外星人一般。
当初鼓足勇气离开故土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批人，渡海的经历使他们比以往更渴望土地，更害怕远离大陆，而这一经历也锤炼了他们的精神风貌。既然大洋都不能熄灭他们的求生本能和创世意志，那么，除非登陆后面对的是比大洋还险恶的对手，否则他们会让一切阻挠其意志的事物化为齑粉。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来者的群体不断壮大，对土地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同印第安人的冲突不可避免。
同印第安人的竞争，促使新来者在上岸后再一次做出抉择。与开始和土著居民合作乃至通婚的西班牙人相反，英格兰人和土著人通婚的现象非常罕见。英格兰人在新大陆继承了此前殖民爱尔兰的经验——“不管爱尔兰人如何野蛮地对待殖民者，英国人总是报以加倍的野蛮”。于是，在新大陆，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残暴，就以英国殖民者为最。英格兰人的选择让变异再次发生，而这种变异再次遗传到他们的下一代当中。
第三次竞争主要发生在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英国人在16世纪末取得了对西班牙的优势，在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前不久赢得了与法国的“七年战争”。英国人在这些旷日持久的蛇与蛇的竞争中最终胜出，进化成了吃蛇的蛇。残酷的殖民竞争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最终确立了对这块土地的主宰，也让基于战争传统而建立的社会具有高度的好战本性。
第四次竞争则发生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群体之内。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走向同类相残，进而分离出一支美洲旁系的，正是其好战本性高涨到阶段性的极点所致。连年征战使英帝国财政负担不断加剧，英国政府将目光转向美洲大陆，希望从殖民地征敛税收以弥补亏空。但是，这种做法受到了殖民地的抵制。随着敌对情绪不断发酵，刀枪相向最终成为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
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军官对殖民地那种“血战到底的激情”极为震惊。这场激烈的竞争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分裂为两支不同的旁系。竞争的直接结果是，英国不仅没有解决财政困难，还因为失去美洲的钱袋而加剧了财政困难。与之相反，其美洲殖民地则获得了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作为竞争中的胜者，他们比任何人都理解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性。像以往一样，这次自然选择再一次催生了机体的变异。而且，这次变异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次更深远，一个鼓励竞争和崇尚强者的现代社会诞生了。
制度的约束及其弱化
看着载誉而归的战士，睿智的美国政治家们提出，要用制度设计来钳制战争冲动。经过激烈的争吵，制宪会议对“战争权”进行了分割：总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执掌军权，国会则掌握了宣战权，并紧紧地控制拨款权。宪制设计的初衷是从制度上设防，使任何人不能垄断武力的使用，不能随意发动战争。从创始意图看，控制钱袋的国会，自然也能控制战争拨款，因而也就能有效控制政府的战争冲动。
最初，美国国会确实能够有效控制国家的战争行动。其根本原因在于，总统作为军事首脑可动用的战争资源过于匮乏。一方面，美国建立的常备军人数偏低（只有2600人）；另一方面，财政困难制约了这个新生国家的战争能力。要不然，殖民地思想家潘恩也不必费心地向民众宣传“拿饷是士兵的权利，后勤是军队的生命”。简而言之，钱袋空瘪，国会自然严加看守；军队弱小，自然不会到处生事。
但是，随后的一百年里，限制战争的制度安排逐步受到挑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及其军队，不断翻新战争花样，借各种名义突破国会限制。1798～1800年，新生的美国与法国“不宣而战”。由于是“有限对抗”，而且，由于害怕招致全面报复，国会没有正式向法国宣战。之后，美国政府发明了另一种战争模式，即小范围和小规模地悄然执行军事行动，这种“秘密方式”在19世纪被广泛使用。另外，还有一些军事行动中，美国不屑于宣战，例如针对印第安部落、海盗群体的行动。其理由是，如果宣战的话，就会让美国堕落到他们这个档次。总之，上述行动都未经国会宣战，这也揭开了国会战争权旁落的序幕。 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更为猛烈的府会斗争。1846年的美墨战争，波尔克总统先于国会向墨西哥宣战。半天后，国会才以174∶14的投票结果正式宣战。波尔克的举动让国会大为光火。之后，国会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诉求，例如国会曾六次拒绝布坎南总统在一个任期内提出用兵请求。不过，与前任总统布坎南相比，林肯总统可没那么温和。他甚至没有和国会商议便招募了一支军队，用来对抗南方的分裂行为。他对国会的控制非同寻常，说明行政部门能够广泛地扩张权力。几十年后，面对西班牙对手，府会的态度拧了个个儿：克利夫兰总统告诉好战的国会，即使国会向西班牙宣战，他也不会进行军事调度。国会遂只好等到麦金莱继任总统后，才有了行使宣战权的机会，这才有了对美国乃至世界影响至深的美西战争。简而言之，行政部门不断的挑战，是国会战争权旁落的重要原因。
国会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声音，议员中不乏好战分子。爱国主义的旗帜总是能够轻松地团结各派政治力量。更为致命的是国会“自毁长城”，做出过一系列让总统便宜行事的授权法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1964年升级越南战争的“东京湾决议”。1973年的“战争权法案”虽试图拨乱反正，但经过总统的否决而国会又推翻了总统的否决之后，这个法案变成了一个妥协的产物，存在根本性的制度漏洞，很难对总统构成实质性约束。
简而言之，为了限制战争冲动，美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对这一安排的挑战接踵而至，战争权的天平在20世纪初不可逆转地倒向了行政部门。到二战结束时，总统以三军统帅名义进行军事调度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并从此成为一项政治传统。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大小数百次，但经由国会宣战的只有寥寥几次。
另外，1945～2010年间，反对党控制国会38年，执政党控制国会28年。统计显示，反对党或执政党占国会多数的年份里，美国海外使用武力的情况高度一致。更意外的是，反对党占国会多数的年份里，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频率，甚至还略高于执政党占多数的年份。也就是说，反对党占据国会多数，也无助于改变美国使用武力的习惯。由此也可以看出，面对战争冲动，国会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不难发现，用来驯服战争冲动的各种理性安排，一概不能发挥规训的功能。相反，美国认定要打的仗，就没有什么不可突破的限制。这大概是因为，作为“运用战争手段最熟练的社会”，它比任何社会都难以抑制动用战争工具的冲动。
为什么美国没有战争狂热
但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如此强大，且三军统帅的权力看上去如此不受限制，美国却并没有出现过持续的战争狂热。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探究其好战冲动和厌战情绪的社会心理平衡。正是这种心理上的平衡，决定着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使战争狂热不受欢迎。
如果没有一个军事上可行的计划，政治家恐怕不会轻易做出使用武力的决定。基于此，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军方意见会成为政治家重点考虑的对象。军事部门追求的目标，毋庸置疑就是在必要时打赢战争。当然，军事部门也需要直面各种战争风险。这样，军事部门对待风险的态度，就能对决定是否使用武力产生重要影响。关于军事部门对待战争及其风险的态度，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表达过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温伯格指出，美国使用武力需要满足六项条件，即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美国有压倒性优势兵力、有明确的作战思路、军队系统有所准备、得到民众的支持、且使用武力是最后的手段。从中可以发现，军方领袖慎重对待战争，直言“不可轻启刀锋”。特别是伊拉克问题长期化之后，军事部门更加排斥大规模行动。
当然，军方领袖和军队系统慎重看待战争，并不意味着军队没有冒险精神，也并不意味着军人中没有冒险之徒。战争不失为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能让一些人飞黄腾达。所以，尽管大多数人几乎从来都是在战争中一无所获，相反许多人还会因为战争失去一切，但是，总有人甘冒万劫不复之险，而欲攀上这个可能的上升通道。不排除有人希望通过战争改变命运，不排除有人希望通过战争延续传统，因此，不排除有人刻意诱发人性深处的战争冲动。
尤其是当有人打着正义的旗帜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时，不仅军队的战斗情绪，甚至整个社会的好战冲动都会被调动起来。例如，“天定命运观”让美国在近半个世纪中，波浪式地向西扩张领土。在这种“十字军情结”的感召下，美国人坚信拯救世界是它的道德义务。甚至有人指出，正是因为有系统的“战争宣传”，才使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卷入他们本来不情愿卷入的战争。它使美国不仅变成杀戮的机器，也让美国人死于无休止的杀戮。
反过来讲，也有人指出，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历史上进行的所有战争都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他们认为，服从自己的良知，而不是国家统治者的旨意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还有观点认为，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倾向和孤立状态合在一起，使其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正如美国一位战略分析家所指出，美国公众既不是完全反对使用武力和付出伤亡代价，也不是盲目追随美国的领导。如果理由充分，如果领导人公开说明情况，如果所要采取的行动看起来可能成功，美国公众会伸出支持之手。那种认为美国人民贪生怕死的观点，不如说仅仅是一些人头脑中的影像而已。公众比一般所想的更支持使用武力，尽管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
综上所述，美国军队和公众对待战争的态度都具有二元性特征。军队作为战斗使命的承担者，是好战冲动最容易发酵的载体，也是厌战情绪最容易扩散的平台。公众作为战争的经济社会成本的最终承受者，恰恰最容易受到战争宣传的蛊惑，让一代人厌恶过战争之后，又让下一代人走向战争。但另一方面，每一代人经历过战争之后，都会对它心生厌恶。美国社会的土壤，尽管无法抑制战争冲动发芽，却没有让它演变成战争狂热。
那些成功的做法还会延续下去
要深入理解美国的每一个战争决定，就要了解美国做出战争决定的过程。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本该由府会联合做出，但是，美国的政治实践表明，行政部门为了绕开国会的限制，创造性地发明了各种变通的策略，使美国可以轻易地做出战争决定。当然，美国也因此也会陷入战争泥潭，例如越南战争让几代人患上了“越南综合征”。直到海湾战争取得胜利后，他们才重拾丢失在越南的信心。
美国在战争中不断成长的经历，让它过分迷信自身军事实力。于是，在这个手执重锤的国家眼中，外部存在的问题很容易被建构成一个个“钉子”。而它一旦决定了要拔去钉子，就会开足马力向前冲，寄希望于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反过来讲，只要能看到这种速胜的前景，战争决定也就不难做出。
归结起来，美利坚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经历了残酷的竞争，在竞争中不断胜出又会强化其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强化又让它更倾向于利用已有的竞争优势去赢得下一场竞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越来越频繁使用武力的关键所在。而且，由于竞争观念已经深植于美国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那些过去让它成功的做法还会延续下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战争写就的美国史
“蛮一点，孩子！”将近70年前，费孝通先生曾用美国父母看到小孩打架时的惯常反应，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人性格的一个侧面，并由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如何看待使用武力对付别人。人们看到，在越南，美国不惜误导舆论继而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对伊拉克更是发动了即使在鹰派看来也是“不必要的战争”。实际上，美国历史上发生了太多次“不必要的战争”，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在外交事务中，美国是不是过于依赖武力？
根据笔者对1798～2010年间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各种情况的考察，在这200多年间，美国只有8.9%的年份中没有对外使用武力，而在90%以上的年份里都有对外使用武力的记录。美国使用武力的记录表明，好战因素在其民族文化构成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不然，美国十年中有九年会对外使用武力的现象是无法解释的。
在1900年之前，美国使用武力的行为表现出相当规律的周期波动性。但当时波动的幅度小，峰值间的周期也短。究其根源，其时美国国力有限，好战情绪得到释放之后，需要及时的休养生息。而且，这一期间美国较少介入全球政治进程。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开始了全球介入的旅程。美国使用武力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周期性影响，但总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武力，重大战争也发生得越来越密集。随着战争技术的发展，美国越来越强调高科技手段。而这只会导致大规模的杀戮（美国曾将毁灭性的核武器用于实战），并带动整个国际关系走向相互猜忌的方向。
那么，美国好战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回到美国历史的起点。
最初，遥远的美洲一直吸引着欧洲那些希望“重新开始”的人。除去那些希望通过殖民冒险而大发横财者，还有不堪忍受宗教压迫的人甘冒奇险远渡重洋。正是这一念间的选择，让他们的性格中的好战成分，高出了那些留在欧洲故乡的同族。这次选择让他们发生了第一次变异。而这一次变异，也将改变他们的基因序列，并遗传到他们后代的身上，并且表现得愈益显著。到今天，他们的后代已变得彼此陌生。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欧国家大起争执，相互视对方为外星人一般。
当初鼓足勇气离开故土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批人，渡海的经历使他们比以往更渴望土地，更害怕远离大陆，而这一经历也锤炼了他们的精神风貌。既然大洋都不能熄灭他们的求生本能和创世意志，那么，除非登陆后面对的是比大洋还险恶的对手，否则他们会让一切阻挠其意志的事物化为齑粉。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来者的群体不断壮大，对土地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同印第安人的冲突不可避免。
同印第安人的竞争，促使新来者在上岸后再一次做出抉择。与开始和土著居民合作乃至通婚的西班牙人相反，英格兰人和土著人通婚的现象非常罕见。英格兰人在新大陆继承了此前殖民爱尔兰的经验——“不管爱尔兰人如何野蛮地对待殖民者，英国人总是报以加倍的野蛮”。于是，在新大陆，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残暴，就以英国殖民者为最。英格兰人的选择让变异再次发生，而这种变异再次遗传到他们的下一代当中。
第三次竞争主要发生在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英国人在16世纪末取得了对西班牙的优势，在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前不久赢得了与法国的“七年战争”。英国人在这些旷日持久的蛇与蛇的竞争中最终胜出，进化成了吃蛇的蛇。残酷的殖民竞争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最终确立了对这块土地的主宰，也让基于战争传统而建立的社会具有高度的好战本性。
第四次竞争则发生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群体之内。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走向同类相残，进而分离出一支美洲旁系的，正是其好战本性高涨到阶段性的极点所致。连年征战使英帝国财政负担不断加剧，英国政府将目光转向美洲大陆，希望从殖民地征敛税收以弥补亏空。但是，这种做法受到了殖民地的抵制。随着敌对情绪不断发酵，刀枪相向最终成为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
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军官对殖民地那种“血战到底的激情”极为震惊。这场激烈的竞争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分裂为两支不同的旁系。竞争的直接结果是，英国不仅没有解决财政困难，还因为失去美洲的钱袋而加剧了财政困难。与之相反，其美洲殖民地则获得了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作为竞争中的胜者，他们比任何人都理解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性。像以往一样，这次自然选择再一次催生了机体的变异。而且，这次变异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次更深远，一个鼓励竞争和崇尚强者的现代社会诞生了。
制度的约束及其弱化
看着载誉而归的战士，睿智的美国政治家们提出，要用制度设计来钳制战争冲动。经过激烈的争吵，制宪会议对“战争权”进行了分割：总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执掌军权，国会则掌握了宣战权，并紧紧地控制拨款权。宪制设计的初衷是从制度上设防，使任何人不能垄断武力的使用，不能随意发动战争。从创始意图看，控制钱袋的国会，自然也能控制战争拨款，因而也就能有效控制政府的战争冲动。
最初，美国国会确实能够有效控制国家的战争行动。其根本原因在于，总统作为军事首脑可动用的战争资源过于匮乏。一方面，美国建立的常备军人数偏低（只有2600人）；另一方面，财政困难制约了这个新生国家的战争能力。要不然，殖民地思想家潘恩也不必费心地向民众宣传“拿饷是士兵的权利，后勤是军队的生命”。简而言之，钱袋空瘪，国会自然严加看守；军队弱小，自然不会到处生事。
但是，随后的一百年里，限制战争的制度安排逐步受到挑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及其军队，不断翻新战争花样，借各种名义突破国会限制。1798～1800年，新生的美国与法国“不宣而战”。由于是“有限对抗”，而且，由于害怕招致全面报复，国会没有正式向法国宣战。之后，美国政府发明了另一种战争模式，即小范围和小规模地悄然执行军事行动，这种“秘密方式”在19世纪被广泛使用。另外，还有一些军事行动中，美国不屑于宣战，例如针对印第安部落、海盗群体的行动。其理由是，如果宣战的话，就会让美国堕落到他们这个档次。总之，上述行动都未经国会宣战，这也揭开了国会战争权旁落的序幕。 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更为猛烈的府会斗争。1846年的美墨战争，波尔克总统先于国会向墨西哥宣战。半天后，国会才以174∶14的投票结果正式宣战。波尔克的举动让国会大为光火。之后，国会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诉求，例如国会曾六次拒绝布坎南总统在一个任期内提出用兵请求。不过，与前任总统布坎南相比，林肯总统可没那么温和。他甚至没有和国会商议便招募了一支军队，用来对抗南方的分裂行为。他对国会的控制非同寻常，说明行政部门能够广泛地扩张权力。几十年后，面对西班牙对手，府会的态度拧了个个儿：克利夫兰总统告诉好战的国会，即使国会向西班牙宣战，他也不会进行军事调度。国会遂只好等到麦金莱继任总统后，才有了行使宣战权的机会，这才有了对美国乃至世界影响至深的美西战争。简而言之，行政部门不断的挑战，是国会战争权旁落的重要原因。
国会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声音，议员中不乏好战分子。爱国主义的旗帜总是能够轻松地团结各派政治力量。更为致命的是国会“自毁长城”，做出过一系列让总统便宜行事的授权法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1964年升级越南战争的“东京湾决议”。1973年的“战争权法案”虽试图拨乱反正，但经过总统的否决而国会又推翻了总统的否决之后，这个法案变成了一个妥协的产物，存在根本性的制度漏洞，很难对总统构成实质性约束。
简而言之，为了限制战争冲动，美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对这一安排的挑战接踵而至，战争权的天平在20世纪初不可逆转地倒向了行政部门。到二战结束时，总统以三军统帅名义进行军事调度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并从此成为一项政治传统。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大小数百次，但经由国会宣战的只有寥寥几次。
另外，1945～2010年间，反对党控制国会38年，执政党控制国会28年。统计显示，反对党或执政党占国会多数的年份里，美国海外使用武力的情况高度一致。更意外的是，反对党占国会多数的年份里，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频率，甚至还略高于执政党占多数的年份。也就是说，反对党占据国会多数，也无助于改变美国使用武力的习惯。由此也可以看出，面对战争冲动，国会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不难发现，用来驯服战争冲动的各种理性安排，一概不能发挥规训的功能。相反，美国认定要打的仗，就没有什么不可突破的限制。这大概是因为，作为“运用战争手段最熟练的社会”，它比任何社会都难以抑制动用战争工具的冲动。
为什么美国没有战争狂热
但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如此强大，且三军统帅的权力看上去如此不受限制，美国却并没有出现过持续的战争狂热。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探究其好战冲动和厌战情绪的社会心理平衡。正是这种心理上的平衡，决定着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使战争狂热不受欢迎。
如果没有一个军事上可行的计划，政治家恐怕不会轻易做出使用武力的决定。基于此，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军方意见会成为政治家重点考虑的对象。军事部门追求的目标，毋庸置疑就是在必要时打赢战争。当然，军事部门也需要直面各种战争风险。这样，军事部门对待风险的态度，就能对决定是否使用武力产生重要影响。关于军事部门对待战争及其风险的态度，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表达过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温伯格指出，美国使用武力需要满足六项条件，即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美国有压倒性优势兵力、有明确的作战思路、军队系统有所准备、得到民众的支持、且使用武力是最后的手段。从中可以发现，军方领袖慎重对待战争，直言“不可轻启刀锋”。特别是伊拉克问题长期化之后，军事部门更加排斥大规模行动。
当然，军方领袖和军队系统慎重看待战争，并不意味着军队没有冒险精神，也并不意味着军人中没有冒险之徒。战争不失为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能让一些人飞黄腾达。所以，尽管大多数人几乎从来都是在战争中一无所获，相反许多人还会因为战争失去一切，但是，总有人甘冒万劫不复之险，而欲攀上这个可能的上升通道。不排除有人希望通过战争改变命运，不排除有人希望通过战争延续传统，因此，不排除有人刻意诱发人性深处的战争冲动。
尤其是当有人打着正义的旗帜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时，不仅军队的战斗情绪，甚至整个社会的好战冲动都会被调动起来。例如，“天定命运观”让美国在近半个世纪中，波浪式地向西扩张领土。在这种“十字军情结”的感召下，美国人坚信拯救世界是它的道德义务。甚至有人指出，正是因为有系统的“战争宣传”，才使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卷入他们本来不情愿卷入的战争。它使美国不仅变成杀戮的机器，也让美国人死于无休止的杀戮。
反过来讲，也有人指出，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历史上进行的所有战争都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他们认为，服从自己的良知，而不是国家统治者的旨意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还有观点认为，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倾向和孤立状态合在一起，使其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正如美国一位战略分析家所指出，美国公众既不是完全反对使用武力和付出伤亡代价，也不是盲目追随美国的领导。如果理由充分，如果领导人公开说明情况，如果所要采取的行动看起来可能成功，美国公众会伸出支持之手。那种认为美国人民贪生怕死的观点，不如说仅仅是一些人头脑中的影像而已。公众比一般所想的更支持使用武力，尽管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
综上所述，美国军队和公众对待战争的态度都具有二元性特征。军队作为战斗使命的承担者，是好战冲动最容易发酵的载体，也是厌战情绪最容易扩散的平台。公众作为战争的经济社会成本的最终承受者，恰恰最容易受到战争宣传的蛊惑，让一代人厌恶过战争之后，又让下一代人走向战争。但另一方面，每一代人经历过战争之后，都会对它心生厌恶。美国社会的土壤，尽管无法抑制战争冲动发芽，却没有让它演变成战争狂热。
那些成功的做法还会延续下去
要深入理解美国的每一个战争决定，就要了解美国做出战争决定的过程。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本该由府会联合做出，但是，美国的政治实践表明，行政部门为了绕开国会的限制，创造性地发明了各种变通的策略，使美国可以轻易地做出战争决定。当然，美国也因此也会陷入战争泥潭，例如越南战争让几代人患上了“越南综合征”。直到海湾战争取得胜利后，他们才重拾丢失在越南的信心。
美国在战争中不断成长的经历，让它过分迷信自身军事实力。于是，在这个手执重锤的国家眼中，外部存在的问题很容易被建构成一个个“钉子”。而它一旦决定了要拔去钉子，就会开足马力向前冲，寄希望于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反过来讲，只要能看到这种速胜的前景，战争决定也就不难做出。
归结起来，美利坚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经历了残酷的竞争，在竞争中不断胜出又会强化其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强化又让它更倾向于利用已有的竞争优势去赢得下一场竞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越来越频繁使用武力的关键所在。而且，由于竞争观念已经深植于美国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那些过去让它成功的做法还会延续下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