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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社会”自从提出之日起，就成为流传于我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前者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现象，其中国民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
进入新世纪以来，贫富差距问题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十一五规划把“今后中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出现更大的贫富差距”列入其中，这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20多年后将让位给高级阶段“共同富裕”。
我国贫富差距有多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贫富鸿沟有多深，差距有多大，一直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概念。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表示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越高，财富分配越不平均。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199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82；到2002年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基尼系数直线攀升，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2005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告指出，我国农民收入增加了6．8％，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实现的数字，但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
2005年6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我国居民收入存在的六个方面差距，即全社会收入、城乡居民收入、行业、职业、财富分布、财政分配和劳动分配。这是至今为止最为详细和全面地表述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资料。其中有这样一组对比强烈的数据：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份额中只占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这一资料在媒体公布后，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地区差距
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人均GDP，西部与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与东部由1：1．53扩大到1：2．03。近年来区域差别还在拉大。大体上看，东部要高于西部、大型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要高于中小城市。西部虽然也开始发展，但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得更快，标志着信息化程度的家庭电脑拥有率，东部最发达的地区和西部最不发达的地区竟相差几十倍。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地区性差异比较大。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分列城市薪资指数排名前4位，上海比北京高出3．33％。太和顾问公司将城市分为3类：一类城市指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二类城市指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大型开放城市。如天津、重庆、武汉等；三类城市指一般大中型城市，如烟台等。2002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市民年人均收入平均为942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19元，其中人均收入超万元的城市有深圳、广州、上海、宁波、北京、厦门、杭州、济南8个城市。最低的是西宁，人均收入只有6433元。最高的深圳与西宁比较，相对差为2．4倍，绝对差高达15481元。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区市的2倍还多。
城乡差距
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1995—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率由2．8上升到了3．1。世界上多数国家低于1．6．少数国家高于2．0。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扩大到3．2：1。到2004年城乡收入比已经达到5：l甚至6：1，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个数字还会扩大。
一些发达城市与农村的对照令人震撼。亚洲开发银行《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公布了一组数字：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贫困县的面积达8．375万平方公里，占该地区总面积的63．3％。城乡差别拉大使众多的农业人口沦为贫困群体，更使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越发突出。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一眼看上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不相上下，高楼大厦、磁悬浮列车、高架快速路、地铁、信用卡、来自巴黎的时装。应有尽有。甚至让初次来访的外国人惊奇。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每天都能够感受到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手中携有带自拍功能的摄像手机、办公室的液晶显示屏、胸前的mp3播放器、家里的100M宽带，无一不展示着我国和世界同步走进了数字化时代：超级市场越来越规模化，商场里各种国际顶尖名牌越来越多，让人们方便而快捷地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私家车越来越多、商品房越来越宽敞，这一切都让城市人感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但一走进人口占中国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人们却往往能看到连公路都没有通的村庄，农户家里没有电话，缺少电灯。在农村一个家庭年收入不超过2000元，家里没有水、没有电，想去离家最近的县城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生病了没有钱医治，小孩子没有书读，就算是考上了大学，也会因为学费的高昂而望洋兴叹；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每天劳动超过10个小时，住在拥挤的民工棚，得到的却是低廉的薪水和难以医治的职业病……
全国人大代表黄玉奎对新华社记者说：“我的姨妈在辽西贫困农村，十多年了，房还是土房，老两口种点地仅够吃饭，表弟到城里打工，一个月400元，找对象得攒3年钱。没有医疗保险。要是生个大病就没办法了。”而他的姑父是个城里人。老两口住在有空调的楼房里，用着彩色电视机和冰箱，一年还能结余一万元，过上了温饱不愁的生活。
在安徽省淮北平原上有一个村庄，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经难以度日，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 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盖的还是树皮。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
城市内差距
最近两年，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像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也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现象。据北京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北京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
如今在北京已经逐渐形成了富人区与贫民窟。虽然都生活在同一个都市里，但富人与穷人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城市南部的方庄成为第一代富人区。当时政府出巨资开发方庄，每平米售价高达七八千元，有钱和有权者迅速进驻；十年后，方庄魅力渐减。1990年前后，亚运村成为第二代富人区。房价最高时卖到每平米1500美元。各大公司的高级白领和演艺明星成为亚运村的新贵，一些退休的外地名流也来此地买公寓。这里经常招摇过市的是欧美最时髦的跑车和加长轿车。2000年前后，朝阳区以国贸为圆心、环使馆区的中央商务区成为富人扎堆的场所，每平米2万元的房价在这里习以为常。现如今机场路沿线的别墅群，是北京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富人区，银湖别墅、龙渊别墅、香山花园是主要代表。
32岁的采琳(化名)住在北京城最贵的房子——贡院6号里。她花了900万元买到贡院6号的一套公寓。她的先生是香港某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她和她的先生在各地有六处房产，总价值超过5000万元。贡院6号的家，是她布置的：客厅里一整面墙是用金铂手工贴制装饰，卧室里贴着真丝壁布很便于擦洗，马尾编制的床头，吹制时掺入金粉的威尼斯水晶灯具，百年榆木树瘤装饰柱，整张马驹皮手工缝制的茶几；40平米的厨房虽然只是管家和厨师活动的场所，却有着整块施华洛世奇天然水晶水嘴开关，可自动升降、自动渗油的烧烤、煎锅和与之相配的自动升降抽油烟机，适用于金属器皿的微波炉……
在位于京城大厦50层的京城俱乐部，采琳一边小口呷着路易十三红酒，一边用美丽的眼睛眺望着京城东区的万丈繁华。这是一个周末，她与丈夫开着车牌尾号为“888”的奔驰，去京城俱乐部参加例行的周末餐会。他们需要为四头鲍鱼等付出上万元的餐费。周末餐会后，与会的丈夫们会到吸烟室品尝古巴来的哈瓦那雪茄，品尝玛哥堡红酒。采琳则会和一帮太太齐聚美容室，享受每人1000元左右的美容护理。她心爱的金色波美拉尼亚种小狗被专人带去做宠物护理。小狗是她一年前花2000美元买下的，每月需要为它支付美容和健康费2000元人民币。
采琳有个3岁的儿子，分娩的医院就是不久前那英生子所在的和睦家医院，她坐了90天月子花费近1万美元。这个宝贝儿如今独享40平米的婴儿房，有专业保姆24小时看护。他有100多种玩具，大多是限量发售的珍品。采琳准备给他添一件白色的雅马哈三角钢琴，请一位得过国际奖项的钢琴老师辅导这位小王子。
她最盼望的是圣诞假期，这对聚少离多的夫妻会一起到世界最有名的旅游胜地去度假。去年他们就去了马尔代夫。他们的身影只会在服务最好的航空公司的头等舱里找得到。
北京大栅栏被人称为北京城内的典型贫民窟。这里人口密度大，居住拥挤——该地区11个社区中，平房社区10个，平房院子2950个，其中危旧房占了90％以上。火灾隐患多。供电系统老化而胡同窄小，为了应急，消防部门专门用130小卡车改装成小型救火车，社区则配备水罐三轮车。市政及卫生设施严重不足，特别是厕所和供水供电，石头胡同曾创下一次断电42天的纪录。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地区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
李子平是地地道道的大栅栏“土著”。这位47岁的男子从1990年下岗后，就当起了三轮车夫，几乎每天吃完午饭。他就和他的三轮车出现在前门楼子，然后拉着游客穿梭于距离北京天安门不足2500米、面积为1．26平方公里、拥有115条街道和胡同的大栅栏。生活的压力让他看上去更像57岁。他一家三口在两广大街附近拥有大约30平方米的两间平房。这在大栅栏地区算是条件不错的，住在大栅栏内的许多人住房还不如他宽绰。80多岁的韩秀英，住三井胡同17平方米的一个里外套间房。小孙女出世以后，老人和儿子一家三口窝在这间屋子里。另一位已经退休的毕女士，与老伴、儿子、儿媳、孙子、女儿以及外孙住在40平方米的房间里，睡的是上下铺。古老的胡同里几乎看不到空调的影子，每度0．4元的电费会让人心疼。电扇和火炉是大栅栏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每年入冬，李子平都到附近的煤场，用他的三轮车拉回蜂窝煤取暖。由于屋里没有上下水道，用过的水只能倒在房屋两侧，于是自然形成了两道水沟。很多人家无法在家中洗澡，距离炭儿胡同喻先生家数十米的地方有个公共浴池。洗一次澡十块钱，喻先生笑着说“十天八天去一回”。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厕——每天早晨，在胡同里的“旱厕”门前。都会排起长队。李子平平均每个月收入大约1000元，但要负担上高二的女儿的学费。“所以我要拼命干活，明年女儿考上大学后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吃饭的时候能喝上廉价的二锅头白酒，是李子平最大的要求。尽管佐餐经常只有黄瓜、咸菜和一小碟花生米。而在韩秀英家，摆在黑白电视机旁边的晚饭也是西红柿打卤面。“你知道一个月不吃肉是什么滋味吗?这里一部分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8元。这就是北京穷人的生活。”李子平说。
北京前门应该是一个富贵云集的地方。李莲英的宅子，同仁堂起家的地方，谭嗣同住过的大院，一代代下来，几百年变迁，大宅院被分成小院落，大街道割成小胡同。小胡同又被挤成小窄道，小窄道又变成小棚屋。北京前门东南的平房区是长在这个古老都市头顶的一块疤瘌。前门大街的老字号各色的霓虹灯照亮着百年繁华，灯影背后却有着这一块掩不住的破败。西打磨厂区街道上，现在只有一个男厕所两个女厕所，每天早晨厕所的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
盘在羊肠一样的胡同里的西打磨厂88号院，韩建平俯身“欣赏”女儿做作业。女儿的两条长腿叉开稳稳当当地站着写，父亲一动不动地低着头看，这样的姿势父女俩保持了一早晨。这是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屋里住着父女俩，还有两只鸟、一只猫。如果按人均居住面积算，父女两人均不足3平米，这意味着一个人不能有一张可以伸展四肢的床。屋子靠墙架了个取暖做饭的生铁炉子，占去了空间的一半，一张吃饭写作业放药瓶的桌子，挤进那半间屋。屋内放不下一张凳子，女儿长年练就了站着吃三餐站着写作业的本领。在这间没有窗子黑暗而奇怪的平房里，韩建平住了17年。韩建平是属于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的那一类人，他所在的建筑公司倒闭了，他失了业，档案也被弄丢了。他于是摆摊儿修自行车，抚养女儿。女儿3岁半的时候，韩建平中风，半个身子瘫痪了。现在他靠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外加两张40元的粮油补助卡。现在让他感到最难堪的是自己和16岁的女儿不得不睡在一张床上。女儿是少女了，什么都懂了，很不方便。“冬天我就缩在床边，夏天热，整夜在外边溜达，到天亮女儿该醒了，再回来，”女儿的学费占了家里开支的50％以上，春天一开学，300元的课外书费和284元的英语、语文、物理提高班费用，外加学费等等，几乎是这个家两个月的低保费。但女儿花多少学费他也要把她供出来，这是这个家庭摆脱贫穷的惟一希望。
在前门一带，很多孩子都是把父母的小平房再劈出一半，娶妻生子过和父母差不多的生活。如果想跳出去，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大学。新革路居委会的大妈们说，贫困的家里给孩子请不起家教，能考上高中的占不了一半，能上大学的一年也就是几个。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富有的居民占去66％，20％低收入居民只占1．3％，两者相差50倍以上。城镇中有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中，人均年收入1059元，月收入比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低54．7％。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54000多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第一季度人均总收入3132元，比上年同季增长11．5％；人均消费性支出2020元。比上年同季增长9．9％。但是，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880元，比上年同季增长15．7％；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755元，比上年同季仅增长7．6％。10％的富人占有45％的城市财富，90％的居民占有55％；其中10％的穷人只占1．4％。
行业差距
近年来，我国各个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在2000年为2．62倍，到了2004年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以外的福利收入。最近，在全国分行业收入的统计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不同行业收入相差高达40倍。如保险业的保险推销员最高年薪为24万元，而家政服务员最低年薪仅为6540元，两者相差40倍。行业差距如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换个单位上班，工资翻上几番。”说的就是对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不满。
目前哪些行业的人员享受着高薪呢?据国家权威统计部门的数字显示，垄断性行业的人员收入稳居前几名，如电力、自来水、燃气生产与供应、电信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运输业、管道运输业等等，甚至连一些社会公共事业部门，像某些公共教育机构、某些公共医疗机构也存在利用行业垄断的地位而索取高额利润的情况。2005年，广西统计局调查数字显示，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行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6357元)、金融业(5319元)、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302元)。低收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农牧渔业(1978元)、制造业、批零餐饮业、住宿业、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据山西省有关统计显示，2003年仅职工工资各行业问高低年相差近1．2万元，比2000年翻了近一番；高低之比接近1：3。其中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人均工资分别是电信业的50％和34％，是金融业的64％和41％，是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的64％和44％，是电力、燃气和水生产供应业的72％和50％。行业收入的差异，造成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垄断性行业薪酬水平很高，如电信行业以208929元高居第4位。而餐饮业人员收入却很低。目前北京一般餐厅服务员的平均工资价位都在六百元左右，加上过节费等各种费用，一年的平均收入在万元左右，比几年前有所增长，但人均生活费用也在增长。在北京做了5年服务员的小李说：5年前她在北京做服务员的时候，每月的工资也就三四百元，但还能节省点钱寄回家；现在每月的工资在七百元左右，却存不下什么钱了。所以，她准备今年春节回家后，就不再回来了，现在在当地找份几百元的工作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而且还能照顾家人。有小李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在北京，餐饮服务员的月薪加上食宿等福利，实际薪酬低于营业员、保洁员等。以保洁员为例，保洁员假定按月薪700元计算，每月工作176个小时，每工作一个小时取得的劳动报酬约为4元。餐饮服务员假定平均月薪为1000元(含加班工资)，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月休息两天，每月工作280小时，每小时取得劳动报酬约为3．6元。通过这两个数字的比较可以看出，餐饮服务员每小时实际劳动报酬已经低于保洁员。由于劳动报酬与劳动付出不相符，许多劳动者宁可选择营业员、保洁员等工作，也不愿选择做餐饮服务员。
目前，银川市餐饮服务业就业人员中，月工资标准普遍低于380元。在一些加工制造业，工人们的工资也同样仅在300元左右。在银川市富宁街一家面馆里，3名年轻服务生跑前跑后，端盘子、擦桌子、倒茶水、拖地板……忙得不可开交，一个个稚气未脱的脸颊上流淌着汗水。有人问其中的一位女服务生：“生意这么好，老板一个月发给你多少工资?”女孩低声回答：“3213元。”在另一家生意同样火爆的烧烤店，一位头戴穆斯林白帽、正在烤羊肉串的小伙子在回答一个月挣多少钱的询问时，小伙子回答：“不多，300块。”收入高的行业基本没有下岗失业人员。越是收入低的行业下岗人员越多。目前我国登记失业率4_3％，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2％，全国有3000万的失业人口。农村隐形的失业人口达到1．5亿。这些失业人口别说工资收入，就连最低生活费都难以保障。
同行业差距
做相同的工作，由于身份、所在地区和部门等不同，享受的待遇有很大差别，收入也可能相差数倍。在同一行业里，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工的收入相差13倍。别看电信、航空、石油、石化、铁路等行业属于垄断性行业，似乎只要沾上这个行业就可以有很不错的收入。其实不然。“群体内差异”严重不均衡地存在于上下级、不同岗位、不同地区之间。一位自称是电信基层员工的网友幽默地说：非常荣幸跻身高收入者行列，反正戴高帽子也戴惯了。
北京地区电信和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比他们的上海同行平均月薪高出11％到15％；北京的教师和广告创意设计人员的平均收入也多于上海。而上海地区旅游和饭店从业人员和物流仓储人员的月收入均比北京地区同行业人员高；其中物流仓储人员京沪两地月收入差别达15％。
不同人员的差距
在中国，一些老板日进万金，而为其劳作的工人月收入仅300元——600元。山西省高平市占总人口万分之三的煤矿老板人均年收入在500万元左右，其存款总额占全市总额的30％。而当地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是个体老板的万分之一。就是中央企业，老总的薪金和职工的工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的华信惠锐咨询公司做的一项调查，2002 年央企主要负责人实际平均薪酬与全部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相比为12倍，2003年达到13．6倍。目前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最高的是医药行业。达68．6万；其次是电力行业为64．7万；第三为汽车行业为61．9万，最低的是化工行业为17．2万。数据还显示，地产行业央企负责人与员工的收入差距最大，为27．6倍；轻工行业为23．6倍；冶金行业为19．8倍；通讯行业为18．5倍。
平民与官员的差距
在现实中，有太多的官员的财富积累，靠的是上不了台面的手段。除了大量贪污受贿外，还有就是做“红顶商人”。他们利用经济转轨之机，穿梭于权力与市场之间，大规模地寻租，大发横财。据有关经济学家经过计算认为，中国的“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到40％之间。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腐败案件中，官员们的财富动辄百万、千万，以至数亿。浙江省黄岩市原国土局副局长、浙江黄岩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陈熙，亦官亦商，是典型的“红顶商人”。2001年3月，陈熙对公司实行改制，他自主进行清产核资，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评定公司总资产为4．55亿元，净资产为3213．46万元。2002年实行“股权重组”，陈熙父子获得公司85．48％的股份，“国企”眨眼之间变成“私企”，陈熙摇身变为“亿万富翁”。而职工们则被排斥在改制之外。有人还被公司解聘和开除，失去了生活保障。这样不择手段富裕起来的绝不止陈熙一人，这样的贫富差距也只是发生在瞬间。
教育方面的差距
目前的贫富差距还表现在教育方面。富裕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机会受到高等教育，而贫困阶层的子女因交不起学费有的连初、高中都上不起：城市里的孩子因为地域的优势可以优先入学。而农村的孩子相比之下却机会不多。不仅如此，即使在同样能够受到教育的基础上，在师资、教舍等方面也会表现出贫富不同待遇。如今在西安几所高校，贫困生比例在30％左右，其中特困生有10％。他们每月的生活费一般在100元至150元之间。有的甚至更低。而一部分“贵族”学生却是手机、电脑、数码相机样样俱全，月消费达千元以上。这些富裕学生基本上是政府和金融机构官员的子弟，或者是私营企业主的下一代。而贫困的学生则大多来自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或者是城市低收入阶层。
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大省之一，以目前全省80万在校生计算，全省的贫困大学生已经突破10万人。因为贫困，他们连早饭吃与不吃也要斟酌再三；因为贫困，有的学生不得不在漆黑的夜里到校园的垃圾桶里翻捡食物……每年大学开学的时候，在各高校“绿色通道”现场，人们会看到排成长龙的贫困生队伍，他们中有的人只带来一半的学杂费；有的人除了两三百元生活费外就身无它物了；有的贫困生甚至连路费也没有，只好偷偷地扒煤车，到学校报到时浑身黑乎乎的，把接待处的老师吓了一跳……
南京市城东某高校大二学生王妤(化名)来自连云港，她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读高二。一家人的全部收入就来自那几亩薄田和两头猪。去年王妤只身一人来学校报到时，身上只带着家里好不容易凑来的一半学费。在南京一年多了，王妤只在过年时回过家一次，其余放假的时间都耗在打工上了。在王妤的日记里夹着一份“计划开支单”，上面详细计划了这500元的用途；存进饭卡300元；日常用品30元；学习资料100元；其他70元。她甚至给自己计划好了每天的菜单：早晨是一个菜包子加一碗稀饭，0．5元．中午是二两饭加一份素菜，0．7元左右，晚饭是一两饭加一份蔬菜．0．6元，一天连2元钱都不到。
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
目前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了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据测算，中国目前大约有1000个亿万富翁，300万个百万富翁。还有为数可观的高收入群体。与此同时，还有5000万人尚未根本解决温饱。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下岗职工、农民工、残疾人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到一起，再扣除相互重叠部分，可以估算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大约有1．4亿至1．8亿人左右。尽管中国富豪普遍“不愿露富”，人们依然可以很轻易地从公开报道中感受到他们的富裕程度——在世界地产研究院评选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的上海紫园最高单套售价达1．3亿元；在北京，一位27岁的富豪以92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世界顶级赛车：尚未开张的名表店已经订出去单价600万元的手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西部的穷困大山里，还有很多农民从来没有见过百元钞票的模样。
到目前为止，是哪些人已经进入了富人阶层呢?通过调查。人们发现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是富人的主体，其他如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一部分也是富人。自由职业者、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近年来也加入了富人行列。哪些人属于穷人阶层?首先是农民。全世界共有12亿人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其中70％生活在农村，而在中国则几乎是全部。城镇贫困人口主要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无业人员、停产和半停产或经营困难企业的职工、因有病或残疾不能工作的人、无亲友抚养或赡养又无储蓄的人员、多子女家庭、重灾重病户家庭等等。目前中国城镇需要救济的人口在2600多万人以上，与中国农村需要救济的人口13000万左右相差不多。城镇中最低收入的贫困人口在5000万以上，与农村9000万人相比较还有4000万的差距。
穷人与富人的生存状态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媒体披露——富人钱多得没处花，穷人穷得揭不开锅。以山西的煤矿老板为例，在北京楼市，如建国门外的SOHO现代城、世纪城、清水湾等中高楼盘，山西的煤炭富翁们买下豪华私家车，挥舞着百万甚至几百万痛快付款，让北京的富翁们目瞪口呆，而这仅仅是暴富的矿主们一年或半年的收入。他们吃一顿饭就是成千上万，连眼皮也不眨一下，甚至感叹豪华轿车“很便宜”。浙江省著名的家具大王金建春，背着大捆的钞票到澳门赌博，据说输了上亿元。经余杭区检察院认可，最少输钱也有3000多万元。在富人挥金如土的同时，穷人的生活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生病无钱治疗在家等死，考上高校却无钱读书而被逼自杀，几年没有尝过猪肉的滋味……安徽省合肥市29岁的下岗女工刘和芳，七年中几乎天天吃咸菜饭，七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她曾向政府部门求助，但被斥责为“疯子”；她也曾四外奔走想找一份工作，可都像肥皂泡一样一个个破灭；她摆过地摊，但被有关部门没收，她即使跪下磕头求饶也没用；她曾经每月工资110元去扫马路，可是因为照顾女儿，耽误了一次就被夺掉了饭碗。2004年12月2日，无法生存的刘和芳在家中自缢身亡，丢下了孤苦无依的6岁女儿。刘和芳自杀当天，锅里只有一碗盐水煮萝卜；死前由于无钱交10元的水表安装费，家中已断水一个多月。这虽是个案，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贫富的严重差距和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刘和芳的境况和那些一掷千金的富人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 金钱创造财富也制造罪恶，它把穷人和富人都送进了尴尬的境地。
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贫富差距的困扰，但像中国这样在短短十几年内基尼系数就翻番上升的也不多见，许多人在对现实不满的同时，更想知道贫富差距形成的过程，以便找出原因制定对策。
对于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一些公民也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参与讨论。
大多数人认为是机会不均等和社会资源拥有的不平等造成的，其中以土地资源、信息资源、权力资源的不平等尤为突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对社会资源实际占有的不平等，弱势群体根本没有条件为自己创造和积累财富，或者所创造的财富被强势力量剥夺，而法律又难以为他们提供很好的保障。以最普通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为例，在经济劳动权利方面，农民与城市居民相对宽裕的择业、迁徙、劳动保障权相比，无论是在乡村的土地财产权上，还是在城市的外出打工谋生权益上，均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为不公平和不均等，造成了“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这个后果。
中国的富裕者阶层，尽管不乏凭自己的才智和勤劳致富的经营者，但也确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暴富阶层)的发家靠的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寻租”行为。而在国有经济领域，一方面，一大批企业和部门倚仗其行政垄断地位排挤其他参与者，谋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更有一些国企经营者和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从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比如，中国的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在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之前，并不能给土地的使用者带来任何直接收益，只是在实行土地出让制度之后，少数人通过协议的方式获取大片土地，或者通过国有企业的改制，变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然后再进行房地产开发，最终成为了中国富豪。这些富豪的出现，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泡沫化的现象，一方面他们通过炒作土地。制造虚假繁荣，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收入倍增之下，掩盖了整个社会的贫困。那些沉睡千年的土地，正是在这些所谓富豪们的“发现”之下，成为了造成社会失衡的财富转移工具。
除此之外，专家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例如，改革开放以后，农户的非农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这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的进步则使得社会成员的个性意识逐渐觉醒，相应地，个人的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开发。而人与人之间在潜力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同时这种差别又同按照贡献分配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社会成员在收入方面逐渐拉大了距离。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也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比如，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许多人靠投资外汇、债券、原始股票而一举跻身富裕阶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首先富裕起来。既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历史的合理性相关联的，那么对此应当予以客观的承认，而不宜一概从道义上予以否定和谴责。其三，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本来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但是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并不健全。根据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5700亿-68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6％～9．1％。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加大，另～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的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最终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其四，对于基础阶层来说缺乏必要的“兜底”。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既承认专家学者分析是正确的，但又有保留。有的网友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实际上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折射了公共权力运行状况的某种缺失。“初次配市场管，再次分配政府管。”显而易见，贫富差距是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可避免出现的社会现象．而防止“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的关键，在于“政府管”的再分配领域，也即通过政府运用公权力，调节社会收入的不平衡状态，实现“抽肥补瘦”。因此，无论是对高收入群体的“限高”，还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兜底”，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收入问题，实质是公权力运行的品质、效率问题。换言之，“税收制度不健全”也好，“社会保障事业明显滞后”也罢，从根本上讲，“不健全”和“滞后”的首先是公权力身。此外，强调对贫富差距扩大背后权力运行缺失的关注，除了因为它对“社会收入再分配”具有决定性作用外，还在于公权力一旦失范，由各种权力腐败造成的财富损失，最后必然都会转化为加剧贫富差距的力量。单纯由能力差异造成的贫富差距，与由占有权力资源导致的贫富悬殊，对社会稳定造成的破坏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单纯由能力差异导致的贫富差距，尽管也会令低收入者不满，但其中必定含有相当的自责成分；但如果在贫富差距的形成中。权力因素作用过大，不满就会主要针对外部与社会。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了吗?
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已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但是真正出现了两极分化了吗?北京市统计学会副会长杜午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目前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问题。”他指出，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贫富差距拉大到一定高的程度才会出现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存在着多方面的区别，这可以从质、量和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的基本规定性来看：
第一，从质的方面看，两极分化表现了富有者对贫穷者劳动的无偿占有，体现了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在分配关系上的对立和根本利益上的矛盾。两极分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劳动依附于资本权力的结果，以及基于资本权力之上的政治或经济权力对剩余劳动无偿占有的结果。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市场的自发性调节和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健全，会导致收入分配规则和收入分配形式的扭曲，富者会越来越富，贫者会越来越贫，两极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是资本权力作用下收入分配不公正的结果，体现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性。
第二，从量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基尼系数可以反映收入差距的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低收入层分别占有收入的比重和富有者与贫穷者 在社会中的比重和构成。例如富有者在人口数量上一般比重应达到8％～10％。中国目前的高收入、高消费人数及财富占有者都不足1％，城乡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6％左右。如果根据这种状况轻易作出两极分化的判断，就会出现很大偏差。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两极分化，也不是所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都会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贫富差距程度较轻，或者贫者和富者没有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比重，即使是收入分配有些不公正，也不能说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第三，从两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贫富阶层的出现和社会阶层的改变。一方面，富有者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日趋增大，不仅表现为富有者群体的出现，而且形成了一个富有者阶层。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另一方面，与富有者阶层相对应的是贫穷者阶层，并且他们也作为一个稳定而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的主要区别是，贫富差距是特殊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差距发展到贫富群体出现后的表现形式，而两极分化则具有阶层或阶级性质，是贫富群体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出现后，影响到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且贫穷者和富有者作为两极对立的利益共同体存在于社会阶级结构之中。当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别，但富有者只在整个社会中占极少数，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力量影响到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贫穷者尽管作为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弱势群体存在，尚不能作为现实的能够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而存在的时候，是不能称之为两极分化已经存在的，即使贫富差别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是一个阶层特别是阶级概念。
第四，从发展趋向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所表现的是贫富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贫”通常表现为相对的贫，只是相对于富有者阶层财富增长的速度或相对于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来说，贫穷者群体在社会总价值“蛋糕”中，所分得的量越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极分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将贫和富理解为绝对的向两极的发展，特别是将贫理解为赤贫或绝对贫困化的话，显然是片面的。
第五，从社会承受力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一个社会因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社会承受力是一定时期社会对某一限度的贫富差距及其各种效应的容忍能力和接受能力。社会承受力主要表现为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居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种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多种因素共同制约下形成的心理张力，它因国别、环境、时期而异。社会承受力无非是居民个体承受力的集合，并最终通过个体运动表现出来。因为居民并不是以经济学家手中的数字作为自己对社会现实及政策满意与否的判断标准的。如果说收入差距扩大到相当大程度，但仍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两极分化则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向两极发展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可能性。
时下，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不完备的小康水平，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进入完备的小康社会。许多国家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后，社会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即经济总量的提高在为社会的急剧分化创造了物质前提的同时，也为贫富差距的缩小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的畸形发展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因为在经济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社会的两极分化，但因为整个社会的盘子不大，可供富人们占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这种分化不会很大。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另一方面，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缺乏一套比较规范的、合理的能够弥补市场经济体制下初次分配缺陷的再分配机制。因此，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消灭贫富差距的对策
日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警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如任其发展，2010年后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目前中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如果今后五年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话，贫富悬殊即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并可能在2110年后引发社会不稳定。毫无疑问，贫富悬殊将损害社公公正，不利于社会稳定。回顾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看看当今动荡不堪的南美洲，我们就可以发现：贫富分化大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动荡。中国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不少有识之士居安思危，提出要大力缩小贫富差距，以增加社会的“抗震”能力。为此，专家学者积极献计献策。
当务之急不是“劫”富而是“助”贫。“劫”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慌，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助”贫就是尽快提高较低收入者的收入，让这个群体逐步达到中等收入阶层。继续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阶层的政策扶持力度，让这些地区和群体在脱贫的基础上，尽快走上富裕道路。做到这一点关键的关键，是在制度选择、制度安排上，努力消弭不公。不公平是拱起在贫与富之间的分水岭。没有社会公正，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也很难让社会接受。许多专家都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对所有人开放的“游戏规则”。使大多数国民意识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会得到公正的回报。
依法整治经济环境，打击经济犯罪，把重点放在打击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寻租行为上；放在取缔垄断企业和部门倚仗其特殊地位排挤其他参与者，谋取高额利润暴富上；放在依法查处国企经营者和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事件上。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特别加强对石油、电信、电力、煤炭、财政系统等几大利益集团的监管，使国家资源及政府财政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切切实实为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剥夺甚至鱼肉人民。
针对贫富差距过大这个老大难问题，专家们开出了“限高、拔低、扩中”三帖药方。
对于高收入人群进行必要“限高”。需要进一步完善税制系统，并增加遗产税、赠与税、消费税等税种，同时规范垄断收益分配等问题。
对于基础阶层进行必要的“拔低”。通过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离退休金标准等，提高保障水平和低收入水平。
对于中等收入阶层进行必要的“扩中”。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提供产业基础：提高知识阶层、专业人员的报酬，扩大中等收入者人数。
对此，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纷纷发表意见。归纳起来。他们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六项。
意见一：教育是关键。
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才能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 成果，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治贫的主要手段是教育。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使得专业人士的价值创造和收入相匹配，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国外学者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受教育程度不同、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发达国家注重使用的治贫手段，就是通过给低收入者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相应教育的机会，这也是西方税务专家普遍推崇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教育是公平基石。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有教无类”思想，就蕴涵着社会公平的深意。如果教育不能指向社会公平，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人们接受教育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到将来经济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埋下城乡、区域、阶层矛盾的隐患，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意见二：征收高消费特别税。
目前虽然不能限制富人的高消费，但是可以通过税收来缩小这种贫富差距，可以对一些高消费行为征收特别消费税。例如购置豪华住宅、名牌轿车、名贵消费品、化妆品、高档宴会、高档休闲娱乐以及饲养宠物等。奢侈消费拉大社会不公。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以及10万元一块的天价月饼，十几万元一桌的豪华大餐，不仅冲击着中国人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公。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消费税的税率都比较高。我国的香港地区曾对红酒和豪华车增加了特别税。香港业界曾估算，豪华车的税款要比过去增加将近一倍。
意见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既是一个分配问题，也是一项政府行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完全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参与分配和管理。当前需要特别重视推进以下三项措施：一是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切实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困难。在城镇，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在农村，需要继续强化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逐步推进农村扶贫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鉴于各种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较大，需要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灾民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二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充分提供就业岗位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合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专案的建设，积极采取以工代赈等过度性措施缓解就业矛盾。三是分清轻重缓急解决特殊困难群体或利益受损群体的问题。下岗职工、企业离退休职工以及部分困难企业的在职职工等，是在过去一段时期利益损失较大的群体，也是引起较多社会矛盾的群体。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需要统筹兼顾，注意协调新旧体制之间的关系，避免因上述困难群体的利益损失过大而激化矛盾和引发社会危机。
意见四：由私人捐资建立基金资助贫困者，由私人捐资建立的各种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应该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富人投资慈善。
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富人捐资金额占个人收入的30％，但中国富人捐资的金额充其量只占个人收入的1％。为了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国际通行的办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税，基金可以个人或企业的名字命名，允许设立者对该基金的运行章程有一定的话语权，引导富人在“财产约半数被征税”与“捐赠慈善事业留下美名”之间选择后者。美国目前有120万个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可支配基金高达6700亿美元，资金规模占国家GDP的9％：而2004年中国100多家慈善组织获得的捐助总额约为50亿元人民币，仅占当年GDP的0．05％。所以出现这一差距，与我们的财政税收政策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保障力度不够大有关系。如前段时间有报纸透露，由于捐赠后申请减免税的手续过复杂，许多捐赠者不愿意耗费时间精力申请减免税。去年民政部共收到个人捐赠额为17亿元，但捐赠者获得的减免税额度几乎为零。这种局面若不及时改变，将挫伤更多企业和个人捐赠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性。此外，我们还应该为私人捐资的基金会的运作制定完善的法规体系。这种基金一旦建立便成为一种社会所有的财产，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按照基金会章程规定的用途运作。
意见五：把“三农”问题列入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议事日程。
城乡差距的实质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较大，农民的收入过低。从中长期看，须改革现有的户籍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支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的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从短期看，需要继续清理农村“三乱”，大幅度减轻农民的负担。
意见六：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距。
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尽可能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在发展基础条件上的差异，提高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自身竞争力。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通过其他经济援助手段强化扶贫，缓解落后地区地方财政的压力。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导致我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大小不一的差距，这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自然形成的因素，因此贫困是历史的，消除贫困也是一个历史的责任过程，需要每一届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让最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弥合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之一。”
穷人经济学最近常常被人提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其《穷人的经济学》中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温家宝总理曾在答中外记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舒尔茨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主。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温总理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要说明，因为“三农”问题在中国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穷人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人为本。中国最大的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公民，是那些以农业作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民。是他们，曾经甘愿接受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中国初步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作出了大贡献；过去20多年，又为中国GDP增长，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因为，中国经济的引起全世界注目的高速增长，至少有四分之一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构成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主要就是1．8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否认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承担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成本。在他们的收入与富裕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平台让穷人表达他们的诉求。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必须把如何解决贫穷作为自己的最高任务。减少贫穷，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中国新世纪的重任。从穷人经济学的思路和视角出发，无论多么重要的政策，最后都肯定会落实到“草根经济”。时时事事都不忘记这一根本问题，并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而努力，才是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继而建立起和谐社会的根本之路。
(责编：金锋)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前者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现象，其中国民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
进入新世纪以来，贫富差距问题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十一五规划把“今后中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出现更大的贫富差距”列入其中，这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20多年后将让位给高级阶段“共同富裕”。
我国贫富差距有多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贫富鸿沟有多深，差距有多大，一直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概念。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表示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越高，财富分配越不平均。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199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82；到2002年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基尼系数直线攀升，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2005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告指出，我国农民收入增加了6．8％，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实现的数字，但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
2005年6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我国居民收入存在的六个方面差距，即全社会收入、城乡居民收入、行业、职业、财富分布、财政分配和劳动分配。这是至今为止最为详细和全面地表述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资料。其中有这样一组对比强烈的数据：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份额中只占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这一资料在媒体公布后，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地区差距
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人均GDP，西部与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与东部由1：1．53扩大到1：2．03。近年来区域差别还在拉大。大体上看，东部要高于西部、大型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要高于中小城市。西部虽然也开始发展，但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得更快，标志着信息化程度的家庭电脑拥有率，东部最发达的地区和西部最不发达的地区竟相差几十倍。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地区性差异比较大。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分列城市薪资指数排名前4位，上海比北京高出3．33％。太和顾问公司将城市分为3类：一类城市指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二类城市指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大型开放城市。如天津、重庆、武汉等；三类城市指一般大中型城市，如烟台等。2002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市民年人均收入平均为942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19元，其中人均收入超万元的城市有深圳、广州、上海、宁波、北京、厦门、杭州、济南8个城市。最低的是西宁，人均收入只有6433元。最高的深圳与西宁比较，相对差为2．4倍，绝对差高达15481元。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区市的2倍还多。
城乡差距
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1995—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率由2．8上升到了3．1。世界上多数国家低于1．6．少数国家高于2．0。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扩大到3．2：1。到2004年城乡收入比已经达到5：l甚至6：1，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个数字还会扩大。
一些发达城市与农村的对照令人震撼。亚洲开发银行《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公布了一组数字：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贫困县的面积达8．375万平方公里，占该地区总面积的63．3％。城乡差别拉大使众多的农业人口沦为贫困群体，更使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越发突出。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一眼看上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不相上下，高楼大厦、磁悬浮列车、高架快速路、地铁、信用卡、来自巴黎的时装。应有尽有。甚至让初次来访的外国人惊奇。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每天都能够感受到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手中携有带自拍功能的摄像手机、办公室的液晶显示屏、胸前的mp3播放器、家里的100M宽带，无一不展示着我国和世界同步走进了数字化时代：超级市场越来越规模化，商场里各种国际顶尖名牌越来越多，让人们方便而快捷地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私家车越来越多、商品房越来越宽敞，这一切都让城市人感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但一走进人口占中国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人们却往往能看到连公路都没有通的村庄，农户家里没有电话，缺少电灯。在农村一个家庭年收入不超过2000元，家里没有水、没有电，想去离家最近的县城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生病了没有钱医治，小孩子没有书读，就算是考上了大学，也会因为学费的高昂而望洋兴叹；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每天劳动超过10个小时，住在拥挤的民工棚，得到的却是低廉的薪水和难以医治的职业病……
全国人大代表黄玉奎对新华社记者说：“我的姨妈在辽西贫困农村，十多年了，房还是土房，老两口种点地仅够吃饭，表弟到城里打工，一个月400元，找对象得攒3年钱。没有医疗保险。要是生个大病就没办法了。”而他的姑父是个城里人。老两口住在有空调的楼房里，用着彩色电视机和冰箱，一年还能结余一万元，过上了温饱不愁的生活。
在安徽省淮北平原上有一个村庄，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经难以度日，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 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盖的还是树皮。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
城市内差距
最近两年，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像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也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现象。据北京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北京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
如今在北京已经逐渐形成了富人区与贫民窟。虽然都生活在同一个都市里，但富人与穷人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城市南部的方庄成为第一代富人区。当时政府出巨资开发方庄，每平米售价高达七八千元，有钱和有权者迅速进驻；十年后，方庄魅力渐减。1990年前后，亚运村成为第二代富人区。房价最高时卖到每平米1500美元。各大公司的高级白领和演艺明星成为亚运村的新贵，一些退休的外地名流也来此地买公寓。这里经常招摇过市的是欧美最时髦的跑车和加长轿车。2000年前后，朝阳区以国贸为圆心、环使馆区的中央商务区成为富人扎堆的场所，每平米2万元的房价在这里习以为常。现如今机场路沿线的别墅群，是北京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富人区，银湖别墅、龙渊别墅、香山花园是主要代表。
32岁的采琳(化名)住在北京城最贵的房子——贡院6号里。她花了900万元买到贡院6号的一套公寓。她的先生是香港某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她和她的先生在各地有六处房产，总价值超过5000万元。贡院6号的家，是她布置的：客厅里一整面墙是用金铂手工贴制装饰，卧室里贴着真丝壁布很便于擦洗，马尾编制的床头，吹制时掺入金粉的威尼斯水晶灯具，百年榆木树瘤装饰柱，整张马驹皮手工缝制的茶几；40平米的厨房虽然只是管家和厨师活动的场所，却有着整块施华洛世奇天然水晶水嘴开关，可自动升降、自动渗油的烧烤、煎锅和与之相配的自动升降抽油烟机，适用于金属器皿的微波炉……
在位于京城大厦50层的京城俱乐部，采琳一边小口呷着路易十三红酒，一边用美丽的眼睛眺望着京城东区的万丈繁华。这是一个周末，她与丈夫开着车牌尾号为“888”的奔驰，去京城俱乐部参加例行的周末餐会。他们需要为四头鲍鱼等付出上万元的餐费。周末餐会后，与会的丈夫们会到吸烟室品尝古巴来的哈瓦那雪茄，品尝玛哥堡红酒。采琳则会和一帮太太齐聚美容室，享受每人1000元左右的美容护理。她心爱的金色波美拉尼亚种小狗被专人带去做宠物护理。小狗是她一年前花2000美元买下的，每月需要为它支付美容和健康费2000元人民币。
采琳有个3岁的儿子，分娩的医院就是不久前那英生子所在的和睦家医院，她坐了90天月子花费近1万美元。这个宝贝儿如今独享40平米的婴儿房，有专业保姆24小时看护。他有100多种玩具，大多是限量发售的珍品。采琳准备给他添一件白色的雅马哈三角钢琴，请一位得过国际奖项的钢琴老师辅导这位小王子。
她最盼望的是圣诞假期，这对聚少离多的夫妻会一起到世界最有名的旅游胜地去度假。去年他们就去了马尔代夫。他们的身影只会在服务最好的航空公司的头等舱里找得到。
北京大栅栏被人称为北京城内的典型贫民窟。这里人口密度大，居住拥挤——该地区11个社区中，平房社区10个，平房院子2950个，其中危旧房占了90％以上。火灾隐患多。供电系统老化而胡同窄小，为了应急，消防部门专门用130小卡车改装成小型救火车，社区则配备水罐三轮车。市政及卫生设施严重不足，特别是厕所和供水供电，石头胡同曾创下一次断电42天的纪录。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地区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
李子平是地地道道的大栅栏“土著”。这位47岁的男子从1990年下岗后，就当起了三轮车夫，几乎每天吃完午饭。他就和他的三轮车出现在前门楼子，然后拉着游客穿梭于距离北京天安门不足2500米、面积为1．26平方公里、拥有115条街道和胡同的大栅栏。生活的压力让他看上去更像57岁。他一家三口在两广大街附近拥有大约30平方米的两间平房。这在大栅栏地区算是条件不错的，住在大栅栏内的许多人住房还不如他宽绰。80多岁的韩秀英，住三井胡同17平方米的一个里外套间房。小孙女出世以后，老人和儿子一家三口窝在这间屋子里。另一位已经退休的毕女士，与老伴、儿子、儿媳、孙子、女儿以及外孙住在40平方米的房间里，睡的是上下铺。古老的胡同里几乎看不到空调的影子，每度0．4元的电费会让人心疼。电扇和火炉是大栅栏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每年入冬，李子平都到附近的煤场，用他的三轮车拉回蜂窝煤取暖。由于屋里没有上下水道，用过的水只能倒在房屋两侧，于是自然形成了两道水沟。很多人家无法在家中洗澡，距离炭儿胡同喻先生家数十米的地方有个公共浴池。洗一次澡十块钱，喻先生笑着说“十天八天去一回”。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厕——每天早晨，在胡同里的“旱厕”门前。都会排起长队。李子平平均每个月收入大约1000元，但要负担上高二的女儿的学费。“所以我要拼命干活，明年女儿考上大学后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吃饭的时候能喝上廉价的二锅头白酒，是李子平最大的要求。尽管佐餐经常只有黄瓜、咸菜和一小碟花生米。而在韩秀英家，摆在黑白电视机旁边的晚饭也是西红柿打卤面。“你知道一个月不吃肉是什么滋味吗?这里一部分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8元。这就是北京穷人的生活。”李子平说。
北京前门应该是一个富贵云集的地方。李莲英的宅子，同仁堂起家的地方，谭嗣同住过的大院，一代代下来，几百年变迁，大宅院被分成小院落，大街道割成小胡同。小胡同又被挤成小窄道，小窄道又变成小棚屋。北京前门东南的平房区是长在这个古老都市头顶的一块疤瘌。前门大街的老字号各色的霓虹灯照亮着百年繁华，灯影背后却有着这一块掩不住的破败。西打磨厂区街道上，现在只有一个男厕所两个女厕所，每天早晨厕所的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
盘在羊肠一样的胡同里的西打磨厂88号院，韩建平俯身“欣赏”女儿做作业。女儿的两条长腿叉开稳稳当当地站着写，父亲一动不动地低着头看，这样的姿势父女俩保持了一早晨。这是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屋里住着父女俩，还有两只鸟、一只猫。如果按人均居住面积算，父女两人均不足3平米，这意味着一个人不能有一张可以伸展四肢的床。屋子靠墙架了个取暖做饭的生铁炉子，占去了空间的一半，一张吃饭写作业放药瓶的桌子，挤进那半间屋。屋内放不下一张凳子，女儿长年练就了站着吃三餐站着写作业的本领。在这间没有窗子黑暗而奇怪的平房里，韩建平住了17年。韩建平是属于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的那一类人，他所在的建筑公司倒闭了，他失了业，档案也被弄丢了。他于是摆摊儿修自行车，抚养女儿。女儿3岁半的时候，韩建平中风，半个身子瘫痪了。现在他靠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外加两张40元的粮油补助卡。现在让他感到最难堪的是自己和16岁的女儿不得不睡在一张床上。女儿是少女了，什么都懂了，很不方便。“冬天我就缩在床边，夏天热，整夜在外边溜达，到天亮女儿该醒了，再回来，”女儿的学费占了家里开支的50％以上，春天一开学，300元的课外书费和284元的英语、语文、物理提高班费用，外加学费等等，几乎是这个家两个月的低保费。但女儿花多少学费他也要把她供出来，这是这个家庭摆脱贫穷的惟一希望。
在前门一带，很多孩子都是把父母的小平房再劈出一半，娶妻生子过和父母差不多的生活。如果想跳出去，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大学。新革路居委会的大妈们说，贫困的家里给孩子请不起家教，能考上高中的占不了一半，能上大学的一年也就是几个。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富有的居民占去66％，20％低收入居民只占1．3％，两者相差50倍以上。城镇中有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中，人均年收入1059元，月收入比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低54．7％。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54000多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第一季度人均总收入3132元，比上年同季增长11．5％；人均消费性支出2020元。比上年同季增长9．9％。但是，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880元，比上年同季增长15．7％；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755元，比上年同季仅增长7．6％。10％的富人占有45％的城市财富，90％的居民占有55％；其中10％的穷人只占1．4％。
行业差距
近年来，我国各个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在2000年为2．62倍，到了2004年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以外的福利收入。最近，在全国分行业收入的统计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不同行业收入相差高达40倍。如保险业的保险推销员最高年薪为24万元，而家政服务员最低年薪仅为6540元，两者相差40倍。行业差距如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换个单位上班，工资翻上几番。”说的就是对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不满。
目前哪些行业的人员享受着高薪呢?据国家权威统计部门的数字显示，垄断性行业的人员收入稳居前几名，如电力、自来水、燃气生产与供应、电信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运输业、管道运输业等等，甚至连一些社会公共事业部门，像某些公共教育机构、某些公共医疗机构也存在利用行业垄断的地位而索取高额利润的情况。2005年，广西统计局调查数字显示，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行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6357元)、金融业(5319元)、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302元)。低收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农牧渔业(1978元)、制造业、批零餐饮业、住宿业、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据山西省有关统计显示，2003年仅职工工资各行业问高低年相差近1．2万元，比2000年翻了近一番；高低之比接近1：3。其中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人均工资分别是电信业的50％和34％，是金融业的64％和41％，是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的64％和44％，是电力、燃气和水生产供应业的72％和50％。行业收入的差异，造成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垄断性行业薪酬水平很高，如电信行业以208929元高居第4位。而餐饮业人员收入却很低。目前北京一般餐厅服务员的平均工资价位都在六百元左右，加上过节费等各种费用，一年的平均收入在万元左右，比几年前有所增长，但人均生活费用也在增长。在北京做了5年服务员的小李说：5年前她在北京做服务员的时候，每月的工资也就三四百元，但还能节省点钱寄回家；现在每月的工资在七百元左右，却存不下什么钱了。所以，她准备今年春节回家后，就不再回来了，现在在当地找份几百元的工作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而且还能照顾家人。有小李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在北京，餐饮服务员的月薪加上食宿等福利，实际薪酬低于营业员、保洁员等。以保洁员为例，保洁员假定按月薪700元计算，每月工作176个小时，每工作一个小时取得的劳动报酬约为4元。餐饮服务员假定平均月薪为1000元(含加班工资)，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月休息两天，每月工作280小时，每小时取得劳动报酬约为3．6元。通过这两个数字的比较可以看出，餐饮服务员每小时实际劳动报酬已经低于保洁员。由于劳动报酬与劳动付出不相符，许多劳动者宁可选择营业员、保洁员等工作，也不愿选择做餐饮服务员。
目前，银川市餐饮服务业就业人员中，月工资标准普遍低于380元。在一些加工制造业，工人们的工资也同样仅在300元左右。在银川市富宁街一家面馆里，3名年轻服务生跑前跑后，端盘子、擦桌子、倒茶水、拖地板……忙得不可开交，一个个稚气未脱的脸颊上流淌着汗水。有人问其中的一位女服务生：“生意这么好，老板一个月发给你多少工资?”女孩低声回答：“3213元。”在另一家生意同样火爆的烧烤店，一位头戴穆斯林白帽、正在烤羊肉串的小伙子在回答一个月挣多少钱的询问时，小伙子回答：“不多，300块。”收入高的行业基本没有下岗失业人员。越是收入低的行业下岗人员越多。目前我国登记失业率4_3％，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2％，全国有3000万的失业人口。农村隐形的失业人口达到1．5亿。这些失业人口别说工资收入，就连最低生活费都难以保障。
同行业差距
做相同的工作，由于身份、所在地区和部门等不同，享受的待遇有很大差别，收入也可能相差数倍。在同一行业里，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工的收入相差13倍。别看电信、航空、石油、石化、铁路等行业属于垄断性行业，似乎只要沾上这个行业就可以有很不错的收入。其实不然。“群体内差异”严重不均衡地存在于上下级、不同岗位、不同地区之间。一位自称是电信基层员工的网友幽默地说：非常荣幸跻身高收入者行列，反正戴高帽子也戴惯了。
北京地区电信和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比他们的上海同行平均月薪高出11％到15％；北京的教师和广告创意设计人员的平均收入也多于上海。而上海地区旅游和饭店从业人员和物流仓储人员的月收入均比北京地区同行业人员高；其中物流仓储人员京沪两地月收入差别达15％。
不同人员的差距
在中国，一些老板日进万金，而为其劳作的工人月收入仅300元——600元。山西省高平市占总人口万分之三的煤矿老板人均年收入在500万元左右，其存款总额占全市总额的30％。而当地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是个体老板的万分之一。就是中央企业，老总的薪金和职工的工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的华信惠锐咨询公司做的一项调查，2002 年央企主要负责人实际平均薪酬与全部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相比为12倍，2003年达到13．6倍。目前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最高的是医药行业。达68．6万；其次是电力行业为64．7万；第三为汽车行业为61．9万，最低的是化工行业为17．2万。数据还显示，地产行业央企负责人与员工的收入差距最大，为27．6倍；轻工行业为23．6倍；冶金行业为19．8倍；通讯行业为18．5倍。
平民与官员的差距
在现实中，有太多的官员的财富积累，靠的是上不了台面的手段。除了大量贪污受贿外，还有就是做“红顶商人”。他们利用经济转轨之机，穿梭于权力与市场之间，大规模地寻租，大发横财。据有关经济学家经过计算认为，中国的“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到40％之间。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腐败案件中，官员们的财富动辄百万、千万，以至数亿。浙江省黄岩市原国土局副局长、浙江黄岩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陈熙，亦官亦商，是典型的“红顶商人”。2001年3月，陈熙对公司实行改制，他自主进行清产核资，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评定公司总资产为4．55亿元，净资产为3213．46万元。2002年实行“股权重组”，陈熙父子获得公司85．48％的股份，“国企”眨眼之间变成“私企”，陈熙摇身变为“亿万富翁”。而职工们则被排斥在改制之外。有人还被公司解聘和开除，失去了生活保障。这样不择手段富裕起来的绝不止陈熙一人，这样的贫富差距也只是发生在瞬间。
教育方面的差距
目前的贫富差距还表现在教育方面。富裕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机会受到高等教育，而贫困阶层的子女因交不起学费有的连初、高中都上不起：城市里的孩子因为地域的优势可以优先入学。而农村的孩子相比之下却机会不多。不仅如此，即使在同样能够受到教育的基础上，在师资、教舍等方面也会表现出贫富不同待遇。如今在西安几所高校，贫困生比例在30％左右，其中特困生有10％。他们每月的生活费一般在100元至150元之间。有的甚至更低。而一部分“贵族”学生却是手机、电脑、数码相机样样俱全，月消费达千元以上。这些富裕学生基本上是政府和金融机构官员的子弟，或者是私营企业主的下一代。而贫困的学生则大多来自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或者是城市低收入阶层。
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大省之一，以目前全省80万在校生计算，全省的贫困大学生已经突破10万人。因为贫困，他们连早饭吃与不吃也要斟酌再三；因为贫困，有的学生不得不在漆黑的夜里到校园的垃圾桶里翻捡食物……每年大学开学的时候，在各高校“绿色通道”现场，人们会看到排成长龙的贫困生队伍，他们中有的人只带来一半的学杂费；有的人除了两三百元生活费外就身无它物了；有的贫困生甚至连路费也没有，只好偷偷地扒煤车，到学校报到时浑身黑乎乎的，把接待处的老师吓了一跳……
南京市城东某高校大二学生王妤(化名)来自连云港，她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读高二。一家人的全部收入就来自那几亩薄田和两头猪。去年王妤只身一人来学校报到时，身上只带着家里好不容易凑来的一半学费。在南京一年多了，王妤只在过年时回过家一次，其余放假的时间都耗在打工上了。在王妤的日记里夹着一份“计划开支单”，上面详细计划了这500元的用途；存进饭卡300元；日常用品30元；学习资料100元；其他70元。她甚至给自己计划好了每天的菜单：早晨是一个菜包子加一碗稀饭，0．5元．中午是二两饭加一份素菜，0．7元左右，晚饭是一两饭加一份蔬菜．0．6元，一天连2元钱都不到。
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
目前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了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据测算，中国目前大约有1000个亿万富翁，300万个百万富翁。还有为数可观的高收入群体。与此同时，还有5000万人尚未根本解决温饱。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下岗职工、农民工、残疾人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到一起，再扣除相互重叠部分，可以估算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大约有1．4亿至1．8亿人左右。尽管中国富豪普遍“不愿露富”，人们依然可以很轻易地从公开报道中感受到他们的富裕程度——在世界地产研究院评选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的上海紫园最高单套售价达1．3亿元；在北京，一位27岁的富豪以92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世界顶级赛车：尚未开张的名表店已经订出去单价600万元的手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西部的穷困大山里，还有很多农民从来没有见过百元钞票的模样。
到目前为止，是哪些人已经进入了富人阶层呢?通过调查。人们发现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是富人的主体，其他如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一部分也是富人。自由职业者、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近年来也加入了富人行列。哪些人属于穷人阶层?首先是农民。全世界共有12亿人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其中70％生活在农村，而在中国则几乎是全部。城镇贫困人口主要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无业人员、停产和半停产或经营困难企业的职工、因有病或残疾不能工作的人、无亲友抚养或赡养又无储蓄的人员、多子女家庭、重灾重病户家庭等等。目前中国城镇需要救济的人口在2600多万人以上，与中国农村需要救济的人口13000万左右相差不多。城镇中最低收入的贫困人口在5000万以上，与农村9000万人相比较还有4000万的差距。
穷人与富人的生存状态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媒体披露——富人钱多得没处花，穷人穷得揭不开锅。以山西的煤矿老板为例，在北京楼市，如建国门外的SOHO现代城、世纪城、清水湾等中高楼盘，山西的煤炭富翁们买下豪华私家车，挥舞着百万甚至几百万痛快付款，让北京的富翁们目瞪口呆，而这仅仅是暴富的矿主们一年或半年的收入。他们吃一顿饭就是成千上万，连眼皮也不眨一下，甚至感叹豪华轿车“很便宜”。浙江省著名的家具大王金建春，背着大捆的钞票到澳门赌博，据说输了上亿元。经余杭区检察院认可，最少输钱也有3000多万元。在富人挥金如土的同时，穷人的生活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生病无钱治疗在家等死，考上高校却无钱读书而被逼自杀，几年没有尝过猪肉的滋味……安徽省合肥市29岁的下岗女工刘和芳，七年中几乎天天吃咸菜饭，七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她曾向政府部门求助，但被斥责为“疯子”；她也曾四外奔走想找一份工作，可都像肥皂泡一样一个个破灭；她摆过地摊，但被有关部门没收，她即使跪下磕头求饶也没用；她曾经每月工资110元去扫马路，可是因为照顾女儿，耽误了一次就被夺掉了饭碗。2004年12月2日，无法生存的刘和芳在家中自缢身亡，丢下了孤苦无依的6岁女儿。刘和芳自杀当天，锅里只有一碗盐水煮萝卜；死前由于无钱交10元的水表安装费，家中已断水一个多月。这虽是个案，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贫富的严重差距和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刘和芳的境况和那些一掷千金的富人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 金钱创造财富也制造罪恶，它把穷人和富人都送进了尴尬的境地。
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贫富差距的困扰，但像中国这样在短短十几年内基尼系数就翻番上升的也不多见，许多人在对现实不满的同时，更想知道贫富差距形成的过程，以便找出原因制定对策。
对于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一些公民也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参与讨论。
大多数人认为是机会不均等和社会资源拥有的不平等造成的，其中以土地资源、信息资源、权力资源的不平等尤为突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对社会资源实际占有的不平等，弱势群体根本没有条件为自己创造和积累财富，或者所创造的财富被强势力量剥夺，而法律又难以为他们提供很好的保障。以最普通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为例，在经济劳动权利方面，农民与城市居民相对宽裕的择业、迁徙、劳动保障权相比，无论是在乡村的土地财产权上，还是在城市的外出打工谋生权益上，均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为不公平和不均等，造成了“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这个后果。
中国的富裕者阶层，尽管不乏凭自己的才智和勤劳致富的经营者，但也确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暴富阶层)的发家靠的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寻租”行为。而在国有经济领域，一方面，一大批企业和部门倚仗其行政垄断地位排挤其他参与者，谋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更有一些国企经营者和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从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比如，中国的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在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之前，并不能给土地的使用者带来任何直接收益，只是在实行土地出让制度之后，少数人通过协议的方式获取大片土地，或者通过国有企业的改制，变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然后再进行房地产开发，最终成为了中国富豪。这些富豪的出现，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泡沫化的现象，一方面他们通过炒作土地。制造虚假繁荣，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收入倍增之下，掩盖了整个社会的贫困。那些沉睡千年的土地，正是在这些所谓富豪们的“发现”之下，成为了造成社会失衡的财富转移工具。
除此之外，专家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例如，改革开放以后，农户的非农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这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的进步则使得社会成员的个性意识逐渐觉醒，相应地，个人的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开发。而人与人之间在潜力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同时这种差别又同按照贡献分配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社会成员在收入方面逐渐拉大了距离。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也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比如，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许多人靠投资外汇、债券、原始股票而一举跻身富裕阶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首先富裕起来。既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历史的合理性相关联的，那么对此应当予以客观的承认，而不宜一概从道义上予以否定和谴责。其三，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本来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但是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并不健全。根据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5700亿-68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6％～9．1％。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加大，另～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的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最终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其四，对于基础阶层来说缺乏必要的“兜底”。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既承认专家学者分析是正确的，但又有保留。有的网友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实际上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折射了公共权力运行状况的某种缺失。“初次配市场管，再次分配政府管。”显而易见，贫富差距是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可避免出现的社会现象．而防止“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的关键，在于“政府管”的再分配领域，也即通过政府运用公权力，调节社会收入的不平衡状态，实现“抽肥补瘦”。因此，无论是对高收入群体的“限高”，还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兜底”，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收入问题，实质是公权力运行的品质、效率问题。换言之，“税收制度不健全”也好，“社会保障事业明显滞后”也罢，从根本上讲，“不健全”和“滞后”的首先是公权力身。此外，强调对贫富差距扩大背后权力运行缺失的关注，除了因为它对“社会收入再分配”具有决定性作用外，还在于公权力一旦失范，由各种权力腐败造成的财富损失，最后必然都会转化为加剧贫富差距的力量。单纯由能力差异造成的贫富差距，与由占有权力资源导致的贫富悬殊，对社会稳定造成的破坏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单纯由能力差异导致的贫富差距，尽管也会令低收入者不满，但其中必定含有相当的自责成分；但如果在贫富差距的形成中。权力因素作用过大，不满就会主要针对外部与社会。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了吗?
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已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但是真正出现了两极分化了吗?北京市统计学会副会长杜午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目前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问题。”他指出，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贫富差距拉大到一定高的程度才会出现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存在着多方面的区别，这可以从质、量和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的基本规定性来看：
第一，从质的方面看，两极分化表现了富有者对贫穷者劳动的无偿占有，体现了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在分配关系上的对立和根本利益上的矛盾。两极分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劳动依附于资本权力的结果，以及基于资本权力之上的政治或经济权力对剩余劳动无偿占有的结果。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市场的自发性调节和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健全，会导致收入分配规则和收入分配形式的扭曲，富者会越来越富，贫者会越来越贫，两极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是资本权力作用下收入分配不公正的结果，体现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性。
第二，从量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基尼系数可以反映收入差距的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低收入层分别占有收入的比重和富有者与贫穷者 在社会中的比重和构成。例如富有者在人口数量上一般比重应达到8％～10％。中国目前的高收入、高消费人数及财富占有者都不足1％，城乡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6％左右。如果根据这种状况轻易作出两极分化的判断，就会出现很大偏差。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两极分化，也不是所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都会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贫富差距程度较轻，或者贫者和富者没有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比重，即使是收入分配有些不公正，也不能说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第三，从两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贫富阶层的出现和社会阶层的改变。一方面，富有者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日趋增大，不仅表现为富有者群体的出现，而且形成了一个富有者阶层。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另一方面，与富有者阶层相对应的是贫穷者阶层，并且他们也作为一个稳定而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的主要区别是，贫富差距是特殊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差距发展到贫富群体出现后的表现形式，而两极分化则具有阶层或阶级性质，是贫富群体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出现后，影响到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且贫穷者和富有者作为两极对立的利益共同体存在于社会阶级结构之中。当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别，但富有者只在整个社会中占极少数，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力量影响到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贫穷者尽管作为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弱势群体存在，尚不能作为现实的能够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而存在的时候，是不能称之为两极分化已经存在的，即使贫富差别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是一个阶层特别是阶级概念。
第四，从发展趋向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所表现的是贫富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贫”通常表现为相对的贫，只是相对于富有者阶层财富增长的速度或相对于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来说，贫穷者群体在社会总价值“蛋糕”中，所分得的量越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极分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将贫和富理解为绝对的向两极的发展，特别是将贫理解为赤贫或绝对贫困化的话，显然是片面的。
第五，从社会承受力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一个社会因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社会承受力是一定时期社会对某一限度的贫富差距及其各种效应的容忍能力和接受能力。社会承受力主要表现为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居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种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多种因素共同制约下形成的心理张力，它因国别、环境、时期而异。社会承受力无非是居民个体承受力的集合，并最终通过个体运动表现出来。因为居民并不是以经济学家手中的数字作为自己对社会现实及政策满意与否的判断标准的。如果说收入差距扩大到相当大程度，但仍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两极分化则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向两极发展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可能性。
时下，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不完备的小康水平，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进入完备的小康社会。许多国家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后，社会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即经济总量的提高在为社会的急剧分化创造了物质前提的同时，也为贫富差距的缩小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的畸形发展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因为在经济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社会的两极分化，但因为整个社会的盘子不大，可供富人们占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这种分化不会很大。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另一方面，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缺乏一套比较规范的、合理的能够弥补市场经济体制下初次分配缺陷的再分配机制。因此，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消灭贫富差距的对策
日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警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如任其发展，2010年后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目前中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如果今后五年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话，贫富悬殊即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并可能在2110年后引发社会不稳定。毫无疑问，贫富悬殊将损害社公公正，不利于社会稳定。回顾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看看当今动荡不堪的南美洲，我们就可以发现：贫富分化大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动荡。中国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不少有识之士居安思危，提出要大力缩小贫富差距，以增加社会的“抗震”能力。为此，专家学者积极献计献策。
当务之急不是“劫”富而是“助”贫。“劫”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慌，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助”贫就是尽快提高较低收入者的收入，让这个群体逐步达到中等收入阶层。继续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阶层的政策扶持力度，让这些地区和群体在脱贫的基础上，尽快走上富裕道路。做到这一点关键的关键，是在制度选择、制度安排上，努力消弭不公。不公平是拱起在贫与富之间的分水岭。没有社会公正，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也很难让社会接受。许多专家都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对所有人开放的“游戏规则”。使大多数国民意识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会得到公正的回报。
依法整治经济环境，打击经济犯罪，把重点放在打击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寻租行为上；放在取缔垄断企业和部门倚仗其特殊地位排挤其他参与者，谋取高额利润暴富上；放在依法查处国企经营者和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事件上。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特别加强对石油、电信、电力、煤炭、财政系统等几大利益集团的监管，使国家资源及政府财政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切切实实为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剥夺甚至鱼肉人民。
针对贫富差距过大这个老大难问题，专家们开出了“限高、拔低、扩中”三帖药方。
对于高收入人群进行必要“限高”。需要进一步完善税制系统，并增加遗产税、赠与税、消费税等税种，同时规范垄断收益分配等问题。
对于基础阶层进行必要的“拔低”。通过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离退休金标准等，提高保障水平和低收入水平。
对于中等收入阶层进行必要的“扩中”。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提供产业基础：提高知识阶层、专业人员的报酬，扩大中等收入者人数。
对此，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纷纷发表意见。归纳起来。他们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六项。
意见一：教育是关键。
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才能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 成果，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治贫的主要手段是教育。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使得专业人士的价值创造和收入相匹配，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国外学者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受教育程度不同、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发达国家注重使用的治贫手段，就是通过给低收入者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相应教育的机会，这也是西方税务专家普遍推崇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教育是公平基石。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有教无类”思想，就蕴涵着社会公平的深意。如果教育不能指向社会公平，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人们接受教育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到将来经济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埋下城乡、区域、阶层矛盾的隐患，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意见二：征收高消费特别税。
目前虽然不能限制富人的高消费，但是可以通过税收来缩小这种贫富差距，可以对一些高消费行为征收特别消费税。例如购置豪华住宅、名牌轿车、名贵消费品、化妆品、高档宴会、高档休闲娱乐以及饲养宠物等。奢侈消费拉大社会不公。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以及10万元一块的天价月饼，十几万元一桌的豪华大餐，不仅冲击着中国人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公。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消费税的税率都比较高。我国的香港地区曾对红酒和豪华车增加了特别税。香港业界曾估算，豪华车的税款要比过去增加将近一倍。
意见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既是一个分配问题，也是一项政府行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完全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参与分配和管理。当前需要特别重视推进以下三项措施：一是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切实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困难。在城镇，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在农村，需要继续强化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逐步推进农村扶贫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鉴于各种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较大，需要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灾民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二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充分提供就业岗位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合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专案的建设，积极采取以工代赈等过度性措施缓解就业矛盾。三是分清轻重缓急解决特殊困难群体或利益受损群体的问题。下岗职工、企业离退休职工以及部分困难企业的在职职工等，是在过去一段时期利益损失较大的群体，也是引起较多社会矛盾的群体。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需要统筹兼顾，注意协调新旧体制之间的关系，避免因上述困难群体的利益损失过大而激化矛盾和引发社会危机。
意见四：由私人捐资建立基金资助贫困者，由私人捐资建立的各种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应该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富人投资慈善。
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富人捐资金额占个人收入的30％，但中国富人捐资的金额充其量只占个人收入的1％。为了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国际通行的办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税，基金可以个人或企业的名字命名，允许设立者对该基金的运行章程有一定的话语权，引导富人在“财产约半数被征税”与“捐赠慈善事业留下美名”之间选择后者。美国目前有120万个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可支配基金高达6700亿美元，资金规模占国家GDP的9％：而2004年中国100多家慈善组织获得的捐助总额约为50亿元人民币，仅占当年GDP的0．05％。所以出现这一差距，与我们的财政税收政策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保障力度不够大有关系。如前段时间有报纸透露，由于捐赠后申请减免税的手续过复杂，许多捐赠者不愿意耗费时间精力申请减免税。去年民政部共收到个人捐赠额为17亿元，但捐赠者获得的减免税额度几乎为零。这种局面若不及时改变，将挫伤更多企业和个人捐赠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性。此外，我们还应该为私人捐资的基金会的运作制定完善的法规体系。这种基金一旦建立便成为一种社会所有的财产，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按照基金会章程规定的用途运作。
意见五：把“三农”问题列入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议事日程。
城乡差距的实质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较大，农民的收入过低。从中长期看，须改革现有的户籍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支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的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从短期看，需要继续清理农村“三乱”，大幅度减轻农民的负担。
意见六：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距。
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尽可能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在发展基础条件上的差异，提高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自身竞争力。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通过其他经济援助手段强化扶贫，缓解落后地区地方财政的压力。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导致我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大小不一的差距，这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自然形成的因素，因此贫困是历史的，消除贫困也是一个历史的责任过程，需要每一届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让最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弥合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之一。”
穷人经济学最近常常被人提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其《穷人的经济学》中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温家宝总理曾在答中外记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舒尔茨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主。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温总理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要说明，因为“三农”问题在中国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穷人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人为本。中国最大的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公民，是那些以农业作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民。是他们，曾经甘愿接受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中国初步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作出了大贡献；过去20多年，又为中国GDP增长，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因为，中国经济的引起全世界注目的高速增长，至少有四分之一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构成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主要就是1．8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否认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承担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成本。在他们的收入与富裕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平台让穷人表达他们的诉求。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必须把如何解决贫穷作为自己的最高任务。减少贫穷，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中国新世纪的重任。从穷人经济学的思路和视角出发，无论多么重要的政策，最后都肯定会落实到“草根经济”。时时事事都不忘记这一根本问题，并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而努力，才是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继而建立起和谐社会的根本之路。
(责编：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