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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落实主体责任、有效治理腐败，既是维护执政安全的战略任务，也是彰显党的信用的民心工程。党委作为反腐败责任主体和党的信用“大户”，要像王岐山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增加而不能透支党的信用。实践证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得好，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信用就会增加；反之，“责任欠账”太多，就会造成权力透支、信用透支。各级党委要严把责任关口，强化责任担当，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实效取信于民、置信于党。
增强主体意识 严防“责任欠账”
所谓主体责任，最根本的就是要回答党风廉政建设“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做的不好怎么办？”其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成为权责对应、名实相符的责任主体，成为以上率下的领导者、以身作则的执行者和以点带面的推动者。
彰显主体性。要强化主脑、主导意识，不可“只做主不当家”。常言道，“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强调主体责任就是破解落实责任的“老大难”问题，党委切实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领导，彻底清剿“抓业务是硬任务，抓廉政是软约束”的消极思想、“抓发展是分内之事，抓反腐是没事找事”的糊涂认识、“政绩工程亲力亲为，正纪工作人见人推”的不良习气，以及“不出腐败是成绩，抓出腐败是问题”的错误观念。党委“一把手”既要乐于“佩花戴帽”，也要敢于“黑脸摘帽”。与以往所强调的领导责任相比，主体责任更加具体化、实体化，诸如选人用人责任、作风建设责任、风险内控责任、改革治权责任、惩治腐败责任等，必须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
打好主动仗。要强化主打、主办意识，把“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失职”落到实处。观念一转天地宽。党委需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变“绊脚石”为“垫脚石”，扛起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推动责任、执行责任，决不能只重业务不抓党风政风、只看发展指标不抓惩治腐败。如果被动应付，就会处处被动；只有主动推进，方能步步为营。比如，三中全会要求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这是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的基本功，也是考验主体责任落实度的试金石，因为这样的“自我革命”只有党委主办才能办成、党委真抓才能抓好。要主动亮权、清权、限权，主动拿出“权力清单”和“问题清单”，不留任务呆账和责任欠账。
拓展主阵地。要强化主抓、主管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当然，既要强调主体责任的共性要求和规定动作，也要突出落实责任的实践特色和自选动作。比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主体责任同中有异，“条条”和“块块”的党委责任也有差别。各地区各部门党委要“既挂帅又出征”，找准实际工作切入点，确保责任落实“接地气”、“有人气”。要有“特色菜”、“一招鲜”，而不是“一勺烩”、“一刀切”。要做到全面领导、问题督导、教育引导和压力传导“四统一”，把管人管权管钱管事的“家务活”做到位、“内功”练到位，确保职责权力延伸到哪里，组织监管就跟踪到哪里；腐败风险潜藏在哪里，配套措施就跟进到哪里，不留死角、不留隐患、不留特区。
增强责任意识 严控“风险敞口”
在治国理政的实际工作中，那些发生未发现的腐败行为、初起未恶变的作风问题，犹如党的信用资产的“风险敞口”。党委是权力主体，也是责任主体，必须有能力、有办法保证风险可控，并将其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要树好“责任观”。责任是观念更是能力，会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能力表现。要明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不落实是失职，党风廉政建设抓不实是渎职。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工不分家，都扛起“一岗双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党的执政体系才会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和防控风险的闭环效应。党委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负全责、首责、总责，必须具体抓、抓具体，系统抓、抓系统，做到工作重心有把握、任务重点有明细，重大事亲自办、重要案亲自督。要站好“一班岗”、调动“一班人”，处理好勤政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关系，做到“双受益”而不是“一头沉”，防止出现“不做事不出事，只过关不过硬”。
要立好“责任状”。党风廉政建设容不得半点虚功假戏，不能把每年的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当成“例行公事”，不能把写在纸上的工作量、签字盖章的承诺书都变成无需兑现的“空头支票”。各级党委要定期向上级党委和纪委报告落实责任制情况，经常听取部门和纪委工作汇报。要有工作台账和信息管理及反馈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督导检查，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让各级责任主体为履职尽责“签字背书”，杜绝“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卖力”。如果责任书华而不实，责任状落而不实，就会导致党和国家反腐败资源投入“打水漂”，引发腐败风险“倍增效应”，更会蚕食党员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
要种好“责任田”。从操作层面看，落实主体责任要把握两个层次的“落点”：一是党委班子及其领导权责，二是职能部门及其工作权责。比如，组织人事、财政等关键部门及岗位，既是党风廉政大厦的重要支点，又承担惩防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必须做到“支撑而非支应，牵头而不缩头”。因为这些部门相关职权“含金量高”、风险系数高，如果名下的“责任田”成了“自留地”，“责任人”成了“寻租者”，势必造成腐败风险扩散，以及执行不力的“肠梗阻”，甚至摇撼整个责任体系。要坚持抓重点、重点抓，针对高风险职权、高危岗位度身打造“制度之笼”，形成管控“风险源”的防护网，防止党的信用被少数不廉不勤者透支。
增强信用意识 切实取信于民
言必信，行必果，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施政之基。搞改革发展是这样，抓党风廉政更是如此。从严治党立言必行，从严治标立信于行，才能赢得治本时间、空间和民心。
提高治腐确定性。党委在综合治理腐败方面有知情权、话语权等优势，应当以“定点除腐、定向清污”的实效来体现主体责任。对腐败精确定位、精准打击，才能兑现“零容忍”的政治承诺，确保党在人民群众中长期积累的信用“保值增值”。反之，有的地方把反腐挂在嘴上，工作浮在面上，正风肃纪环节充满“不确定性”。其典型表现是长期不办案、不出案，一朝发案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惊天大案，而“捅娄子”的根由往往是党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这不但对党的形象和信用造成“末端伤害”，也会重度挫伤人们对中央反腐决策的信心。因此，必须制定实施严格的问责制度，严肃追究反贪惩腐不作为者的领导责任。
提高党内诚信度。应当看到，“房叔、房姐”不时曝光，个别干部贪腐金额畸高，凸显了党内相关报告制度和组织监管的“缺环”，也折射出个体诚信度和群体公信力的“双输”后果。党要管党不是空洞的口号，从严治党也不是摆摆姿态。十八大之后，从中央巡视组抽查个人事项，到三中全会要求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再到中组部修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制度，党内诚信体系建设的节奏和步点不断加密，显示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和必胜信念。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应当乘势而上，强化监管，强势“倒逼”，让存在隐匿财产、“裸体做官”等行为者“现出原形”，促使领导干部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
提高制度执行力。党委是建章立制的行为主体和决策主体，说到就要做到、“创制”就要见效，决不能向党员群众打“制度白条”。制度建设要树立执行导向，建构完整的路线图，拿出清晰的时间表，明确具体的责任人，加强效果的后评估。执行不了的制度就不要急着推出来，效果不好的制度就要抓紧“废改立”。要注意克服“制度形式主义”，防止制度叠床架屋但收效甚微，甚至以“编写制度代替抓落实”、“编印制度体现工作量”。众所周知，像八项规定这样管用有效的“硬制度”多一些，党员群众对中国反腐败的认可度、信心度、满意度等就会保持上行态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增强主体意识 严防“责任欠账”
所谓主体责任，最根本的就是要回答党风廉政建设“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做的不好怎么办？”其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成为权责对应、名实相符的责任主体，成为以上率下的领导者、以身作则的执行者和以点带面的推动者。
彰显主体性。要强化主脑、主导意识，不可“只做主不当家”。常言道，“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强调主体责任就是破解落实责任的“老大难”问题，党委切实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领导，彻底清剿“抓业务是硬任务，抓廉政是软约束”的消极思想、“抓发展是分内之事，抓反腐是没事找事”的糊涂认识、“政绩工程亲力亲为，正纪工作人见人推”的不良习气，以及“不出腐败是成绩，抓出腐败是问题”的错误观念。党委“一把手”既要乐于“佩花戴帽”，也要敢于“黑脸摘帽”。与以往所强调的领导责任相比，主体责任更加具体化、实体化，诸如选人用人责任、作风建设责任、风险内控责任、改革治权责任、惩治腐败责任等，必须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
打好主动仗。要强化主打、主办意识，把“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失职”落到实处。观念一转天地宽。党委需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变“绊脚石”为“垫脚石”，扛起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推动责任、执行责任，决不能只重业务不抓党风政风、只看发展指标不抓惩治腐败。如果被动应付，就会处处被动；只有主动推进，方能步步为营。比如，三中全会要求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这是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的基本功，也是考验主体责任落实度的试金石，因为这样的“自我革命”只有党委主办才能办成、党委真抓才能抓好。要主动亮权、清权、限权，主动拿出“权力清单”和“问题清单”，不留任务呆账和责任欠账。
拓展主阵地。要强化主抓、主管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当然，既要强调主体责任的共性要求和规定动作，也要突出落实责任的实践特色和自选动作。比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主体责任同中有异，“条条”和“块块”的党委责任也有差别。各地区各部门党委要“既挂帅又出征”，找准实际工作切入点，确保责任落实“接地气”、“有人气”。要有“特色菜”、“一招鲜”，而不是“一勺烩”、“一刀切”。要做到全面领导、问题督导、教育引导和压力传导“四统一”，把管人管权管钱管事的“家务活”做到位、“内功”练到位，确保职责权力延伸到哪里，组织监管就跟踪到哪里；腐败风险潜藏在哪里，配套措施就跟进到哪里，不留死角、不留隐患、不留特区。
增强责任意识 严控“风险敞口”
在治国理政的实际工作中，那些发生未发现的腐败行为、初起未恶变的作风问题，犹如党的信用资产的“风险敞口”。党委是权力主体，也是责任主体，必须有能力、有办法保证风险可控，并将其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要树好“责任观”。责任是观念更是能力，会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能力表现。要明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不落实是失职，党风廉政建设抓不实是渎职。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工不分家，都扛起“一岗双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党的执政体系才会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和防控风险的闭环效应。党委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负全责、首责、总责，必须具体抓、抓具体，系统抓、抓系统，做到工作重心有把握、任务重点有明细，重大事亲自办、重要案亲自督。要站好“一班岗”、调动“一班人”，处理好勤政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关系，做到“双受益”而不是“一头沉”，防止出现“不做事不出事，只过关不过硬”。
要立好“责任状”。党风廉政建设容不得半点虚功假戏，不能把每年的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当成“例行公事”，不能把写在纸上的工作量、签字盖章的承诺书都变成无需兑现的“空头支票”。各级党委要定期向上级党委和纪委报告落实责任制情况，经常听取部门和纪委工作汇报。要有工作台账和信息管理及反馈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督导检查，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让各级责任主体为履职尽责“签字背书”，杜绝“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卖力”。如果责任书华而不实，责任状落而不实，就会导致党和国家反腐败资源投入“打水漂”，引发腐败风险“倍增效应”，更会蚕食党员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
要种好“责任田”。从操作层面看，落实主体责任要把握两个层次的“落点”：一是党委班子及其领导权责，二是职能部门及其工作权责。比如，组织人事、财政等关键部门及岗位，既是党风廉政大厦的重要支点，又承担惩防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必须做到“支撑而非支应，牵头而不缩头”。因为这些部门相关职权“含金量高”、风险系数高，如果名下的“责任田”成了“自留地”，“责任人”成了“寻租者”，势必造成腐败风险扩散，以及执行不力的“肠梗阻”，甚至摇撼整个责任体系。要坚持抓重点、重点抓，针对高风险职权、高危岗位度身打造“制度之笼”，形成管控“风险源”的防护网，防止党的信用被少数不廉不勤者透支。
增强信用意识 切实取信于民
言必信，行必果，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施政之基。搞改革发展是这样，抓党风廉政更是如此。从严治党立言必行，从严治标立信于行，才能赢得治本时间、空间和民心。
提高治腐确定性。党委在综合治理腐败方面有知情权、话语权等优势，应当以“定点除腐、定向清污”的实效来体现主体责任。对腐败精确定位、精准打击，才能兑现“零容忍”的政治承诺，确保党在人民群众中长期积累的信用“保值增值”。反之，有的地方把反腐挂在嘴上，工作浮在面上，正风肃纪环节充满“不确定性”。其典型表现是长期不办案、不出案，一朝发案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惊天大案，而“捅娄子”的根由往往是党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这不但对党的形象和信用造成“末端伤害”，也会重度挫伤人们对中央反腐决策的信心。因此，必须制定实施严格的问责制度，严肃追究反贪惩腐不作为者的领导责任。
提高党内诚信度。应当看到，“房叔、房姐”不时曝光，个别干部贪腐金额畸高，凸显了党内相关报告制度和组织监管的“缺环”，也折射出个体诚信度和群体公信力的“双输”后果。党要管党不是空洞的口号，从严治党也不是摆摆姿态。十八大之后，从中央巡视组抽查个人事项，到三中全会要求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再到中组部修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制度，党内诚信体系建设的节奏和步点不断加密，显示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和必胜信念。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应当乘势而上，强化监管，强势“倒逼”，让存在隐匿财产、“裸体做官”等行为者“现出原形”，促使领导干部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
提高制度执行力。党委是建章立制的行为主体和决策主体，说到就要做到、“创制”就要见效，决不能向党员群众打“制度白条”。制度建设要树立执行导向，建构完整的路线图，拿出清晰的时间表，明确具体的责任人，加强效果的后评估。执行不了的制度就不要急着推出来，效果不好的制度就要抓紧“废改立”。要注意克服“制度形式主义”，防止制度叠床架屋但收效甚微，甚至以“编写制度代替抓落实”、“编印制度体现工作量”。众所周知，像八项规定这样管用有效的“硬制度”多一些，党员群众对中国反腐败的认可度、信心度、满意度等就会保持上行态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