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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天,当我宣布自己在下一学年末将辞去斯坦福大学校长一职时,我第一次被人问到我希望自己留给世界的遗绩(legacy)是什么.说实话,我从未想过与遗绩相关的问题,相反,我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正直且不失道德感的领导者,如何与斯坦福大学这个社群构建起相互的信任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斯坦福大学做出一些超越我任职期限的、有着更加长远影响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