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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本是一场混合动力的革命。
从甲午（1895年）到辛亥（1911年）这17年间，中国内部养成了三种主要的政治动力。第一种是激烈的革命派，与清政府为敌，以颠覆为己任，以排满相号召；第二种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试图改良垂死的政府，并建立宪政；第三种是袁世凯的实力派，以袁氏为核心，以军队为资本，说不上有明确宗旨，惟利益所在，即驱驰所向。
清政府对第一种革命的力量固然要打压；光绪、慈禧两天内先后崩殂，宣统皇帝即位，摄政王载沣对第三种私蓄军队的力量也如鲠在喉，去之而后快，于是袁氏奉旨“回籍养疴”。而皇族内阁一建立，改良政府的宪政也就遥遥无期了，立宪党人自然不满。清政府就此隐伏下以一敌三的局面。
武昌首义，各省群相呼应，势如破竹，虽是革命党发动，而各省立宪派无不加入，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敌对。除了在海外的梁启超尚发表“虚君共和”的议论，国内的立宪派人物或任民政长，或任都督，尽入革命政府。而袁氏的军队一时战，一时和，终于劝动清室退位，把共和国总统的名位纳入囊中。
首倡革命者孙中山也，何以推翻前清以后，掌握政权的却是前清之罢黜再起的袁世凯？简单说，一个凭口舌笔墨相号召，没有巩固的力量；一个有军队做基础，靠实力驾驭政治；孙的声势固然为袁所忌惮；袁的实力，却远不是孙所领导的革命党所能消解的。所以袁氏当国，孙始终局促一隅。
从癸丑（1912年）到戊辰（1928年），又一个17年。
以混合力量得天下易，以混合力量治天下难。共和国建立了，建国的三种力量却不能和平共事。于是，民国初期的政治情势，大抵是革命派和北洋官僚派（此时尚无“军阀”之名）对抗，立宪派夹在两者中间，多数时候倒在官僚派一边，残余的保皇派亦偶露峥嵘。
有力量者不肯守规矩，守规矩者往往无力量。官僚派不肯守规矩，革命党也不肯。这些分歧力量不可能一夜间归于一统，于是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有袁氏称帝，有溥仪复辟，有南北对立格局，有两个政府两个总统，有联省自治，有军阀混战。
这17年，当时的人一定觉得异样漫长。
北洋练兵，始于李鸿章，成于袁世凯。袁若不为自己谋总统，则所谓师、旅长者，或许仍是老老实实带兵，不致存非分之想。而既要他们拥戴自己，就不能不假以事权。这些人一旦占得地盘，军队不敷满足其欲望，渐渐就干涉民政、驱逐省长，忘乎所以，视为当然了。对中央政府来说，授权易，削权难，局面一变而为唐代藩镇模样。袁世凯在世之日，军队统于一尊，还没有派系可言，也无人敢萌此想、敢倡此说。到袁失势时，群雄失驭，结派系，植势力，昵所亲，于是便有了直皖两系、各地“诸侯”。
之后，皖系又分为靳派（靳云鹏）、徐派（徐树铮）。直系又分为洛派（吴佩孚）、津保派（反吴佩孚者）。对外则还笼统称“北洋”。后起者如张作霖之奉军（东北军）、冯玉祥之冯军（西北军），附属北洋派，每自命正统，口口声声“北洋团体”。“北洋军阀”，就成了国人瞩目的新名词。
一百年后，一般人皆以为军阀即“大老粗”。大谬不然。除少数行伍出身者，成名军阀多受过正规教育，再不济也上过“速成学堂”。黎元洪（严格说不能算军阀）与段祺瑞更是其中佼佼者。二人有不少相似之处：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少年时曾在军营中生活，读过私塾，入过军校。黎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教材兼用英文，之后曾赴日考察3次；段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之后留学德国两年。
二人又都有“贵人”提携：黎为张之洞训练新军，段为袁世凯创办军校。黎在湖北，劝张派遣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之后中国留日学生中，湖北竟占四分之一（1906年为1360名），时人称“学界军界人才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段在小站、保定，督办随营军事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当时陆军最高学府）、参谋学堂，北洋军官多半受教于他，蒋介石即段学生。中国近代之军事教育段功不可没。
民国建立，黎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段五任总理，一任执政。
当其时也，中国政权不稳，财经崩溃，受制他国，亟需统一而未能统一，省能自立于国，国乃因此而不能自立于世界。统一之必要无人否认，牵涉己身便不肯就范。至于统一之方法，时人主张无非两种，一则倡和平法治，一则恃战争武力。17年中绝大多数军阀割地自雄，真正具有统一抱负者不过五六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是主和的代表，段祺瑞、吴佩孚是主战的代表，孙中山则时而主和时而主战。做出最初尝试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倡导法制、尊重国会，联络南方，以和为贵；段则力推集权，不守成规，团结北洋，以战为方。二人虽都无私心可言，于是亦不能合作。然而，和难，战亦不易，终于无一成功。统一之任留给了他们学生辈的蒋介石。蒋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也维持了17年。
《孙文学说》有言：然当同盟会成立之初，则有会员疑革命方略之难行者，谓“清朝伪立宪，许人民以预备九年，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岂不与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于革命成功以后，犹须九年始得宪政之治，未免太久也”云云。予答以“非此则无望造成完全之民国”。
望治甚急，而完全之民国非一革可成。共和时代，亦且不和。
黎元洪与段祺瑞，两位民国初年的斗争者、合作者，共和民主的蹒跚实践者，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终了而民权中国未定的情势下，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历史舞台，其成败荣辱，堪为后人之镜鉴。
从甲午（1895年）到辛亥（1911年）这17年间，中国内部养成了三种主要的政治动力。第一种是激烈的革命派，与清政府为敌，以颠覆为己任，以排满相号召；第二种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试图改良垂死的政府，并建立宪政；第三种是袁世凯的实力派，以袁氏为核心，以军队为资本，说不上有明确宗旨，惟利益所在，即驱驰所向。
清政府对第一种革命的力量固然要打压；光绪、慈禧两天内先后崩殂，宣统皇帝即位，摄政王载沣对第三种私蓄军队的力量也如鲠在喉，去之而后快，于是袁氏奉旨“回籍养疴”。而皇族内阁一建立，改良政府的宪政也就遥遥无期了，立宪党人自然不满。清政府就此隐伏下以一敌三的局面。
武昌首义，各省群相呼应，势如破竹，虽是革命党发动，而各省立宪派无不加入，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敌对。除了在海外的梁启超尚发表“虚君共和”的议论，国内的立宪派人物或任民政长，或任都督，尽入革命政府。而袁氏的军队一时战，一时和，终于劝动清室退位，把共和国总统的名位纳入囊中。
首倡革命者孙中山也，何以推翻前清以后，掌握政权的却是前清之罢黜再起的袁世凯？简单说，一个凭口舌笔墨相号召，没有巩固的力量；一个有军队做基础，靠实力驾驭政治；孙的声势固然为袁所忌惮；袁的实力，却远不是孙所领导的革命党所能消解的。所以袁氏当国，孙始终局促一隅。
从癸丑（1912年）到戊辰（1928年），又一个17年。
以混合力量得天下易，以混合力量治天下难。共和国建立了，建国的三种力量却不能和平共事。于是，民国初期的政治情势，大抵是革命派和北洋官僚派（此时尚无“军阀”之名）对抗，立宪派夹在两者中间，多数时候倒在官僚派一边，残余的保皇派亦偶露峥嵘。
有力量者不肯守规矩，守规矩者往往无力量。官僚派不肯守规矩，革命党也不肯。这些分歧力量不可能一夜间归于一统，于是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有袁氏称帝，有溥仪复辟，有南北对立格局，有两个政府两个总统，有联省自治，有军阀混战。
这17年，当时的人一定觉得异样漫长。
北洋练兵，始于李鸿章，成于袁世凯。袁若不为自己谋总统，则所谓师、旅长者，或许仍是老老实实带兵，不致存非分之想。而既要他们拥戴自己，就不能不假以事权。这些人一旦占得地盘，军队不敷满足其欲望，渐渐就干涉民政、驱逐省长，忘乎所以，视为当然了。对中央政府来说，授权易，削权难，局面一变而为唐代藩镇模样。袁世凯在世之日，军队统于一尊，还没有派系可言，也无人敢萌此想、敢倡此说。到袁失势时，群雄失驭，结派系，植势力，昵所亲，于是便有了直皖两系、各地“诸侯”。
之后，皖系又分为靳派（靳云鹏）、徐派（徐树铮）。直系又分为洛派（吴佩孚）、津保派（反吴佩孚者）。对外则还笼统称“北洋”。后起者如张作霖之奉军（东北军）、冯玉祥之冯军（西北军），附属北洋派，每自命正统，口口声声“北洋团体”。“北洋军阀”，就成了国人瞩目的新名词。
一百年后，一般人皆以为军阀即“大老粗”。大谬不然。除少数行伍出身者，成名军阀多受过正规教育，再不济也上过“速成学堂”。黎元洪（严格说不能算军阀）与段祺瑞更是其中佼佼者。二人有不少相似之处：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少年时曾在军营中生活，读过私塾，入过军校。黎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教材兼用英文，之后曾赴日考察3次；段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之后留学德国两年。
二人又都有“贵人”提携：黎为张之洞训练新军，段为袁世凯创办军校。黎在湖北，劝张派遣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之后中国留日学生中，湖北竟占四分之一（1906年为1360名），时人称“学界军界人才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段在小站、保定，督办随营军事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当时陆军最高学府）、参谋学堂，北洋军官多半受教于他，蒋介石即段学生。中国近代之军事教育段功不可没。
民国建立，黎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段五任总理，一任执政。
当其时也，中国政权不稳，财经崩溃，受制他国，亟需统一而未能统一，省能自立于国，国乃因此而不能自立于世界。统一之必要无人否认，牵涉己身便不肯就范。至于统一之方法，时人主张无非两种，一则倡和平法治，一则恃战争武力。17年中绝大多数军阀割地自雄，真正具有统一抱负者不过五六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是主和的代表，段祺瑞、吴佩孚是主战的代表，孙中山则时而主和时而主战。做出最初尝试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倡导法制、尊重国会，联络南方，以和为贵；段则力推集权，不守成规，团结北洋，以战为方。二人虽都无私心可言，于是亦不能合作。然而，和难，战亦不易，终于无一成功。统一之任留给了他们学生辈的蒋介石。蒋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也维持了17年。
《孙文学说》有言：然当同盟会成立之初，则有会员疑革命方略之难行者，谓“清朝伪立宪，许人民以预备九年，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岂不与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于革命成功以后，犹须九年始得宪政之治，未免太久也”云云。予答以“非此则无望造成完全之民国”。
望治甚急，而完全之民国非一革可成。共和时代，亦且不和。
黎元洪与段祺瑞，两位民国初年的斗争者、合作者，共和民主的蹒跚实践者，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终了而民权中国未定的情势下，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历史舞台，其成败荣辱，堪为后人之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