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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籍灯录中有一则甚有意味的记载，禅宗二祖慧可求教于始祖达摩，问道：“诸佛法印，可得闻乎？”达摩的回答却颇出人意料：“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听闻此言，想必慧可很是茫然，便径直抛出自己最迫切亦最困惑的问题：“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面对此人类永恒之问，达摩的回答略显避重就轻，说道：“将心来，与汝安。”沉吟良久，慧可觉得达摩此意玄妙难测，自己终究把握不住这颗心，于是答曰：“觅心了不可得。”达摩顺势讲道：“我与汝安心竟。”慧可听了祖师的解惑，当即豁然大悟，心怀踊跃。原来这世间并没有一个实在的心可得，也没有一个实在的“不安”可安，安与不安，全是妄想。
玩味这段禅宗掌故，达摩的所谓高明机锋，以心觅心，好比是骑驴找驴，也并未真正解决心安何处的问题。然而慧可这一问，绝非仅仅是个人之心结，而是直到今天仍人人日常面对，且深切感到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人生在世，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总归有个安放之处吧？
尤其是今年元月以来，吾国疫情日益严重，颇呈滔滔之势。习惯了平静生活的国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免惊恐、愤慨、迷茫甚至无助，内心的不安感愈来愈重。于是乎，横亘在人类心中的疑问再度浮现于诸人脑海：疠疫汹汹，吾心何安？
因长年以读书与写作为人生常态，被迫宅居，更不得不与书作伴，聊慰吾心。我读书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即每日总是同时阅读数种作品，且秉承章门高足黄侃先生“读书切忌杀书头”的原则，要在限期内务必完成。自1月20日至今，笔者一共在读三本著作：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钱穆的《人生十论》和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
对近年来享誉甚高的《万古江河》，笔者以往曾数次翻阅，惜未能细细品读，借着此次机会，才得以览其全貌。整体感觉，许倬云先生文风畅达又不失雄浑，该书自序即是明证；视野开阔且涵括中西，每章末尾体现最多。最令我会心的是，许先生此书以梳理中国文化发展为主题，“在文化内容方面，本书将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多所注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在具体行文中，许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宗旨。其中讲到东汉文化交流时，许指出有些西方疾病进入中国地区亦是交流的一种后果，原文如下：
东汉多大疫，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瘟疫遍传南北。1世纪末出现的大疫，死人无数，其来源可能是在西边丝道上的军队将疾病带入中国。同一时期，罗马也有安东尼大疫，也是由东边与安息作战后回去的军队将疾病带入环地中海地区。一东一西，两大疾疫，是否同一病症，难以考证。然而，东汉的大疫不断，终于有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实为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中国在大疫之后，北方人口大减，未尝不是南北重心转移的一个转捩点。
中国画《生命的守护者》 作者： 郑山麓
这段文字，于我启示颇多。其一，可见早在东汉，瘟疫已绝非一隅一地一国一族之灾患，随着东西交往，疾病也在西域驼铃声声中引入中华，可谓文明的副产品；其二，病菌与人类共生，医术亦是在同瘟疫的反复较量中愈发精湛。所以完全消灭病毒的状态纯属一厢情愿，但千百年来经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抗“疫”战争，人类并未由之退场，反而越斗越强，作为今人，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其三，大疫出现，且历时较久，往往会引发一系列波及国家与社会、朝野与东西的连锁效应，东汉末年的北衰南兴似可作如是观。因此，考察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我们也当怀有这种视野与敏感，注重该公共卫生事件会影响到社会的哪些层面。
按照笔者的观感，《万古江河》一书开阔有余，然浑厚略显不足，且部分篇章略显冗碎，较之钱穆先生在抗战时期所著《国史大纲》尚有差距，或惟经磨难，方可熔铸精品。以往对于钱穆作品，我关注的更多是大部头学术论著，如早期的《国学概论》及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之后的巅峰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书，更是让我读后回味良久。不过其实钱先生的一些类似随笔杂谈式的小册子，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比如这本沉睡在笔者书架上好些年的《人生十论》，颇可窥见一代文史大家丰富思想心灵的另一面。该书是钱先生一些杂文、演讲的合集，多写于1949年前后，集中涉及人生问题，其中不少观点之发皇，乃其他论著中所少见，尤其对心灵如何安放颇有探讨。言心必然要与物相对，物心关系可谓安放心灵的基础。在钱氏看来，首先物与心本不可分，“高价值的不得不依赖于低价值的而表现而存在，因此高价值的遂不得不为低价值的所牵累而接受其限制，这是宇宙人生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不过，心灵终究不役于物，到了近代以来，人心已经能够跳脱出各自的躯体，在外面表现其生命的特质。虽然各自生命表现多姿多样，“在其深藏的底里，则并非有什么真实的隔别的不同存在。故人心能互通，生命能互融，这就表现出一个大生命。这个大生命，我们名之曰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窃以为钱穆提出“大生命”一概念，着实是只眼独具。何况此“大生命”可長可久，倘若它臣服于宗教，则陷入了神秘的旋涡中；如果它屈从于物质，则迷失在欲望的泥淖里。因此钱氏认为心灵的归宿应是心走向心，“心遇见了心，将会仍感是它自己，不像自己浪迹在他乡，却像自己到处安顿在家园”。那么由此推展：
一人之心，化成了一家心。一家之心，化成了一国心。一国之心，化成了天下心。天下人心，便化成了世界心与宇宙心。心量愈扩愈大，它不仅感到己心即他心，而且会感到我心即宇宙。到此时，心遇见了神。而它将会感觉到，神还是它自己。
心与神，与物，和合为一了，那是心之大解放，那是心之大安顿。其枢纽在把自己的心量扩大，把心之情感与理智同时地扩大……自己现前当下的心，也还是历史心与文化心。如实之谓人心不死。
只有诸君彼此走进对方心中，于是一人心汇聚为天下心，如此方能人心不死，方能在遭遇重大灾厄时合众人之心，集众人之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试想大家都集中全力共克时艰之际，谁的心灵不是安稳而踏实的呢？
当然，尚需措意的是，钱穆先生书中观点，大多基于儒家立场，对于其他中西学派的主张，虽多有肯定，但终认为不及儒家，不免给人以执于一家的印象。这几年，笔者逐渐意识到“元典补课”的必要，试从先秦典籍读起，近来恰翻阅《庄子》，其观点很有调补儒家之处。譬如《天运》篇中杜撰了一段鲁国太师师金与颜渊的对话，其云：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
治理者若株守旧法，徒信故制，一旦面对变动，用力越猛，犹如陆地行舟，恐南辕北辙，适得其反甚或代价惨重。个中意蕴，值得深思。
文尾，不妨再回到开篇的掌故，达摩指引给慧可的“寻心术”，虽含有欺人的成分，但从反面揭示出一个道理：以离开了肉身的心灵去照察人心，便再也照察不到那颗真心。身为读书人，脱离了时局而去安放心灵，实则无处安放。心中揣着家国天下，心灵便自有了安顿之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面对此人类永恒之问，达摩的回答略显避重就轻，说道：“将心来，与汝安。”沉吟良久，慧可觉得达摩此意玄妙难测，自己终究把握不住这颗心，于是答曰：“觅心了不可得。”达摩顺势讲道：“我与汝安心竟。”慧可听了祖师的解惑，当即豁然大悟，心怀踊跃。原来这世间并没有一个实在的心可得，也没有一个实在的“不安”可安，安与不安，全是妄想。
玩味这段禅宗掌故，达摩的所谓高明机锋，以心觅心，好比是骑驴找驴，也并未真正解决心安何处的问题。然而慧可这一问，绝非仅仅是个人之心结，而是直到今天仍人人日常面对，且深切感到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人生在世，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总归有个安放之处吧？
尤其是今年元月以来，吾国疫情日益严重，颇呈滔滔之势。习惯了平静生活的国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免惊恐、愤慨、迷茫甚至无助，内心的不安感愈来愈重。于是乎，横亘在人类心中的疑问再度浮现于诸人脑海：疠疫汹汹，吾心何安？
因长年以读书与写作为人生常态，被迫宅居，更不得不与书作伴，聊慰吾心。我读书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即每日总是同时阅读数种作品，且秉承章门高足黄侃先生“读书切忌杀书头”的原则，要在限期内务必完成。自1月20日至今，笔者一共在读三本著作：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钱穆的《人生十论》和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
对近年来享誉甚高的《万古江河》，笔者以往曾数次翻阅，惜未能细细品读，借着此次机会，才得以览其全貌。整体感觉，许倬云先生文风畅达又不失雄浑，该书自序即是明证；视野开阔且涵括中西，每章末尾体现最多。最令我会心的是，许先生此书以梳理中国文化发展为主题，“在文化内容方面，本书将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多所注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在具体行文中，许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宗旨。其中讲到东汉文化交流时，许指出有些西方疾病进入中国地区亦是交流的一种后果，原文如下：
东汉多大疫，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瘟疫遍传南北。1世纪末出现的大疫，死人无数，其来源可能是在西边丝道上的军队将疾病带入中国。同一时期，罗马也有安东尼大疫，也是由东边与安息作战后回去的军队将疾病带入环地中海地区。一东一西，两大疾疫，是否同一病症，难以考证。然而，东汉的大疫不断，终于有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实为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中国在大疫之后，北方人口大减，未尝不是南北重心转移的一个转捩点。
这段文字，于我启示颇多。其一，可见早在东汉，瘟疫已绝非一隅一地一国一族之灾患，随着东西交往，疾病也在西域驼铃声声中引入中华，可谓文明的副产品；其二，病菌与人类共生，医术亦是在同瘟疫的反复较量中愈发精湛。所以完全消灭病毒的状态纯属一厢情愿，但千百年来经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抗“疫”战争，人类并未由之退场，反而越斗越强，作为今人，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其三，大疫出现，且历时较久，往往会引发一系列波及国家与社会、朝野与东西的连锁效应，东汉末年的北衰南兴似可作如是观。因此，考察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我们也当怀有这种视野与敏感，注重该公共卫生事件会影响到社会的哪些层面。
按照笔者的观感，《万古江河》一书开阔有余，然浑厚略显不足，且部分篇章略显冗碎，较之钱穆先生在抗战时期所著《国史大纲》尚有差距，或惟经磨难，方可熔铸精品。以往对于钱穆作品，我关注的更多是大部头学术论著，如早期的《国学概论》及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之后的巅峰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书，更是让我读后回味良久。不过其实钱先生的一些类似随笔杂谈式的小册子，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比如这本沉睡在笔者书架上好些年的《人生十论》，颇可窥见一代文史大家丰富思想心灵的另一面。该书是钱先生一些杂文、演讲的合集，多写于1949年前后，集中涉及人生问题，其中不少观点之发皇，乃其他论著中所少见，尤其对心灵如何安放颇有探讨。言心必然要与物相对，物心关系可谓安放心灵的基础。在钱氏看来，首先物与心本不可分，“高价值的不得不依赖于低价值的而表现而存在，因此高价值的遂不得不为低价值的所牵累而接受其限制，这是宇宙人生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不过，心灵终究不役于物，到了近代以来，人心已经能够跳脱出各自的躯体，在外面表现其生命的特质。虽然各自生命表现多姿多样，“在其深藏的底里，则并非有什么真实的隔别的不同存在。故人心能互通，生命能互融，这就表现出一个大生命。这个大生命，我们名之曰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窃以为钱穆提出“大生命”一概念，着实是只眼独具。何况此“大生命”可長可久，倘若它臣服于宗教，则陷入了神秘的旋涡中；如果它屈从于物质，则迷失在欲望的泥淖里。因此钱氏认为心灵的归宿应是心走向心，“心遇见了心，将会仍感是它自己，不像自己浪迹在他乡，却像自己到处安顿在家园”。那么由此推展：
一人之心，化成了一家心。一家之心，化成了一国心。一国之心，化成了天下心。天下人心，便化成了世界心与宇宙心。心量愈扩愈大，它不仅感到己心即他心，而且会感到我心即宇宙。到此时，心遇见了神。而它将会感觉到，神还是它自己。
心与神，与物，和合为一了，那是心之大解放，那是心之大安顿。其枢纽在把自己的心量扩大，把心之情感与理智同时地扩大……自己现前当下的心，也还是历史心与文化心。如实之谓人心不死。
只有诸君彼此走进对方心中，于是一人心汇聚为天下心，如此方能人心不死，方能在遭遇重大灾厄时合众人之心，集众人之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试想大家都集中全力共克时艰之际，谁的心灵不是安稳而踏实的呢？
当然，尚需措意的是，钱穆先生书中观点，大多基于儒家立场，对于其他中西学派的主张，虽多有肯定，但终认为不及儒家，不免给人以执于一家的印象。这几年，笔者逐渐意识到“元典补课”的必要，试从先秦典籍读起，近来恰翻阅《庄子》，其观点很有调补儒家之处。譬如《天运》篇中杜撰了一段鲁国太师师金与颜渊的对话，其云：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
治理者若株守旧法，徒信故制，一旦面对变动，用力越猛，犹如陆地行舟，恐南辕北辙，适得其反甚或代价惨重。个中意蕴，值得深思。
文尾，不妨再回到开篇的掌故，达摩指引给慧可的“寻心术”，虽含有欺人的成分，但从反面揭示出一个道理：以离开了肉身的心灵去照察人心，便再也照察不到那颗真心。身为读书人，脱离了时局而去安放心灵，实则无处安放。心中揣着家国天下，心灵便自有了安顿之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