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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针对当前职业教育现状，《纲要》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未来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职业教育，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虽然很多问题已呼吁多年，但《纲要》中首次把一些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在不少地方大胆突破。许多委员、代表指出，这正是《纲要》的亮点所在。
首次提出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
“职业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和经费投入跟不上扩招的步伐，很大职校达不到基本办学标准，实习实训基地缺乏，甚至没有实训基地。专任教师缺口更大。”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蔡志君介绍说，据2009年统计，贵州省职业高中生师比为32.85：1，普通中专为47.04：1，双师型教师更为缺乏。
据了解，很多职业院校办学条件薄弱，没有能力投入较好的实习实训设备，只得侧重于开设文科类专业，培养服务型人才，结果造成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严重不足。
近年来，各级政府做出很大努力，一再加大职教投入，但仍然十分有限。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字认为，之所以出现投入“年年在喊，年年不足”的现象，是因为职教投入的标准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现在《纲要》提出制定并逐步提高区域内各级学校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各级政府要根据标准各自承担投入的责任，比如本来按生均标准拨款应该投入8500块钱，可地方政府只给了4500块钱，这说明地方政府没有尽到责任。确定这个标准之后，就有了一个评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否尽责的依据，有了一个督学、督政的依据和教育问责的依据。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键指出，《纲要》只是提出了问题，他盼望尽快出台配套措施和相关细则，以在具体操作中很好地落实这一标准。
制定促进校企合作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在前不久召开的2010年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致命弱点是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手段，校企合作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任。然而，校企合作的现状不容乐观，“学校热企业冷”现象长期存在，造成很多职校学生顶岗实习难以落实，这已成为制约职教发展的瓶颈。
“《纲要》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提出制定校企合作法规，促进校企合作更加制度化，这是从法律法规的角度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周洪宇认为，过去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影响了企业行业的参与热情，制定校企合作法规，将为它们参与职教扫除障碍，提供制度保障。
王键则表示，制定校企合作法规，为职业院校的转型与升级创造了条件，“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企业对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很多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必须尽快实现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型、升级，这就要求职业学校加强与企业的联系，跟上企业发展步伐。而校企合作法规的制定将为二者合作提供很多便利。”
那么，在制定这一法规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纲要》起草专家、北京市教科院副院长吴岩在受访时表示，校企合作法规更多的是保证两个问题：一是保证企业在合作中的利益，企业最在乎的是利润和效益，只有在校企合作中保证它们的利益，才能真正使“学校热企业冷”变成双赢、共赢。这一点在法规里将涉及许多后续工作，比如企业税收减免政策。二是为企业提出必须承担的教育责任与社会责任，这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促进作用。
“现在关键是有哪些具体机制来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机制。”蔡志君希望尽快出台明确的法规细则，落实行业企业的责任，推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这也是众多委员、代表所期待的。
搭建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立交桥”
近年来，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的呼声一直不断。如何构建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立交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纲要》提出，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通道。
在周洪宇看来，打通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关节点，建构一个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畅通、连贯、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形成了一个相互贯通、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合理教育体系。有助于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也有助于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
那么，如何搭建教育发展的“立交桥”?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车秀兰呼吁，要改变教育部有关文件提出的“各地安排高职院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应届毕业生的规模不得超过当年本省(市、区)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的5％，各省(区、市)五年制高职招收初中毕业生的规模不得超过当年本省(区、市)高职(专科)招生计划的5％”的规定，扩大中职毕业生对口升高职的总体比例，同时扩大初中毕业生进入高职院校接受五年制高职教育的比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大量需求的新形势。
这一建议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共鸣。不少委员也提出，由于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应对各地对口升高职的比例加以区分，避免“一刀切”。
蔡志君认为，中职对口升高职，除了考试，还可以按比例推荐，比如贵州省县一级职业高中可以推荐2％的毕业生免试升高职，国家示范性中职的推荐比例达到10％。她还建议，恢复原先的五年制职业教育，“五年制实际上是职业教育内部的立交桥，五年制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学习文化课、专业课和各项技能，不仅可以达到高等专科文化程度，在技能方面至少可以达到中级水平。”
王键提出，职业教育可以构建一个与普通教育平行的体系，建立一批具有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或者在一些工科类型的大学设立研究生教育，实行3年制。
这与车秀兰的观点不谋而合。车秀兰建议，在实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基础上，遴选少量办学条件优越、培养质量高的高职院校升格为技术本科，加快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同时加快建立与学术型学位相对应的完整的专业学位制度，可参照英国、印度等国的模式。
对于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衔接，王键表示，要处理好各类文凭教育的管理问题，“目前办学形式种类繁多，许多文凭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建议将文凭同质化，提升继续教育文凭的社会认可度。这样才有利于沟通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桥梁。”
“立交桥”的构建是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也是一个长期过程。有代表指出，这次构建“立交桥”，更多是从成人教育、学历教育角度讲的，没有涉及硕士、博士阶段的教育。或许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强化政府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
春节过后，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的“用工 荒”，备受社会关注。“用工荒”真切反映了高技能人才的严重短缺。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对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向职业教育发出了新的挑战。但很多地区由于职教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管理不健全等原因，职业教育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
《纲要》强调，要强化省、市(地)级政府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重点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
“一方面从国家总体方针上加以引导，使地方能够真正理解到职业教育在地方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增强地方的统筹权，有利于地方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配置资源，从体制上调动积极性，有利于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纲要》职业教育战略专题组组长、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周稽裘如是说。
政府统筹职教资源，得到了很多代表委员的认可。问题在于，政府应该怎么统筹呢?
蔡志君认为，政府统筹分为几个层面。一是统筹办学和事业发展，包括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院校设置、各级各类评估标准等。二是资源统筹，“这一点尤其难做。职教资源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企业行业积极参与。企业办学是职业教育的特色，问题是企业经营状况一旦不好，它肯定就不办学了，政府能够统筹它，却要求不了它。”三是各级政府之间的统筹，县级、市级、省级政府跟国家政府之间，对各类学校的整体设置也要统筹。四是各部门之间的统筹，行业主管部门应该担起指导和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主动与教育部门联系，做好人才需求和培养的规划。
针对当前培训资源分散、重复培训的现象，蔡志君建议，地方政府应做好统筹，科学规划，科学立项，科学配置人力资源，实现各部门之间有机衔接，使有限的培训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
王键认为，县一级培训资源最容易统筹。比如，湖南省强调每个县都设立县级职教中心，县里所有培训任务都放在职教中心统筹规划。对于市一级、省一级，他建议有些部门不要“另起炉灶”，应依托现有教育资源来确定具体的培训任务，重要的是加强管理，整合教育资源，做大做强。中央政府则可通过职业教育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
大胆探索，职业教育才能迈入一个新天地。《纲要》对职业教育做了一次全面探索，从确立投入标准到制定校企合作法规，从打通职教上升通道到加强政府统筹职教发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让人充满期待。”有委员如是说。
声音
周洪宇代表虽然来自高校，但多年来一直关注职业教育。去年“两会”，他曾提交过一份提案，建议农村中职教育实行免费。如今，这一提案已经成为现实。今年“两会”，他对《纲要》中涉及职业教育的内容，也提出了建议。
周洪宇：职业教育重在应用，但不能把应用简单地理解为低层次，还有高层次的应用。我们不仅要培养大量具有很好就业技能的人才，还要培养一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他们是实现自主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希望这方面意见能在《纲要》中反映出来。
《纲要》提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鄙薄现象仍然存在。臻志君委员对此感受颇深。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提起职校生遭受歧视的境遇，她一度落泪。多年从事职教工作的经历，让蔡志君对职校学生的境遇、职教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切身体会。
蔡志君：近年来，关于职业教育的宣传很多，但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还远远不够。相比各地对于高考状元的大肆宣传，技能大赛的宣传相差甚远，即便全国性技能大赛都似乎只是职教战线的事，在社会上没有太大反响。“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远未形成共识。我认为，今后要花大力气宣传职业教育，形成崇尚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局面，使职业院校的学生有尊严地学习，有尊严地就业。
首次提出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
“职业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和经费投入跟不上扩招的步伐，很大职校达不到基本办学标准，实习实训基地缺乏，甚至没有实训基地。专任教师缺口更大。”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蔡志君介绍说，据2009年统计，贵州省职业高中生师比为32.85：1，普通中专为47.04：1，双师型教师更为缺乏。
据了解，很多职业院校办学条件薄弱，没有能力投入较好的实习实训设备，只得侧重于开设文科类专业，培养服务型人才，结果造成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严重不足。
近年来，各级政府做出很大努力，一再加大职教投入，但仍然十分有限。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字认为，之所以出现投入“年年在喊，年年不足”的现象，是因为职教投入的标准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现在《纲要》提出制定并逐步提高区域内各级学校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各级政府要根据标准各自承担投入的责任，比如本来按生均标准拨款应该投入8500块钱，可地方政府只给了4500块钱，这说明地方政府没有尽到责任。确定这个标准之后，就有了一个评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否尽责的依据，有了一个督学、督政的依据和教育问责的依据。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键指出，《纲要》只是提出了问题，他盼望尽快出台配套措施和相关细则，以在具体操作中很好地落实这一标准。
制定促进校企合作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在前不久召开的2010年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致命弱点是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手段，校企合作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任。然而，校企合作的现状不容乐观，“学校热企业冷”现象长期存在，造成很多职校学生顶岗实习难以落实，这已成为制约职教发展的瓶颈。
“《纲要》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提出制定校企合作法规，促进校企合作更加制度化，这是从法律法规的角度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周洪宇认为，过去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影响了企业行业的参与热情，制定校企合作法规，将为它们参与职教扫除障碍，提供制度保障。
王键则表示，制定校企合作法规，为职业院校的转型与升级创造了条件，“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企业对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很多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必须尽快实现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型、升级，这就要求职业学校加强与企业的联系，跟上企业发展步伐。而校企合作法规的制定将为二者合作提供很多便利。”
那么，在制定这一法规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纲要》起草专家、北京市教科院副院长吴岩在受访时表示，校企合作法规更多的是保证两个问题：一是保证企业在合作中的利益，企业最在乎的是利润和效益，只有在校企合作中保证它们的利益，才能真正使“学校热企业冷”变成双赢、共赢。这一点在法规里将涉及许多后续工作，比如企业税收减免政策。二是为企业提出必须承担的教育责任与社会责任，这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促进作用。
“现在关键是有哪些具体机制来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机制。”蔡志君希望尽快出台明确的法规细则，落实行业企业的责任，推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这也是众多委员、代表所期待的。
搭建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立交桥”
近年来，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的呼声一直不断。如何构建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立交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纲要》提出，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通道。
在周洪宇看来，打通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关节点，建构一个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畅通、连贯、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形成了一个相互贯通、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合理教育体系。有助于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也有助于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
那么，如何搭建教育发展的“立交桥”?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车秀兰呼吁，要改变教育部有关文件提出的“各地安排高职院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应届毕业生的规模不得超过当年本省(市、区)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的5％，各省(区、市)五年制高职招收初中毕业生的规模不得超过当年本省(区、市)高职(专科)招生计划的5％”的规定，扩大中职毕业生对口升高职的总体比例，同时扩大初中毕业生进入高职院校接受五年制高职教育的比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大量需求的新形势。
这一建议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共鸣。不少委员也提出，由于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应对各地对口升高职的比例加以区分，避免“一刀切”。
蔡志君认为，中职对口升高职，除了考试，还可以按比例推荐，比如贵州省县一级职业高中可以推荐2％的毕业生免试升高职，国家示范性中职的推荐比例达到10％。她还建议，恢复原先的五年制职业教育，“五年制实际上是职业教育内部的立交桥，五年制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学习文化课、专业课和各项技能，不仅可以达到高等专科文化程度，在技能方面至少可以达到中级水平。”
王键提出，职业教育可以构建一个与普通教育平行的体系，建立一批具有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或者在一些工科类型的大学设立研究生教育，实行3年制。
这与车秀兰的观点不谋而合。车秀兰建议，在实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基础上，遴选少量办学条件优越、培养质量高的高职院校升格为技术本科，加快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同时加快建立与学术型学位相对应的完整的专业学位制度，可参照英国、印度等国的模式。
对于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衔接，王键表示，要处理好各类文凭教育的管理问题，“目前办学形式种类繁多，许多文凭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建议将文凭同质化，提升继续教育文凭的社会认可度。这样才有利于沟通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桥梁。”
“立交桥”的构建是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也是一个长期过程。有代表指出，这次构建“立交桥”，更多是从成人教育、学历教育角度讲的，没有涉及硕士、博士阶段的教育。或许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强化政府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
春节过后，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的“用工 荒”，备受社会关注。“用工荒”真切反映了高技能人才的严重短缺。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对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向职业教育发出了新的挑战。但很多地区由于职教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管理不健全等原因，职业教育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
《纲要》强调，要强化省、市(地)级政府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重点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
“一方面从国家总体方针上加以引导，使地方能够真正理解到职业教育在地方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增强地方的统筹权，有利于地方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配置资源，从体制上调动积极性，有利于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纲要》职业教育战略专题组组长、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周稽裘如是说。
政府统筹职教资源，得到了很多代表委员的认可。问题在于，政府应该怎么统筹呢?
蔡志君认为，政府统筹分为几个层面。一是统筹办学和事业发展，包括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院校设置、各级各类评估标准等。二是资源统筹，“这一点尤其难做。职教资源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企业行业积极参与。企业办学是职业教育的特色，问题是企业经营状况一旦不好，它肯定就不办学了，政府能够统筹它，却要求不了它。”三是各级政府之间的统筹，县级、市级、省级政府跟国家政府之间，对各类学校的整体设置也要统筹。四是各部门之间的统筹，行业主管部门应该担起指导和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主动与教育部门联系，做好人才需求和培养的规划。
针对当前培训资源分散、重复培训的现象，蔡志君建议，地方政府应做好统筹，科学规划，科学立项，科学配置人力资源，实现各部门之间有机衔接，使有限的培训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
王键认为，县一级培训资源最容易统筹。比如，湖南省强调每个县都设立县级职教中心，县里所有培训任务都放在职教中心统筹规划。对于市一级、省一级，他建议有些部门不要“另起炉灶”，应依托现有教育资源来确定具体的培训任务，重要的是加强管理，整合教育资源，做大做强。中央政府则可通过职业教育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
大胆探索，职业教育才能迈入一个新天地。《纲要》对职业教育做了一次全面探索，从确立投入标准到制定校企合作法规，从打通职教上升通道到加强政府统筹职教发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让人充满期待。”有委员如是说。
声音
周洪宇代表虽然来自高校，但多年来一直关注职业教育。去年“两会”，他曾提交过一份提案，建议农村中职教育实行免费。如今，这一提案已经成为现实。今年“两会”，他对《纲要》中涉及职业教育的内容，也提出了建议。
周洪宇：职业教育重在应用，但不能把应用简单地理解为低层次，还有高层次的应用。我们不仅要培养大量具有很好就业技能的人才，还要培养一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他们是实现自主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希望这方面意见能在《纲要》中反映出来。
《纲要》提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鄙薄现象仍然存在。臻志君委员对此感受颇深。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提起职校生遭受歧视的境遇，她一度落泪。多年从事职教工作的经历，让蔡志君对职校学生的境遇、职教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切身体会。
蔡志君：近年来，关于职业教育的宣传很多，但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还远远不够。相比各地对于高考状元的大肆宣传，技能大赛的宣传相差甚远，即便全国性技能大赛都似乎只是职教战线的事，在社会上没有太大反响。“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远未形成共识。我认为，今后要花大力气宣传职业教育，形成崇尚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局面，使职业院校的学生有尊严地学习，有尊严地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