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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发布，提出以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经历多次的改革尝试后，医改的核心问题已逐步聚焦到促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上面。对于新医改来说，这是全新的开始。
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难题有望从2014年开始寻求解决。
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工作任务》)，提出以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医改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
启动于2009年的新一轮医疗改革，距今已经5年多了，但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距离公众对新医改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新医改仍在路上。因此，这份附有具体时间表的《工作任务》，或许能让人嗅到一些改革的新动向和新举措。
医改最为薄弱之处
新医改5年来，老百姓对医改是否成功，是否产生了效果，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是否更容易了，花费是否更少了，医疗保险的报销等是否更便利了等等。实际情况怎样呢?
看病还是很难。2009年以来，一方面，国家投入8700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在部分地区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但是，社区可用的药品很少，社区医生缺乏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立医院不断扩张人满为患，医患冲突时有发生。
看病还是很贵。2011年以来我国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达到总人口的90％以上，职工医保缴费和居民医保补贴在不断增加。但个人医疗卫生支出仍占全国总支出的34％以上(应当小于20％)，药品占医疗费用的40％以上(国际标准为15％)，检查项目和医用耗材占比越来越高。一系列数据显示，确实存在着过度医疗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医院饱受诟病，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主要由公立医院提供，无论是看病贵还是看病难，最核心的“药方”，其实都是公立医院改革。当前，公立医院改革主要局限于县级医院，其实公众关注更多的还是大医院的改革能否推进。一方面，公立医院资源分配过度集中，例如北京早就是“全国看病中心”；另一方面，基层医院更多精力仍放在搞基建盖房子上，不能满足公众日益提高的医疗需求。公立医院改革，至今仍是医改最为薄弱之处。
经历多次的改革尝试后，当前我国医改的核心问题已逐步聚焦到促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上面。当前公立医院仍旧存在着诸如医院规划布局不合理、公益性不强、管理制度不健全、就医秩序不规范以及综合改革不配套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不满意，就很难谈得上医改的成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上到下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了推进公立医院规划布局调整、建立科学补偿机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建立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等八项内容。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八项具体的工作内容，实际上也正是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正是以上这些内容的工作在多年来迟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所以百姓对医改工作感受不是那么明显，甚至产生了医改停滞不前的“错觉”。
根据《工作任务》，今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40元，达到320元；个人缴费同步新增20元。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达到70％以上和75％左右，进一步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间的差距。
《工作任务》还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这也是公立医院改革最该着力之处。
这方面，媒体多有报道的“港式医院”经验或许值得借鉴：取消事业编制；不给不负责任、没有追求的庸医提供岗位；给有医德、有医术、有追求的医生提供更好的福利薪酬；对医务人员收回扣、拿红包等实行一票否决零容忍；用预约制让医院不再像车站般拥挤；用先看全科后看专科避免有病乱投医；用全科门诊打包收费，避免大处方、大检查等等。
新医改能够取得多大成效，，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的改革进程。《工作任务》中提出的“推动公立医院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或是全新的开始。
医疗收入难撑公立医院公益性
然而，在现行回归公益性的医改政策下，公立医院正处于合理运营和公益性服务的矛盾困境之中。
上海市委党校金阳撰文表示，公立医院在新医改中面临的困境在于：
整体支出水平面临着巨大的刚性增长压力，医疗服务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人、财、物”耗费支出，均与医院的医疗业务量有直接的正向关联，伴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以及社会公用事业成本的持续升高，而不可避免出现增长。
而收入主要来源于药品、医疗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新医改政策对药品收入进行了严格限制，随着回归公益性的要求，药品加成率进一步降低，药品收入逐渐减少并有可能取消；财政补助收入水平比例却仍偏小并且严重不足，新医改后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总额持续增加，但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财政补助收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也仅从2009年的5.99％提高到了2011年的8.52％。
依据“结余=收入－支出”这个基本的经济运营等式，医院的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医改政策实施后，公立医院收支结余普遍大幅缩减，结余为负的亏损状况时有发生，并有趋于常态的趋势。
困境中的公立医院敏锐地发现：等式中剩下的唯一现行政策没有限制的因素就是医疗收入。随之应运而生的措施就是：提高医务人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分解住院，增加返诊等多种途径来增加医疗业务量；大量提供如检查、化验和特需等盈利诊疗项目等。这样，公立医院似乎既保证了自身的持续发展，又满足了现行公益性考核的需求。 但这条现实中的“脱困之路”，对于广大病人群体和医务工作人员来说，公益性回归的效果却大打折扣：大幅提高医务工作强度和劳动时间，严重增加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压力与负担，由此必然影响医疗服务质量和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以检养医”的新问题，严重违背了公益性中提供医疗卫生服务适宜性的要求。
这就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完善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一系列政策，公立医院改革并不是简单选择“公益”或者“生存”的道路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受到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资金短缺等多方面的约束，这就注定了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改革是逐渐完善、逐步推进的过程。我们须在实践中找到一条引导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的破局之路。
金阳提出的建议是：一、完善公益性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对盈利诊疗项目如检查、化验、特需收入的控制指标，增加对短时间内的重复挂号、分解出院、返诊率等情况的监控指标，清除考核盲点，尽快建立一套统一的、可量化的、可以多角度描述和测量的考核体系，进而纠正公立医院违背公益性要求的具体医疗行为。
二、完善财政补偿机制。财政应当出资给予公立医院既可弥补亏损，又不影响其提高效率的积极性的合理补偿。
三、完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目前医疗收费标准统一由省、市、自治区物价部门、财政部门会同卫生主管部门制定，医疗收费标准政策性很强、医院只能被动执行。而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远远落后于市场价格的升速，今后应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及时调整。价格政策调整后，针对“看病贵”问题，对价格政策的补偿除了财政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方式就是通过医保对亏损性的服务提供补助，让医疗保险来吸收价格提升带来的费用增长，使患者自己支付的费用水平保持不变。
四、完善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制度。应当围绕医院岗位工作量、医疗质量、病人满意度、病种难易度、科研教学质量、成本和医疗费用控制等核心要素，建立医院内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杜绝将药品、检查等收入与科室和医务人员个人收入分配挂钩，从个人激励方面纠正医务人员的逐利行为，确定医务人员合理的工资薪酬水平，从而进一步控制公立医院人员经费的不正常增长，优化卫生资源的配置。提高公立医院自身发展潜力和实力，为公益性实现奠定内部基础。
期待“中国式办法”破题
在上一轮医改被明确认定“不成功”之后，新医改在启动之初曾经陷入过所谓的“模式”之争，有“英国模式”，有“美国模式”，还有“德国模式”。但无论照搬哪种模式，都不一定符合国情。这次，《工作任务》特别强调“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说明我们接下去要做的，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全新探索。
何谓破解医改难题的“中国式办法”?《工作任务》共分6大方面31项改革任务，总结起来，就是要“深入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其中约半数围绕公立医院改革，包括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的检查、治疗费；简化医生多点执业审批程序，推进医生人事薪酬支付改革和社保社会化。
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工作任务》指出，把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中之重，并启动实施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新增700个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市，使试点的数量覆盖逾50％县市，覆盖5亿农村人口。同时，会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研究制订有关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今年每个省份都要有1个改革试点城市。
“每干人医疗床位数达到4张，当地公立医院规模不得再扩大。”《工作任务》中明确要求“推进医疗机构规划布局调整”，限制公立医院扩张。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工作任务》提出“积极推动社会办医”，并且明确重点解决社会办医在准入、人才、土地、投融资、服务能力等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支持不足的问题。
此前，国家医改目标提出，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床位，应达到总量的20％。但因缺乏具体调控标准和支持政策，公立医院，特别是公立大医院不断盖楼扩张。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认为，政府明确支持社会资本办医是好事，但是没有解决社会资本办医，“医生从哪里来”的问题。“社会资本办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而是医疗资源的问题。”
他认为现在社会办医最主要的问题是，医生流动不起来。“在现行的体制下，一流的公立医院医生愿去社会办医的医院的情况，并不是很多。”他解释，目前绝大多数医生的身份是体制内的。“无论是刚刚毕业的，还是正在工作的医生，对这个身份比较在意。”因此，他认为，要流动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次《工作任务》公布后，一如往常，于网络上迅速掀起舆论热议，其中，言辞激烈者不少。一些“拍砖”、“不领情”的声音，让人看到曾经的不成功给百姓带来的失望和不信任感。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决策者，百姓受这一难题困扰已久，必须得到解决，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不能只是修修补补。
本次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的公布，列出了具体分工和进度安排的时间表，一些工作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多数则集中在今年12月底，不少任务都有具体量化的数字指标。从承诺到兑现，从设想到落地，一个可操作性更强、紧迫感和压力感更大的改革进程，被晒在公众视线下接受集体检阅，相信会大大挤压、削弱相关部门的某些敷衍与拖延。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在我国，一张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已经织就。不过，这张网够不够密实、够不够牢靠，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与完善，这张冈将如何持续下去，也是决策者面对的另一个考验。
(本刊综合《第一财经日报》、《上海金融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道)
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难题有望从2014年开始寻求解决。
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工作任务》)，提出以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医改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
启动于2009年的新一轮医疗改革，距今已经5年多了，但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距离公众对新医改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新医改仍在路上。因此，这份附有具体时间表的《工作任务》，或许能让人嗅到一些改革的新动向和新举措。
医改最为薄弱之处
新医改5年来，老百姓对医改是否成功，是否产生了效果，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是否更容易了，花费是否更少了，医疗保险的报销等是否更便利了等等。实际情况怎样呢?
看病还是很难。2009年以来，一方面，国家投入8700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在部分地区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但是，社区可用的药品很少，社区医生缺乏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立医院不断扩张人满为患，医患冲突时有发生。
看病还是很贵。2011年以来我国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达到总人口的90％以上，职工医保缴费和居民医保补贴在不断增加。但个人医疗卫生支出仍占全国总支出的34％以上(应当小于20％)，药品占医疗费用的40％以上(国际标准为15％)，检查项目和医用耗材占比越来越高。一系列数据显示，确实存在着过度医疗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医院饱受诟病，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主要由公立医院提供，无论是看病贵还是看病难，最核心的“药方”，其实都是公立医院改革。当前，公立医院改革主要局限于县级医院，其实公众关注更多的还是大医院的改革能否推进。一方面，公立医院资源分配过度集中，例如北京早就是“全国看病中心”；另一方面，基层医院更多精力仍放在搞基建盖房子上，不能满足公众日益提高的医疗需求。公立医院改革，至今仍是医改最为薄弱之处。
经历多次的改革尝试后，当前我国医改的核心问题已逐步聚焦到促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上面。当前公立医院仍旧存在着诸如医院规划布局不合理、公益性不强、管理制度不健全、就医秩序不规范以及综合改革不配套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不满意，就很难谈得上医改的成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上到下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了推进公立医院规划布局调整、建立科学补偿机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建立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等八项内容。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八项具体的工作内容，实际上也正是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正是以上这些内容的工作在多年来迟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所以百姓对医改工作感受不是那么明显，甚至产生了医改停滞不前的“错觉”。
根据《工作任务》，今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40元，达到320元；个人缴费同步新增20元。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达到70％以上和75％左右，进一步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间的差距。
《工作任务》还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这也是公立医院改革最该着力之处。
这方面，媒体多有报道的“港式医院”经验或许值得借鉴：取消事业编制；不给不负责任、没有追求的庸医提供岗位；给有医德、有医术、有追求的医生提供更好的福利薪酬；对医务人员收回扣、拿红包等实行一票否决零容忍；用预约制让医院不再像车站般拥挤；用先看全科后看专科避免有病乱投医；用全科门诊打包收费，避免大处方、大检查等等。
新医改能够取得多大成效，，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的改革进程。《工作任务》中提出的“推动公立医院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或是全新的开始。
医疗收入难撑公立医院公益性
然而，在现行回归公益性的医改政策下，公立医院正处于合理运营和公益性服务的矛盾困境之中。
上海市委党校金阳撰文表示，公立医院在新医改中面临的困境在于：
整体支出水平面临着巨大的刚性增长压力，医疗服务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人、财、物”耗费支出，均与医院的医疗业务量有直接的正向关联，伴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以及社会公用事业成本的持续升高，而不可避免出现增长。
而收入主要来源于药品、医疗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新医改政策对药品收入进行了严格限制，随着回归公益性的要求，药品加成率进一步降低，药品收入逐渐减少并有可能取消；财政补助收入水平比例却仍偏小并且严重不足，新医改后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总额持续增加，但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财政补助收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也仅从2009年的5.99％提高到了2011年的8.52％。
依据“结余=收入－支出”这个基本的经济运营等式，医院的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医改政策实施后，公立医院收支结余普遍大幅缩减，结余为负的亏损状况时有发生，并有趋于常态的趋势。
困境中的公立医院敏锐地发现：等式中剩下的唯一现行政策没有限制的因素就是医疗收入。随之应运而生的措施就是：提高医务人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分解住院，增加返诊等多种途径来增加医疗业务量；大量提供如检查、化验和特需等盈利诊疗项目等。这样，公立医院似乎既保证了自身的持续发展，又满足了现行公益性考核的需求。 但这条现实中的“脱困之路”，对于广大病人群体和医务工作人员来说，公益性回归的效果却大打折扣：大幅提高医务工作强度和劳动时间，严重增加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压力与负担，由此必然影响医疗服务质量和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以检养医”的新问题，严重违背了公益性中提供医疗卫生服务适宜性的要求。
这就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完善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一系列政策，公立医院改革并不是简单选择“公益”或者“生存”的道路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受到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资金短缺等多方面的约束，这就注定了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改革是逐渐完善、逐步推进的过程。我们须在实践中找到一条引导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的破局之路。
金阳提出的建议是：一、完善公益性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对盈利诊疗项目如检查、化验、特需收入的控制指标，增加对短时间内的重复挂号、分解出院、返诊率等情况的监控指标，清除考核盲点，尽快建立一套统一的、可量化的、可以多角度描述和测量的考核体系，进而纠正公立医院违背公益性要求的具体医疗行为。
二、完善财政补偿机制。财政应当出资给予公立医院既可弥补亏损，又不影响其提高效率的积极性的合理补偿。
三、完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目前医疗收费标准统一由省、市、自治区物价部门、财政部门会同卫生主管部门制定，医疗收费标准政策性很强、医院只能被动执行。而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远远落后于市场价格的升速，今后应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及时调整。价格政策调整后，针对“看病贵”问题，对价格政策的补偿除了财政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方式就是通过医保对亏损性的服务提供补助，让医疗保险来吸收价格提升带来的费用增长，使患者自己支付的费用水平保持不变。
四、完善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制度。应当围绕医院岗位工作量、医疗质量、病人满意度、病种难易度、科研教学质量、成本和医疗费用控制等核心要素，建立医院内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杜绝将药品、检查等收入与科室和医务人员个人收入分配挂钩，从个人激励方面纠正医务人员的逐利行为，确定医务人员合理的工资薪酬水平，从而进一步控制公立医院人员经费的不正常增长，优化卫生资源的配置。提高公立医院自身发展潜力和实力，为公益性实现奠定内部基础。
期待“中国式办法”破题
在上一轮医改被明确认定“不成功”之后，新医改在启动之初曾经陷入过所谓的“模式”之争，有“英国模式”，有“美国模式”，还有“德国模式”。但无论照搬哪种模式，都不一定符合国情。这次，《工作任务》特别强调“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说明我们接下去要做的，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全新探索。
何谓破解医改难题的“中国式办法”?《工作任务》共分6大方面31项改革任务，总结起来，就是要“深入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其中约半数围绕公立医院改革，包括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的检查、治疗费；简化医生多点执业审批程序，推进医生人事薪酬支付改革和社保社会化。
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工作任务》指出，把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中之重，并启动实施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新增700个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市，使试点的数量覆盖逾50％县市，覆盖5亿农村人口。同时，会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研究制订有关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今年每个省份都要有1个改革试点城市。
“每干人医疗床位数达到4张，当地公立医院规模不得再扩大。”《工作任务》中明确要求“推进医疗机构规划布局调整”，限制公立医院扩张。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工作任务》提出“积极推动社会办医”，并且明确重点解决社会办医在准入、人才、土地、投融资、服务能力等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支持不足的问题。
此前，国家医改目标提出，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床位，应达到总量的20％。但因缺乏具体调控标准和支持政策，公立医院，特别是公立大医院不断盖楼扩张。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认为，政府明确支持社会资本办医是好事，但是没有解决社会资本办医，“医生从哪里来”的问题。“社会资本办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而是医疗资源的问题。”
他认为现在社会办医最主要的问题是，医生流动不起来。“在现行的体制下，一流的公立医院医生愿去社会办医的医院的情况，并不是很多。”他解释，目前绝大多数医生的身份是体制内的。“无论是刚刚毕业的，还是正在工作的医生，对这个身份比较在意。”因此，他认为，要流动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次《工作任务》公布后，一如往常，于网络上迅速掀起舆论热议，其中，言辞激烈者不少。一些“拍砖”、“不领情”的声音，让人看到曾经的不成功给百姓带来的失望和不信任感。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决策者，百姓受这一难题困扰已久，必须得到解决，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不能只是修修补补。
本次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的公布，列出了具体分工和进度安排的时间表，一些工作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多数则集中在今年12月底，不少任务都有具体量化的数字指标。从承诺到兑现，从设想到落地，一个可操作性更强、紧迫感和压力感更大的改革进程，被晒在公众视线下接受集体检阅，相信会大大挤压、削弱相关部门的某些敷衍与拖延。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在我国，一张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已经织就。不过，这张网够不够密实、够不够牢靠，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与完善，这张冈将如何持续下去，也是决策者面对的另一个考验。
(本刊综合《第一财经日报》、《上海金融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