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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在一家名叫“海棠书房”的小书店里，我买了一本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早春》，这本书至今我已经读过四遍，但是每一遍读仍有新的体会。后来又陆续读了《天使之门》《离岸》《书店》《蓝花》，越发感到惊奇的是，她的每一本书皆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而她自如地切换着人物、地点、时间，就好像她对那些地方、那些人已经熟悉了一辈子。
但这还不是佩内洛普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对我而言，佩内洛普不同于大部分作家，也不同于其他女作家的地方在于，她对于男性与女性内在无意识的深刻洞察与领悟，以及她不动声色地将这些领悟隐藏起来，用最简练克制的描写一带而过，因为她是如此相信她的读者，她不解释。
多年前，我曾经和朋友们在读书会讨论《早春》，一个男生纠结于一个问题：主动离家出走的女主人公内莉最后为什么会回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男性的问题，而一个女生以非常女性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爱啊！”
在佩内洛普的很多小说中，女性都扮演着一个看似被动、无辜、随波逐流的角色，但实际上她们才是推动的力量，佩内洛普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无意识，那就是以水作为象征的包容、孕育、滋养、净化以及把握事物本质的力量。
男性的无意识则表现为创造力、勇气、真挚，男性总是试图去掌握世界，去创造历史，改革社会，但到头来他们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无法独立处理生活的变故，在佩内洛普的小说《天使之门》中，即使在最前沿的科学领域，也还是需要“女性”的一臂之力。
这里的“男性”和“女性”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心理意义上的，同一个特质可以出现在任一性别身上。
可以说“无辜”是贯穿了佩内洛普创作的一个主题，“无辜”指的是人性中无意识、不自知的部分，而不是德性的无辜。
在佩内洛普的《无辜》这本小说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展示了她/他“无辜”的一面，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所以我们很难不去认同他们，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琪娅拉是无辜的，她“相信她爱的人必然也彼此相爱”，所以她让好友芭妮来家里，却没想到芭妮和她的父亲格格不入，对自己的苦恼也完全不能领会。
芭妮也是无辜的，她相信自己完全不在意修女的教导，是独立而自由的女性，但她的所作所为却告诉我们，她内心非常恨嫁，她想要抓住随便哪一个男性，哪怕是跟他父亲差不多大的已婚男哈灵顿。
萨尔瓦托是无辜的，他一心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和热情证明自己配得上贵族出身的琪娅拉，证明自己是一个具备理性的开放头脑的知识分子，但到头来却出尽洋相，灰头土脸想要自杀。
玛塔姑妈也是无辜的，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保证别人的幸福，但她所有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失败的。
这样的名单还可以列出长长一串，甚至腹黑的佩内洛普还把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也加入到这个名单中，他用一套理想化的理念试图去改造意大利，结果是他被囚禁起来，并且在死之前彻底否定了自己。
从一开始，佩内洛普就不相信男性世界的逻辑，他们改造世界的企图被她在第八章中用一个钢琴手和小提琴手的合奏段落的描写深刻地讽刺了一番：
想想那些政治家，这个时候还梦想着欧洲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这里就有一个人类物种最为协调的样本，他们以音乐的名义被判处缔结这一靠不住的合伙关系。
在书中，“无辜”总是和我们寻求幸福的方式有关。每个人都希望幸福，都想要让别人幸福，可是幸福却并不总是爱的结果，相反，爱有时候恰恰导致了不幸，这就是“无辜”的地方，我们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追求幸福的努力却不能让人到达幸福的彼岸，为什么对一个人的爱却不能让那个人幸福？
问题就在于，我们总是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方式去爱别人，去给别人幸福，正如圣纳扎罗深深相信，萨尔瓦托如果没有了家乡那20.5公顷的土地便不会幸福;正如玛塔姑妈相信，让老人和婴儿待在一起便能制造一个人间天堂;或者正如芭妮相信，一个吃饭流口水的家伙绝对不可能给她幸福。
正因如此，书中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可笑的世俗画卷，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可是幸福却和他们捉迷藏，它从每一个语言的缝隙中滑落，它在每一次实际的行动中被撞得粉碎，幸福看似近在咫尺，实际却谬以千里。
其实，书的一开始，作者就提醒我们，“别那么在意，对于幸福这件事”，并且透过红衣主教之口告诉我们：“人类的幸福应当留给天堂。”那么也许这本书也可以叫做“幸福”，到头来就像《书店》一样，我们发现，其实人们并不需要幸福，就像弗洛伦丝发现小镇居民不需要一家书店。
但是“不需要幸福”的说法也不准确，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人们以为他们需要幸福，结果却做了一切的努力来让自己得不到幸福。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佩内洛普因此就是悲观的，事实上，她一点也不悲观，在书的结尾处，她用一种类似“奇迹”的方式给了她笔下的人物以救赎。最后一章中，萨尔瓦托找到西萨尔，想要借一把猎枪杀死自己，西萨尔没有阻止他，而是将上了膛的枪递给了他（这是西萨尔的无辜），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两件事却改变了事情的走向，并将主题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第一件事是琪娅拉心有灵犀般地打来了电话，西萨尔告知她萨尔瓦托打算自杀之后，她奇迹般地一反常态，不再急于去做什么，而是知道该怎么做了——她什么都没有说。而沉默对西萨尔起到了作用，他放下电话，朝萨尔瓦托走去。
第二件事是博纳迪诺的出现，这个在书中如同小丑般的仆人，除了自命不凡和擅长饲养兔子鸽子之外身无长物，却在这个时候展现了“无辜”的力量，他夺走了萨尔瓦托手中的枪，因为他深信“直到第二片橄榄林北墙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的”。
这两件事扭转了局面，不但拯救了萨尔瓦托，拯救了琪娅拉，也给“无辜”赋予了新的价值，证明“无辜”并不总是消极的，它也有自己的逻辑和目的，它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会回馈到“无辜者”本人身上。
而面对“无辜”的恩赐，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启示就在萨尔瓦托和西萨尔的对话中：
萨尔瓦托举起双手。
“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我们可以这样下去，”西萨尔说，“我们余生恰恰可以这样下去。”
我想起了老子的“无为”，在这里，佩内洛普借西萨尔之口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对于幸福，我们什么都不必做，因为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发现，“不做”比“做”要难得多。
佩内洛普非常聪明地将书结尾在萨尔瓦托自杀的冲突解除之后，对于她笔下人物后来如何，她只用了非常少的笔墨点到为止，在第二部第二十三章中，她写道：
琪娅拉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这地方对她来说是全新的。但是在她接下来的人生阶段中，时不时地，当她过得不顺的时候，这个令人困惑的句子总是突然浮现在她脑海。
这句话是否暗示了，琪娅拉往后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利？至少它暗示了，琪娅拉终究和芭妮是越走越远了，甚至再也没有见面。这会是她的遗憾吗？
我们也可以如此认为：每个人的“无辜”仍然继续着，因为“一个思想严肃的成年人无法防备无辜”。
看起来，佩内洛普并没有给“无辜”一个解决之道，但是其实解决之道已经在书中了，如果我们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无辜”，并且停止自己的行为，停止用那些观念、理念、想当然耳的计划和作为来制造幸福，来“爱”别人，那么也许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地将“无辜”从我们的性格中剔除，那样的话，真相就会一点一点显露出来，这有点像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更多是关于“解构”而非“建构”。
另一方面，佩内洛普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去对抗“无辜”，不如就让它自然发展，在撞了南墙之后，我们可能醒悟，也可能不醒悟，我们一生有许许多多的“无辜”，它构成了我们的幸与不幸，去理解它，就像去理解命运、理解上帝一样困难，但这正是人生有意思的部分——我們尚未掌握的人生主动权，恰恰藏在我们顺应天意的决定中。这一点，书中也早就借琪娅拉的父亲詹卡洛之口说了出来：
耐心是消极的，听天由命则是积极的。
但这还不是佩内洛普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对我而言，佩内洛普不同于大部分作家，也不同于其他女作家的地方在于，她对于男性与女性内在无意识的深刻洞察与领悟，以及她不动声色地将这些领悟隐藏起来，用最简练克制的描写一带而过，因为她是如此相信她的读者，她不解释。
多年前，我曾经和朋友们在读书会讨论《早春》，一个男生纠结于一个问题：主动离家出走的女主人公内莉最后为什么会回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男性的问题，而一个女生以非常女性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爱啊！”
在佩内洛普的很多小说中，女性都扮演着一个看似被动、无辜、随波逐流的角色，但实际上她们才是推动的力量，佩内洛普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无意识，那就是以水作为象征的包容、孕育、滋养、净化以及把握事物本质的力量。
男性的无意识则表现为创造力、勇气、真挚，男性总是试图去掌握世界，去创造历史，改革社会，但到头来他们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无法独立处理生活的变故，在佩内洛普的小说《天使之门》中，即使在最前沿的科学领域，也还是需要“女性”的一臂之力。
这里的“男性”和“女性”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心理意义上的，同一个特质可以出现在任一性别身上。
可以说“无辜”是贯穿了佩内洛普创作的一个主题，“无辜”指的是人性中无意识、不自知的部分，而不是德性的无辜。
在佩内洛普的《无辜》这本小说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展示了她/他“无辜”的一面，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所以我们很难不去认同他们，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琪娅拉是无辜的，她“相信她爱的人必然也彼此相爱”，所以她让好友芭妮来家里，却没想到芭妮和她的父亲格格不入，对自己的苦恼也完全不能领会。
芭妮也是无辜的，她相信自己完全不在意修女的教导，是独立而自由的女性，但她的所作所为却告诉我们，她内心非常恨嫁，她想要抓住随便哪一个男性，哪怕是跟他父亲差不多大的已婚男哈灵顿。
萨尔瓦托是无辜的，他一心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和热情证明自己配得上贵族出身的琪娅拉，证明自己是一个具备理性的开放头脑的知识分子，但到头来却出尽洋相，灰头土脸想要自杀。
玛塔姑妈也是无辜的，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保证别人的幸福，但她所有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失败的。
这样的名单还可以列出长长一串，甚至腹黑的佩内洛普还把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也加入到这个名单中，他用一套理想化的理念试图去改造意大利，结果是他被囚禁起来，并且在死之前彻底否定了自己。
从一开始，佩内洛普就不相信男性世界的逻辑，他们改造世界的企图被她在第八章中用一个钢琴手和小提琴手的合奏段落的描写深刻地讽刺了一番：
想想那些政治家，这个时候还梦想着欧洲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这里就有一个人类物种最为协调的样本，他们以音乐的名义被判处缔结这一靠不住的合伙关系。
在书中，“无辜”总是和我们寻求幸福的方式有关。每个人都希望幸福，都想要让别人幸福，可是幸福却并不总是爱的结果，相反，爱有时候恰恰导致了不幸，这就是“无辜”的地方，我们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追求幸福的努力却不能让人到达幸福的彼岸，为什么对一个人的爱却不能让那个人幸福？
问题就在于，我们总是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方式去爱别人，去给别人幸福，正如圣纳扎罗深深相信，萨尔瓦托如果没有了家乡那20.5公顷的土地便不会幸福;正如玛塔姑妈相信，让老人和婴儿待在一起便能制造一个人间天堂;或者正如芭妮相信，一个吃饭流口水的家伙绝对不可能给她幸福。
正因如此，书中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可笑的世俗画卷，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可是幸福却和他们捉迷藏，它从每一个语言的缝隙中滑落，它在每一次实际的行动中被撞得粉碎，幸福看似近在咫尺，实际却谬以千里。
其实，书的一开始，作者就提醒我们，“别那么在意，对于幸福这件事”，并且透过红衣主教之口告诉我们：“人类的幸福应当留给天堂。”那么也许这本书也可以叫做“幸福”，到头来就像《书店》一样，我们发现，其实人们并不需要幸福，就像弗洛伦丝发现小镇居民不需要一家书店。
但是“不需要幸福”的说法也不准确，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人们以为他们需要幸福，结果却做了一切的努力来让自己得不到幸福。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佩内洛普因此就是悲观的，事实上，她一点也不悲观，在书的结尾处，她用一种类似“奇迹”的方式给了她笔下的人物以救赎。最后一章中，萨尔瓦托找到西萨尔，想要借一把猎枪杀死自己，西萨尔没有阻止他，而是将上了膛的枪递给了他（这是西萨尔的无辜），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两件事却改变了事情的走向，并将主题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第一件事是琪娅拉心有灵犀般地打来了电话，西萨尔告知她萨尔瓦托打算自杀之后，她奇迹般地一反常态，不再急于去做什么，而是知道该怎么做了——她什么都没有说。而沉默对西萨尔起到了作用，他放下电话，朝萨尔瓦托走去。
第二件事是博纳迪诺的出现，这个在书中如同小丑般的仆人，除了自命不凡和擅长饲养兔子鸽子之外身无长物，却在这个时候展现了“无辜”的力量，他夺走了萨尔瓦托手中的枪，因为他深信“直到第二片橄榄林北墙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的”。
这两件事扭转了局面，不但拯救了萨尔瓦托，拯救了琪娅拉，也给“无辜”赋予了新的价值，证明“无辜”并不总是消极的，它也有自己的逻辑和目的，它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会回馈到“无辜者”本人身上。
而面对“无辜”的恩赐，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启示就在萨尔瓦托和西萨尔的对话中：
萨尔瓦托举起双手。
“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我们可以这样下去，”西萨尔说，“我们余生恰恰可以这样下去。”
我想起了老子的“无为”，在这里，佩内洛普借西萨尔之口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对于幸福，我们什么都不必做，因为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发现，“不做”比“做”要难得多。
佩内洛普非常聪明地将书结尾在萨尔瓦托自杀的冲突解除之后，对于她笔下人物后来如何，她只用了非常少的笔墨点到为止，在第二部第二十三章中，她写道：
琪娅拉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这地方对她来说是全新的。但是在她接下来的人生阶段中，时不时地，当她过得不顺的时候，这个令人困惑的句子总是突然浮现在她脑海。
这句话是否暗示了，琪娅拉往后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利？至少它暗示了，琪娅拉终究和芭妮是越走越远了，甚至再也没有见面。这会是她的遗憾吗？
我们也可以如此认为：每个人的“无辜”仍然继续着，因为“一个思想严肃的成年人无法防备无辜”。
看起来，佩内洛普并没有给“无辜”一个解决之道，但是其实解决之道已经在书中了，如果我们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无辜”，并且停止自己的行为，停止用那些观念、理念、想当然耳的计划和作为来制造幸福，来“爱”别人，那么也许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地将“无辜”从我们的性格中剔除，那样的话，真相就会一点一点显露出来，这有点像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更多是关于“解构”而非“建构”。
另一方面，佩内洛普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去对抗“无辜”，不如就让它自然发展，在撞了南墙之后，我们可能醒悟，也可能不醒悟，我们一生有许许多多的“无辜”，它构成了我们的幸与不幸，去理解它，就像去理解命运、理解上帝一样困难，但这正是人生有意思的部分——我們尚未掌握的人生主动权，恰恰藏在我们顺应天意的决定中。这一点，书中也早就借琪娅拉的父亲詹卡洛之口说了出来：
耐心是消极的，听天由命则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