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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并非一个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从族群构成来看，除了大和民族之外，至少还包括阿伊努人以及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定居者。只不过这些少数族群占总人口的比例非常之低。但是，近二十年，以“多文化共生”为主题的论述在日本社会颇为流行，这可能有违于常人对日本的认知。2018年，我以民族教育研究者和教育人类学者的身份受邀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以了解日本社会的教育、文化多样性和多文化共生等问题。在此期间，我广泛接触和体验了日本社会的“多文化”。
与北美和西欧的“多元文化”不同，日本社会的“多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2006年3月，日本总务省将“多文化共生”定义为“不同国籍和民族背景的人们，承认相互间的文化差异，建构平等的社会关系，作为同一地方社区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日本社会的多文化共生首先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支持与帮扶上。2019年，日本政府通过并实施《阿伊努民族支援法》，该法案旨在改善阿伊努人的生活和人权状况，推进保护和传承阿伊努传统文化。事实上，除了少数民族之外，日本社会的“多文化”还包括定居的外国人、留学生、残障群体、日侨归国群体等。日本社会的多文化共生是一个跨领域、跨部门的综合存在，下文择其要者，从学校教育中的语言支持和跨文化理解、科技与艺术创新助力残障群体、定居外国人的社会融合等几个方面介绍相关实践。
无论是在神奈川县川崎小学还是兵库县立芦屋国际中学，学校课堂上除了在讲台上的授课教师之外，还有专门的语言支援教师坐在外国学生旁边，一对一地帮助学生理解日语，这些双语支援教师由当地教育部门聘任，目的在于帮助外国新生尽快适应日语教学。以东京都新宿区教育委员会日语支持规划为例，此规划主要包括日语初期指导项目、日语学习支援项目和外籍初中生升学支援项目。日语初期指导项目分为集中指导和单独指导两类：集中指导基本上为一天三小时，共计十天，地点在教育中心或分室。单独指导在學校或幼儿园内进行，由能够使用相应母语指导日语的教师进行单独指导，一般来说，幼儿指导及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指导分别是五十小时，小学三年级以上及初中生七十小时，辅导结束后进行测验，可根据日语水平变更课时数。日语学习支援项目的对象是小学生和初中生，每周两天，在放学后向各学校指派日语教师，给学生提供一次两个小时的学习指导，最多一百四十学时。外籍初中生升学支援项目针对外籍初三年级的学生，原则上在每周三下午六点半至八点半，每人一年约三十五次。日语支援的目的不仅在于帮助插班或转学而来的外国学生提高日语水平，而且重在帮助这些学生化解孤独感，理解社会交往中的习俗、规则和价值观念，提高社会交往技巧。新宿区教育委员会负责语言支援的主管认为，为外国学生提供语言支援花费很高，但是他们相信这些学生未来的回馈会超过这些付出。
兵库县儿童多文化共生中心成立于2003年，其宗旨在于让所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相互尊重、和谐交往，它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教育咨询，提供学习教材和相关信息、策划和实施跨文化交流活动。接收留学生较多的日本大学，同样重视文化多样性和异文化间的交流。以早稻田大学为例，该校建立了体系完备的推进文化多样性的机构与工作机制。早稻田大学于2017年发布了“早稻田大学多样性推进宣言”，一方面以教职员工为对象，努力提升教职员工的性别比例均衡，另一方面以大学生为对象推进文化间的交流。针对学生的文化多样性中心又包括跨文化交流中心、残障学生支援室和性少数群体中心三个部门。日本大学中的文化多样性与支持项目，旨在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交流，消除偏见与歧视。
残障群体通常游走或隐匿在社会的边缘而被主流社会所忽视，但是日本社会非常重视运用科技与艺术创新手段帮助残障群体融入社会。从几位从事残障群体服务的创业者经历就可以看出这种特征。须藤先生出生于1963年，是一家非营利组织的法人，由于其次子出生就罹患脑瘫，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探索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方法与技术创新。2002年他发起社会工程（social project）项目，策划相关活动。2012年起成立人类设计（People Design）研究所，力图以时装和设计的力量来破除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障碍，运用新技术与新思维促进残障群体和正常人群的交流和交往。须藤的艺术设计为很多残障人士带来了自信，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岛影圭佑（Keisuke Shimakage）生于1991年，他创立了公司，致力于阅读能力拓展设备的研发和商业化，以便能够为失读症（阅读障碍、读写障碍）及弱视者提供支持，同时帮助人们克服在国外无法阅读当地文字等各种情况的不便。他的团队研发了智能眼镜（Oton Glass），这种眼镜搭载小型镜头和耳机，通过将视觉文字信息转换为语音信息，从而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支持。在智能眼镜的帮助下，阅读障碍者可以轻松地阅读身边的文字从而获取信息。同样非常年轻的本多达也（Honda Tatsuya）以人的身体及感觉拓展为课题，与聋人合作，致力于新的语音感知设备的研发。发夹助听器（Ontenna）就是他的团队研发的产品，这种设备可以帮助聋人用震动和光来感知外界的声音。日本利用科技和艺术创新助力残障群体融入社会更好地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新科技的发展，如今这些产品在国际社会也受到了普遍欢迎。
常人可能很难想象：经常发生的地震灾害不仅促成了在日定居外国人自身的组织与团结，而且也极大地促成了日本人与定居外国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可以视作这种交流融合的开端，在地震中救援、互相帮助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人与定居外国人的交往。人们在与自然灾难抗争的过程中淡化了族群的分类模式，而在生存意义层面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多文化共生”一词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被互助性质的社会组织首先提出和应用的。现在，很多人都已意识到，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员，不论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在灾难面前都是同样的受害者。人们应该在平时建立起一种相互交流的关系，在紧急时刻就可以做到互相帮助。 神户居住外国人支援中心是一家民间非营利机构，宗旨在于促进地域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团结共生，它是由阪神大地震后成立的“兵库县居住外国人生活复兴中心”和“受灾越南人救援联络会”于1997年合并建立的，其开展的项目主要有职业、教育、医疗等相关咨询，日语学习支持，子女支持，民族文化发展，高龄者支持，推进与行政机关合作，调查研究等。在居住外国人支援中心开设的日间护理中心，有十几位外籍高龄老人在此生活，中心为他们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和帮助。这个中心可以看作日本人与定居外国人交往融合的一个缩影。
埼玉县川口市芝园社区是一个多族群居住的混合社区，外国定居者已经超过了一半。当地人对社区中的外国人并无好感，因为一些定居者没有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而且还经常在深夜大声嚷叫。为此，当地人和外国定居者之间也爆发过尖锐的冲突。社区自治会通过吸纳外国居民担任自治会委员、与大学社团开展合作举办跨文化交流活动来推动“多文化共生的社区建设”，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天中午，社区自治会会长韮泽胜司与我们共进午餐，席间访问者问他中国饭菜是否可口，他说很好。但他又坦言：自己在这个社区居住了近三十年，这是他第一次在中餐馆用餐。在整个交往过程中，他都很少说话，对客人既保持尊重又维持一种距离感。冈崎广树生于1981年，他是一名致力于社区文化融合的社区工作者，他深知普通日本人对于移民群体的敌視和不友好态度，他说：“普通的日本人其实并没有经济条件可以经常到国外旅游，所以他们不知道被冷落的滋味。最有效的办法或许就是让他们都到外国走一走，感受一下！”
实际上，日本社会中的残障群体等称为“亚文化群体”可能更为恰当一些，而少数民族、定居外国人、留学生群体才真正具有“异文化”的特质。因此，在此意义上，日本社会的“多文化共生”是一个“异文化”与“亚文化”相结合的混合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影响，又是日本政府处理在日外国人和移民问题的一种审慎举措。但从本质上看，日本“多文化共生”追求的仍旧是一种国家整合或一体化的状态。换言之，他们希望将社会中的各种差异性和多样性转变为一种建设的力量，这是由日本的人口结构和国情所决定的。在高度同质性、高度默契而又相对内敛的社会中，亚文化群体和异文化群体已经被日本主流社会视为一种珍贵的资源，他们希望尊重、包容这些群体，并希望他们能够回馈给社会更多的利益。由于日本社会少子与老龄化的特征，从中长期来看，日本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是长期的主题，而如何面对和接纳这些群体，是日本“多文化共生”的一项重点议题，而“多文化共生”正是日本政府应对这一议题提出的政策话语。从根本上来说，日本“多文化共生”的关键在于主体民族对外国定居者和其他少数族群的尊重、认可与接纳，但这似乎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实际上，与少数族群、移民相关的身份与权利的争论在日本政界和民间一直都在持续之中。
与北美和西欧的“多元文化”不同，日本社会的“多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2006年3月，日本总务省将“多文化共生”定义为“不同国籍和民族背景的人们，承认相互间的文化差异，建构平等的社会关系，作为同一地方社区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日本社会的多文化共生首先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支持与帮扶上。2019年，日本政府通过并实施《阿伊努民族支援法》，该法案旨在改善阿伊努人的生活和人权状况，推进保护和传承阿伊努传统文化。事实上，除了少数民族之外，日本社会的“多文化”还包括定居的外国人、留学生、残障群体、日侨归国群体等。日本社会的多文化共生是一个跨领域、跨部门的综合存在，下文择其要者，从学校教育中的语言支持和跨文化理解、科技与艺术创新助力残障群体、定居外国人的社会融合等几个方面介绍相关实践。
无论是在神奈川县川崎小学还是兵库县立芦屋国际中学，学校课堂上除了在讲台上的授课教师之外，还有专门的语言支援教师坐在外国学生旁边，一对一地帮助学生理解日语，这些双语支援教师由当地教育部门聘任，目的在于帮助外国新生尽快适应日语教学。以东京都新宿区教育委员会日语支持规划为例，此规划主要包括日语初期指导项目、日语学习支援项目和外籍初中生升学支援项目。日语初期指导项目分为集中指导和单独指导两类：集中指导基本上为一天三小时，共计十天，地点在教育中心或分室。单独指导在學校或幼儿园内进行，由能够使用相应母语指导日语的教师进行单独指导，一般来说，幼儿指导及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指导分别是五十小时，小学三年级以上及初中生七十小时，辅导结束后进行测验，可根据日语水平变更课时数。日语学习支援项目的对象是小学生和初中生，每周两天，在放学后向各学校指派日语教师，给学生提供一次两个小时的学习指导，最多一百四十学时。外籍初中生升学支援项目针对外籍初三年级的学生，原则上在每周三下午六点半至八点半，每人一年约三十五次。日语支援的目的不仅在于帮助插班或转学而来的外国学生提高日语水平，而且重在帮助这些学生化解孤独感，理解社会交往中的习俗、规则和价值观念，提高社会交往技巧。新宿区教育委员会负责语言支援的主管认为，为外国学生提供语言支援花费很高，但是他们相信这些学生未来的回馈会超过这些付出。
兵库县儿童多文化共生中心成立于2003年，其宗旨在于让所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相互尊重、和谐交往，它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教育咨询，提供学习教材和相关信息、策划和实施跨文化交流活动。接收留学生较多的日本大学，同样重视文化多样性和异文化间的交流。以早稻田大学为例，该校建立了体系完备的推进文化多样性的机构与工作机制。早稻田大学于2017年发布了“早稻田大学多样性推进宣言”，一方面以教职员工为对象，努力提升教职员工的性别比例均衡，另一方面以大学生为对象推进文化间的交流。针对学生的文化多样性中心又包括跨文化交流中心、残障学生支援室和性少数群体中心三个部门。日本大学中的文化多样性与支持项目，旨在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交流，消除偏见与歧视。
残障群体通常游走或隐匿在社会的边缘而被主流社会所忽视，但是日本社会非常重视运用科技与艺术创新手段帮助残障群体融入社会。从几位从事残障群体服务的创业者经历就可以看出这种特征。须藤先生出生于1963年，是一家非营利组织的法人，由于其次子出生就罹患脑瘫，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探索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方法与技术创新。2002年他发起社会工程（social project）项目，策划相关活动。2012年起成立人类设计（People Design）研究所，力图以时装和设计的力量来破除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障碍，运用新技术与新思维促进残障群体和正常人群的交流和交往。须藤的艺术设计为很多残障人士带来了自信，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岛影圭佑（Keisuke Shimakage）生于1991年，他创立了公司，致力于阅读能力拓展设备的研发和商业化，以便能够为失读症（阅读障碍、读写障碍）及弱视者提供支持，同时帮助人们克服在国外无法阅读当地文字等各种情况的不便。他的团队研发了智能眼镜（Oton Glass），这种眼镜搭载小型镜头和耳机，通过将视觉文字信息转换为语音信息，从而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支持。在智能眼镜的帮助下，阅读障碍者可以轻松地阅读身边的文字从而获取信息。同样非常年轻的本多达也（Honda Tatsuya）以人的身体及感觉拓展为课题，与聋人合作，致力于新的语音感知设备的研发。发夹助听器（Ontenna）就是他的团队研发的产品，这种设备可以帮助聋人用震动和光来感知外界的声音。日本利用科技和艺术创新助力残障群体融入社会更好地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新科技的发展，如今这些产品在国际社会也受到了普遍欢迎。
常人可能很难想象：经常发生的地震灾害不仅促成了在日定居外国人自身的组织与团结，而且也极大地促成了日本人与定居外国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可以视作这种交流融合的开端，在地震中救援、互相帮助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人与定居外国人的交往。人们在与自然灾难抗争的过程中淡化了族群的分类模式，而在生存意义层面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多文化共生”一词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被互助性质的社会组织首先提出和应用的。现在，很多人都已意识到，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员，不论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在灾难面前都是同样的受害者。人们应该在平时建立起一种相互交流的关系，在紧急时刻就可以做到互相帮助。 神户居住外国人支援中心是一家民间非营利机构，宗旨在于促进地域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团结共生，它是由阪神大地震后成立的“兵库县居住外国人生活复兴中心”和“受灾越南人救援联络会”于1997年合并建立的，其开展的项目主要有职业、教育、医疗等相关咨询，日语学习支持，子女支持，民族文化发展，高龄者支持，推进与行政机关合作，调查研究等。在居住外国人支援中心开设的日间护理中心，有十几位外籍高龄老人在此生活，中心为他们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和帮助。这个中心可以看作日本人与定居外国人交往融合的一个缩影。
埼玉县川口市芝园社区是一个多族群居住的混合社区，外国定居者已经超过了一半。当地人对社区中的外国人并无好感，因为一些定居者没有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而且还经常在深夜大声嚷叫。为此，当地人和外国定居者之间也爆发过尖锐的冲突。社区自治会通过吸纳外国居民担任自治会委员、与大学社团开展合作举办跨文化交流活动来推动“多文化共生的社区建设”，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天中午，社区自治会会长韮泽胜司与我们共进午餐，席间访问者问他中国饭菜是否可口，他说很好。但他又坦言：自己在这个社区居住了近三十年，这是他第一次在中餐馆用餐。在整个交往过程中，他都很少说话，对客人既保持尊重又维持一种距离感。冈崎广树生于1981年，他是一名致力于社区文化融合的社区工作者，他深知普通日本人对于移民群体的敌視和不友好态度，他说：“普通的日本人其实并没有经济条件可以经常到国外旅游，所以他们不知道被冷落的滋味。最有效的办法或许就是让他们都到外国走一走，感受一下！”
实际上，日本社会中的残障群体等称为“亚文化群体”可能更为恰当一些，而少数民族、定居外国人、留学生群体才真正具有“异文化”的特质。因此，在此意义上，日本社会的“多文化共生”是一个“异文化”与“亚文化”相结合的混合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影响，又是日本政府处理在日外国人和移民问题的一种审慎举措。但从本质上看，日本“多文化共生”追求的仍旧是一种国家整合或一体化的状态。换言之，他们希望将社会中的各种差异性和多样性转变为一种建设的力量，这是由日本的人口结构和国情所决定的。在高度同质性、高度默契而又相对内敛的社会中，亚文化群体和异文化群体已经被日本主流社会视为一种珍贵的资源，他们希望尊重、包容这些群体，并希望他们能够回馈给社会更多的利益。由于日本社会少子与老龄化的特征，从中长期来看，日本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是长期的主题，而如何面对和接纳这些群体，是日本“多文化共生”的一项重点议题，而“多文化共生”正是日本政府应对这一议题提出的政策话语。从根本上来说，日本“多文化共生”的关键在于主体民族对外国定居者和其他少数族群的尊重、认可与接纳，但这似乎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实际上，与少数族群、移民相关的身份与权利的争论在日本政界和民间一直都在持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