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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阿那克西曼德开始，万物的变易就与道德问题纠缠在一起了。产生者必将消亡，基于时间秩序的正义性。而就万物变化与否问题，赫拉克利特提出万物是永恒变化的，维护了变易的正义性。而巴门尼德从逻辑角度提出了万物变化的不可能。到了人类中心主义时期，变化与否的问题在伦理领域变成了道德绝对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苏格拉底反对智者学派的道德相对主义，沿着巴门尼德“变化在逻辑是不可能”的思路，苏格拉底以“下定义”的方式来确保道德的绝对主义。柏拉图继承了这一思路，理性所把握的永恒世界是高的，而感性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是低的。基督教也采用了这种思路，彼岸的永恒世界是值得追求的，而此世世界是不值得过的。尼采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思路，维护了变易世界的正义性。维护了感性以及此世生命的意义。
关键词：时间；道德；永恒轮回；尼采
从阿那克西曼德开始，哲学史中的时间观就与道德问题纠缠不清了。阿那克西曼德说，“事物生于何处，则必按照必然性毁于何处，因为它们必遵循时间的秩序支付罚金，为其非正义性而受审判。”事物的产生、毁灭，本是自然现象，无关人事（按照通常的自然科学论的时间观），但在阿那克西曼德的这句话里，生成、毁灭，这些事物在时间中发生的变化运动与正义、审判这些道德概念纠缠到了一起。
事物在时间中产生、毁灭，人们也是在对事物的产生、毁灭的观察中感受时间，而更重要的是，人们也在自己的生老病死中感受时间。希腊哲学家们就是在对万物的变化的感受中提出了关于世界的哲学思考，不断变化的万事万物中，是否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原呢？不同于泰勒斯“水是万物的本原”中单纯的自然本原论，阿那克西曼德在其中引入了道德的概念，“生”与“灭”的变化被理解为一种“非正义性”的惩罚。这里蕴含了人们在以线性时间观为基础的日常中的一种通常的情绪感受——对于消逝、变化的恐惧、厌恶。具体到人自身，就表现为——贪生恶死。
在阿那克西曼德第一次把道德概念引入时间观之后，我们的时间问题就脱不出两种类型，一是认为变化、消逝是具有非正义性的，继承了这一观点的是巴门尼德、苏格拉底以至后世的柏拉图与基督教。另一个就是认为变化、生成不具有非正义性的赫拉克利特以及尼采。前者贬低感性世界朝生暮死的生存，后者则为这种変易的生存辩护。
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分别对世界万物的变化与否给出了他们二者不同的解答。巴门尼德提出的世界是静止的观点。提出了“变化在逻辑是不可能的”，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在我们的感官反映中是一直在变化的。而绝对静止的世界是那个为我们的理性所把握的逻辑概念的世界。“存在是永恒的，完满的，其与真理同行，故称之为真理之路”。
变化与静止的问题在人类中心主义时期就变成了，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与道德绝对主义的问题，在具体的人类社会中，对于美德的理解定义会随着时代、地域而改变。就自身而言，会随着自己的利益、情感、偏向而改变。世人爱美德，爱的是美德带来的好处，而非美德本身。与巴门尼德的思路一致的是，只有作为概念的美德，是不变的。因此苏格拉底建立美德基础的方式是“下定义”，要求得到一个共通的概念，反驳对话者给出的具体的回答。比如曼诺一开始给出的关于美德的定义是区分了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年少者的，给出的是具体的美德，而非一个唯一的永恒的定义。因此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美德必须与理性相联系，只有运用剥离了感性偏好的理性才能够坚守一个不变的美德。苏格拉底之死预示了这一点，惟有死者永远不变，惟有死者能永远坚持那个不变的信念。从这一点来看，哲学确实是“练习死亡”的艺术。在这里，理性终于杀死了感性。概念杀死了生活。易变的感性生活不值得过，只有不变的理性世界才是值得的。“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而沿着苏格拉底与巴门尼德的思路，柏拉图终于将世界分成了真理与意见两个世界，同时给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理念世界是高贵的，感性的意见世界是低劣的。难以揣测苏格拉底的死对柏拉图的理论是否产生了影响，对柏拉图死的同情，对杀死柏拉图的雅典人民的谴责是否构成了柏拉图提出二分世界理论的内在心理。在柏拉图的洞喻里，迷信影子的洞中人们沉溺于易变的影子，只有走出洞穴的人才能看到阳光下的永恒世界。隐喻了感官所感受到的易变的感性世界与理性所把握到的永恒世界的区别。同时感官的享受使得人们不愿意走出洞穴，甚至对那个来告诉他们真相的人非常不满。隱喻了雅典的牛虻苏格拉底却被雅典人民处死。苏格拉底对永恒的美德的追求惹怒了大家。柏拉图吸取教训认为，这有哲人才能当王，正如作为一个人，应该用自己的理性去控制欲望。
柏拉图对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分，以及其中包含的强烈的高下区分，使得永恒世界与变易的世界被打上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烙印。
柏拉图认为，本真的时间是一种永恒者。“永恒者仍然保持其整体性，而它的形象便是我们所说的时间。”而感性世界里，人们所通常感受到的时间，不过是那个永恒时间的影子而已……一般来说，那些在变化中的可感物体，其生成所依赖的条件都与那永恒者无分。不过，作为时间形式，它们模仿永恒者，并按数而运转。”
基督教继承了柏拉图的永恒时间观，正如它同样继承了柏拉图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分与高下划分。只是基督教更注重这其中的人的生存情绪。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被具体的通俗化为充满不幸与苦难的此世与永远安全与幸福的天堂。并加重了其中的道德—奖惩因素——有德者上天堂，罪恶的人永下地狱。
基督教突出了永恒世界的幸与不幸的问题。上帝的时间是永恒的。而对上帝的皈依，是摆脱此世事物的不断变易所带来的纷扰寻找永恒的安宁的行为。
从阿那克西曼德到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基督教，都认为这个充满了生成——消逝的感性变易世界是不完美的。人在世的生存是一种残缺与欠付，不断变易的世界使人的生存充满了痛苦与不幸。人无法面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情绪，使得人把此世贬低为非正义的。人的生存是不值得的，而那个永恒的理念世界或天堂里有永远的幸福，才是真正值得过的。 赫拉克利特是个例外。与阿那克西曼德相反，他认为生成并非是一种道德现象，而只是一种艺术现象。“生成和消逝，建设和破坏，对之不可作任何道德评定，它们永远同样无罪，在这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如同孩子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活火也游戏着，建设着和破坏着，毫无罪恶感——万古岁月以这游戏自娱。”
赫拉克利特强调万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且赫拉克利特从积极的一面，去看待变化。“战争是万物之父……”变化的永恒性使得“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而世界是一个造物者永恒的游戏而已。我们没有必要以绝对悲观的态度看待死亡，“生与死”是一回事，消逝、产生也是一回事。如此，我们也无需以绝对悲观的态度看待不好的变化。因为变好与变坏是相辅相成的，好或坏也不是绝对静止的。
尼采正是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对此世界的辩护，并建立了一种动态永恒的循环时间观，区别于柏拉图-基督教的以现在为中心的永恒的静止时间观。
尼采的永恒轮回对赫拉克利特的理论的继承性体现在，生命不是一个生—死的线性时间，这种时间观为基督教所继承，认为生命的绝对终点是存在的，即世界末日。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生者会死，但死者也会复活。这是一个永恒的轮回。这样的生命观使我们摆脱了线性的必有一死的悲观主义，对线性时间的生命观而言，每一天我们都在逼近死亡，每一天都是生命的减少，那么厌恶变化也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了。惧怕死亡，焦虑于无法青春永驻，进而，厌恶生命——“人最幸福的是不要出生”。
而在轮回的时间观里，生者会死，但死者也会重生，相当于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永恒的生命，只是这个生命不是一个永恒的静止的生命。而是一个有生有死的动态的永恒生命。如赫拉克利特所言“生和死，清醒和睡梦，年轻和年老都是一样的；因为后者会变成前者，前者又会变成后者。”以乐观的态度看待变化，没有一个绝对静止的死亡，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贪生恶死，厌恶感性的交易的生命，我们对时间的感受也将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消逝，而是，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而线性时间官所认为的事物产生消逝，人的终有一死，是人感受自身生存不幸的主要原因，让我们对于生命，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痛苦。一是，我们在时间中感受到的消逝，其中主要是指未来的终有一死，二则是，我们对过去痛苦的记忆，二是对未来不幸仍将持续下去绝望以及对未来终将获得快乐的期待。求之不得，得而复失。而尼采的永恒轮回中所体现的循环时间观，就通过改造我们在感性世界中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使得曾经一去不复返的感伤，转化为永恒的轮回的快乐，毁灭了的会再次复活，消逝的会再次重来。从悲观的角度来看，生者还是会毁灭，但从积极的观点看来，无论多少次的毁灭，都会无数次的复生，这是尼采的悲剧精神。对他而言，死亡与消逝也不是值得痛苦的事了，反而是快乐，甚至是“永恒的快乐”。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是如此谈到他的悲剧精神以及其中的快感的。“其实通过音乐而袭上悲剧观众的心头的，正是那种对最高快乐地确切预感，经由毁灭和否定的道路通向了这种最高快乐，以至于悲剧观众认为好像听到了从万物最内在的深处向他清晰地发出的声音。”
这里的悲剧已不是亚里士多德诗学里教化性的引起恐惧和怜悯的，起到净化情感作用的悲剧了。尼采的悲剧快感是形而上学性的，借由个体的毁灭感受到的是整体的意志。这种整体的意志不是其他，而是单纯的对永恒生命的信仰——“那种超越一切现象、不顾任何毁灭的永恒生命。”悲剧的主人公不是作为毁灭个体的我们，而是其背后的永恒生命的意志，既然个体的毁灭对永恒生命的意志没有丝毫的影像。而对永恒生命的信仰与热爱，使个体能够蔑视毁灭，将自身融入这种不断变化、不断创造的现象之中。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一即一切”的形而上学特征，生命的永恒意志统摄了一切，人借由融入這个一的整体中获得形而上学的快感。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同样相信或信仰永恒，认为永恒才是那个本体的“一”，不同的在于，对酒神精神而言，现象的不断变化与永恒的生命并不是二分的，而是一体的，永恒本身就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现象之中。
而这其中“超越一切现象、不顾任何毁灭的永恒生命”，在永恒轮回中就转化成了生命的不断的无限次的生死轮回。相对于柏拉图或基督教式的永生式的永恒。尼采的酒神式的永恒并不排斥死亡，一个有限的游戏，无限次的重复，也便成了永恒。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是一个游戏，既然是一个游戏，死亡或苦难的沉重感似乎都消失了，而另一方面，我们想到维特根斯坦的游戏的意义在于参与游戏而非反思游戏，这就需要我们接受游戏的规则，去参与游戏，而不是思考游戏规则的意义，或希望凭自己的意志改变规则。尼采通过这种区别于以往的哲学思维消解以前的哲学或宗教强调静观所造成的生命的颓废感。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思考，而在于——去活。
参考文献：
[1]尼采著.周国平译.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柏拉图著.谢文郁译注.蒂迈欧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尼采著.杨恒达译.悲剧的诞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胡彦彦（1989—），山西太原人，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
关键词：时间；道德；永恒轮回；尼采
从阿那克西曼德开始，哲学史中的时间观就与道德问题纠缠不清了。阿那克西曼德说，“事物生于何处，则必按照必然性毁于何处，因为它们必遵循时间的秩序支付罚金，为其非正义性而受审判。”事物的产生、毁灭，本是自然现象，无关人事（按照通常的自然科学论的时间观），但在阿那克西曼德的这句话里，生成、毁灭，这些事物在时间中发生的变化运动与正义、审判这些道德概念纠缠到了一起。
事物在时间中产生、毁灭，人们也是在对事物的产生、毁灭的观察中感受时间，而更重要的是，人们也在自己的生老病死中感受时间。希腊哲学家们就是在对万物的变化的感受中提出了关于世界的哲学思考，不断变化的万事万物中，是否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原呢？不同于泰勒斯“水是万物的本原”中单纯的自然本原论，阿那克西曼德在其中引入了道德的概念，“生”与“灭”的变化被理解为一种“非正义性”的惩罚。这里蕴含了人们在以线性时间观为基础的日常中的一种通常的情绪感受——对于消逝、变化的恐惧、厌恶。具体到人自身，就表现为——贪生恶死。
在阿那克西曼德第一次把道德概念引入时间观之后，我们的时间问题就脱不出两种类型，一是认为变化、消逝是具有非正义性的，继承了这一观点的是巴门尼德、苏格拉底以至后世的柏拉图与基督教。另一个就是认为变化、生成不具有非正义性的赫拉克利特以及尼采。前者贬低感性世界朝生暮死的生存，后者则为这种変易的生存辩护。
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分别对世界万物的变化与否给出了他们二者不同的解答。巴门尼德提出的世界是静止的观点。提出了“变化在逻辑是不可能的”，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在我们的感官反映中是一直在变化的。而绝对静止的世界是那个为我们的理性所把握的逻辑概念的世界。“存在是永恒的，完满的，其与真理同行，故称之为真理之路”。
变化与静止的问题在人类中心主义时期就变成了，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与道德绝对主义的问题，在具体的人类社会中，对于美德的理解定义会随着时代、地域而改变。就自身而言，会随着自己的利益、情感、偏向而改变。世人爱美德，爱的是美德带来的好处，而非美德本身。与巴门尼德的思路一致的是，只有作为概念的美德，是不变的。因此苏格拉底建立美德基础的方式是“下定义”，要求得到一个共通的概念，反驳对话者给出的具体的回答。比如曼诺一开始给出的关于美德的定义是区分了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年少者的，给出的是具体的美德，而非一个唯一的永恒的定义。因此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美德必须与理性相联系，只有运用剥离了感性偏好的理性才能够坚守一个不变的美德。苏格拉底之死预示了这一点，惟有死者永远不变，惟有死者能永远坚持那个不变的信念。从这一点来看，哲学确实是“练习死亡”的艺术。在这里，理性终于杀死了感性。概念杀死了生活。易变的感性生活不值得过，只有不变的理性世界才是值得的。“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而沿着苏格拉底与巴门尼德的思路，柏拉图终于将世界分成了真理与意见两个世界，同时给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理念世界是高贵的，感性的意见世界是低劣的。难以揣测苏格拉底的死对柏拉图的理论是否产生了影响，对柏拉图死的同情，对杀死柏拉图的雅典人民的谴责是否构成了柏拉图提出二分世界理论的内在心理。在柏拉图的洞喻里，迷信影子的洞中人们沉溺于易变的影子，只有走出洞穴的人才能看到阳光下的永恒世界。隐喻了感官所感受到的易变的感性世界与理性所把握到的永恒世界的区别。同时感官的享受使得人们不愿意走出洞穴，甚至对那个来告诉他们真相的人非常不满。隱喻了雅典的牛虻苏格拉底却被雅典人民处死。苏格拉底对永恒的美德的追求惹怒了大家。柏拉图吸取教训认为，这有哲人才能当王，正如作为一个人，应该用自己的理性去控制欲望。
柏拉图对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分，以及其中包含的强烈的高下区分，使得永恒世界与变易的世界被打上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烙印。
柏拉图认为，本真的时间是一种永恒者。“永恒者仍然保持其整体性，而它的形象便是我们所说的时间。”而感性世界里，人们所通常感受到的时间，不过是那个永恒时间的影子而已……一般来说，那些在变化中的可感物体，其生成所依赖的条件都与那永恒者无分。不过，作为时间形式，它们模仿永恒者，并按数而运转。”
基督教继承了柏拉图的永恒时间观，正如它同样继承了柏拉图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分与高下划分。只是基督教更注重这其中的人的生存情绪。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被具体的通俗化为充满不幸与苦难的此世与永远安全与幸福的天堂。并加重了其中的道德—奖惩因素——有德者上天堂，罪恶的人永下地狱。
基督教突出了永恒世界的幸与不幸的问题。上帝的时间是永恒的。而对上帝的皈依，是摆脱此世事物的不断变易所带来的纷扰寻找永恒的安宁的行为。
从阿那克西曼德到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基督教，都认为这个充满了生成——消逝的感性变易世界是不完美的。人在世的生存是一种残缺与欠付，不断变易的世界使人的生存充满了痛苦与不幸。人无法面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情绪，使得人把此世贬低为非正义的。人的生存是不值得的，而那个永恒的理念世界或天堂里有永远的幸福，才是真正值得过的。 赫拉克利特是个例外。与阿那克西曼德相反，他认为生成并非是一种道德现象，而只是一种艺术现象。“生成和消逝，建设和破坏，对之不可作任何道德评定，它们永远同样无罪，在这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如同孩子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活火也游戏着，建设着和破坏着，毫无罪恶感——万古岁月以这游戏自娱。”
赫拉克利特强调万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且赫拉克利特从积极的一面，去看待变化。“战争是万物之父……”变化的永恒性使得“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而世界是一个造物者永恒的游戏而已。我们没有必要以绝对悲观的态度看待死亡，“生与死”是一回事，消逝、产生也是一回事。如此，我们也无需以绝对悲观的态度看待不好的变化。因为变好与变坏是相辅相成的，好或坏也不是绝对静止的。
尼采正是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对此世界的辩护，并建立了一种动态永恒的循环时间观，区别于柏拉图-基督教的以现在为中心的永恒的静止时间观。
尼采的永恒轮回对赫拉克利特的理论的继承性体现在，生命不是一个生—死的线性时间，这种时间观为基督教所继承，认为生命的绝对终点是存在的，即世界末日。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生者会死，但死者也会复活。这是一个永恒的轮回。这样的生命观使我们摆脱了线性的必有一死的悲观主义，对线性时间的生命观而言，每一天我们都在逼近死亡，每一天都是生命的减少，那么厌恶变化也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了。惧怕死亡，焦虑于无法青春永驻，进而，厌恶生命——“人最幸福的是不要出生”。
而在轮回的时间观里，生者会死，但死者也会重生，相当于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永恒的生命，只是这个生命不是一个永恒的静止的生命。而是一个有生有死的动态的永恒生命。如赫拉克利特所言“生和死，清醒和睡梦，年轻和年老都是一样的；因为后者会变成前者，前者又会变成后者。”以乐观的态度看待变化，没有一个绝对静止的死亡，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贪生恶死，厌恶感性的交易的生命，我们对时间的感受也将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消逝，而是，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而线性时间官所认为的事物产生消逝，人的终有一死，是人感受自身生存不幸的主要原因，让我们对于生命，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痛苦。一是，我们在时间中感受到的消逝，其中主要是指未来的终有一死，二则是，我们对过去痛苦的记忆，二是对未来不幸仍将持续下去绝望以及对未来终将获得快乐的期待。求之不得，得而复失。而尼采的永恒轮回中所体现的循环时间观，就通过改造我们在感性世界中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使得曾经一去不复返的感伤，转化为永恒的轮回的快乐，毁灭了的会再次复活，消逝的会再次重来。从悲观的角度来看，生者还是会毁灭，但从积极的观点看来，无论多少次的毁灭，都会无数次的复生，这是尼采的悲剧精神。对他而言，死亡与消逝也不是值得痛苦的事了，反而是快乐，甚至是“永恒的快乐”。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是如此谈到他的悲剧精神以及其中的快感的。“其实通过音乐而袭上悲剧观众的心头的，正是那种对最高快乐地确切预感，经由毁灭和否定的道路通向了这种最高快乐，以至于悲剧观众认为好像听到了从万物最内在的深处向他清晰地发出的声音。”
这里的悲剧已不是亚里士多德诗学里教化性的引起恐惧和怜悯的，起到净化情感作用的悲剧了。尼采的悲剧快感是形而上学性的，借由个体的毁灭感受到的是整体的意志。这种整体的意志不是其他，而是单纯的对永恒生命的信仰——“那种超越一切现象、不顾任何毁灭的永恒生命。”悲剧的主人公不是作为毁灭个体的我们，而是其背后的永恒生命的意志，既然个体的毁灭对永恒生命的意志没有丝毫的影像。而对永恒生命的信仰与热爱，使个体能够蔑视毁灭，将自身融入这种不断变化、不断创造的现象之中。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一即一切”的形而上学特征，生命的永恒意志统摄了一切，人借由融入這个一的整体中获得形而上学的快感。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同样相信或信仰永恒，认为永恒才是那个本体的“一”，不同的在于，对酒神精神而言，现象的不断变化与永恒的生命并不是二分的，而是一体的，永恒本身就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现象之中。
而这其中“超越一切现象、不顾任何毁灭的永恒生命”，在永恒轮回中就转化成了生命的不断的无限次的生死轮回。相对于柏拉图或基督教式的永生式的永恒。尼采的酒神式的永恒并不排斥死亡，一个有限的游戏，无限次的重复，也便成了永恒。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是一个游戏，既然是一个游戏，死亡或苦难的沉重感似乎都消失了，而另一方面，我们想到维特根斯坦的游戏的意义在于参与游戏而非反思游戏，这就需要我们接受游戏的规则，去参与游戏，而不是思考游戏规则的意义，或希望凭自己的意志改变规则。尼采通过这种区别于以往的哲学思维消解以前的哲学或宗教强调静观所造成的生命的颓废感。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思考，而在于——去活。
参考文献：
[1]尼采著.周国平译.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柏拉图著.谢文郁译注.蒂迈欧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尼采著.杨恒达译.悲剧的诞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胡彦彦（1989—），山西太原人，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