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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承与发扬红色基因，必须加强红色档案的发掘与利用。红色档案见证了无数革命先烈牺牲奋斗的历史，是档案中比较特殊的部分，因其特有的历史底蕴、精神内涵和红色基因而使其具有特殊地位，在部分革命老区的档案中红色档案更是瑰宝，成为当地党史教育、红色旅游、红色课堂的有力支撑。但由于时间漫长、战争破坏和保管征收不力等诸多因素，导致红色档案的管理发掘难有作为，远不能满足新时代需要。
1 红色档案的界定
关于红色档案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红色档案是在特定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机关、组织和个人在各种对敌斗争和政治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其载体包括文字、图像、音视频、实物等多种形式。但对档案的形成时期，则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红色档案特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档案;另有观点认为，红色档案的形成时期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笔者认为，红色档案的形成时期可以主要定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其范围应该扩大至新中国成立后革命亲历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回忆录、访谈录和口述史，以及后来发现的各种实物等。如鄂豫皖苏区研究的重要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的《徐向前回忆录》、湖北省档案馆的《郑位三口述苏维埃革命史》等。尽管这些档案资料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但内容主要是革命亲历者对当时工作、个人经历的回顾，对广大党员具有现身说法的教育意义，应将其划归为红色档案范畴。
2 红色档案的收集
红色档案历经沧桑留存较为困难，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档案更少。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普通革命者遗留下不少革命口述史资料，应着重发掘利用普通革命者的口述史资料以弥补苏维埃革命史料的不足。
以信阳地区著名的鄂豫皖苏维埃革命档案为例，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一，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但由于诸多原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档案史料较为有限。
目前，鄂豫皖档案资料比较集中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档案局编撰的《鄂豫皖革命史料汇编》（四卷本），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局编撰的《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此外一些公开发行的军史资料也有涉及鄂豫皖苏区革命史，如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徐向前回忆录》以及近年来国外出版的一些口述史资料等等。还有部分省级档案馆保存的有部分鄂豫皖苏维埃革命领导人的回忆访谈资料和口述史等，而这些档案主要是当事者的回忆录和口述史资料，主要是反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高层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资料，部分资料是孤证，没有其他资料佐证，可信度有待考证。
传统的档案偏重记载社会精英的政治活动，对底层普通民众的生活方面记录较少，即使有也多是枯燥的统计数据或生活流水账。而口述档案资料则可以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使基层民众生活可以栩栩如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特别是档案工作中基于宣传考虑需要重点突出知名革命者，往往忽视普通革命者档案的收集和利用。
普通民众声音难以表达的原因：一是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不安定;二是普通民众原本缺少表达的机会。缺乏表达不代表没有自己的声音，加强对普通民众参与革命和对革命的态度研究，可以更好解释苏维埃革命合法性和必然性。
因此，对于鄂豫皖苏维埃革命研究，深挖普通民众认同并积极参与苏维埃革命，进一步发掘苏维埃革命中普通革命者的声音，需要积极拓宽红色档案的收集渠道。
3 口述档案的征集开发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编机构对党史资料征编工作先后提出了“全面发动、普遍征集”“重点征集、专题研究”和“全面征集、系统整理”的工作方针，将征集工作放在第一位，在全国各个地方开展党史资料、革命回忆录、革命者访谈录的收集整理。为全面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委高度重视，特别是信阳地区党史和档案工作者更是积极参与，广泛深入到偏远乡村寻找鄂豫皖苏区革命亲历者。
尽管这些工作者大都非专业工作者，不少还是基层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但都以细致认真的精神克服各类困难，较好地完成了苏维埃革命亲历者口述史资料的采集工作。
据1980年调入商城县党史征集办公室的杭建华回忆，他们当时的工作除了查阅资料、采访老将军，还经常下乡调访，通过村大队干部介绍知情人，对老红军、老农民进行访谈征集口述资料，当时条件艰苦，吃住都在老百姓家。
据1979年調入固始县党史机构的孙克新回忆，他当时为了调查固始县地方革命历史，全县700多个村走访了600多个，通过实地考察对革命历史地点、事件、人物进行详细考证，他的事迹还在1985年全区党史资料征编工作会议上受到表彰。
据信阳市平桥区档案局李业山局长回忆，他16岁到乡（镇）政府工作的第一件重要任务就是收集辖区内革命亲历者的口述资料。这批鄂豫皖苏区革命亲历者当时大都在六七十岁，30年后绝大多数的老人都已不在人世。
正是因为党史档案工作者们辛勤劳动，才能使这批宝贵的口述档案资料保存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这批资料主要集中在商城、固始、罗山、平桥、浉河等县区档案馆，其中以罗山、浉河资料数量为多，罗山为1000多页，浉河为8000多页，其他各县区也有数量不等的口述档案资料。
这些口述档案资料中，有不少是普通群众与革命先烈一起生活工作战斗的回忆，也有记述革命群众为掩护革命同志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让革命先烈更有烟火气息，更贴近生活。
这批档案的口述者大都为普通的鄂豫皖苏维埃革命的亲历者，部分还是根据地的普通群众，档案记录者也多为非专业的普通工作人员，缺乏专业工作者的严谨性，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档案，但根据“尊重来源原则”的档案法则，这些缺点又恰恰让采访者端正采访态度，保持了中立立场，让这些口述档案资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红色档案，也成了重要馆藏。
如何开发利用这些口述档案，则是一个系统工程。笔者以为，要着力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编纂出版书籍。可将现存的口述档案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整体编纂出版。这样可以更好地宣传“大别山精神”，让广大民众充分了解鄂豫皖根据地的历史，弘扬“大别山精神”，同时，又起到保护档案的作用。
二是尽快将现存口述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实现网上查阅。数字化是大势所趋，通过数字化，可以使利用者更便捷，传播面更广泛，更好发挥网络作用。
三是适时举办展览，并配合实物档案，更加形象地宣传“大别山精神”。可将展览作为大中小学的爱国主义基地，弘扬革命先烈英勇事迹，教育后代不忘初心。
四是利用微博、微信、小视频等融媒体方式，讲好档案故事。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如何把“大别山精神”通过讲好故事进行传播，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这是未来档案工作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 红色档案的界定
关于红色档案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红色档案是在特定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机关、组织和个人在各种对敌斗争和政治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其载体包括文字、图像、音视频、实物等多种形式。但对档案的形成时期，则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红色档案特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档案;另有观点认为，红色档案的形成时期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笔者认为，红色档案的形成时期可以主要定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其范围应该扩大至新中国成立后革命亲历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回忆录、访谈录和口述史，以及后来发现的各种实物等。如鄂豫皖苏区研究的重要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的《徐向前回忆录》、湖北省档案馆的《郑位三口述苏维埃革命史》等。尽管这些档案资料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但内容主要是革命亲历者对当时工作、个人经历的回顾，对广大党员具有现身说法的教育意义，应将其划归为红色档案范畴。
2 红色档案的收集
红色档案历经沧桑留存较为困难，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档案更少。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普通革命者遗留下不少革命口述史资料，应着重发掘利用普通革命者的口述史资料以弥补苏维埃革命史料的不足。
以信阳地区著名的鄂豫皖苏维埃革命档案为例，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一，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但由于诸多原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档案史料较为有限。
目前，鄂豫皖档案资料比较集中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档案局编撰的《鄂豫皖革命史料汇编》（四卷本），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局编撰的《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此外一些公开发行的军史资料也有涉及鄂豫皖苏区革命史，如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徐向前回忆录》以及近年来国外出版的一些口述史资料等等。还有部分省级档案馆保存的有部分鄂豫皖苏维埃革命领导人的回忆访谈资料和口述史等，而这些档案主要是当事者的回忆录和口述史资料，主要是反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高层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资料，部分资料是孤证，没有其他资料佐证，可信度有待考证。
传统的档案偏重记载社会精英的政治活动，对底层普通民众的生活方面记录较少，即使有也多是枯燥的统计数据或生活流水账。而口述档案资料则可以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使基层民众生活可以栩栩如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特别是档案工作中基于宣传考虑需要重点突出知名革命者，往往忽视普通革命者档案的收集和利用。
普通民众声音难以表达的原因：一是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不安定;二是普通民众原本缺少表达的机会。缺乏表达不代表没有自己的声音，加强对普通民众参与革命和对革命的态度研究，可以更好解释苏维埃革命合法性和必然性。
因此，对于鄂豫皖苏维埃革命研究，深挖普通民众认同并积极参与苏维埃革命，进一步发掘苏维埃革命中普通革命者的声音，需要积极拓宽红色档案的收集渠道。
3 口述档案的征集开发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编机构对党史资料征编工作先后提出了“全面发动、普遍征集”“重点征集、专题研究”和“全面征集、系统整理”的工作方针，将征集工作放在第一位，在全国各个地方开展党史资料、革命回忆录、革命者访谈录的收集整理。为全面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委高度重视，特别是信阳地区党史和档案工作者更是积极参与，广泛深入到偏远乡村寻找鄂豫皖苏区革命亲历者。
尽管这些工作者大都非专业工作者，不少还是基层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但都以细致认真的精神克服各类困难，较好地完成了苏维埃革命亲历者口述史资料的采集工作。
据1980年调入商城县党史征集办公室的杭建华回忆，他们当时的工作除了查阅资料、采访老将军，还经常下乡调访，通过村大队干部介绍知情人，对老红军、老农民进行访谈征集口述资料，当时条件艰苦，吃住都在老百姓家。
据1979年調入固始县党史机构的孙克新回忆，他当时为了调查固始县地方革命历史，全县700多个村走访了600多个，通过实地考察对革命历史地点、事件、人物进行详细考证，他的事迹还在1985年全区党史资料征编工作会议上受到表彰。
据信阳市平桥区档案局李业山局长回忆，他16岁到乡（镇）政府工作的第一件重要任务就是收集辖区内革命亲历者的口述资料。这批鄂豫皖苏区革命亲历者当时大都在六七十岁，30年后绝大多数的老人都已不在人世。
正是因为党史档案工作者们辛勤劳动，才能使这批宝贵的口述档案资料保存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这批资料主要集中在商城、固始、罗山、平桥、浉河等县区档案馆，其中以罗山、浉河资料数量为多，罗山为1000多页，浉河为8000多页，其他各县区也有数量不等的口述档案资料。
这些口述档案资料中，有不少是普通群众与革命先烈一起生活工作战斗的回忆，也有记述革命群众为掩护革命同志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让革命先烈更有烟火气息，更贴近生活。
这批档案的口述者大都为普通的鄂豫皖苏维埃革命的亲历者，部分还是根据地的普通群众，档案记录者也多为非专业的普通工作人员，缺乏专业工作者的严谨性，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档案，但根据“尊重来源原则”的档案法则，这些缺点又恰恰让采访者端正采访态度，保持了中立立场，让这些口述档案资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红色档案，也成了重要馆藏。
如何开发利用这些口述档案，则是一个系统工程。笔者以为，要着力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编纂出版书籍。可将现存的口述档案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整体编纂出版。这样可以更好地宣传“大别山精神”，让广大民众充分了解鄂豫皖根据地的历史，弘扬“大别山精神”，同时，又起到保护档案的作用。
二是尽快将现存口述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实现网上查阅。数字化是大势所趋，通过数字化，可以使利用者更便捷，传播面更广泛，更好发挥网络作用。
三是适时举办展览，并配合实物档案，更加形象地宣传“大别山精神”。可将展览作为大中小学的爱国主义基地，弘扬革命先烈英勇事迹，教育后代不忘初心。
四是利用微博、微信、小视频等融媒体方式，讲好档案故事。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如何把“大别山精神”通过讲好故事进行传播，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这是未来档案工作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