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代耕农”在珠三角已经形成一个有着特殊苦难的弱势群体。“代耕农”作为真实个体的负面社会心态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心态对其社会行动产生消极影响，并往往酿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后果。通过对惠州博罗“代耕农”社会心态的调查分析可知，“代耕农”群体的生活满意感偏低，职业积极性不高；社会压力感一般，日常生活压力较大；对政府信任感较高，较满意政府的相关服务；社会公平感一般，地位平等赞同度较高；社会安全感较高，各种个人安全得到很好保障；社会问题感不严重，对社会风气较为乐观。调适“代耕农”的社会心态，降低社会隐患，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需要政府、社会等多方努力。
关键词：“代耕农”；社会心态；珠三角；惠州博罗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 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0.03.01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珠三角农业人口流动过程中‘代耕农’及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10BRK006）
0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代耕农”在珠三角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代耕农”是指离开原户籍，从经济相对落后或土地相对贫瘠的偏远农村到经济相对发达和土地较为肥沃的城市，与当地农民签订（或口头承诺）有偿或无偿代耕协议，并开展农业生产的移民群体[1]。“代耕农”群体的出现，及时弥补了珠三角因经济高速发展而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空缺，为珠三角农业资源的持续利用与深入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2]，对珠三角改革开放进程带来了积极的作用。
据非官方的相关统计，在2011年珠三角“代耕农”的数量就已经超过20万人[3]。在长达40年的流入过程中，由于流入的原因、耕作方式、与当地农民的合作方式不一样，“代耕农”群体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属于早期“代耕农”，指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广东省貧困山区流入珠三角地区，代为耕种田地的“代耕农”群体，被部分学者认为是“真正”的“代耕农”群体；第二种类型则属于20世纪90年代从广东省或省外贫困地区流入珠三角地区租用当地农民田地，开展耕作活动的农民群体，又被称为“租耕农”；第三种类型则是属于新时代的“代耕农”群体，涵括“租耕农”或雇佣农，是指21世纪初流入珠三角地区，通过租用当地农民土地或被大农场主雇佣而开展农业耕作活动的农民群体[4]。三种不同类型在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社会心态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1研究意义与社会心态衡量指标
1.1研究目的与意义
虽然“代耕农”群体对珠三角城乡经济发展有历史贡献，且经济收入水平比在户籍地有所增加，生活状况也有所提升，但是这个从20世纪70年代末流入珠三角的特殊群体却遭到了政策困境，户口问题、子女入学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社保问题等[5]，让“代耕农”成为珠三角地区的困难弱势群体。另外，由于户籍障碍带来的成员身份资格缺失，以及我国压力型政治生态下政府“政绩锦标赛”的作用，“代耕农”问题长期陷于“悬而不解”“解而不决”的尴尬境地。然而，“代耕农”们作为真实个体的负面社会心态却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心态对其社会行动产生消极影响，并往往酿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后果，如2011年中山三乡镇新圩村“代耕农”与原居民的百人冲突事件[6]、中山坦州“代耕农”们相串联的激烈暴力抗法事件[7]、开平潭碧村“代耕农”居室被强拆反抗事件[8]，均是其社会心态的公开反映。为此，本文在对珠三角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耕农”群体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惠州博罗“代耕农”社会心态的田野调查，对“代耕农”的社会心态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对珠三角“代耕农”群体社会心态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具体在四个方面。第一，有利于深化现有关于“代耕农”社会心态的研究。现有关于“代耕农”社会心态的研究极少，通过对“代耕农”社会心态进行实证测量，探究其社会心态在“真实世界”中的运转逻辑，有利于与现有“代耕农”社会心态的研究进行理论对话、深化现有“代耕农”社会心态研究。第二，有利于推动社会对“代耕农”的关注。“代耕农”等弱势群体在媒介资本的掌握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倘若外界不对其进行主动的关怀，其问题终将被埋没在社会主流议题之中，弱势群体也将被卷入到更深层次的社会排斥之中。通过对“代耕农”社会心态进行研究，有利于唤起社会对“代耕农”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第三，有利于推动“代耕农”问题的解决。“代耕农”问题因其复杂性而始终无法得到较好解决，但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解决“代耕农”问题迫在眉睫。社会心态是社会行为的深层次动因，通过研究“代耕农”群体社会心态，对于深入了解“代耕农”问题的演化过程，提出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具有重要意义。第四，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城镇化实践中，因各项原因而产生的“代耕农”问题实质也是城乡融合不充分的表现，这一融合困境最终构成了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城市卫生、城市形象等的巨大隐患。通过对“代耕农”社会心态进行研究，剖析造成“代耕农”社会排斥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推动“代耕农”社会问题的解决，对于促进城乡融合、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2“代耕农”社会心态衡量指标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在作用于社会群体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普遍性和弥散性的社会心理感受和心理反应，即是指人们全方位地感受和体验社会现实”[9-10]。“代耕农”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特殊群体”，不同时期流入的“代耕农”，由于流入原因、流入方式、流入背景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他们的社会心态也有所差异。如，在20世纪70年代“代耕农”与当地农民的相处和谐，家庭收入也较高，社会心态较好；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土地价值的提升，围绕土地征收、入户等问题，“代耕农”与当地村民、基层政府产生了较多的冲突，自身利益在受到损害的同时，身份地位等急剧下降，更多地呈现出消极的社会心态。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流入的“代耕农”，由于与当地农民和基层政府的利益纷争较少，所以，其社会心态的波动性较低。社会心态会对社会现实形成反作用，“代耕农”的消极或积极社会心态会对其社会行为有较大影响。
依据“代耕农”社会心态的基本特质，本文对“代耕农”的社会心态测量借鉴王益富的社会心态测量量表[11]，并按照“代耕农”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从而形成“代耕农”社会心态测量问卷。在问卷中，除对“代耕农”基本信息和代耕迁移过程进行问题设计外，还针对“代耕农”社会心态调查设计相关问题。对于“代耕农”的社会心态调查，共分为生活满意感、社会压力感、对政府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和社会问题感等六大部分。
2“代耕农”社会心态调查的基本概况
2.1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针对“代耕农”社会心态基本概况的调查，以惠州市博罗县福田镇、龙华镇和园洲镇为主要调查区域，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5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5.23%。其中，福田镇回收有效问卷75份，占全部有效问卷的21.79%；龙华镇回收有效问卷165份，占全部有效问卷的46.09%；园洲镇回收有效问卷115份，占全部有效问卷的32.12%。
2.2惠州博罗“代耕农”的基本概况
从表1可知，惠州博罗“代耕农”群体的年龄以31岁至50岁居多，占65.08%（共233人），30岁及以下占34.64%（共124人），51岁及以上仅有1人。惠州是早期“代耕农”的主要流入地之一，但依据现收集的“代耕农”年龄结构组成可知，大部分早期流入的“代耕农”已经从惠州博罗流出，取而代之的是中后期流入的“代耕农”群体。在性别方面，受调查群体中男性比例为32.68%，女性为67.32%；在民族方面，惠州博罗的“代耕农”以少数民族居多，共有225户（占62.85%），属于汉族的“代耕农”有133户（占37.15%）；在政治面貌方面，绝大部分“代耕农”为群众，共354人，占98.88%，仅有4人为中共党员。通过调查可知，这4位中共党员仍属于户籍所在地的党支部组织，到珠三角从事代耕活动后，由于距离较远，来回经济成本较高，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参加过党组织活动。在学历方面，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代耕农”有9人，占2.51%；小学学历的有132人，占36.87%；初中学历的有151人，占42.18%；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有66人，占18.44%。由此可知，“代耕农”群体的学历水平仍然较低。在就业方面，绝大部分“代耕农”的职业为全职务农，共有353人，占98.6%；参加非农就业的有1人；同时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的有4人。在婚姻状况方面，绝大部分“代耕农”已经结婚，以“夫妻合作”的方式从事耕作活动，在调查中已婚的“代耕农”占99.44%。
在孩子养育方面，从图3可知，只有1个孩子的家庭有75户，占20.95%；有2个孩子的家庭有183户，占51.12%；有3个孩子的家庭有75户，占20.95%；有4个孩子的家庭有24户，占6.7%；有5个孩子的家庭有1户，占0.28%。可见，“代耕农”群体违法计划生育的程度较严重，共有100户家庭拥有超过3个孩子，占27.93%。从表2可知，大部分“代耕农”的孩子仍然处于上学阶段，上小學和中学的数量最多，分别为192人和196人，仍未上幼儿园的孩子数为53人，上幼儿园的孩子数为19人；此外，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数为26人，表明“代耕农”对于孩子的教育越来越重视，正努力通过加强对孩子教育培养来消除家庭的代际贫穷。另外，从图4的关于“代耕农”子女就业方面的调查结果可知，大部分“代耕农”后代竭尽全力地摆脱代耕生活，向非农工作转移；从事非农就业的“代耕农”子女共有149人，占调查总数的96.75%，仅有3人从事“代耕农”活动，有2人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职业。
2.3惠州博罗“代耕农”的迁移情况
从表3可见，“代耕农”来自全国多个地方，主要来源于广西，共有261户（72.91%）；其次为湖南，共有68户，占18.99%；还有1户（0.28%）来自于安徽，4户（1.12%）来自于江西，6户（1.68%）来自于四川，来源于云南和浙江的各有2户（各0.56%）；此外，有14户（3.92%）分别来自于广东佛山、江门、阳江、珠海和广州增城等地。在迁移次数方面，大部分“代耕农”属于首次迁移，共有346户，占96.65%；有2次及以上迁移次数的共12户，占3.35%。在首次迁出年份方面，现有的“代耕农”大部分属于2000年后迁入的，共有331户，占92.46%；20世纪90年代（1990—1999年间）迁入的有26户，占7.26%；而在调查中，该地区调查样本中仅有1户“代耕农”是在1990年前迁入的。在迁移原因方面，绝大部分“代耕农”属于主动性迁移，共有356户，占99.44%。在主动性迁移中，大部分是由于寻求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离乡不离土”的主动性迁移，小部分是由于原代耕地区土地的征收导致无地可耕的情况而被迫进行的主动性迁移。
3.2“代耕农”的社会压力感
本文针对“代耕农”的社会压力感测量共设定11个指标，每个测量指标均为“很大压力”到“无压力”5个等级记分，每个等级的分值赋予为“很大压力”100分，“比较大压力”80分，“一般压力”60分，“比较小压力”30分，“无压力”0分。此外，依据各项衡量指标的得分可将指标的压力感划分为很大压力80～ 100分，比较大压力60～79分，一般压力40～59分，比较小压力20～39分，无压力0～19分。
由表6可知，“代耕农”社会压力的大部分各项指标得分较高。其中，与“代耕农”平时生活息息相关的子女入学教育、家庭户口、生活开支、家庭住房、看病就医等的压力比较大，压力感得分分别为63.88、59.58、69.55、68.88、65；跟本地村民交往压力感得分为40.42，属于一般压力；跟亲戚朋友交往压力、人情往来压力、交通出行压力、社会安全压力、受人歧视压力等的压力感的得分分别为36.15、34.8、33.66、32.91、31.01，均属于比较小压力。
在“代耕农”社会压力感的计算方式上，由于子女入学教育、家庭户口、生活开支、家庭住房、看病就医等5项压力与“代耕农”平时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计算中的占比较其他指标要高，占比指数均为1.2；跟本地村民交往、亲戚朋友交往、人情往来、交通出行、社会安全在“代耕农”生活中的重要程度稍低，因此在计算中的占比指数均为0.8；受人歧视压力的计算占比指数为1。因此，“代耕农”社会压力感=[（女入学教育压力感 家庭户口压力感 生活开支压力感 家庭住房压力感 看病就医压力感）×1.2 （本地村民交往压力感 亲戚朋友交往压力感 人情往来压力感 交通出行压力感 社会安全压力感）×0.8 受人歧视压力感]/11。通过计算后，得出“代耕农”社会压力感得分为51.42，即“代耕农”所承受的社会压力程度一般。
3.3“代耕农”对政府的信任感
针对“代耕农”对政府信任感的测量共设立4个指标，分别为对政府处理事情满意度、对相关政策满意度、对政策落实满意度、对村领导满意度，每个测量指标均为“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5个等级记分。具体每项指标的计分方式和信任程度的分值参考均与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一致。
从表7可知，“代耕农”对政府处理事情、相关政策、政策落实以及村领导都比较满意，满意度的得分分别为62.01、62.51、61.87和61.09。而“代耕农”对政府信任感的总体得分为（62.01 62.51 61.87 61.09）/4=62.07。可见，“代耕农”对政府的信任感较高。
3.4“代耕农”的社会公平感
针对“代耕农”社会公平感的测量共设立9个指标，每个测量指标均为“非常赞同”到“完全不赞同”5个等级记分。具体每项指标的计分方式和社会公平感的分值参考均与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一致。
3.5“代耕农”的社会安全感
针对“代耕农”社会安全感的测量共设立6个指标，分别为财产安全、人身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个人信息安全，每个测量指标均为“非常赞同”到“完全不赞同”5个等级记分。具体每项指标的计分方式和安全感程度的分值参考均与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一致。
从表9可知，“代耕农”对“人身安全能得到很好保障”情况假设的赞同度得分最高，为80.42，属于非常赞同；而“财产安全能得到很好保障”、“食品安全能得到很好保障”“交通安全能得到很好保障”“医疗安全能得到很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能得到很好保障”等5个假设情况的赞同度得分分别为79.05、77.71、78.38、66.59和71.20，均属于比较赞同。而“代耕农”社会安全感的总体得分为（80.42 79.05 77.71 78.38 66.59 71.20）/6=75.56。可见，“代耕农”社会安全感较高。
3.6“代耕农”的社会问题感
本文针对“代耕农”的社会问题感测量共设定6个指标，每个测量指标均为“非常严重”到“完全不严重”5个等级记分，每个等级的分值赋予为“非常严重”100分，“比较严重”80分，“一般严重”60分，“比较不严重”30分，“完全不严重”0分，计分方式与生活满意度各指标的计分方式一致。此外，依据各项衡量指标的得分可将指标的严重程度划分为非常严重：80～100分，比较严重60～79分，一般严重40～59分，比较不严重20～39分，完全不严重0～19分。
由表10可知，“代耕农”对“政府官员收礼现象”和“扣留国家补助款现象”情况假设的严重程度得分最低，分别为21.81和26.9，属较不严重；而“贫富差距问题”“物价上涨问题”“制假贩假问题”“老龄化与赡养问题”的严重程度得分分别为43.77、48.91、45.17、41.01，属于一般严重。“代耕农”社会问题感总体得分为（21.81 26.9 43.77 48.91 45.17 41.01）/6=37.9。“代耕农”认为社会问题比较不严重。
在社會压力感方面，随着政府和社会对“代耕农”问题的重视，部分“代耕农”集聚地已经出台并开始落实相关的政策，“代耕农”整体社会压力感进一步下降。调查可知，现有的“代耕农”大部分为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流入的，家庭户口问题几乎没有争议，同时，随着关于流动人口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落地，“代耕农”子女入学、看病就医等压力也会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代耕农”收入的增加低于当地物价水平的上涨，生活开支压力依然较大；同时，由于当地房价的进一步抬升，“代耕农”家庭住房压力会进一步增加。
在对政府信任感方面，随着地方政府持续努力地寻求“代耕农”问题的解决方法，越来越重视“代耕农”的需求，基层政府与“代耕农”之间的“冲突关系”得到了缓解，“代耕农”对基层政府处理事情满意度、对相关政策满意度、对政策落实满意度等在未来均会有所上升。
在社会公平感方面，近年来我国已经充分地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着力调适人们的社会不公平感。降低社会不公平感，提高群众生活幸福感甚至被提升到全国“两会”上。在此社会大环境中，加上基层政府的努力，“代耕农”的社会公平感在未来会进一步提高。
在社会安全感方面，随着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整治社会安全问题，“代耕农”对财产安全、人身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的满意度较高；同时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代耕农”异地就医问题的逐步解决，“代耕农”的医疗保障也会得到逐步的提高。由此可知，未来，“代耕农”的总体社会安全感也会得到提升。
在社会问题感方面，随着国家“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政府官员收礼现象”和“扣留国家补助款现象”等相关问题几乎销声匿迹，“代耕农”对政府的廉政满意度越来越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贫富差距依然存在，物价上涨过快也成为“代耕农”未来依然忧虑的问题之一；另外，由于大部分“代耕农”没有购买国家社会保险，对老龄化与赡养问题的忧虑依然存在。
6结论
本文通过对惠州市博罗地区“代耕农”社会心态的调查分析可知，“代耕农”群体的生活满意感偏低，职业积极性不高；社会压力感一般，日常生活压力较大；对政府信任感较高，较满意政府的相关服务；社会公平感一般，地位平等赞同度较高；社会安全感较高，各种个人安全得到很好保障；社会问题感不严重，对社会风气较为乐观。
珠三角“代耕农”社会心态的不平衡会引起“焦虑”心态、“弱势”心态和“群体性怨恨”心态。其中“代耕农”的“焦虑”心态会引发越轨行为、不理性的短期化行为、催生部分危害社会的集群行为；“代耕农”的“弱势”心态会危害社会秩序、催生群体冲突行为；“群体性怨恨”是“代耕农”群体性事件的滋生土壤，会催生群体性的冲突违法事件。对此，我们将进行专门研究。
在珠三角未来的发展中，“代耕农”问题将仍会存在。如何解决好“代耕农”问题，调适“代耕农”的社会心态，降低社会隐患，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需要政府、社会、本地村民、“代耕农”等多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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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Substitute Farm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of Boluo County， Huizhou City
XIANG Anqiang， WU Kefei， LU Haofen， MEI Chang（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1970s， the substitute farmers have formed a a vulnerable group with special difficul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a real individual， the substitute farmers’ negative social mentality is real， which ha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ir social actions and often leads to incalculable negative consequences. Through the field research of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substitute farmers in Boluo， Huizhou， we can see that the satisfaction about life and the professional enthusi‐asm of substitute farmers is low； social pressure is general and daily life pressure is high； substitute farmers’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relevant services of the government is high； substitute farmers’ sense of social equity is general and approval of status equality is high； substitute farmers’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various personal security is high； substitute farmers’ sense of social problems is not serious， and the social atmosphere is optimistic. To adjust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substitute farmers，prevent social hidden dangers， ensure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other parties are needed.
Keywords： substitute farmers； social mentality；the Pearl River Delta； Boluo， Hui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