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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和影视都是叙事的艺术，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对“故事性”的追求。以小说为蓝本的影视改编，为小说和影视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契机，而严歌苓的小说本身带有一定的影视化艺术，这样的叙事特点也为其改编成电影提供了方便。而在电影改编过程中，为了符合电影叙事的特点，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事视角、叙事时空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叙事改变，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叙事特点。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叙事方式；多样性
作者简介：张叶叶（1992-），女，汉族，江苏溧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5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1
一、影片中方言即及外语的加入
《金陵十三钗》电影中对于南京方言的运用，最为普遍的就是大量使用了人们平时对话的口语词，例如：呸，吃不、迟迟、蛮好等等，具体为：“呸，我跟你说话了吗？你也配搭我的腔？”孟书娟拿出抬手专打笑脸人的态度。其中，“呸”、“搭我的腔”则是地道的南京方言。妓女不但是性服务者，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取悦男性，她们不得不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才艺，其中，以玉墨为代表的妓女们最常唱的那首《秦淮景》更是南方方言的最好表现。用苏州评弹的咬字发声的方式以及琵琶弹奏演绎而成的《秦淮景》是一首民族特色鲜明的江南民间小调，也是一首典型的运用吴方言演唱的民间小调。吴语自古以温婉、清丽为特点，吴地音乐也一直传承吴方言“软、糯、甜、媚”的语风。吴语的这一价值在《金陵十三钗》中对渲染时代背景，体现地方特色等方面体现得很到位。同时，民间小调《无锡景》早年在歌妓中广为流传，因此影片中的《秦淮景》同时也体现了秦淮河歌女的身份及她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电影对南京等南方的方言元素的添加和运用使得电影更具表现力，增加了电影的表现力，而民谣《秦淮景》的唱颂不仅控制了电影的节奏，更使电影饱含一方韵味，反衬出以玉墨为代表的妓女的悲凉处境，也由此为整个电影故事的背景增加了真实性。
二、叙述策略的改变
由《陆犯焉识》到《归来》的改编，从上映之初至今就存在着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归来》仅仅从40余万字的原著中，从风云跌宕的60年中截取了最后一部分，并对冲突激烈的剧情矛盾加之以简化和纯化。这样处理刻意的淡化了历史线索，让《归来》的主题定格在亲情、道德、伦理和信仰的重构上。将原本作品的双线叙事，隐去了文革浩劫的历史主线，而单单叙述“老右派”陆焉识从青海某劳改农场越狱回家与妻女相见后的家庭主线。甚至将最恨父亲陆焉识的哥哥冯子烨形象也删去了，将所有的冲突淡化，用这种方式完成了陆焉识的回归。从这种处理来看，小说与电影共同注重的“自由”与“归来”主题，小说更重“自由”，而电影更重“归来”。
《归来》尝试以光影的手段来完成历史的救赎，张艺谋的巧妙之处在于用超政治化的巧妙叙述方式来完成了对历史的偿还。《归来》始于陆焉识雨夜中逃亡的全景鏡头，他的逃亡是为了看望妻女；终于风雪中陆焉识推着冯婉喻接站的全景镜头，最终这个浪子经历了一生的波折后回归了家庭。而在此之前，精通四国语言的风度翩翩的语言学博士陆焉识的前半生，却被刻意隐去了。在文革期间饱受折磨的“老右派”陆焉识，也被刻意隐去了。我们所看到的影片中的陆焉识，是一个不断地寻求家庭完整，自我回归的救赎者。小说中残忍沉重的一面被抛出了历史轨道，对于文革的伤痛，人物遭遇的种种磨难，影片选择用一种最温和最冷静的方式来间接地展现。这个电影上来就是摆在主人公和观众面前的一道伤痕，它要完成愈合，而不是继续撕裂。”
当大时代的历史线索简化时，沉重的历史创伤化为从容的爱情故事，这种处理方式不见得妥当，但却最大化的突出了“归来”这一主题，为观者主动地留白。电影的改编某种程度上是对原著的再创作，张艺谋对政治的巧妙规避和对历史的补偿让《陆犯焉识》有了新的解读，从光影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思索余地。
三、细节加入的积极影响
《金陵十三钗》影片对于原著有一个明显的改动，即赵玉墨和约翰神父在动荡下的爱情故事。这对于影片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主题的表达是有所补益的。原著本就将场景定格在六朝古都南京这一个英雄气浓重的空间，而日军侵华的罪行激发了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性，激发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沉淀的品格。在大背景之下，严歌苓巧妙地将所有的人物与冲突放置在一个狭小的避难所中。在避难所相遇的有教堂的神父，有受伤的军官，有惊恐的女学生，也有着一群流落风尘的妓女。但最终却是看似阶级地位最低的妓女爆发出了深刻在民族骨血里的勇气，代替女学生去为日本军官“服务”，走向了灭亡的同时完成了对自己与对他人的救赎。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下，玉墨的爱情是一抹血红的暖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才子佳人”的叙事情结，这种人物结构模式的优势在于以爱情的美好来映衬大时代背景的动乱和人性最真实的一面。而《金陵十三钗》中一个中国女子和美国男人的恋情是格外悲壮的。在南京大屠杀的恐怖背景下，一个“妓女”和“假神父”的爱情无疑是突兀却又自然的。战争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战争又生生地分别了他们。战乱、鲜血和屠杀让一对身份迥异的恋人无法享受爱情的甜美。当赵玉墨最终带着12个姐妹代替女学生毅然走进了日本人的房子，面对着屈辱而不归的命运后，约翰神父却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回到了故国。最终赵玉墨得以幸存，但她的心灵已成一片死寂，爱情的来势汹汹与结局的无疾而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观众不仅为劳燕分飞的二人发出一声难言的叹息。这一段刹那芳华的爱情是影片改编的匠心独运之处，是受难者最深沉的痛，也是对暴行无言却强烈的控诉。
参考文献：
[1]严歌苓：天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严歌苓：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叙事方式；多样性
作者简介：张叶叶（1992-），女，汉族，江苏溧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5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1
一、影片中方言即及外语的加入
《金陵十三钗》电影中对于南京方言的运用，最为普遍的就是大量使用了人们平时对话的口语词，例如：呸，吃不、迟迟、蛮好等等，具体为：“呸，我跟你说话了吗？你也配搭我的腔？”孟书娟拿出抬手专打笑脸人的态度。其中，“呸”、“搭我的腔”则是地道的南京方言。妓女不但是性服务者，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取悦男性，她们不得不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才艺，其中，以玉墨为代表的妓女们最常唱的那首《秦淮景》更是南方方言的最好表现。用苏州评弹的咬字发声的方式以及琵琶弹奏演绎而成的《秦淮景》是一首民族特色鲜明的江南民间小调，也是一首典型的运用吴方言演唱的民间小调。吴语自古以温婉、清丽为特点，吴地音乐也一直传承吴方言“软、糯、甜、媚”的语风。吴语的这一价值在《金陵十三钗》中对渲染时代背景，体现地方特色等方面体现得很到位。同时，民间小调《无锡景》早年在歌妓中广为流传，因此影片中的《秦淮景》同时也体现了秦淮河歌女的身份及她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电影对南京等南方的方言元素的添加和运用使得电影更具表现力，增加了电影的表现力，而民谣《秦淮景》的唱颂不仅控制了电影的节奏，更使电影饱含一方韵味，反衬出以玉墨为代表的妓女的悲凉处境，也由此为整个电影故事的背景增加了真实性。
二、叙述策略的改变
由《陆犯焉识》到《归来》的改编，从上映之初至今就存在着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归来》仅仅从40余万字的原著中，从风云跌宕的60年中截取了最后一部分，并对冲突激烈的剧情矛盾加之以简化和纯化。这样处理刻意的淡化了历史线索，让《归来》的主题定格在亲情、道德、伦理和信仰的重构上。将原本作品的双线叙事，隐去了文革浩劫的历史主线，而单单叙述“老右派”陆焉识从青海某劳改农场越狱回家与妻女相见后的家庭主线。甚至将最恨父亲陆焉识的哥哥冯子烨形象也删去了，将所有的冲突淡化，用这种方式完成了陆焉识的回归。从这种处理来看，小说与电影共同注重的“自由”与“归来”主题，小说更重“自由”，而电影更重“归来”。
《归来》尝试以光影的手段来完成历史的救赎，张艺谋的巧妙之处在于用超政治化的巧妙叙述方式来完成了对历史的偿还。《归来》始于陆焉识雨夜中逃亡的全景鏡头，他的逃亡是为了看望妻女；终于风雪中陆焉识推着冯婉喻接站的全景镜头，最终这个浪子经历了一生的波折后回归了家庭。而在此之前，精通四国语言的风度翩翩的语言学博士陆焉识的前半生，却被刻意隐去了。在文革期间饱受折磨的“老右派”陆焉识，也被刻意隐去了。我们所看到的影片中的陆焉识，是一个不断地寻求家庭完整，自我回归的救赎者。小说中残忍沉重的一面被抛出了历史轨道，对于文革的伤痛，人物遭遇的种种磨难，影片选择用一种最温和最冷静的方式来间接地展现。这个电影上来就是摆在主人公和观众面前的一道伤痕，它要完成愈合，而不是继续撕裂。”
当大时代的历史线索简化时，沉重的历史创伤化为从容的爱情故事，这种处理方式不见得妥当，但却最大化的突出了“归来”这一主题，为观者主动地留白。电影的改编某种程度上是对原著的再创作，张艺谋对政治的巧妙规避和对历史的补偿让《陆犯焉识》有了新的解读，从光影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思索余地。
三、细节加入的积极影响
《金陵十三钗》影片对于原著有一个明显的改动，即赵玉墨和约翰神父在动荡下的爱情故事。这对于影片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主题的表达是有所补益的。原著本就将场景定格在六朝古都南京这一个英雄气浓重的空间，而日军侵华的罪行激发了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性，激发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沉淀的品格。在大背景之下，严歌苓巧妙地将所有的人物与冲突放置在一个狭小的避难所中。在避难所相遇的有教堂的神父，有受伤的军官，有惊恐的女学生，也有着一群流落风尘的妓女。但最终却是看似阶级地位最低的妓女爆发出了深刻在民族骨血里的勇气，代替女学生去为日本军官“服务”，走向了灭亡的同时完成了对自己与对他人的救赎。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下，玉墨的爱情是一抹血红的暖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才子佳人”的叙事情结，这种人物结构模式的优势在于以爱情的美好来映衬大时代背景的动乱和人性最真实的一面。而《金陵十三钗》中一个中国女子和美国男人的恋情是格外悲壮的。在南京大屠杀的恐怖背景下，一个“妓女”和“假神父”的爱情无疑是突兀却又自然的。战争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战争又生生地分别了他们。战乱、鲜血和屠杀让一对身份迥异的恋人无法享受爱情的甜美。当赵玉墨最终带着12个姐妹代替女学生毅然走进了日本人的房子，面对着屈辱而不归的命运后，约翰神父却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回到了故国。最终赵玉墨得以幸存，但她的心灵已成一片死寂，爱情的来势汹汹与结局的无疾而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观众不仅为劳燕分飞的二人发出一声难言的叹息。这一段刹那芳华的爱情是影片改编的匠心独运之处，是受难者最深沉的痛，也是对暴行无言却强烈的控诉。
参考文献：
[1]严歌苓：天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严歌苓：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